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奎妮

當奎妮在聯合車站遇到我的時候，她說：“你還是別那樣叫我了。” “什麼？奎妮嗎？”我問。 “斯坦不喜歡，”她說，“他說那讓他聯想到馬。” 聽到她說“斯坦”比她讓我知道她不再是奎妮更讓我吃驚，她是莉娜。當然我也不指望她在結婚一年半以後還管丈夫叫馮吉勒先生。在這一年半里，我沒見到她，我剛才在車站等候的人群中看見她時，差點兒沒認出來。 她的頭髮染黑了，在臉周圍爆散開來，那是當時繼蜂窩頭之後流行的什麼髮型，原本漂亮柔順的玉米漿顏色的長發——面上是金色的，底下是深色的——再也沒有了。她穿著黃色印花裙子，很貼身，還不到膝蓋。眼睛周圍重重地塗了埃及豔后式的眼線，紫色眼影讓眼睛反而顯得小了，彷彿它們故意隱藏了起來。她現在打了耳洞，金色的耳環在耳垂上搖晃著。

我看見她也以驚訝的表情看著我。我想表現得大膽隨和一些。我說：“你屁股上圍著的是花邊還是裙子？”她笑了。我又說：“火車好熱啊。我汗流得像隻豬似的。” 我可以聽見自己的聲音，像我繼母貝特一樣親切熱情，鼻音很重。 汗流得像隻豬似的。 在去奎妮家的有軌電車上，我忍不住說著蠢話。 “我們還在城裡嗎？”我說。高高的建築一閃而過，但是我覺得不能稱這個街區為住宅區。同樣的商店和建築一個接一個——乾洗店，花店，雜貨店，餐廳。一箱箱的水果和蔬菜擺在人行道上，二樓的窗戶掛著牙醫診所、裁縫店和水暖設備店的招牌。幾乎沒有比這更高的樓了，也沒有比這建築更高的樹。 “不是真正的城裡，”奎妮說，“記得我給你看過辛普森一家住的地方嗎？還有我們上電車的地方？那是真正的城裡。”

“那我們差不多快到了？”我問。 她說：“我們還有一段路們才到呢。” 接著她說：“'一段路'。斯坦也不喜歡我說'一段路們'。” 重複的事物，或者也許是炎熱，讓我感覺心焦，很不舒服。我們把衣箱抱在膝蓋上，離我手指幾英寸開外的地方就是一個男人的胖脖子和禿頭，幾撮冒著汗的黑頭髮貼在頭皮上。不知怎麼我想起了馮吉勒先生醫藥箱裡的牙齒，奎妮在隔壁的馮吉勒家工作時給我看過。那是馮吉勒先生可以被當作斯坦以前很久的事情了。 兩顆相連的牙齒放在他的剃刀和刮鬍刷旁邊，木碗裡盛著毛茸茸讓人噁心的刮鬍皂。 “那是他的橋。”奎妮說過。 橋？ “牙橋。” “討厭。”我說。

“這些是備用的，”她說，“他戴著其他的假牙。” “好噁心。它們不變黃嗎？” 奎妮用手摀住我的嘴。她不想讓馮吉勒太太聽到。馮吉勒太太躺在樓下餐廳的沙發上。她的眼睛大多數時間是閉著的，但是她可能沒有睡著。 到站下車之後，我們要走上陡峭的小山，笨拙地合力抬著箱子。房子並不都是一樣的，儘管乍一看它們沒什麼區別。有些屋頂像帽子一樣伸出牆外，要么整個二樓都覆著牆面板，像屋頂一樣。牆面板是墨綠色、褐紫紅色或棕色的。門廊差幾英尺就連上人行道了，房子之間的間距很窄，人們可以從屋側的窗子探出去互相握手。孩子們在人行道上玩耍，但是奎妮不關注他們，彷彿他們是在裂縫裡啄食的鳥。一個很胖的男人光著膀子坐在前台階上，盯著我們看，他那呆板憂鬱的樣子讓我確信他有話要說。奎妮大步流星地從他面前走過。

上到山腰的時候，她轉而沿垃圾箱之間的一條碎石路而行。一個女人從樓上的窗子裡叫著什麼，我沒有聽明白。奎妮大叫著回答：“是我妹妹，來看我的。” “我們的房東，”她說，“他們住在前面和樓上。他們是希臘人。她幾乎不會說英語。” 我發現奎妮與馮吉勒先生和希臘人一家共用一間洗手間。你得自己帶衛生紙——如果忘了，那裡可沒有。我要馬上去一趟，因為我月經來得很多，要去換衛生巾。那以後很多年，在炎熱的天氣看到城市的街道、棕色的磚和深色牆面板的影子，聽到電車的噪音，都會讓我想起下腹的經痛、臉上一陣陣的潮紅、經血、還有熱昏頭的感覺。 有一間臥室是奎妮和馮吉勒先生的，另一間臥室改造成了小客廳，還有一間狹小的廚房和一個陽台。陽台上的行軍床是我睡覺的地方。就在窗外，房東和另一個男人在修理摩托車。油、金屬和機器的氣味，混合著陽光裡熟番茄的氣味。從樓上的窗子里傳來收音機的音樂，尖利刺耳。

“斯坦不能忍受的一件事，”奎妮說，“就是收音機。”她把印花窗簾拉上，但是噪聲和陽光還是會透進來。 “真希望我可以買得起隔板。” 我把帶血的衛生巾包在廁紙裡，拿在手裡。她給我拿來一個紙袋，指指門外的垃圾桶。 “都扔出去，”她說，“馬上去。你不會忘記，是吧？還有，不要把盒子放在他能看見的地方，他討厭被提醒。” 我試圖泰然處之，裝出很自在的樣子。 “我需要買一件像你那樣涼爽的裙子。”我說。 “也許我可以幫你做一件。”奎妮邊說邊把頭伸到冰箱裡。 “我想喝可樂，你呢？我去了賣散料的地方，花了大約三塊錢就做了這條裙子。你現在穿多大尺寸了？” 我聳聳肩。我說我正在盡力減肥。 “那樣啊，我們也許會找到點兒什麼。”

