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熊從山那邊來

菲奧娜住在父母家裡，就在她和格蘭特上大學的城市。那是間大房子，可以望見海灣，在格蘭特看來，顯得豪華而凌亂，地毯在地板上拱著，杯底在桌子的漆面上留下了印子。她母親是冰島人——是個有權勢的女人，有著泡沫般的白髮和憤憤不平的極左派的政治觀念。父親是個重要的心髒病專家，在醫院德高望重，在家裡快樂地服從，帶著漫不經心的微笑聽奇怪的長篇大論。各種各樣的人，不論富有或貧寒，都在發表這些言論，來來去去，不斷地爭辯，協商，有時還帶外國口音。菲奧娜有自己的小車和一堆開司米羊毛衫，但是她沒有參加女生聯誼會，她家裡的這些活動很可能就是原因所在。 她倒不是在乎這個。聯誼會對她來說就是玩笑，政治也是一樣，儘管她喜歡放《四位起義將領》那張唱片，如果她想讓某些客人感到緊張，有時也會放《國際歌》，音量放得很高。有個表情憂鬱的鬈髮外國人在追求她——她說他是西哥特人——還有兩三個很受尊敬、心神不安的年輕實習生也在追求她。她拿他們開玩笑，也拿格蘭特開玩笑。她會怪模怪樣地重複他們的鄉下話。他認為她向他求婚或許也是個玩笑，那是在一個寒冷晴朗的日子，在斯坦利港的海濱。沙子吹打著他們的臉，海浪把一堆堆碎石推到他們腳下。

“你覺得好玩嗎——”菲奧娜叫喊著，“你覺得我們結婚會好玩嗎？” 他接受了她的求婚，是的。他永遠也不想離開她。她朝氣勃勃，迸發著生命的火花。 就在他們離開家前，菲奧娜注意到了廚房地上的印子，是她那天早些時候穿的便宜的黑色居家鞋留下的。 “我以為不會有了。”她有點氣惱和迷惑地說，一邊擦著灰色的印子，看起來像是用油膩的蠟筆塗的。 她說她以後不用再做這個了，因為她沒帶那雙鞋。 “我想我整日都會穿戴整齊，”她說，“或者半整齊，有點像是在酒店裡。” 她洗了剛用過的抹布，掛在門內水池下的架子上，然後穿上金棕色毛領滑雪夾克，裡面是高領毛衣和定做的淡黃褐色寬鬆褲。她個高肩窄，雖是古稀之年，但依然挺拔，整潔漂亮，長腿長腳，纖細的手腕和腳踝，還有那小得幾乎顯得有點滑稽的耳朵。她的頭髮是乳草絨般的淺色，已經從淡金色變成了白色，格蘭特沒有註意是什麼時候變的，她還披在肩上，像她母親一樣。 （格蘭特自己的母親為此感到有點吃驚，她是小鎮上的寡婦，在醫院做接待員。菲奧娜的母親留著長長的白髮，這甚至比房子的狀況更能向她傳達，對於態度和政治觀點她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除此之外，菲奧娜骨骼小巧，藍寶石般的小眼睛完全不像她母親。她的嘴微微翹起，現在她塗了口紅來突出自己的嘴唇——這通常是離開家前做的最後一件事。今天她像極了自己——坦率而茫然，甜美而諷刺。 一年多以前，格蘭特開始注意到，家裡貼滿了黃色的便條。那完全不是什麼新鮮事。她總是把東西寫下來——收音機裡提到的書名，當天一定要做的工作，甚至早上的行程也要寫下來——他發現時間安排得十分準確、神秘而感人。 7：00，瑜伽。 7：30～7：45，刷牙洗臉梳頭。 7：45～8：15，散步。 8：15，和格蘭特共進早餐。 新的便條內容不太一樣。貼在廚房的抽屜上——餐具，擦碟的干布，刀。難道她就不能打開抽屜看看裡面放的是什麼嗎？他想起戰爭期間在捷克斯洛伐克邊境巡邏的德國士兵的故事。一些捷克人告訴他，每條巡邏狗都戴著“獵狗”的標誌。為什麼？捷克人問，為什麼？德國人說，因為那就是條獵狗。

