關於這一天，我有好多話要說，但一開始卻沒什麼大事。實際情況是，我在床上躺了好長時間，緊閉著雙眼。在那自我鑄就的黑暗中。我努力搜尋著有關昨天夜裡離開望夫台酒家後我所作所為的記憶。
對我來說，這一過程並不陌生。不管我喝了多少，我總能把車開回家。有些夜晚我喝得挺多，但我還是平平安安地把車開回了家，而同我喝得一樣多的那些人可能都在海底睡大覺呢。我進了屋，走到床邊，第二天早晨醒來時，腦袋會疼得像給斧頭劈成了兩半似的。我什麼也記不住。可是，如果那是唯一的病症就好了。另外使我感到不舒服的便要算那些堆在我肚子裡的酒肉了，不過這也無所謂。以後別人會對我說我曾乾了些什麼。要是我不感到可怕，就可能是我沒做過什麼過頭事兒。倘若你擁有愛爾蘭人那種對烈性酒的鑑別力，短期健忘症就根本不是最大的不幸了。
然而，自從帕蒂·拉倫離我而去後，我碰到了許多新鮮事兒。它們讓人感到好奇。喝酒便會令我去尋找我那創痕的根源嗎？我只能說，清晨時分，我的記憶很明晰，不過卻也支離破碎，就是說，它一片一片的很不繫統。每一片都輪廓鮮明，合起來卻恰似扔在一塊兒的智力測驗玩具，並非所有的部件都來自同一個盒子。這等於說，我想，眼下我的夢與我的記憶一樣有理性，抑或是，我的記憶和我的夢同樣不可輕信。在這兩種情況下，我都很難把它們分開。這種狀態真叫人擔心。你醒來了，然而你搞不清你可能做過什麼，又有什麼沒做過。這和你在鑽岩洞迷宮時所遇到的情況差不多。走著走著，那條將帶你回到洞口的結實而精緻的長繩子竟突然斷了。現在，每個彎洞都可能是你來時曾走過的，或者，以前你根本就沒走過這條路。
我說這些，是因為第二十五天早晨醒來後，我閉著眼在床上靜靜地躺了一個小時。我感到十分恐懼，這種恐懼感是我自打出獄後再也沒有體驗過的。在教養所裡，有些早晨，你一醒來就感到，有個壞傢伙——壞得你都不會想到竟然能有那麼壞的傢伙——正在尋找你。那是些監獄裡最最糟糕的早晨。
現在，我敢肯定，在這一天結束之前，我必然要出點事兒。這種預感令我惶恐不安。儘管如此，我也並未感到驚訝。我躺在那兒，頭疼得快要裂了，閉著眼睛回想著——這就像是在看一場淨是斷頭的電影——憂慮好似鉛塊一般重重地覆壓在我身上，我淫興勃發，我想和傑西卡·龐德做愛。
幾天后，會有人來提醒我想起這不起眼的事實的。但是，還是讓我們把它理順吧。當你的記憶恰如一本缺頁的書時——不，比那還糟，是兩本，每本都少好多頁——這樣，條理清楚便近乎成了一種美德，這種美德與為修道院擦拭地板所體現出來的那種高尚相差無幾。所以我才說，正是因為陰莖硬邦邦地挺著，睜眼看到那個刺花紋後我才沒感到害怕，反而，我倒記住了它。 （儘管，在這一瞬間，我既描繪不出起居室的格局，也記不清那位文身藝術家的模樣。）不知在什麼地方，我把這個事實記住了。雖然我很痛苦、很憂傷，但這事實仍令我感到好奇。記憶能在多少方面發揮它的作用啊！記住某事已做完（儘管你根本不能具體地想像出這件事來），就像看到報紙所載某人的事蹟一樣。某某貪污了八萬美元。標題便是你所看到的一切；然而，這事實銘記於心。因此，我正矚目這個關於自己的事實。蒂姆·馬登有個刺花紋。我閉著眼睛就知道。我那陰莖的勃起令我想起它來。
蹲監獄時，我就一直反對文身這事兒。我想，當個犯人就夠嗆了。可是，在監獄裡蹲了三年，你無法擺脫文身文化對你不可忽視的影響。我曾聽人說過，文身能激發起性的衝動。當針扎進皮膚時，每四五個人中就會有一個慾火中燒。我也想到，對龐德小姐，我曾表現得多麼淫猥。那位藝術家為我做水印圖案時，她是否就在我身邊呢？可能她在小車裡等我？我倆同朗尼·潘伯恩已道再見了嗎？
我睜開眼。刺花紋長了硬殼，黏乎乎的——昨天夜裡，綁在上面經過美化的急救繃帶松落了下來。我仍認得出上面的字。 “勞雷爾”，它這樣寫著。 “勞雷爾”三字鑲嵌在一方小小的紅色心形圖案內，是用藍墨水按美術字體寫成的。請別說我一談起版畫便有特別敏銳的鑑賞力。
我的幽默像個臭雞蛋似的崩開了。帕蒂·拉倫也曾見過這個刺花紋。就在昨天夜裡！猛然間，我十分清晰地看到了她。她在起居室裡朝我高聲尖叫著。 “'勞雷爾？'你敢再在我身上紮出'勞雷爾'三個字嗎？”
是這樣，但這一切究竟有多少實際發生了呢？很明顯，我能不假思索地構想出許多談話來，容易程度就好像這些談話是我自己說的。我畢竟是個作家！二十五天前，帕蒂·拉倫就同她選中的那匹黑種馬溜走了。那傢伙是個紈絝子弟，個子高高的，整天繃著臉兒，體型相當帶勁兒。他在這逗留了整整一個夏天，準備乘機利用一下她在性愛方面對黑人的濃烈興趣。這些黑人好似閃電雷光一般永遠遊蕩在某些金發女人的心上。要不，據我所知，對黑人的性慾之火便如倉房門後那堆油抹布似的熾熱，悶燒著她們的心。無論她怎樣想，結果是清楚的。如有機會，她每年都將與某位黑先生放縱一番。某位黑大個兒。這傢伙要不是膀大腰圓，就必然是行動起來像個籃球運動員那樣迅速而靈活。論個頭兒我甘拜下風。她瞧不起我，說我不像男子漢，在這樣的時候沒勇氣推上子彈，闖進屋來抓人。我想，我身體方面的缺陷一定把她樂壞了。 “就像你爹在北卡羅來納幹的那樣？”我問道。 “那當然！”答話時，她嘴噘得老高，好似佩珀博士加油站小路旁那孟浪無禮、心懷叵測、放蕩不羈的十八歲大姑娘的嘴一般。上帝呀，她不怕我。我感到可怕的是，我可能會真的掏出我那支手槍來，但我永遠不會去追擊黑先生。不，恐怕我會掏出手槍，在我將一梭子子彈摟到她那張狂傲自大、滾他媽蛋的臉上之前，我決不會離開屋子一步。冷靜點兒！我幹嗎要把“勞雷爾”這幾個字刺在我妻子身上呢？我知道，她是唯一為帕蒂所永遠不能饒恕的女性。與帕蒂相遇時，我畢竟是同勞雷爾待在一起，只是她本來叫瑪蒂琳·福爾科。我們見面那天，帕蒂一定要喊福爾科為勞雷爾。後來我才知道，“勞雷爾”是洛勒萊的簡稱——帕蒂不喜歡瑪蒂琳·福爾科。我是不是故意用這刺花紋來懲治帕蒂呢？昨夜她真的在屋裡嗎？或者是昨夜我所做的夢的某些片斷依然縈繞於我的心頭？