“我要再婚的那個女人，有個像你這麼大的女孩，”父親說，“這小女孩沒有爸爸。所以你要答應我一件事，你永遠不要因此取笑她，不要對她說任何刻薄的話。到時候有可能你們會打架，像姐妹一樣意見不統一，但是一定不要說那樣的話。如果其他小孩這樣說，你也不要站在他們一邊。” 為了找理由挑起爭論，我說我沒有媽媽，也沒有人對我說什麼刻薄話。 父親說：“那不一樣。” 他全想錯了。我們兩個完全不像同齡，因為父親娶貝特時奎妮九歲，我六歲。後來，我跳了一級，奎妮留了一級，我們在學校關係更親密了。我從來都不覺得會有人對她不好。她是那種每個人都願意交好的人。她先是被選進了棒球隊，雖然她是個粗心大意的球員，後來又被選進拼寫小組，雖然她拼寫很差。還有，我們沒有打過架。一次都沒有。她對我特別友好，我也非常佩服她。我會崇拜她，因為她暗金色的頭髮、睡意矇矓的黑眼睛——僅僅是她的樣子和她的笑容就能讓我對她頂禮膜拜。她的笑甜蜜而粗糲，像紅糖一樣。奇怪的是，儘管她有那麼多優勢，她仍然可以做一個溫柔善良的孩子。

那個早上，我剛一睡醒就發現奎妮不見了，那是一個初冬的早晨，我能感覺到她走了。 六七點鐘，天還黑著。屋裡很冷。我披上和奎妮合用的棕色羊毛大浴衣。我們叫它“野牛比爾”，我們早上誰先下床，誰就搶先穿上它。它的來歷是個謎。 “也許是貝特嫁給你爸爸以前的一個朋友的，”奎妮說，“但是不要說，她會殺了我的。” 她的床是空的，人也不在浴室。我下樓，沒有打開燈，不想吵醒貝特。我從前門的小窗望出去。堅硬的路面、便道、前院平坦的草坪上都閃爍著白霜。那年的雪下得很晚。我打開客廳裡的自動調溫器，暖爐在黑暗中翻騰著，發出讓人安心的咆哮聲。這台煤油爐是剛買的，父親說他每天早上還是五點鐘醒來，覺得去地下室生火的時間到了。

父親睡在以前的餐具室裡，就在廚房旁邊。他有一張鐵床、一把斷了靠背的椅子，用來堆他的舊《國家地理》雜誌，是預備睡不著覺的時候看的。他通過系在床架上的繩子開關吊燈。介於父親是一家之主，這樣的安排在我看來很自然，很恰當。他應該像哨兵一樣蓋著粗糙的毯子睡覺，散發出令人不適的引擎和煙草的氣味。閱讀，時刻保持清醒，睡覺時也要有所警覺。 即使是這樣，他都沒有聽到奎妮的動靜。他說她一定是在屋裡的某處。 “你看了浴室了嗎？” 我說：“她不在那裡。” “也許和她媽媽在一起。又有點神經過敏了。” 當貝特從噩夢中醒來，或者還沒完全醒——父親稱這種情況為神經過敏，她會從她的房間裡跌跌撞撞地走出來，沒法說清楚是什麼把她嚇著了。奎妮必須帶她回到床上。奎妮會蜷縮著貼在她後背上，發出小狗舔牛奶一樣的安慰聲，貝特到早上什麼都不會記得。

我不得不打開廚房的燈。 “我不想吵醒她，”我說，“貝特。” 我看著麵包罐——因為用洗碗布擦得太多了，底上都生鏽了，坐在爐子上的鍋，洗好了還沒有收起來，還有費爾虹乳業提供的座右銘：上帝是我們房子的中心。所有這些東西都在愚蠢地等待這一天的開始，不知道它已經被災難掏空了。 側廊的門沒有鎖。 “有人進來過，”我說，“有人進來帶走了奎妮。” 父親在長內褲外面套上長褲出來了。貝特穿著拖鞋和繩絨線長袍啪嗒啪嗒走下樓來，邊走邊咔嗒咔嗒地開燈。 “奎妮沒和你在一起嗎？”父親問她。又對我說：“鎖肯定是從裡面打開的。” 貝特說：“奎妮怎麼啦？” “她也許只是想出去走走。”父親說。 貝特沒有理會。用粉紅色的什麼玩意兒做的面膜幹在她的臉上。她是美容產品的銷售代表，她從來都不會賣她自己沒有試用過的化妝品。

“你去馮吉勒家，”她對我說，“她可能想到那兒有事要辦。” 離馮吉勒太太的葬禮已經有個把星期了，但奎妮還是繼續在那里工作，幫忙把盤子和亞麻桌布餐巾等裝進盒子，以便馮吉勒先生搬到公寓裡去。他要準備學校聖誕節的音樂會，自己做不完所有的打包工作。貝特想要奎妮辭掉這份工作，這樣她聖誕節就可以到商店做幫工了。 我穿上父親放在門口的橡膠靴子，沒有上樓拿自己的鞋。我跌跌撞撞地走過院子，來到馮吉勒家門廊，按了門鈴。門鈴發出一串悅耳的鐘聲，似乎表明了這家人的音樂才能。我裹緊“野牛比爾”，祈禱著。哦，奎妮，奎妮，把燈打開吧。我忘記了，如果奎妮在那里幹活，燈早就該亮了。 沒有回音。我使勁拍著木門。如果我最終叫醒了馮吉勒先生，他一定會發脾氣的。我把頭貼在門上，聽有沒有動靜。 “馮吉勒先生，馮吉勒先生。很抱歉叫醒你，馮吉勒先生。有人在嗎？” 馮吉勒家旁邊房子的窗戶拉了起來。是霍維先生，一個老光棍，和他的姐姐住在那裡。 “用眼睛看看，”霍維先生朝下面叫著，“看看車道。” 馮吉勒先生的車不在那兒了。 霍維先生砰的拉下了窗戶。 當我推開家裡廚房的門時，看見父親和貝特坐在桌子旁，面前放著茶杯。一時間，我以為秩序恢復了。也許有電話打來過，帶來了讓人安心的消息。 “馮吉勒先生不在，”我說，“他的車開走了。” “噢，我們知道了，”貝特說，“我們都知道了。” 父親說：“看看這個。”他說著在桌子上推過一張紙。 上面寫著：我要嫁給馮吉勒先生，你們忠實的奎妮。 “壓在紅糖碗下面。”父親說。 貝特放下勺子。 “我要起訴他，”她叫喊道，“我要讓她進工讀學校。我要報警。” 父親說：“她十八歲了，想結婚也是可以的。警察不會因此設路障堵他們的。” “誰說他們在路上？他們在某個汽車旅館裡同居了。那個傻丫頭和該死的魚泡眼馮吉勒。” “罵也沒用，罵也不能把她弄回來。” “我不要她回來。除非她爬著來求我。她既然已經鋪好了床，就讓她和那個魚泡眼睡去吧。他操她的耳朵也不關我屁事。” 父親說：“夠了。” 奎妮給我買了幾顆222止疼片，用可樂送服下去。 “有件事很神奇，一旦你結了婚，痛經就消失了。那麼——你父親告訴你我們的事了？” 之前我告訴父親，我想在秋天入師範學院前找份暑期工做做，他說也許我應該去多倫多找找奎妮。他說她給他寫過信，問過他的貨運生意，問是否可以藉點兒錢給他們過冬。 “如果斯坦去年沒有得肺炎，”奎妮說，“我決不會給他寫信的。” 