他正要講給菲奧娜聽，然後又想到還是不講為好。他們總是會因為同樣的事情而大笑，但是假如這次她不笑呢？ 更糟的事情接踵而至。她去了鎮上，從電話亭打電話問他怎麼開車回家。她穿過田野散步，撞進了林子，最後沿著籬笆牆回來了——繞了很遠的路。她說她相信籬笆總會把你帶到某個地方。 真是令人費解。她說起籬笆的事就好像是在開玩笑，況且，她能毫不費力地記住電話號碼。 “我不覺得有什麼可擔心的，”她說，“我想我是精神錯亂了。” 他問她是不是在吃安眠藥。 “即使吃，我也不記得了。”她說。然後又抱歉地說，這話聽上去很輕浮。 “我確信沒有吃什麼藥。或許是維他命。” 維他命不管用。她會站在門口，努力想要弄清楚自己要去哪兒。她燒菜會忘記開爐子，或忘記往咖啡壺裡倒水。她問格蘭特他們是什麼時候搬到這座房子裡的。

“是去年還是前年？” 他說是十二年前。 她說：“那太令人震驚了。” “她總是有點這個樣子，”格蘭特對醫生說，“一次她把大衣忘在儲藏間了，完全忘了。從那時開始，我們總會去溫暖的地方過冬。然後她說這是刻意安排的，雖然很無心，她說那就像她丟棄的一種罪一樣，就像有些人讓她對毛皮大衣產生的感覺一樣。” 他試圖解釋更多的事情，但都很徒勞——他想解釋，菲奧娜對這一切的吃驚和歉意，似乎像是某種例行的客套，而並非是在掩飾一種私密的樂子，彷彿她沒有預料到會遇上這樣的冒險，或者只是在玩她希望可以跟得上的遊戲。他們總是有自己的遊戲——胡言亂語的方言，他們自己虛構的人物。菲奧娜模仿的一些嗓音，唧唧喳喳或甜言蜜語的哄騙（他不能告訴醫生這些），不可思議地模仿她從來沒有見過或聽說過的他的女人們的聲音。

“是的，那麼，”醫生說，“或許一開始就是有選擇性的。我們也不知道，是吧？在看到惡化的趨勢之前，我們真的說不清楚。” 有一段時間，貼什麼標籤都變得無關緊要了。菲奧娜不再獨自去買東西，格蘭特一轉身她就會從超市裡消失。一名警察在她走在幾個街區以外的路中央時把她帶走了。他問她名字，她爽快地回答了。然後他問她國家總理的名字。 “如果你連這都不知道，好心的年輕人，你真的不應該做這麼重要的工作了。” 他笑了。然後她出了錯，問他是否見過博里斯和娜塔莎。 這是她幾年前收養的兩條俄國狼狗的名字，是從朋友那邊接手的，她用心地照料它們的餘生。她接受它們可能是因為她那時恰巧發現自己也許不能生育。輸卵管堵塞或扭曲什麼的——格蘭特現在記不得了，他總是避免去想那些女性器官。也可能是因為她母親的去世。當她帶它們出去散步時，狗的長腿和柔軟的毛髮、溫柔而不屈服的窄臉和她很相配。那些日子裡，格蘭特自己剛到大學開始第一份工作（他岳父的錢儘管受了政治的污染，但仍然很受歡迎），在某些人看來，菲奧娜是因為另一個突發奇想的怪念頭而與他結婚的，一個已經準備好了想要接受照顧和愛護的念頭。幸運的是，他到很久以後才明白這一點。