我忽然想到，要是我妻子真的回來了，而後又走了，那總該留下點形跡吧？帕蒂·拉倫走後常常要扔掉些還沒用完的東西。杯子上面一定印有她的唇膏。這足以令我穿好衣服，走下樓來，但在起居室根本覓不到她的身影。煙灰缸內乾乾淨淨的。那麼，我為什麼會如此信心十足，認定我與拉倫交談過呢？如果說有某種東西激發我的大腦去相信形蹟的反面，那線索又有什麼積極作用？這時，我領悟到，對人的體力，對人的身體健康狀況，也就是說，對人的神誌清醒程度的真正測試，是檢視他那能提出一連串兒問題卻又不能找到答案的能力。
我有這樣一種理解力可真不錯，因為不久我便會需要它的。那天晚上，在廚房裡，那條狗病了。它的臭屎弄髒了亞麻油氈。更為糟糕的是，我昨晚穿的那件夾克衫被掛在椅子上，上面的血已經變硬。我摸了摸鼻孔。我的鼻子動不動就出血。可鼻孔裡一點血跡也沒有。醒來時我所體驗到的那種恐懼再次向我襲來。每一吸氣，便會有恐懼的哨聲在我的肺葉里噝噝作響。
怎樣才能把廚房收拾乾淨呢？我轉過身，穿過屋子，推開門走到街上。十一月那濕漉漉的空氣打透了我的襯衫。這時，我才意識到我仍蹬著拖鞋。不過，這也沒什麼大不了的。我五步便穿過了商業大街，扒著我波其小汽車（她的波其小汽車）的玻璃窗往裡看。座位上全是血。
這些事情有著多麼奇異的力量啊！對這些，我麻木不仁，根本沒什麼反應。酒喝得太多了便會如此。酩酊大醉能令你感到心中空空蕩盪。所以，我再也不感到害怕了，相反，我感到很高興，就好像這些事都同我無關似的。刺花紋帶給我的那種激動又回到了我的身上。
我一直感到非常冷。我轉身回到屋裡，替自己煮了杯咖啡。那條狗對自己拉在地上的那堆東西感到很難為情，四處跌跌撞撞地亂竄，險些踩在臭屎上面。我把它放了出去。
在我擦狗屎時，我那輕鬆的情緒（因為罕見，所以我十分珍惜它，恰如晚期病人對能夠享受到沒有任何痛苦的一小時感激涕零一般）一直籠罩著我。醉酒之後，我便會感到，喝酒的罪孽被完全徹底地、令人十分滿意地一筆勾銷了。我大概能算是半個天主教徒，我從未接受過純正教義的訓諭和洗禮，因為，我的父親大麥克根本就沒沾過教堂的邊兒，而朱麗亞，我的母親（她一半是新教徒，一半是猶太教徒——這也就是我不喜歡反猶笑話的一個原因）則常常很輕易地把我帶到各種不同的教堂：猶太教堂、貴格會教徒的祈禱會以及有關異教文化的講座。因此，在宗教信仰方面，她決不是位好導師。所以，我不配稱自己是個天主教徒。但是，我又確確實實地這樣說了。得讓我喝得酩酊大醉，得讓我跪在地上擦狗屎，我才會感到高尚品德的存在（實際上，我幾乎是處心積慮地想去忘掉在小汽車右邊座位上究竟有多少血）。這時，電話響了。雷傑西打來的，阿爾文·路德·雷傑西，我們那位代理警察局長，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他秘書打來的，他要我稍等片刻，局長大人就來和我通話，等得太久了，我那飽滿的情緒都被等得煙消雲散了。
“餵，蒂姆，”他說，“你好嗎？”
“挺好的。就是酒喝多了點，不過沒事兒。”
“那倒不錯，太好了。今天早晨一睡醒我就想起了你。”他將成為一個現代式的警察頭子，絕對沒問題。
“用不著，”我告訴他，“我活得挺來勁兒。”
他停了一會兒。 “蒂姆，今天下午你能來一趟嗎？”
父親總是教誨我要我謹記：每當懷疑閃過你的腦際時，你便應假設某種敵對行動正在策劃中。接著，就該迅速採取行動。因而，我說，“為什麼不能上午去？”
“現在該吃午飯了。”他以責備的口吻說。
“啊，該吃午飯了，”我說，“那好。”
“眼下我正同市鎮行政管理委員會的一個人喝咖啡呢，你過會兒來吧。”
“行。”
“蒂姆？”
“對，是我。”
“你怎麼樣？”
“我想我還可以。”
“你打算沖洗一下小汽車嗎？”
“噢，基督，昨晚我鼻子淌了好多血。”
“是啊，那麼，你的一些鄰居該算是善意窺探者協會的成員了。聽他們打電話時的那種口氣，我推想你可能砍下了誰的胳膊。”
“我最討厭這種事。你幹嗎不來取個樣呢？你可以化驗我的血型嘛。”
“得了，你讓我喘口氣兒吧。”他笑了起來。那是一種真正警察所發出的笑。扯著嗓門高聲尖叫，好像這行為同他身體的其他零件沒一點關係似的。跟你說吧，他笑的時候，臉繃得就像是用花崗岩做的一般。
“行啊，”我說，“怪事兒。要是你的鼻子也愛流血的話，你該怎樣做個成年人呢？”
“噢，”他說，“我會照顧好自己的。十杯波旁酒下肚後，我喝水時一定十分小心。”謹小慎微為他提供了午飯時間。他嘶叫了一聲，把電話掛了。
我將小汽車裡面清洗了一番。那攤血摸上去似乎並沒有廚房裡那堆狗屎危險係數大。我的肚子也對喝下去的咖啡感到有些不適。我不知道是該對鄰居的厚顏無恥抑或是他們的無中生有憤慨萬端呢——究竟是哪一個——還是真的存在著那種可能性，即我神經錯亂得把一位或另外一位金發女人的鼻子給打出了血。或者更糟。你是怎樣將一隻胳膊砍下來的呢？
令人尷尬的是，我那喜好挖苦的一面，那可能是專門為了幫我熬日子而設計的一面，在該說的都已說完時，竟然變得虛假無用，不大起眼，就像輪盤賭上的一個空格。還有三十七面。我也漸漸相信了，右面座位上那攤血不可能是從誰的鼻孔中流出的。它實在太大了。這份苦差令我相當不快。所以擦了沒一會兒，我便不想乾了。血，同任何一種自然力量一樣，要發話了。血總是說著這麼一句話：“所有活著的人們，”現在我聽清了，“爭取再活上一次吧。”