我說：“我到那時才知道你的下落。”不知為什麼，眼淚湧了上來。因為我發現找到她我很快樂，因為之前我都很孤單，因為我現在希望她會說“當然，我一直想和你聯繫來著”，但是她沒有說。 “貝特不知道，”我說，“她認為我是一個人。” “希望不是，”奎妮鎮定地說，“我的意思是我希望她不知道。” 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訴她，是關於家裡的。我告訴她汽車運輸公司從三輛車增加到了十幾輛，貝特買了麝鼠皮大衣，生意也擴大了，在我們家裡開了美容診所。因為這些原因，她把父親過去睡的房間裝修一新，他已經把他的行軍床和《國家地理》搬到了辦公室——一個拖到汽車運輸公司院子裡的空軍兵舍。我坐在飯桌旁複習準備高考時，會聽見貝特在往某個素面朝天的女人臉上抹乳液和麵霜之前說：“這麼嬌嫩的皮膚，你不應該用毛巾擦。”有時，她會以不失緊張卻絕望有加的語氣說：“我跟你說，我真是見了鬼，鬼就住在隔壁，我卻從沒懷疑過，因為你沒見過鬼，是吧？我總是把人想得太好，直到他們狠狠地撕破你的臉皮。” “你說得對，”顧客會說，“我也是一樣。” 或者，“你以為你了解悲哀是什麼了嗎？其實根本就是一知半解。” 接著，貝特把女人送到門口，呻吟著回來說：“在黑暗中摸她的臉，和摸砂紙沒有什麼兩樣。” 奎妮似乎對聽這些事情沒有什麼興趣，不過好歹也沒花多長時間。我們還沒喝完可樂，碎石路上就響起了重重的腳步聲，馮吉勒先生走進了廚房。 “看看誰來了。”奎妮叫道。她半站起來，彷彿要去摸他，但是他轉身向洗手池去了。 她的聲音滿是帶笑的驚奇，我不知道之前奎妮有沒有跟他講起我的信，或是我已經動身的事實。 “是克里西。”她說。 “是啊，”馮吉勒先生說，“你選擇夏天來多倫多，克里西，一定是喜歡熱天。” “她想要找工作。”奎妮說。 “你有資格證書嗎？”馮吉勒先生問，“你有在多倫多找工作的資質嗎？” 奎妮說：“她考上了大學。” “那就讓我們希望雇主覺得這一資歷夠格吧。”馮吉勒先生說著倒了杯水，背對著我們，一口氣喝光了。過去，馮吉勒太太、我和奎妮坐在另一座房子——我家旁邊的馮吉勒府時，他也是這麼做的。那時，馮吉勒先生會從什麼地方的合唱練習課回來，或者在前屋教鋼琴課時暫時休息一下。聽到他的腳步聲，馮吉勒太太會警告般地對我們笑笑。我們都低頭看著我們的拼字遊戲，隨便他注不注意我們。有時他不會注意。開櫃櫥，開水龍頭，把杯子放在廚台上，這些動作像一連串小小的爆炸。彷彿他篤定他在那裡的時候誰都不敢喘氣。 他在學校教我們音樂時也是這樣。他匆匆走進教室，一分鐘也不耽擱，輕輕敲一下教鞭，開始上課。他趾高氣揚地在過道裡踱來踱去，豎著耳朵，鼓鼓的藍眼睛好生警覺，繃著臉，顯出好爭吵的樣子。他隨時可能在你課桌旁停下來，聽你唱歌，看看你是否在假唱或唱走調了。接著，他會把頭慢慢低下來，鼓鼓的眼睛盯著你的眼睛，用手示意其他人停止歌唱，讓你感到無地自容。據說他在各種唱詩班和合唱團裡都是那麼獨裁。但是他很受學員的歡迎，尤其是那些女士。她們聖誕節為他織東西，襪子、圍巾和手套，讓他在學校和學校、唱詩班和唱詩班之間的路上保暖。 馮吉勒太太病得無法持家的時候，奎妮開始料理家務。她從一個抽屜裡拿出一件不知道是誰給的毛織物，在我面前晃著。 我看不出是什麼東西。 “是'小弟弟保暖套'，”奎妮說，“馮吉勒太太說不要給他看，他會氣瘋的。難道你不知道'小弟弟保暖套'是什麼嗎？” 我說：“呸！” “開個玩笑嘛。” 奎妮和馮吉勒先生晚上都要出去工作。馮吉勒先生去酒店彈鋼琴，他穿著燕尾服，而奎妮在電影院賣票。那家電影院只有幾個街區遠，所以我和她一起走路過去。當我看到她坐在售票亭裡時，我明白了，化妝、染了色的爆炸頭和大耳環並不是那麼异怪。奎妮看起來和街上路過的女孩或者和男朋友一起來看電影的女孩沒什麼兩樣。而且她更像旁邊海報上的女孩。她看起來與戲劇、火熱的戀愛和危險的世界息息相關，那正是裡面的銀屏上所展現的世界。 她看起來——用我父親的話說——不比任何人遜色。 “為什麼不隨便逛一逛？”她對我說。可我感覺那樣太招搖了。我無法想像坐在咖啡店裡喝咖啡，讓全世界都知道我無所事事，沒有地方可去，或者走進商店試穿我根本不想買的衣服。我又爬上山，向在窗口大叫的希臘女人揮手致意。我用奎妮的鑰匙打開房門。 我坐在陽台的小床上。沒有地方掛我帶來的衣服，我也就覺得不必打開行李了。馮吉勒先生也許不願意看到任何我要留下來的跡象。 我感覺馮吉勒先生的樣子變了，就像奎妮一樣。但是他的改變和她的不同，在我看來，他不像她那樣變得具有生硬的異質魅力和世故。他的頭髮原來是發紅的灰色，現在差不多是灰白色了，還有他的臉——總是可能會由於別人的不敬或不理想的表現，或者只是因為房間裡的東西沒放對地方而氣得發紅——這張臉現在似乎更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樣子，彷彿是受到了侮辱，或者他眼前的惡行沒有受到懲罰。 我站了起來，在公寓裡轉悠。有人在家的時候，你永遠也不能好好看看他們的房子。 廚房是最好的地方，儘管太暗了。奎妮在水池上方的窗台上養著常春藤，一個漂亮的無柄茶缸裡插著木勺子，就像馮吉勒太太的一樣。客廳有鋼琴——還是以前家裡的那架、一把扶手椅和一個用磚和木板做的書架、一台唱片機，地上還摞著很多唱片。