超市走失那天的晚飯時間，她對他說：“你知道你得把我怎麼辦嗎？你得把我送到那個地方。淺水湖？” 格蘭特說：“草地湖。我們還沒有到那個階段呢。” “草地湖，愚蠢湖，”她說，彷彿他們在玩開心競賽，“愚蠢湖。是愚蠢湖。” 他用手抱住頭，胳膊肘擱在桌子上。他說即使要考慮這條路也不會是永久性的安排。一種實驗性治療。休息療法。 有條規定說十二月不收病人，節日期間總有太多情感上的陷阱，所以他們決定一月的時候去。路上開了二十分鐘。上高速公路前，之前潮濕坑洼的鄉間道路現在已經完全結凍了。濕地橡樹和楓樹把陰影投射到明亮的雪地上，像欄杆一樣。 菲奧娜說：“啊，想起來了。” 格蘭特說：“我也在想那件事。”

“只不過是在月光下面。”她說。 她說的是那次他們在夜裡出去滑雪，在滿月下，滑過佈滿黑色條紋的雪地，這個地方你只有在深冬才能進入。他們聽到樹枝在嚴寒中開裂的聲音。 那麼如果她能夠生動準確地記得那些，她又會有什麼大問題呢？ 他努力控制才沒有掉頭開回家。 院長還向他解釋了另一條規則。新病人第一個月不允許接受探訪，大多數人需要這段時間來安定下來。這條規則實施以前，人們請願，哭泣，發脾氣，甚至那些自願來的人也是如此。到了第三天或第四天，他們開始後悔，請求回家。有些家人會受影響，會把病人帶回家，可情況並未好轉，六個月甚至短短幾週之後，所有的麻煩又會重新上演。 “然而我們發現，”管理者說，“如果他們獨自留下，通常最後會像糊塗蟲一樣快樂。你實際上要哄著他們上車去城裡，要他們回家看看也是一樣。那時再帶他們回家就完全沒問題了，待上一兩個小時——他們還會擔心趕不回來吃晚餐呢。草地湖就是他們的家了。當然，不包括那些住在二樓的，我們不能讓他們離開。那太困難了，而且他們也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我妻子不會去二樓的。”格蘭特說。 “不會，”管理者若有所思地說，“我只是需要在剛開始的時候就把一切都說清楚。” 他們幾年前去過草地湖幾次，去看法卡先生，一個老單身漢農場主，他們以前的鄰居。從本世紀初起，他就一直獨自住在一座通風良好的磚房裡，除增加了冰箱和電視，其他都一成不變。隔上一段長短恰當的時間，他就會來拜訪格蘭特和菲奧娜，事先也不打招呼。他喜歡討論他閱讀的書——關於克里米亞戰爭、南極開發或火器的歷史。但是他去了草地湖以後就只談論那裡的日常情況，讓他們覺得他們的探望儘管令人愉快，對他來說卻是一種社交上的負擔。菲奧娜尤其討厭到處瀰漫的小便和漂白劑的氣味，討厭低矮陰暗的走廊和那些草草擺在走廊壁龕裡的塑料花。

現在那個建築不見了，儘管它是五十年代才建造的。就像法卡先生的房子一樣消失了——那座房子被那種華而不實的城堡式建築代替了，成了某些來自多倫多的人的周末度假屋。新草地湖是一座通風良好的帶拱頂的房子。空氣中充滿了宜人的松香，很多真正的綠色植物從巨大的瓦罐裡伸出來。 儘管如此，在不能見到她的這漫長難捱的一個月裡，格蘭特還是想像著菲奧娜在那座舊樓裡。他想，那是他一生中最漫長的日子——比他和母親去拉納克郡看望親戚的那個月還要長，那時他十三歲；比杰姬·亞當斯和家人去度假的那個月還要長，那時他們就要確定戀愛關係了。他每天給草地湖打電話，希望找到那個名叫克里斯蒂的護士。她似乎對他的頻繁來電感到好笑，但是她給他的報告比別的護士要充實。