我就不對你細說我是怎樣用一桶桶水來洗淨座墊布與安全帶的了。我忙活這份苦差事時，有兩位鄰居打我身邊走過，我們友好地交談起來，我告訴了他們我鼻子流血的事兒。正是那時，我決定要到警察局走一遭。實際情況是，倘若我將那輛小汽車開到警察局，那麼雷傑西一看見便可能把它扣下來。
蹲監獄那三年，有時半夜醒來，我實在搞不清我是在哪兒。這也無所謂，更令人心寒的是，我明明知道自己在哪兒，在監獄的哪個分區，在哪個監號，但我不願承認這一現實。給你的東西不允許你再給出去。我會躺在床上，盤算著請個姑娘去共進午餐，要不就是決定租條獨桅艇出去兜兜圈兒。告訴我自己，說我不是待在家里而是被囚於佛羅里達州一座警戒得很不森嚴的監獄的牢房中，對我說來，這並沒有多大好處。我認為，這樣的事實應屬於夢幻的一部分，因而離我還太遠。我能根據一天的計劃行事，倘若那個暗示我正蹲監獄的夢境不執拗地堅持要辨明真相的話——“伙計，”我會對自己說，“搖落這些蜘蛛網吧。”有時直至中午，我才能回到真正的生活之中。只是在這時，我才會意識到，我是不能請那個姑娘吃午飯的。
眼下，與此相似的東西正捉弄著我。我有一個我也解釋不清楚的刺花紋，有一條非常怕我的好狗，我有剛被洗去血蹟的車座，有個昨夜可能見過也可能沒見過的丟失了的老婆，我還有位令我的傢伙不斷而緩慢地勃起的來自加利福尼亞的經營房地產的中年金發女人，但是，在我走向鎮中心時，我所想的是，阿爾文·路德·雷傑西找我去一定有某種滿有道理的嚴肅的目的，因為他為此而打攪了一個作家的工作。
二十五天來我一個字也沒寫，不過我不在乎。其實，像在監獄裡度過的那些我很難分清是夢幻還是現實的早晨一樣，現在，我就如一個被拽出來的空口袋，根本沒考慮到我自己，這情形恰似一名演員，他拋棄了妻子、兒女、債務和錯誤，甚至也拋棄了他的自我，去扮演他的角色。
實際上，我正在觀察一位新的人物，他走進了市鎮大廳地下室雷傑西的辦公室，因為，我像個記者似的推門走了進去，就是說，我盡最大努力使別人認為，警察局長所穿的衣服、所做的表情、辦公室內的家具以及他所說的話，對我來說都很重要，同即將放入一篇特寫中的詞組的重要性不相上下，該特寫分成八大段，每段長短幾乎一樣。我，正如我剛才說的那樣，走進了辦公室，完全進入了角色，因而給人的感覺好像我是一位還不大熟悉他那間新辦公室的優秀記者。根本不熟悉。他的私人照片、他鑲在鏡框裡的證明書、他的職業證明、鎮紙及記事本，可能不是散放著便是掛在牆上，兩個文件櫃擺在辦公桌兩側，好似古廟前那兩根位置對稱的柱子，他可能會筆挺地坐在椅子上，像個當兵的，他以前真就是個當兵的，他的小平頭令他看上去像位老“綠色貝雷帽”，但一眼便能看出：在這間辦公室裡他仍然感到不習慣。可話說回來了，哪間辦公室能習慣他呢？他的模樣會讓雕刻家用手持式鑿岩機把他臉上的棱角、突出和多餘的部分統統敲掉。在鎮子裡，他的綽號多得都快淌出來了——石頭臉、槍靶子、閃光眼——要不，就如為葡萄牙老漁夫所常稱呼的，叫飛毛腿。很明顯，鎮子裡的人還不大買他的賬。他可能已當了六個月代理警察局長，不過前任局長的影子依然浮游在辦公室的上空。前任局長在這兒乾了有十來年，他曾是個本地的葡萄牙人，那時候他常常利用晚上的時間來研習法律，終於，他爬進了馬薩諸塞州司法部長的辦公室。如今，鎮子裡的人都用讚美的詞語去追憶前任局長，您別忘了，這兒是普羅文斯敦，一個情感淡漠的所在。
我並不太了解雷傑西。從前，如果他來我的酒吧，毫無疑問，我會當場認出他來。那個大塊頭能讓他當上職業足球運動員。他的眼裡撲閃著好鬥的神色，這一眼就能看出來：我的上帝，好鬥的精神同用不規則的碎塊拼成的軀體結合在一起了。看上去雷傑西就像是個不肯服輸的基督教運動員。
我唆這麼多是因為，說真的，我琢磨不透他。就像我不能總以清醒的頭腦去迎接新的一天一樣。他的性格詭譎多變，認識他的人也很難正確地描述他。這以後我將為你提供一些細節。
現在，他以軍人的風度把椅子朝後一推，從桌後走了過來，拉了把椅子給我。而後，他以很關心的樣子盯著我，活像個將軍。要是他忘了感情也算是當警察的一件有力的工具這句名言，他會悔恨不已。比如，他說的第一句話是“帕蒂·拉倫怎麼樣啦？你得到有關她的消息了嗎？”
“沒有。”我說。他這不起眼的一句話把我拼死命裝成的記者姿態給挑破了。
“我沒調查，”他說，“但我發誓，昨晚我看到了她。”
“在哪兒？”
“鎮子西頭，防護堤附近。”
那兒離望夫台酒家不遠。 “聽說她回鎮子來了，”我說，“這真有趣，可我不知道這件事。”我點上一支煙。我的脈搏跳得很快。
“我瞥見，在我的大車燈剛剛夠得著的地方站著個金發女人。大約有三百碼遠吧。也可能是我認錯了。”他說話的神態告訴我，他一點也沒認錯。
他掏出一支方頭雪茄，點上，拿出電視廣告上男子漢常拿的姿勢吸了一口。
“你妻子，”他說，“是位迷人的女人。”
“謝謝誇獎。”
今年八月，有一個星期，我們每晚都舉辦“待在水中直至天明”宴會（那位黑先生已探查出我家的狀況）。在一個狂飲的夜晚，我們結識了雷傑西。因為抱怨太吵鬧，阿爾文親自來了。我敢肯定，他聽說了我們的宴會。
帕蒂迷得他神魂顛倒。她告訴在場的每一個人——醉鬼，嬉皮士，男、女模特兒，半裸者及穿戲裝提前歡度萬聖節的那些人——為了向警察局長雷傑西表示敬意，她把立體音響的音量擰小了點兒，接著，她對那阻止他喝上一杯的責任感表示厭煩。 “阿爾文·路德·雷傑西，”她說，“這名兒可真叫絕。你別辜負了它，小子。”
他咧嘴笑得就像榮譽勳章的獲得者得到伊麗莎白·泰勒那有紀念意義的一吻時所表現的那樣。
“在馬薩諸塞州你怎麼能有阿爾文·路德·雷傑西這個名字呢？它可是明尼蘇達州的人名啊。”她說。
“噢，”他說，“我爺爺是明蘇尼達人。”