沒有電視，沒有胡桃木搖椅，也沒有織錦窗簾，甚至沒有羊皮紙燈罩上畫有日本風景的落地燈。是啊，所有這一切都是在一個雪天搬到多倫多的。那天，我午飯時間在家，看見了搬運的卡車。貝特忍不住一直在前門的窗口望著。最後她完全忘記了她平時喜歡在生人面前表現出的端莊，打開門，對著搬運工大叫起來：“你們回多倫多告訴他，別再回來，不然他會後悔的。” 搬運工開心地揮了揮手，彷彿已經習慣了這樣的場面，也許真是這樣。搬運家具經常會遭遇咆哮和憤怒。 但是所有那些東西都到哪兒去了呢？我想是賣掉了。一定是賣掉了。父親說過，做馮吉勒先生這一行的到多倫多會過得很艱難。奎妮說過“拖欠”什麼的。如果不是因為欠債，她是永遠不會給父親寫信的。 寫信前她一定變賣了那些家具。 在書架上，我看到了《音樂百科》、《歌劇世界指南》和《偉大作曲家的一生》。還有一本又大又薄的書，封面很漂亮——奧瑪·海亞姆的《魯拜集》——馮吉勒太太經常把它放在沙發旁邊。 還有一本封面裝幀與之類似的書，我不記得確切的書名了。有“花”或“香”這類詞，我打開看過，還能記得我讀到的第一個句子。 “閨房裡的年輕婢妾也要學習如何優雅地使用她們的指甲。” 我不太確定什麼是婢妾，但是“閨房”這個詞（為什麼不是“后宮”？）給我提供了一些線索。我繼續讀著，看看她們是如何學習使用她們的指甲的。我讀呀讀呀，讀了也許有一個小時，然後讓書落到了地上。我有一種興奮、厭惡又難以置信的感覺。成年人感興趣的就是這種東西嗎？甚至連封面上的圖案、彎曲纏繞的漂亮藤蔓，似乎也帶有某些敵意和墮落的意味。我把書撿起來，放回原位，它自動翻開，露出扉頁上的名字。斯坦和瑪麗古德·馮吉勒。是女性的筆跡。斯坦和瑪麗古德。 我想起馮吉勒太太高高的白額頭和緊繃繃的灰黑色小髮捲。她戴著珍珠扣耳墜，上衣的領口係了一個蝴蝶結。她明顯比馮吉勒先生要高，人們覺得，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倆才不一起外出的。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她喘不過氣來，上樓或晾衣服時都會喘不過氣來，最後連坐在桌子旁玩拼字遊戲都呼吸困難了。 起初，父親不讓我們因為幫她買東西或晾衣服而收錢——他說，大家是鄰居，應該幫忙。 貝特說，她認為她也應該躺在那兒試試看，看是否有人願意免費伺候她。 接著，馮吉勒先生來我家，商量讓奎妮去為他們工作，奎妮自己也想去，因為她今年在高中里的考試沒及格，又不想留級。最後貝特答應了，但是告訴她說，絕不能做護理工作。 “如果他請不起護士，那也不關你的事。” 奎妮說馮吉勒先生每天早上把藥丸拿出來，每天晚上用海綿給太太沐浴。他甚至嘗試在浴缸裡洗她的床單，好像家裡沒有洗衣機這種東西似的。 我想起，很多次我們一起在廚房玩拼字遊戲，馮吉勒先生喝完水，就把手搭在馮吉勒太太肩上，嘆著氣，好像他是從漫長疲憊的旅行中歸來似的。 “你好，寶貝兒。”他會說。 馮吉勒太太會低下頭冷冰冰地親一下他的手。 “你好，寶貝兒。”她會說。 接著他會看看我們，奎妮和我，好像我們在場完全沒有乾擾到他。 “你們兩個好。” 晚些時候，我和奎妮會在黑暗中躺在床上咯咯地笑。 “晚安，寶貝兒。” “晚安，寶貝兒。” 我多想回到那段時光啊。 除了早上去洗手間並偷偷出去把衛生巾扔到垃圾筒裡，我會一直坐在陽台上搭起來的小床上，直到馮吉勒先生出門。我擔心他沒有地方可去，但是顯然他有地方去。他一走，奎妮就叫我。她已經剝好了橙子，準備了麥片和咖啡。 “這兒有報紙，”她說，“我在看招幫工的廣告。我先收拾一下你的頭髮，把後面的剪掉一些，然後把它捲起來。沒問題吧？” 我說可以。我在吃東西的時候，她圍著我轉，看著我，努力構思著。然後，她讓我坐到凳子上——我還在喝咖啡——她開始梳理，修剪。 “我們想找什麼樣的工作呢？”她問，“我看見乾洗店有一個職位。站櫃檯。怎麼樣？” 我說：“可以。” “你還打算當老師嗎？” 我說不知道。我感覺她會認為那是個單調沉悶的職業。 “我想你應該去當老師。你夠聰明。教師薪水高。他們的收入比我這樣的人多。你也會更獨立些。” 但是在電影院工作也沒關係，她說。她是去年聖誕節前的一個多月得到這份工作的，她很開心，因為終於可以有自己的錢買配料做聖誕節蛋糕了。她和一個在卡車上賣聖誕樹的人成了朋友。他只收了她五十美分，她自己把樹拖上了小山。她把一條條紅色綠色的皺紋紙掛上去，這些紙很便宜。她把銀箔紙貼在紙板上做了一些裝飾品，到聖誕前一天雜貨店大甩賣的時候才買了其他的裝飾品。她做了曲奇餅乾，像雜誌上說的那樣掛在樹上。那是歐洲的風俗。 她想要開派對，但是不知道請誰來。這裡有希臘人，斯坦有十來個朋友。接著她想到請斯坦的學生來。 我還是不習慣聽她叫“斯坦”，不僅僅是因為這個稱呼提示了她與馮吉勒先生的親密關係。當然，這確實是個因素，但還因為這讓人感覺，他是她一手編造出來的一個人，一個新人，斯坦。好像從頭到尾就沒有我們都認識的這樣一個馮吉勒先生——更不用說馮吉勒太太了。 斯坦的學生現在都是大人了——比起學童，他更喜歡大人——不用操心給孩子們安排遊戲和娛樂節目。他們星期天晚上開派對，因為其他晚上都被佔滿了，斯坦要在酒店工作，奎妮在影院賣票。 希臘人拿來了他們自己釀的酒，一些學生帶來了蛋奶酒、朗姆酒和雪利酒。有的帶了跳舞的唱片。