菲奧娜感冒了，對於新來的人這並不罕見。 “就像小孩子開始上學一樣，”克里斯蒂說，“他們會接觸一批新的細菌，一段時間內甚麼病都可能染上。” 然後感冒好些了。她不用抗生素了，似乎也不像剛來的時候那樣迷糊了。 （這是格蘭特第一次聽說抗生素和迷糊的事。）她的胃口不錯，她似乎喜歡坐在日光房裡，也喜歡看電視。 舊草地湖讓人無法容忍的一件事是到處都開著電視，不管你坐在哪裡，電視都會擾亂你的思路和談話。一些牢友（那時他和菲奧娜就是這樣稱呼那些人的，而不是稱之為住客）會抬起眼睛看著電視，有些人對著電視說話，但大多數人只是坐著，溫順地忍受著它的攻擊。他記得，在新樓裡，電視都放在分開的客廳或臥室裡。你可以選擇看或是不看。 所以菲奧娜一定是做出了選擇。看什麼呢？ 他們生活在這座房子裡的那些年裡，他和菲奧娜一起看了不少電視。他們窺探了鏡頭所能觸及的每一種獸類、爬行類或海洋生物的生活，還追了幾十部類似十九世紀優秀小說的情節劇。他們漸漸迷上了有關百貨公司生活的英國喜劇，看了很多次重播，以至於連對白都能背下來了。他們為真實生活中去世或轉行的演員悲傷哀悼，歡迎這些演員重返舞台，如同人物再生一般。他們看著導視員的頭髮由黑變白，最後又變黑，簡陋的背景卻從未改變。但是背景也在消失。最終，背景和最黑的頭髮就如同從倫敦街道上飄來的灰塵鑽進了電梯門下面的縫裡，都消失了，這其中的悲哀似乎比《經典劇場》中的任何悲劇都更能影響到格蘭特和菲奧娜，所以他們沒有等到結局就不再看了。 克里斯蒂說，菲奧娜交了些朋友。她真的要從自己的殼裡出來了。 那是什麼殼？格蘭特想要問，但他克制住了自己，為了給克里斯蒂留下好印象。 如果有人打電話來，他會讓留言機錄下來。他們在社交場合偶爾見到的人，不是近鄰而是住在附近鄉下的人，和他們一樣退休了，這些人離開時往往無人注意。住在這裡的最初幾年，格蘭特和菲奧娜整個冬天都待在家裡。在鄉下過冬是全新的體驗，他們要對房子進行大量的修繕工作。然後他們想到也應該趁條件允許的時候出去旅遊，他們去了希臘、澳大利亞、哥斯達黎加。人們會以為他們現在也是去旅行了。 他用滑雪來鍛煉身體，但是從來不會走到濕地那麼遠的地方。他在房子後面的田野裡滑來滑去，等太陽落山，整個鄉間的天空呈現粉紅色，似乎被邊緣發藍的冰浪環繞著。他數著在田野裡繞了多少圈，然後回到陰暗的房子裡，一邊準備晚餐一邊看電視新聞。他們通常都是一起做晚餐，一個人準備飲料，另一個生火，一邊談論他的工作（他在寫傳奇的挪威狼的研究論文，尤其是在世界盡頭吞掉奧丁神的偉大的魔狼芬力斯），還談論菲奧娜正在閱讀的任何東西，以及他們在親密但又獨立的一天裡各自的思考。這是他們可愛的親密時刻，儘管上床之後也當然會有五到十分鐘甜蜜的身體接觸——往往並不是以性愛為目的的，但是讓他們確信性愛還存在。 在夢中，格蘭特給一個他視為朋友的同事看了一封信。信來自一個他好久沒有想起的女孩的室友，寫得道貌岸然，充滿敵意，哀怨中含著威脅——他認為寫信人是潛在的女同性戀。他與女孩本人的分手是體面的，她似乎不太可能鬧事，更不要說自殺，而這封信卻顯然是在苦心孤詣地告訴他相反的情況。 這位同事屬於這樣的丈夫和父親，他們最早扔掉領結離開家，每晚在地上的床墊上與迷人的年輕情婦消度，他們來到辦公室或是課堂，衣冠不整，帶著麻醉藥和焚香的氣味。