“我告訴你什麼啦？別和帕蒂·拉倫拌嘴。”她當即邀他參加我們下一次晚上的宴會。他下班後來了。宴會結束時，在門口他告訴我，說他玩得很開心。
我們談了起來。他告訴我，他的家仍在巴恩斯特布爾（巴恩斯特布爾離這兒有五十英里遠）。我問他，在夏季狂亂的毆鬥中，他工作於此是否有些魚不得水之感。 （我知道，只有在普羅文斯敦你才能問警察這樣的問題。）
“沒有，”他說，“我自己要求幹這項工作。我想幹。”
“為什麼？”我問他。聽別人說，以前他是專抓違反麻醉品法規的罪犯的便衣警察。
他不談那個。 “喔，人們都說普羅文斯敦是位於東部的西部放蕩區。”他說，像馬似的嘶嘶笑起來。
打那以後，每當我們舉辦宴會，他都來待上幾分鐘。倘若宴會從當晚一直延續到第二天晚上，那麼我們會再次見到他。要是不當班，他會喝上一杯，心平氣和地同幾位客人聊聊天，然後離開。就有那麼一次他露出點兒馬腳——那時勞動節剛過——他多喝了幾杯。在門口，他吻了帕蒂·拉倫，很正式地和我握握手。然後他說，“我真為你擔心。”
“為什麼？”我不喜歡他那雙眼睛。當他對你有好感時，他會放出一種熱，讓你一定會想到被太陽曬熱後的花崗岩——熱就在那兒，石頭喜歡你——但那雙眼睛卻是鑽進石頭里的兩根鐵棍子。 “人們告訴我，”他說，“說你有很大的潛力。”
在普羅文斯敦，是沒人會像他那樣用詞的。 “不錯，我與最帶勁的女人性交。”我對他說。
“我感到，”他說，“當麻煩最快活時，你可能會站起來。”
“最快活？”
“當它整個地放慢速度時。”現在，他那雙眼睛終於放光了。
“對。”我說。
“對。你知道我在說些什麼。真他媽的太對了。我是對的。”說完，他走了出去。他要是無中生有那號人，我當時便能看出來。
在VFW酒吧喝酒時，他就更隨和了。我甚至看到過他和木桶·考斯塔摔徒手跤。木桶·考斯塔能將裝滿了魚的木桶從船艙裡拋到甲板上，低潮時，他還能把魚桶從甲板扔上塢頭。因此，他得了“木桶”的綽號。摔徒手跤時，他能摔倒鎮子上的每一個漁夫。但有天晚上，雷傑西聲稱要專門同木桶較量一番。由於沒拿他那套制服做掩護，他贏得了眾人的尊敬。木桶勝了，但他用了老長時間，他吞噬了上了年紀那股酸苦滋味。雷傑西憋了一肚子氣。我想，他一定沒有失敗的習慣。 “馬登，你這小子總找事兒，”那天晚上他對我說，“你他媽的是個廢物。”
可第二天早晨，當我上街取報紙碰到他時，他停下警車，對我說，“希望昨晚我沒說什麼過頭話。”
“忘了它吧。”他激怒了我。我開始害怕起那最終的結局來：一位長著兩個大乳房的母親與一根男性生殖器。
現在，在他的辦公室裡，我對他說，“要是你請我來這兒的唯一原因便是你想告訴我你曾看到了帕蒂·拉倫的話，我真希望你就在電話中告訴我算了。”
“我想與你談談。”
“接受別人的忠告，我可不是老手。”
“也許我需要。”說下句話時，他流露出難以掩飾的自豪，好像一個人的能耐就存在於維持這種無知的力量之中。 “我對女人還不太了解。”
“要是你找我來給你出點子，那很明顯，你錯了。”
“麥克，咱倆找個晚上好好喝一頓。”
“這沒問題。”
“不管你知不知道，反正你我是鎮子裡僅有的哲學家。”
“阿爾文，這使你成為多年來右翼陣營所培養出來的唯一一位思想家。”
“我說，在子彈沒出膛之前，咱們還是別發火。”他朝門口指了指，“走吧，”他說，“我把你送到車子那兒。”
“我沒開車。”
“你怕我沒收你那台破車？”這讓他從走廊一直笑到大街。
就在我們分手之前，他說，“你在特普羅的那塊大麻煙地還有嗎？”
“你怎麼知道的？”
看上去他不大高興。 “伙計，這有什麼可保密的？人人都在議論你種的那玩意兒。我親自取了些樣品來。噢，帕蒂·拉倫在我口袋裡塞了幾個卷好的。你那玩意兒同我以前在南姆搞到的一樣棒。”他點了點頭。 “瞧，我可不管你是左翼分子還是右翼分子，我也不管你他媽用什麼高招。我就喜愛大麻。告訴你，保守主義者在清單的最後項目上都弄錯了。他們簡直是不得要領。說什麼大麻摧殘靈魂，我才不信那一套呢——我相信，上帝進來與魔鬼搏鬥。”
“餵，”我說，“要是你住嘴，我們還能再扯一會兒。”
“找個晚上。我們好好喝幾杯。”
“行啊。”我說。
“這中間，如果我曾把我那些隱藏物埋到了特普羅的地裡……”他停了一下。
“我在那兒沒什麼隱藏物。”我說。
“我不是說你有。我不想知道。我只是說，如果我確曾在那兒放了什麼東西，我打算把它弄出來。”
“為什麼？”
“我不能把什麼都告訴你。”
“只想撈點我的大麻煙？”
他停了好一會兒才回答。 “你看，”他說，“我是個州警，這你知道。我認識他們。那幫傢伙大都不錯。他們沒多少幽默感，他們永遠也不會是你的同類，可他們都不錯。”
我點了點頭。我等著。我想他會說下去。待他不吭聲時，我說，“他們對大麻可不客氣。”
“他們恨大麻，”他說，“把鼻子擦乾淨。”他在我背上狠狠地拍了一下，然後轉身走回市鎮大廳地下室他那間辦公室裡。
我很難相信，就在眼下，在十一月這灰暗陰冷的時節，我們的州警，將為了對奧爾良、東哈姆、韋爾福利特及特普羅等科德角南部地區的每一小塊大麻地來一次大的搜查而從南雅瑪斯營房傾巢出動。他們認為，在秋、冬、春三季，無精打采地閒待便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全力以赴地為了對付夏季交通阻塞及與之有關的瘋狂而熬過科德角那漫長的、痛苦不堪的三個月。他們可能會感到厭煩。他們也可能知道我那塊大麻地在哪兒。有時我認為，在科德角，專捉毒品犯的警察與吸毒者一樣多。一點沒錯，圍繞毒品的真假情報、成交和欺騙等的交易活動在普羅文斯敦已成了第四大產業，其地位僅次於旅遊業、捕魚業及同性戀“聚集”業。