他們覺得斯坦不會有那種音樂，他們是對的。 奎妮做了香腸捲和薑餅，希臘女人帶來了她那種餅乾。一切都很好。派對很成功。奎妮和一個叫安德魯的華裔小伙子跳舞，他帶了她喜歡的唱片。 “轉，轉，轉。”我按照她的指示轉頭。她笑了，說：“不是，不是。我不是說你。是唱片。是那首歌。飛鳥樂隊唱的。” “轉，轉，轉。”她唱著，“一切都有自己的季節——” 安德魯是個牙科學生，但是他想學習彈奏《月光奏鳴曲》。斯坦說那要花他很長的時間。安德魯很有耐心。他告訴奎妮，他沒有錢回北安大略過聖誕節。 “我還以為他是中國來的。”我說。 “不是，不是來自中國的中國人。是這裡的。” 他們真的玩了一個小孩子的遊戲。他們玩音樂椅子。每個人都興高采烈，甚至連斯坦也是。奎妮跑過去的時候，他把她拉到自己腿上，不放她走。大家都散去之後，他不讓奎妮收拾。他只想讓她上床。 “要知道，男人就是這樣，”奎妮說，“你有男朋友或者其他什麼人了嗎？” 我說沒有。我父親雇來做司機的那個男人總是來我家裡捎一些無關緊要的消息。父親說：“他只是想要找機會和克里西說話。”不過，我對他很冷淡，到目前為止，他還不敢約我出去。 “那你還不懂那些事兒囉？”奎妮問。 我說：“我當然懂。” “嗯嗯。”她哼哼著。 參加派對的客人差不多吃光了所有的東西，只有蛋糕他們吃得不多，但是奎妮沒有不高興。食物太豐盛了，到了上蛋糕的時候，他們已經被香腸捲和其他東西塞飽了。還有，她沒有時間像書上說的，把蛋糕放著醒熟一下，所以剩了一些，她也很開心。她想，在斯坦把她拉走之前，應該用浸了酒的布把蛋糕包起來，放在涼快的地方。她或者是想著要那樣做，或者是實際上已經做了，早上她看到蛋糕不在桌子上，就認為自己是那樣做了。她想，好了，蛋糕收起來了。 過了一兩天，斯坦說：“我們吃點蛋糕吧。”她說，啊，讓它再熟一熟，但是他堅持要吃。她去櫥櫃找，再去冰箱找，都沒找到。她高處低處到處找，都找不到。她回想到看見它在桌子上。然後記起來，自己拿了乾淨的布泡了酒，仔細地把剩下的蛋糕包了起來。然後又記起在布外麵包了蠟紙。但那是什麼時候的事呢？她究竟是真做了，還是夢見自己做了？她把蛋糕包好後放在了哪裡？她試圖回憶自己是怎麼放的蛋糕，但是腦子裡一片空白。 她找遍了櫥櫃，但是她知道蛋糕太大，不可能藏在那裡。然後看了烤箱裡面，甚至查看了她的梳妝台抽屜和床底下，還有壁櫥架子上面。可是哪裡都沒有。 “如果你放在什麼地方了，就應該在什麼地方。”斯坦說。 “我確實放了。我放在什麼地方了。”奎妮說。 “也許你喝醉了，扔了。”他說。 她說：“我沒有喝醉。沒扔。” 不過她還是去看了垃圾箱。沒有。 他坐在桌子旁，看著她。如果你放在什麼地方了，它就一定在什麼地方。她很抓狂。 “你確定嗎？”斯坦說，“你確信沒有送給別人？” 她確信。確信沒有送掉。她包好了準備放起來的。她確信，她幾乎確信已經包好準備放起來。確信沒有送人。 “啊，我不知道，”斯坦說，“我想也許你送人了。我想我知道給誰了。” 奎妮一下子愣住了。給誰？ “我想你是給安德魯了。” “給安德魯？” 啊，是啊。可憐的安德魯，他告訴她沒有錢回家過聖誕節。她為他難過。 “所以你把我們的蛋糕給他了。” 奎妮說，沒有。她為什麼要那麼做？她不會的。她從來沒有想過要把蛋糕給安德魯。 斯坦說：“莉娜，別撒謊。” 那就是莉娜漫長悲慘的掙扎的開始。她只能說不是。不是，沒有，我沒有把蛋糕送給任何人。我沒有給安德魯。我沒有撒謊。不是的，沒有。 “很可能是你喝醉了，”斯坦說，“你醉了，記不得了。” 奎妮說她沒醉。 “是你醉了。”她說。 他站起來舉起手朝她衝過來，說不要告訴他他喝醉了，永遠不要說。 奎妮叫起來：“我不會的。我不會的。對不起。”他沒有打她。但是她開始哭。她一邊哭一邊試圖說服他。為什麼要把自己辛辛苦苦做的蛋糕送掉呢？為什麼他不相信她呢？她為什麼要對他撒謊呢？ “每個人都會撒謊。”斯坦說。她越哭，越是請求他相信她，他就變得越冷淡刻薄。 “用點兒邏輯。如果在這兒，就去找出來；如果不在，就是你送人了。” 奎妮說那不是邏輯。找不到也不一定就是送人了。接著，他又冷靜地靠近她，半笑著，有那麼一刻她以為他就要吻她了。但是他用手掐住她的喉嚨，一秒鐘就讓她無法呼吸了。他甚至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現在，”他說，“現在——你還要教我什麼叫邏輯嗎？” 然後他穿上衣服，去酒店彈琴了。 他不和她說話了。他給她留便條說，等她說出真相才和她講話。整個聖誕節她不停地哭。他們原來打算在聖誕節當天去拜訪希臘人一家的，但是她去不了，因為臉上哭得一塌糊塗。斯坦自己去了，說她病了。希臘人也許已經知道是怎麼回事了。他們也許聽到了牆那邊的大吵大嚷。 她化了很濃的妝去上班，經理說：“你想讓人們覺得這是一個感傷的故事嗎？”她說她患了鼻竇炎，經理就讓她回家了。 那天晚上斯坦下班回來，假裝沒她這個人。她轉過身看著他。她知道他會上床，躺在她旁邊，像根木頭一樣，如果她靠近他，他會繼續像木頭一樣躺著，直到她挪開。她想，如果繼續這樣下去，她會死掉的。就像他真的掐住了她的脖子，讓她不能呼吸，她會死的。 所以她說。對不起。 原諒我吧。我是那麼做的。對不起。 求求你。求求你。我錯了。 他坐在床上。什麼也沒有說。 她說她真的忘了把蛋糕送人的事了，但是現在想起來了，她很抱歉。 “我沒撒謊，”她說，“我是忘了。” “給了安德魯。你把蛋糕給了安德魯。” “你忘了把蛋糕給了安德魯這事兒？”他說。 “我肯定是忘了。我忘了。” 是的，奎妮說。是的，她是把蛋糕給安德魯了。她開始號啕大哭，靠在他身上，求他原諒。 好吧，別再歇斯底里了，他說。他沒有說原諒她了，但是他拿來一塊熱毛巾，給她擦臉，躺在她旁邊，摟著她。很快，他就想做其他的事情了。 “不要再給那個《月光奏鳴曲》先生上課了。” 糟糕的是，後來她找到了蛋糕。 她發現蛋糕是用餐布包好的，裹著蠟紙，和她記得的一樣。用購物袋裝著，掛在後門廊的鉤子上。當然，玻璃門廊是最理想的地方，因為冬天太冷了，門廊不能用，但又沒有冷到結冰。她一定是這麼想著就把蛋糕掛上去了。這是個好地方。然後她就忘了。她有一點醉了——她一定是醉了。她完全忘了。蛋糕就在那裡。 她發現後就把它全部扔掉了。沒有告訴斯坦。 “我扔了，”她說，“還是好好的，裡面都是值錢的水果什麼的，但我不想重提那個話題了，就把它扔了。” 她的聲音，在故事糟糕的部分是那麼悲慘，現在卻變得狡猾和開心，彷彿她一直在講一個笑話，扔掉蛋糕是故事荒唐的結局。 我不得不把頭從她手里拉出來，轉身看著她。 我說：“但是他錯了。” “噢，當然是他錯了。男人是不正常的。等你結了婚就會了解這一點的。” “那我就不結。我永遠不結婚。” “他只是吃醋了，”她說，“他很愛吃醋。” “永遠不結。” “呵，你和我很不一樣，克里西。一點兒都不一樣。” 她嘆著氣說：“我是為愛而生的。” 我想你可能會在電影海報上看到過那些詞兒。 “為愛而生”。也許就是在奎妮的影院裡放的某部電影的海報。 “等我把髮捲拿掉，你會很漂亮的，”她說，“過不了多久，你就不會說你沒有男朋友了。但是今天去應聘太晚了，明天早點。如果斯坦問你，你就說去了一些地方，他們留了你的電話號碼。說家商店或飯店什麼的，只要讓他知道你在找工作就行了。” 第二天去的第一個地方就錄用了我，儘管我根本沒打算這麼勤快。奎妮決定給我換個髮型，化了眼妝，但是結果沒有如其所願。 “你真的更適合自然的。”她說。我把妝全部擦掉，塗上自己的口紅，是普通的紅色，不是她那種發熒光的淺紅。 這時已經太晚了，奎妮不能和我一起出去查看她的郵箱了。她得準備去電影院了。那天是星期六，她下午和晚上都要工作。她拿出鑰匙，讓我去看看郵箱，算是幫她的忙。她告訴我郵箱在哪裡。 “給你父親寫信的時候，我得用自己的郵箱。”她說。 我找的工作是在公寓樓地下室的雜貨店當店員。我的職責是站小吃櫃檯。我第一次進來的時候，感到相當無望。我的髮型在悶熱的空氣中耷拉下來，我的人中上面一層汗。可至少我的經痛沒那麼厲害了。 一個穿白制服的女人在櫃檯旁喝咖啡。 “你是來工作的吧？”她問。 我說是的。女人的臉方正硬朗，畫過眉毛，弄了紫色的蜂巢髮型。 “你說英語嗎？” “說。” “我是說不是剛學的，你不是外國人吧？” 我說不是。 “我這兩天試用了兩個女孩，都打發走了。一個人說會講英語，但其實不會，另一個每件事要講十次才行。去洗手池把手好好洗洗，我給你拿圍裙。我丈夫是藥劑師，我收銀。”（這時我才注意到角落裡的一個高櫃檯後面，有一個頭髮灰白的男人在看我，又假裝沒在看我。）“現在不忙，一會兒就忙了。都是這個街區的老人家，午睡後會過來喝咖啡。” 我係上圍裙，站到櫃檯後面。在多倫多找到工作了。我試圖自己弄清楚什麼東西在什麼地方，不要問這問那的，不過最後還是不得不問了兩個問題——咖啡機怎麼操作，錢怎麼辦。 “你出賬單，讓他們把錢給我。怎麼樣？” 好的。每次進來的人都是一兩個，大多要咖啡或可樂。我把杯子洗好擦乾，櫃檯保持乾淨，顯然我算賬很準，因為沒有人投訴。顧客大多是老人，就像那女人說的一樣。一些人友好地和我講話，說我是新來的，還問我是從哪裡來的，其他人則昏昏沉沉恍恍惚惚的。一個女人要吐司，我弄好了。接著我做了火腿三明治。一次進來四個人就會有點手忙腳亂。一個男人要餡餅和冰淇淋，我發現冰淇淋像水泥一樣硬，根本挖不出來，不過我還是挖出來了。我更自信了一些。備好餐後，我對他們說“請拿好”，出好賬單時說“要付這些”。 女人從收銀機那邊慢慢走過來。 “我看到你做了吐司，”她說，“你認字吧？” 她指著櫃檯後鏡子上貼著的牌子。 十一點後不供應早餐。 我說我以為既然能做烤麵包三明治，那麼做吐司應該也沒有問題。 “你想錯了。麵包三明治多收十美分，吐司則沒有。現在明白了嗎？” 我說明白了。我的工作不像一開始那麼糟糕了。我工作時一直想著能夠回去告訴馮吉勒先生，說我有了工作是多麼舒心。現在我可以找自己的房子，也許明天就去，星期天，如果雜貨店休息的話。如果我有了自己的房間，馮吉勒先生再對奎妮發脾氣，她就有地方可躲了。如果奎妮要離開馮吉勒先生（雖然奎妮以那樣的方式結束了她的故事，我還是一直在思考這樣的可能性），我們兩個人的工資合起來就能租一套小公寓，或者至少可以有自己的熱水器、馬桶和淋浴，就像以前和父母一起住在家裡一樣，只不過父母不在而已。 我撕了一小塊萵苣和蒔蘿泡菜裝飾三明治。那是鏡子上另一塊牌子上許諾的。但是當我從壇子裡拿蒔蘿泡菜時，覺得這看起來太多了，於是切成了兩半。我給一個男人這樣做了個三明治，這時，女人從收銀機那邊走過來，弄了杯咖啡。她拿回去站著喝了。等男人吃完付了錢，出了商店，她又走了過來。 “你給了那個男人半塊泡菜。每個三明治都是這樣嗎？” 