如果州警們知道了我那塊地——問題是，他們怎麼會不知道呢？ ——那麼他們還會對我和我妻子有好感嗎？人人都該對此表示懷疑。我們的夏季宴會太有名了。帕蒂·拉倫有些十分缺德的行為——這裡僅舉兩例：狂暴粗魯與徹底不忠——但她也有她令人敬佩的美德，那就是她從不做偽君子。考慮到她以前曾是個鄉巴佬，你可以說她根本不配做偽君子，但鄉巴佬的出身又會禁止誰去做偽君子呢？倘若審判結束後她依然住在坦帕或者大膽嘗試一下搬到了棕櫚灘，那她就不得不採用那些為她的雄心勃勃的前輩們所完善了的戰術：以柔克剛，盡量裝得純真、溫柔以使自己再嫁給一位甚至比沃德利更有地位、更受人尊重的顯達之輩。這就是一個家財萬貫而又聲名狼藉的離婚者在黃金海岸冒著風險為自己玩弄的把戲。可真是種有趣的生活，如果那些都出自你的禀賦的話。
當然，我從不假裝我了解帕蒂。她甚至可能愛過我。找到一個較明晰的解釋確實很難。我是奧克姆原則的忠實信徒。這一原則指出，說明事實的最簡單的解釋必定是正確的解釋。由於在我們結婚的前一年我還只是她的汽車司機，由於我“撤掉了”（這是她的原話）我所誇下的說我根本不在乎去殺死她丈夫的海口，由於我還是個在棕櫚灘沒有豪華住宅、自然也就不能扶她走上大理石樓梯的前囚犯，因而，我總也沒搞明白，她為什麼渴望嫁給我這個相貌平平的傢伙，除非她真的感到在她的心中蕩漾著一種有益於健康的善良意願。我可不清楚。有一陣子我們在床上弄得很快活，但那是理所當然的事。要不為這個，女人幹嗎要同地位比她低下的男人結婚呢？後來，當我們的關係破裂後，我開始懷疑，她的真正的情感熱點是不是想暴露出我的虛榮心下面的那條深淵。真是惡魔的把戲。
這不要緊。一旦我們搬到普羅文斯敦，我只想說，她就證實了自己決非什麼偽君子。如果你是個偽君子，你可不能搬到普羅文斯敦去住，要是你想到那兒出人頭地，你也最好別去。將來總會有那麼一天，我要讓我們本地那獨一無二的階級制度把社會學家的牙給硌下來。正如倘若有機會，我準備講給傑西卡·龐德聽的那樣，這個鎮子一百五十年前曾是個捕鯨港。科德角的新英格蘭船長為鎮子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他們從亞速爾招來葡萄牙人當水手。後來，新英格蘭人和葡萄牙人通婚了（就像蘇格蘭—愛爾蘭人與印第安人、卡羅來納那些好向女人獻殷勤的男子、女奴、猶太人及新教徒所常常實踐的那樣）。現在，有一半葡萄牙人起諸如庫克·斯諾這樣的新英格蘭名字。這些葡萄牙人不論他們具體叫什麼名字，總之是他們佔有著整個鎮子。冬天，葡萄牙人統治了全鎮，從捕魚船隊到市鎮管理委員會，從聖比得教堂到低級警察，還有絕大多數中、小學師生。夏天，葡萄牙人是鎮子上十分之九房間的主人，一半以上的酒吧和“卡巴榮”餐館都是他們開辦的。在社會體制這台機器中，他們充當著潤滑油和齒輪。正如你所知道的，鎮上最富有的葡萄牙人的鄰居就可能是最貧窮的人。要不是有一層新刷的油漆，你根本看不出到底誰窮誰富。我從未聽說過葡萄牙人的兒子進像樣的大學讀書。也許，他們對大海的神譴太敬畏了。
所以，如果你想靠海撈點錢，你就得等待夏天的蒞臨。到那時，自紐約來的精神分析學家、有藝術修養而又腰包鼓鼓的文人騷客被淹沒在由同性戀者、捉毒品犯子的暗探、毒品販子、來了一半的格林威治村人與索霍區人所構成的廣闊的景觀之中。畫家、看上去頗似畫家者、摩托幫、惹事生非者、嬉皮士、垮掉派及他們的孩子，再加上日以萬計的遊客，紛至沓來，他們從美國各州驅車而來，花上幾個小時，看看普羅文斯敦到底是個什麼樣兒，因為它畢竟位於地圖的末端。人們都對路的盡頭充滿著熱情。
在這樣一個住的全是本地人的悶熱而擁擠的小鎮上，最雄偉壯觀的別墅（其中有一兩幢例外）便是海灘小屋，中型的海灘小屋；在一個旅遊勝地，竟然既沒有高樓大廈（僅有一幢）、沒有豪華的旅館，也沒有像那麼回事的大街！ ——普羅文斯敦僅有兩條長街（其餘的只是小胡同而已）——在一處海灣小村，最大的林蔭道竟然是一座凸式碼頭，低潮時，吃水深的遊艇靠岸時會直打晃；在那裡，衡量你服飾好壞的標準竟然是你丁字領短袖運動衫上的標誌，那麼，在我們這個小社會中，你如何能爬上去呢？所以，要是想出名，你用不著大擺宴席。但是，如果你是帕蒂·拉倫，你就得這樣做了，因為，在她那間夏季起居室裡，一百個看上去很有趣，也就是說，看上去稀奇古怪的人是用來消解她心中的粗暴與狂盪情緒的最少人數。帕蒂·拉倫這輩子可能只讀過十本書，其中一本就是。你猜她怎樣看自己！和蓋茨比一樣著了魔。當宴會開到深夜時，倘若月亮升得很晚，可又大又圓，她便會操起那支啦啦隊的小喇叭，就在半夜，吹起撤退號，你可千萬別告訴她這時吹撤退號不是時候。
不，州警是不會喜歡我們的。他們同飛機駕駛員一樣小氣。得不到什麼好處，他們才不會捨得掏腰包呢。像我們這麼鋪張浪費非激怒他們不可。此外，頭兩年夏天，可卡因就放在桌上的一個碗裡。帕蒂·拉倫喜歡站在門口迎接來賓，把手放在屁股上，站在充當攆走搗亂分子角色的那個人身邊（幾乎總是有個本地小伙子喜歡幹這種活）。帕蒂·拉倫是那種能夠充分利用陌生人的女人。我們家的門都給擠壞了。專捉毒品犯的便衣警察所吸的可卡因絕不少於到場的任何一個吸毒者。
然而，我不能裝出私下里我對那碗可卡因仍處之泰然的樣子。因為關於能不能把可卡因擺在明處這件事，我同帕蒂·拉倫曾爭吵過。我覺得，帕蒂的毒癮比她自己所認識到的還要嚴重。如今，我恨透了那些白玩意兒。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年便是我做白雪生意那一年——我因為販毒罪到監獄裡轉了一圈。
不，州警不可能太喜歡我。可也很難相信，在這冰冷的十一月的下午，他們會聚在一起對我那一小塊大麻地施行精神報復。要是在夏日的狂亂之中這倒有可能。去年夏季，正是烤人的八月，我得到一份令人恐懼的秘密情報，說大搜查已迫在眉睫，我冒著中午的炎熱跑到特普羅（人們通常認為，中午割大麻是件很粗魯的事，這將使大麻精神分裂），把大麻割倒，然後很荒唐地花了一夜時間（不得不解釋一下，那天晚上我沒參加什麼宴會）用報紙把新割的大麻包好，存放起來。我既沒割好、包好，也沒保存好。所以，我可不相信雷傑西對我那長了一年的大麻質量的奉承話（也許帕蒂·拉倫偷偷塞給他的是幾支卷得很好的泰國大麻煙，她蒙他說這是我們家種的）。我九月份剛割的那茬大麻同樣有股味，我稱之為心理差別。它聞上去有股子特普羅的森林與沼澤地氣味，儘管如此，我仍舊相信它是我們這個海岸小鎮所特有的“霧狀”植物。你可能抽上一千支，也不會明白我說的是什麼意思。但我確實是以優越的條件來種大麻的。如果誰想享受享受與死者交談那種富於幻想色彩的浪漫情趣或至少是品嚐品嚐死人向你低聲輕訴的奇異滋味，那請抽上幾口我種的大麻菸吧。我認為這應當歸之於多種因素，其中之一便是，特普羅那裡的森林常常鬧鬼。幾年前——從現在算有十幾年了——一個年輕的葡萄牙小伙子在普羅文斯敦殺死了四個姑娘，肢解了她們的屍體，然後把她們埋在那片地勢低窪的森林中的幾個不同地方。那幾個死去的姑娘和她們那冰冷麻木、殘缺不全、充滿怨氣的樣子總是十分清晰地懸浮於我的腦際。我記得，今年我割大麻——這次我又是匆忙草率地干完的，因為一股颶風（後來，它轉向了海面）正要向我們襲來，不錯，這股狂風的確是風力很猛——是在九月中旬悶熱、陰沉、狂風將至的一天。可怕的大浪拍打著普羅文斯敦的防護大堤。鎮上的人都忙著釘防暴風雨的窗子，我卻正在八英里以外的特普羅森林裡揮汗如雨，就像一隻被圍在一群發瘋了的甲蟲中間的沼澤地大耗子。多麼富有復仇色彩的惡劣天氣啊！
我記得，我以儀式上所必需的耐心割著每一棵大麻，在割刀作用到我胳膊上的瞬間，我努力感受這種植物的生命。大麻被割倒後就走完了它生命途程的一半。現在，它的精神存在將取決於它的同隨便哪個準備抽它的人——惡人、歹人、喜歡冥想的、滑稽的、好色的、大徹大悟的或愛搞破壞的——交流能力。實際上，在割大麻時，我就試圖來一次徹底的反思，但（這也許因為甲蟲狂暴、恐慌或颶風將至的緣故吧）還是匆忙草率地割完了事。我不由自主地用刀在根上亂砍了一通，然後又急急忙忙地把它們收攏到一起。作為補償，我盡量細心地晾曬了它們，又將地下室裡一個從未用過的櫃子拿來當臨時烘乾室。在那混濁的空氣中（我曾在櫃裡放了幾碗麵鹼，以防它變潮），大麻獲得了真正的休息機會，在那兒它們能夠躺上幾個星期。我把葉子和嫩芽擼下來，放到裝咖啡的小廣口玻璃瓶中，而後再壓上一個紅色橡膠墊兒（我嫌惡用尼龍袋或塑料袋裝這樣精美的東西）。但抽它們時，我發現每支大麻煙裡都有收割時那股子狂暴勁兒。我和帕蒂爭先恐後地去彈奏令人作嘔的新曲調——我倆一會兒感到嫌惡，一會兒感到嗓眼兒火辣辣地疼。
儘管如此，那次收割的大麻（我習慣於稱它颶風頭）還是開始對帕蒂的大腦產生了有些言過其實的影響。帕蒂·拉倫認為，她有一種通靈的力量。我們應當相信她，她有通靈力量這一事實，倘若我們用奧克姆理論來分析，就可以解釋她為什麼選中了普羅文斯敦而沒選擇棕櫚灘這個難解之謎。其原因是，正如她本人所聲稱的那樣，我們那片海岸像根佈滿了螺旋的柱子，而海灣呢，則彎曲深凹。這種景緻同她發生了共鳴。有一次，她喝得醉醺醺地對我說：“我一直是個好勝的人。在我當中學生啦啦隊隊長時，我就知道我將大出風頭。我想，我要是佔不到足球隊一半隊員的便宜，那他媽的可把人羞死了。”
“哪一半？”我問道。
“進攻那一半。”
那便是我倆之間刻板的交流形式。它將把水撫平。她可能會咧嘴笑上一陣，而我呢，則只能獻給她兩片微微掀開的嘴唇。
“你的笑幹嗎那麼惡毒？”
“也許，你還應該去佔那一半的便宜。”
她很得意這句話。 “噢，蒂姆·麥克，有時你也真挺好的。”她狠狠地吸了口颶風。當她吸煙時，她對那個東西（究竟是什麼東西，我也說不好——我希望我能做到）的飢渴勁兒栩栩如生地顯露出來。接著，她嘴唇朝上一翹，露出牙來，大麻煙沸騰了，好像洶湧的大潮擠過窄窄的小門似的。 “的確，”她說，“我是以一個好出風頭的角色開始我的生活的，可在我頭一次離婚後，我就決心去做個女巫。打那時到現在，我一直是個女巫。你對此是怎麼想的？”
“祈禱。”我說。
這句話差點把她笑死。 “我要吹我那個小喇叭了，”她對我說，“今晚月兒真亮。”
“你會把鬼城吵醒的。”
“我就是這麼想的。我可不想讓那幫王八蛋睡好覺。他們的勢頭也太大了，得有人管管才是。”
“聽上去你像個好女巫。”
“我說，親愛的，我是個白皮膚的女巫。金發女人全是女巫。”
“你可不是什麼金發女人。你那毛蓬蓬的頭髮說明你是個淺黑型的白種女人。”
“那是肉慾色。我那毛蓬蓬的頭髮以前可是金黃金黃的。我是在和那個足球隊一塊出去時用熾烈的慾火把它燒焦的。”
如果她總是那樣，我們便會一直喝下去。可又一口大麻煙把她推到了為颶風頭所搖撼的海角之上。於是，鬼城開始騷亂起來。
我也別假裝她那些神道道的話語對我毫無影響了。我從未能以哲學的方法將那關於幽靈的說法解釋清楚，當然也就沒得出任何結論。在我看來，人死之後仍能生活於我們的大氣層的某一溝谷中的說法，與說人死之後其身體的什麼部分都蕩然無存了同樣荒唐。的確，倘若從人類對物質作出反應的光譜上分析，我倒認為，有些死人會一直待在你身邊，有的呢，則離你遠遠的，或者乾脆徹底絕跡了。