我說是的。 “你不知道怎麼切泡菜嗎？一塊要做十個三明治呢。” 我看了看牌子。 “上面沒說一片。是一塊。” “夠了，”女人說，“脫掉圍裙。我不許僱員回嘴，從不。你可以拿著你的包走了。別問我要工資，因為你沒幫上什麼忙，這只能算培訓。” 灰白頭髮的男人偷偷看過來，緊張地笑著。 所以我又到了街上，朝電車站走去。不過我現在認得一些路了，也知道怎麼搭車。我還有了工作經歷。我可以說我站過小吃櫃檯。如果需要介紹信就麻煩了——我可以說是在我家鄉的小吃櫃檯。等車的時候，我拿出想要應聘的其他職位的清單，還有奎妮給我的地圖。但是時間比我想像的要晚，大多數地方都太遠了。我害怕告訴馮吉勒先生今天的情況，所以決定走回去，希望到家時，他已經走了。 我剛走上坡就想起了郵箱。我轉身回去，從信箱裡拿了信，再往家走。現在他肯定已經不在家了。 但是他沒有走。客廳的窗戶開著，從那裡可以看到房子旁邊的小路。經過窗口時，我聽見了音樂聲。不是奎妮會彈的那種，而是那種很複雜的音樂，就是我們以前聽到從馮吉勒家傳出來的那種音樂——能夠讓你全神貫注的音樂，然後就沒什麼頭緒了，至少不會很快找到頭緒。古典音樂。 奎妮在廚房，穿著另一條暴露的短裙，還化了妝。她胳膊上戴著手鐲。她正把茶杯擺到托盤上。從陽光下走到陰涼處，我感到一陣眩暈，每一寸皮膚都在冒汗。 “噓，”奎妮說，因為我關門聲音很響，“他們在聽唱片呢。是他和他的朋友萊斯利。” 她正說著，音樂嘎然而止，接著爆發出一陣興奮的交談。 “他們一個人放一小段音樂，另一個人猜是哪一首，”奎妮說，“他們就放一小段，停下，你一段我一段不停地放。真要把人逼瘋了。”她開始把熟食店買來的雞切成片，放在塗了黃油的麵包片上。 “你找到工作了嗎？”她問。 “是，但是臨時的。” “啊，好啊。”她似乎並不感興趣。但是當音樂再次響起時，她抬起頭，笑了，說，“你去了——”接著她看到了我手裡的信。 她扔下刀，匆匆向我走過來，小聲說：“你手裡拿著信直接走進來的啊。我本該告訴你要放在包裡的。我的私人信件。”她從我手上把信搶了過去。正在這時，爐子上的水壺叫了起來。 “噢，拿水壺。克里西，快點兒，快點兒！快拿水壺，不然他馬上會過來的，他受不了這種聲音。” 她轉過身開始拆信。 我把水壺從爐子上拿下來，她說：“泡茶，拜託——”用的是讀急信的人那種輕柔專注的語氣。 “倒水就行了，茶葉量正好。” 她笑了，像是在讀一個秘密的笑話。我把水倒在茶葉上，她說：“謝謝。噢，謝謝你，克里西，謝謝。”她轉過身正對著我。她面色紅潤，胳膊上所有的手鐲都優雅而紛亂地叮噹作響。她折好信，拉起裙子，塞到打底褲的鬆緊帶裡。 她說：“有時他會翻我的手袋。” 我問：“茶是給他們泡的嗎？” “是的。我要回去幹活了。噢，我要幹什麼？我要切三明治。刀在哪裡？” 我拿起刀切好三明治，放到盤子裡。 “你不想知道信是誰寫的嗎？”她問。 我想不到。 我說：“貝特？” 因為我希望，是來自貝特的私下諒解讓奎妮心花怒放。 我甚至沒有看信封上的字。 奎妮的臉色變了——一瞬間，她看起來好像不知道那是誰。然後她又恢復了高興的樣子。她過來摟著我，對著我的耳朵說悄悄話，聲音發顫，羞澀而得意。 “是安德魯。你能把盤子端給他們嗎？我去不了了。現在不行。噢，謝謝你。” 奎妮上班前來客廳吻了馮吉勒先生和他的朋友。兩個都吻的是額頭。她像蝴蝶一樣向我揮揮手。 “再見。” 我把托盤端進去時，看到馮吉勒先生不悅的神情——我不是奎妮。但是他異常寬容地對我說話，並且把我介紹給了萊斯利。萊斯利敦實，禿頂，乍一眼看上去和馮吉勒先生一樣大。但是當你習慣了他，考慮到禿頂的因素，他又似乎顯得年輕了許多。他不是我想像中馮吉勒先生會交往的那種朋友。他既不唐突無禮，也不假裝淵博，而是很讓人舒服，而且很會鼓勵人。比如，當我說了我在快餐店的工作經歷之後，他說：“要知道這很了不起。第一次應聘就被雇用了。說明你懂得怎樣給人留下好印象。” 我不覺得這段經歷難以啟齒。萊斯利的在場讓一切輕鬆了許多，馮吉勒先生的行為似乎也變得溫柔了，彷彿他要在朋友面前對我表現出得體的禮節。也可能是因為他感覺到了我的改變。當你不再害怕他們，他們確實會感覺到不同。他也許對這種改變不太確定，也不知道怎麼會發生這種改變，但是這會讓他困惑，讓他更加謹慎。當萊斯利說我辭工不干是好事時，他也表示同意，他甚至說那個女人聽起來像在多倫多某些見不得陽光的場所出沒的老江湖騙子。 “她無權不付你工錢。”他說。 “那家丈夫應該出面，”萊斯利說，“如果他是藥劑師，他就是老闆。” 馮吉勒先生說：“他也許哪天會給他妻子配一劑特別的藥。” 當你知道某個人所處的危險，而他自己卻不知道，那麼給他倒茶，端牛奶和糖，遞三明治，甚至跟他講話，就沒那麼難了。正是因為他不知情，我對馮吉勒先生產生了除厭惡以外的其他感情。不是他自身變了——即便他變了，那也很可能是因為我變了。 不一會兒，他說他要準備去工作了。他去換衣服。這時萊斯利問我願不願意和他共進晚餐。 “就在拐角有個我經常去的地方，”他說，“不是那麼豪華。不是斯坦去的那種地方。” 我很高興聽到那不是什麼華麗的地方。我說：“當然。”我們把馮吉勒先生送到酒店，就開車去了一個賣炸魚加炸薯條的店。萊斯利點了“豪華午餐”——儘管他只吃了幾片雞肉三明治——我叫了普通套餐。他喝啤酒，我喝可樂。 他談了自己的事。他說他希望當初去唸師範，而不是選擇了音樂，靠音樂吃飯很難有安定的生活。 我太專注於想自己的事了，甚至都沒有問他是哪種音樂家。父親給我買了雙程票，說：“你永遠不知道和他們兩個相處會發生什麼事情。”我看著奎妮把安德魯的信塞到了打底褲的鬆緊帶下面，我想起了那張車票，雖然看她藏信的時候我還不知道是安德魯的信。 我來多倫多並不只是為了找暑期工作，我想成為奎妮生活的一部分，或者有必要的話，成為奎妮和馮吉勒先生生活的一部分。甚至當我幻想奎妮和我一起住，那種幻想也和馮吉勒先生有關，看她會如何修理他，讓他罪有應得。 當我想到回程的車票時，我把另一件事想成理所當然了，那就是我可以回去，和貝特與父親一起住，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父親和貝特。馮吉勒先生和太太。奎妮和馮吉勒先生。甚至奎妮和安德魯。他們是一對對的，他們每一對，無論多麼若即若離，在當下或記憶中，都有一個秘密的洞穴，帶著自己的熱度和煩惱，把我隔離開。我需要被隔開，我希望被隔開，因為我從他們的生活中看不到任何可以指導我和鼓勵我的東西。 萊斯利也是一個被隔開的人。但是他跟我談論和他有血緣關係和友誼的各式各樣的人。他的姐姐和姐夫，侄女和侄兒，他去拜訪並一起度假的夫妻。所有這些人都有問題，但是也都有價值，他興致盎然卻毫無激情地談論他們的職業、失業、才能、運氣、判斷錯誤，似乎他與愛恨是隔離的。 在我後來的生活中，我將會看到這其中的缺陷。我會體會到女人在面對缺乏目標的男人時所體會到的不耐煩，甚至是懷疑。他只能給你提供友誼，並且那麼輕易，即使被拒絕，他也會一如既往地快活下去。我甚至可以看出，這不是個希望釣到女孩的孤單的人，這只是一個在此刻和在合理的生活層面尋找舒適的人。 他的陪伴正是我需要的，儘管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很可能他是有意這樣友善地對我，就像我自以為對馮吉勒先生很友善一樣，至少在片刻前出乎意料地保護了他。 奎妮再次出走的時候，我在師範學院上學，我從父親的信中得知了這個消息。他說他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是什麼時候的事，馮吉勒先生過了好一陣子才告訴他，他想萬一奎妮會回到家裡來。父親告訴馮吉勒先生說不會有那種可能性的。在給我的信中，他說，至少我們認為奎妮不會那麼做。 很多年，甚至是在結婚後，我都會收到馮吉勒先生的聖誕卡，雪橇上面堆滿了明亮的包裹，幸福的一家人站在裝飾精美的門口，歡迎朋友的到來。也許他認為這些場面會受到我這樣生活狀態的人的青睞。或許他只是隨便從貨架上拿了那些賀卡，他總是加上回信地址——提醒我他的存在，讓我知道他在哪裡，萬一有什麼消息，我就可以聯繫他。 我已經放棄了期待那樣的消息，我甚至從沒弄清楚，奎妮是跟安德魯還是別的什麼人走的，或者她是否和安德魯在一起，是否他就是那個人。父親去世時留下些錢，我們曾經認真地找過她，但是一無所獲。 但是，現在有事情發生了。多年以後的現在，我的孩子們已經長大，我的丈夫已經退休，我們經常旅遊，我總覺得我有時確實看到了奎妮。我看見她，不是因為特別想見她或是花了力氣去找她，我也不相信真的是她。 有一次是在擁擠的機場，她穿著紗籠，戴著花邊草帽，皮膚曬得黑黑的，很興奮，看起來很富有，身邊圍著朋友。另一次，她在教堂門口，和一群婦女在一起，等著看婚禮派對。她穿著帶斑點的小山羊皮夾克，看起來既不富有也不健康。還有一次，她站在十字路口，領著一隊幼兒園的孩子，帶他們去游泳池或者公園。那是炎熱的一天，她穿著花短褲和印有口號的T恤衫，那富態的中年人體態讓人看著坦誠又舒服。 最後一次也是最奇怪的一次，是在愛達荷州特溫福爾斯的一個超市裡，我拿著野餐要用的東西，轉到了一個拐角，看見一個老女人靠在購物車上，彷彿在等我。她滿臉皺紋，長著一張歪嘴，棕色的皮膚顯得很不健康，頭髮捲成棕黃的小卷，紫色的長褲提到了突出的肚子以上——她和那些瘦小的女人一樣，因為年老而失去了腰部線條帶來的便利。褲子可能是從舊貨商店買的，色彩歡快的毛衣已經暗淡皺縮，包裹的胸部還沒有十歲孩子的大。 購物車是空的。她甚至連包都沒拿。 不像其他那些女人，這一位似乎知道她自己是奎妮。她對我微笑，似乎為認出了我感到很開心，也熱切地希望我能認出她來。你會覺得這是一個極大的恩惠——賜予她的一個瞬間，將她從永遠的陰影中拉出來的一個瞬間。 我所能做的只是快樂地咧開嘴，快樂卻無動於衷，繼續朝收銀台走去，彷彿面對的是一個神經兮兮的陌生人。 到了停車場，我對丈夫找了個藉口說，我忘了什麼東西，然後匆匆回到店裡，在過道上來回尋找。但是就那麼一會兒工夫，那個老女人似乎就不見了。她也許是緊跟在我後面走的，也許現在正走在特溫福爾斯的大街上，步行，或由某個好心的親戚或鄰居開車載著，甚至是自己開車。她應該不在店裡了，我們不會在過道裡不斷地走來走去卻錯過了彼此。我發現自己朝一個方向走，然後轉向另一個方向，在被空調打得冰冷的夏日商店打著寒戰，盯著人們的臉看。我很可能把他們嚇壞了，因為我在無聲地祈求他們告訴我，在哪兒能找到奎妮。 直到我回過神來，告訴自己那是不可能的，無論那人是不是奎妮，她都把我拋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