然而，鬼城實在是個奇蹟。每當你抽颶風頭時，它就變得現實起來了。一百五十年以前，這一帶海面捕鯨業仍很興旺。在普羅文斯敦港對面的海岸上，一座妓女城拔地而起。如今，一切都蕩然無存了，只有那一片光禿禿的沙灘還在。在捕鯨業衰敗後那幾年裡，人們拆掉了鬼城的庫房和妓院小屋，把它們放到木排上。然後漂過海灣。普羅文斯敦有一半老房子是靠鬼城的小屋來擴建的。所以，颶風頭可能會使我們的情緒變得特別古怪，但我以為，帕蒂·拉倫那些令人讚嘆的行為不能說不與我們那幢房子有關。房子的窗台、飾釘、小梁、牆壁及屋頂等，有一半是一百年前用船從鬼城那邊運過來的，這樣，我們就成了那個已逝世界的最為形象的殘存部分。業已消亡了的由妓女、走私犯與腰包塞滿了剛剛領到的薪水的捕鯨漁夫所組成的克朗代克依然活躍在我們的牆壁之中。甚至還有些壞透了的被抹了脖子的傢伙，在沒有月亮的夜晚，在海岸邊，他們點上一堆火，使來往的船員誤以為自己正在繞過一座燈塔。這樣，航船便會急切地靠過來找碼頭，結果被擱置在淺灘上。於是，這幫小鬼把深陷於泥沙中的航船洗劫一空。帕蒂·拉倫聲稱她能聽到船上那些試圖擺脫搶劫者的水手們慘遭殺戮時所發出的哭嚎聲。鬼城展示了一幅由孌童、雞姦者與妓女所構成的《聖經》般的景象。透過歲月的浸染，這幅景像傳到了每個鬍子沾滿鮮血的海盜身上。當時，普羅文斯敦同鬼城之間的距離恰好得以維持住在白人教堂和望夫台那兒所通行的新英格蘭禮儀。當捕鯨業衰敗後，鬼城的小屋漂過來供我們使用時，這是一次多麼有趣的幽靈大聯合啊。
我們住在我們那幢房子裡的第一年，鬼城的某些春情注入了我們的婚姻生活。一百多年前妓女與漁民在一宿交歡時所勃發的那種淫猥下流的力量傳到了我們身上。正如我所說的那樣，我可不想去爭辯他們是不是真的可能躍動於我們家的牆壁中——我只想說，我們的性生活沒遇到一點兒麻煩。實際上，我們那些看不見觀眾的淫欲，逗引得我們的床上戲錦上添花。美滿的婚姻生活可能會使你感到你每晚都像是在享受不用交費的狂盪——那便是，你用不著去看那個正在操你老婆的鄰居的臉。
然而，如果最明智的經濟法則是，不要欺騙生活，那麼，最強有力的幽靈法則就是，別去剝削死亡，它們都可能是千真萬確的。既然帕蒂·拉倫走了，那麼大多數早晨，我就不得不與鬼城裡那些看不見的傢伙一起過了。因為，就算我妻子和我不在一塊兒，她的有些自炫的敏感似乎依然寄居在我的心靈中。我早晨醒來不睜眼，原因之一便是我聽到了說話聲。我相信，那已逝的一百年前的新英格蘭妓女在這陰冷的十一月的清晨是不會吃吃低笑的。好多個夜晚，我和狗，就像蜷縮著身體躺在已熄滅了的火旁的孩子那樣，依偎而睡。偶爾，我自己要吸上一支颶風頭，可結果呢，卻少有明顯的效益。這句話你當然很難聽懂，除非大麻煙成了你的嚮導。我堅信，在窘困、痴迷的大海上航行，它就是僅有的靈丹妙藥了——你會載著對提出了二十年的問題的答案而滿意地返航的。
然而，既然我在孤苦伶仃地生活著，颶風頭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效力。我的腦海空空如也。不過慾望卻很強烈，我可不怕說出我的慾望是什麼：蛇正從黑暗中慢慢地爬出來。所以，在前十天，我根本沒沾我那些大麻的邊兒。
能否解釋清楚，我為什麼會這樣不情願地去接受警察局長那如此寬宏的忠告呢？
我一回到家，馬上鑽進車裡。我把車開上公路，衝著特普羅方向駛去。就是在這時，我也沒肯定，我是不是真的要把我藏的那些颶風頭挪走。我可不願意去打攪它。但另一方面，我又確確實實不想為了它而去蹲監獄。
雷傑西對我的一舉一動可真是瞭如指掌啊！我甚至說不清楚我為什麼要在大麻地邊選了個藏煙的地方，但我的確這樣做了。在一個塗了漆、抹了油的鋼製軍用床腳箱裡，擺有二十個玻璃咖啡廣口瓶，裡面裝滿了精心割下的大麻葉。我把它藏在了一棵最顯眼的松樹下面的地洞裡。這棵樹離那條凸凹不平的林中沙土岔道有二百碼遠。岔道上，草木鬱鬱蔥蔥。
是的，在特普羅森林那可供選擇的窪地中，我只選擇了離我那片僅有花園大小的大麻地不遠的一處來掩藏我的大麻。在那兒藏東西可太不理想了。任何一個從小岔道走過的獵手（他們每年都要走過幾回）都可能辨認出那兒的農作物的特徵，這樣，他們便會用點兒力氣在附近搜尋一番。在藏有軍用床腳箱的洞口，我壓了一塊大石頭，在石頭上培了只有一寸厚的土，覆蓋住一些踩倒了的青苔。
但是，這個特殊的地方對我來說還是蠻重要的。蹲監獄時，我們所吃的東西全是從美國最大的食品公司運來的。哪怕吃一小口食品也都要么是從塑料袋、紙盒箱裡倒出來，要么是從鐵聽裡摳出來的。如果把它們從農場到加工廠、再從加工廠到我嘴裡的各段路程合到一塊，我估計，平均起來，它們大都周遊了二千英里。所以，我找到了包治百病的秘方：別吃這樣的食物，它們的生長地離你家實在太遠了，遠到要是徒步走，你一天都運不回它來。真是個有趣的想法。儘管沒多久我就不再去尋思實施它的方法了，但它卻讓我加倍看重我的那塊大麻地。我將我的大麻儲藏在養育它的那塊土地近旁，就像那被放在葡萄園的蔭涼處會日漸醇芳的葡萄酒一樣。
因而，當我想到要挪走床腳箱時，我就感到一陣發怵，這同我今天早晨醒來時所體驗到的差不多。誠然，我不該去動那些東西。但我還是調轉了車頭，把車開上鄉間小路。順著這條小路（再過一兩個十字路口）車子會一直駛到森林中間的沙土道上。我放慢車速，開始反省，今天我究竟想了些什麼。和阿爾文·路德交談時是不是冷靜沉著，考慮是不是周全呢？那個刺花紋到底是從哪兒來的？
這時，我不得不停下車來。那個刺花紋是從哪來的呢？這個想法可能頭一次爬上我的腦際。沒有任何前兆，我幾乎和那條狗病得一樣厲害了。
可以告訴你，當我能再次向前挪動我那部破車時，我那股荒唐的認真勁兒就像一個剛剛躲過撞車危險的蹩腳司機在重新踩動油門兒時所表現的那樣。我的車慢騰騰地爬著。
在這冰冷的下午，我的車就以這麼個速度駛過了特普羅的鄉間便道——太陽不會再露臉了嗎？ ——我仔細觀察著樹幹上的地衣，好像它們的黃色孢子有好多話要講給我聽似的；我目不轉睛地瞅著路旁的藍色郵筒，似乎它們便是安全的保證。我甚至把車停到十字路口旁邊一個發綠的銅牌前，讀著上面刻著的金屬字。牌子上的字所紀念的是一個在過去的某次戰爭中陣亡的本地小伙子。我路過了許多籬笆牆，牆裡是一座座已變灰了的木板鹽盒子，房前的市道是用碎貝殼鋪成的，依舊散發著大海的氣味。今天下午，林子里風很大，無論在哪兒停車，我都能聽到喃喃的低語聲，好似大浪正掠過樹尖。沒多久，我又開車出了林子，駛上了高低不平的山間小路，穿過了荒野、蹚過了沼澤地與小盆地。我看到路旁有口井，便停下車，走了過去，低頭往井底瞅了瞅。我知道，在那兒，青苔是會衝著我反光的。沒一會兒我又駛進了林子，人工鋪成的路到此結束了。現在，我不得不掛到最低一擋。車子在沙土路上晃悠著，時而波其車的這邊刮在了灌木叢上，時而那邊刮在了樹枝上。車轍中間的小土包又太高，我不敢騎著轍印走。
當時，我也拿不准我能不能把車子開過去。幾條細細的涓流爬過路面。有幾次我不得不把車子駛進淺水中，因為在那些地方，兩旁的樹木茁壯而蔥籠，枝葉錯雜虯結，形成了一條由樹葉搭成的隧道。我一直喜歡在沒有陽光的下午開車穿過特普羅的小山和樹林，它們是那樣令人感傷、那樣羞怯恬適。甚至在冬天，要是和這兒比起來，普羅文斯敦也繁華得好像是個礦山小鎮。站在這兒的任何一座小山頭上，如果風像今天這麼大，你都會看見，在遠方那波濤翻湧的海面上，有一道白浪花與光線輝映而成的白線，而低地的池塘呢，卻仍是黑乎乎、臟兮兮的青銅色。在大樹林這塊調色板上，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游動於這兩種顏色之間。我喜歡丘草的暗綠，我也喜歡野草的淡黃。在晚秋，當血紅與橘黃自葉中褪去後，什麼都變得灰、變得綠、變得棕了，但這三色的結合構成了一幅多麼美妙的圖畫啊！我過去常常見到的那種色彩的變幻今天又展現在我的眼前了：在田野灰與瓦鴿灰之間，在淡紫灰與煙霧灰之間；在歐洲蕨褐色同橡子褐色之間，在狐狸褐色同焦茶褐色之間；在家鼠灰與野百靈灰之間；青苔的瓶子綠、水蘚苔和冷杉綠，冬青綠和地平線的海水綠。我過去常常是，一會兒看看樹上的地衣，一會兒又瞧瞧地裡的石楠，目光在池塘野草與紅色楓葉（不再紅了，已變得灰褐）之間來回滑動著。油松和小橡樹叢溢出的清香依然漂浮在森林中。大風伴著海浪的呼嘯聲掠過樹梢：“所有活著的，爭取再活上一次吧。”這是海浪喊出的聲音。
所以，我把車停在了我既能看見大海又可瞧見池塘的地方，試圖以這些柔和的、引人懷舊的色彩使自己平靜下來。可是眼下，我的心卻跳得很快。我繼續朝前開去，來到沙土路旁邊那條岔道上。我停下車，鑽了出來，努力去喚回以前這片樹林曾帶給我的那種獨自一人的純潔感。可我沒能如願。前幾天這兒有人來過。
我一踏上幾乎被灌木叢吃掉了的小道，這種感覺就更為明晰了。我並沒停下來尋找痕跡，但我毫不懷疑我一定能找到一些。樹林的細微變化能夠昭示出曾有人來過這一事實。當我衝著那隻軍用床腳箱走去時，我又渾身出汗了，就像我在那個酷熱的九月下午颶風將臨時搶收大麻時所體驗到的那樣。
我走過大麻地，大麻茬被雨打倒在地上。我今年九月搶割大麻時的那種羞恥感讓我覺得非常不舒服，這就和你遇見一個曾慢待過的朋友時的情形差不多。所以，我在地頭站了一會兒，像是在向它們致敬。不錯，我這塊地籠罩著一種墓地的氣氛。但我不能在此久留，我實在恐慌得要命。因此我急忙順著小路走了下去，穿過了一塊空地和一片灌木叢，越過了一株發育不全的小松樹。再走幾步就是那棵最古怪的樹了。在林中沃土裡拱出一個不大的沙崗，沙崗頂上長著一棵矮小的松樹。這棵樹長得七扭八歪，樹根緊緊抓在沙崗上，枝杈都伸向同一個方向，它們歪斜虯曲地盤在一塊兒，被風刮得規規矩矩，好似一個跪著的人，只有在最後才把手沖天一揚，做著祈禱。這便是我的那棵樹。在樹根下有一個小洞，其大小只容得下一頭小熊。洞口壓了塊大石頭，石頭上是一層曾被多次掀起又重新蓋上的青苔。現在，我看清了，有人碰過這個洞，洞口旁邊亂糟糟一片，和腫起的傷口把骯髒的繃帶擠到了一邊那副形像沒什麼兩樣。我挪開石頭，將手伸進了洞裡。我的手指連摸帶抓地摳進了鬆軟的沃土，像田鼠吃食似的。我摸到了一個東西，它可能是肉，也可能是頭髮，還可能是濕海綿。我實在不知道是什麼，但我的手可比我本人勇敢多了，它們將殘土扒拉到一旁，從中拽出個塑料垃圾袋來。我戳開它，狠狠地朝里瞅了一眼，登時被嚇得大叫起來，就和一個人從高處往下摔時的失聲悲嚎一樣淒厲。我看到了一個人頭的背面。頭上的長發儘管染上了土色但仍舊金黃。我想看看其臉面模樣，但令我驚恐萬分的是，還沒等碰上一下，腦袋就自己滾進了袋子——割下來的！ ——我知道我不能再去看它究竟長什麼樣了，不能，我把袋子推回洞裡，壓上石頭，根本就沒想到要去覆蓋什麼青苔，便竄出林子，爬進車裡。順著那條中間高兩轍低的沙土路，我把車子開下山來，車速快得補償了剛才來時由於過分小心所損失了的時間。到家以後，我坐在椅子上，灌著沒摻水的波旁威士忌，試圖使自己平靜下來，這時，我才如大火燒心般地痛苦地意識到，我甚至還不知道埋在洞裡的那顆人頭到底是帕蒂·拉倫的呢，還是傑西卡·龐德的。當然我也搞不清我是該怕我自己呢，還是該怕別人。夜這麼快地籠罩了我，我竭力想使自己睡著，這時，那件事就成了一種用什麼語言都無法表述的恐怖了。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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