但是現在，他對這種惡作劇抱否定的態度，格蘭特回想起他實際上娶了其中的一個女孩，像別的妻子一樣被帶去參加派對，生小孩。 “我不會笑你的。”他對格蘭特說。格蘭特不覺得他什麼時候笑過他。 “如果我是你的話，我會盡量讓菲奧娜做好心理準備。” 所以，格蘭特動身去草地湖找菲奧娜——舊的草地湖——結果卻進了階梯教室。大家都在等他去上課。坐在最後最高一排的是一群身穿黑袍，目光冷淡的年輕女人，都在哀悼，痛苦的目光凝視著他，沒有一刻從他身上移開，不記也不在乎他說的任何話，表現得很露骨。 菲奧娜坐在第一排，很安靜。她把階梯教室變成了派對上的一個角落——她總能發現的一個孤島，喝著摻了礦泉水的酒，抽著普通香煙，講著關於她的狗的笑話。她和她的同類一起與潮流抗衡，彷彿在其他角落，在臥室，在黑暗的陽台上演的一幕幕只不過是幼稚的喜劇，彷彿純樸就是時尚，而沉默就是福祉。 “噢，呸，”菲奧娜說，“那個年齡的女孩總是談論如何自殺。” 但是光聽她這麼說是不夠的——事實上，這讓他很恐懼。他擔心菲奧娜是錯的，某件恐怖的事情已經發生，他看到了她看不到的東西——黑色的環在變粗，收攏，繞住他的氣管，籠罩在房間頂上。 他把自己從夢中拖出來，開始理清真實和虛幻。 曾經有過一封信，還有“老鼠”這個詞用黑油漆寫在他辦公室的門上，菲奧娜得知一個女孩因為苦戀他而痛苦萬分，就說了和夢中類似的話。同事沒有攪和進來，黑色長袍的女人沒有出現在教室裡，也沒有人自殺。格蘭特的名譽沒有受損，事實上，想到幾年後可能發生的事情，他算是輕易脫身了。但是有謠言流傳開來。人們對他的冷淡和輕蔑變得很露骨了。他們沒收到什麼聖誕晚會的邀請，新年是獨自度過的。格蘭特喝醉了，沒有人逼他——謝天謝地，也沒有犯認罪的錯誤——他向菲奧娜許諾了新的生活。 那時他感到的恥辱是被愚弄的恥辱，是對正在發生的變化一無所知的恥辱。沒有一個女人讓他意識到這一點。過去的改變是，很多女人一下子都唾手可得了——或者他是那麼感覺的——現在是新的改變，她們說發生的事和原先設想的完全不一樣。她們因為無助和迷惑而聯合起來，她們被整個事件傷害了，而不是因此感到開心。甚至她們採取主動時，也只是因為形勢對她們不利。 沒人會承認玩弄女性的人（如果格蘭特不得不那樣稱呼自己的話——和夢中責罵他的男人相比，他連一半的戰利品或情感糾紛都沒有）的生活中會有善意、慷慨甚至犧牲的行為。也許一開始沒有，但是至少在事情進行的過程中會有。很多次為了迎合女人的驕傲和脆弱，他獻出了更多的愛——或更強烈的激情——比任何他真正感受到的愛都要多，以至於他發現，自己面對的對是傷害、利用和摧毀自尊等罪名的控訴。還有欺騙菲奧娜的罪名——他當然是欺騙了她——但是，像其他人對待妻子那樣離開她，真的會更好嗎？ 他從來沒有想過這樣的事。儘管其他地方有令人不安的要求，他從來都沒有停止與菲奧娜做愛。他從來沒有一個晚上不是和她在一起。沒有為了在舊金山或馬尼圖林島的帳篷裡過週末而精心編造的故事。他麻醉劑用得很少，也不多喝酒，繼續發表論文，為委員會工作，事業進展順利。他從來沒有想到要拋棄工作和婚姻，到鄉下去做木工或是養蜜蜂。 但是那樣的事畢竟還是發生了。他提早退休，退休金便縮了水。在他的大房子裡獨自度過了一段茫然困惑而恬淡寡欲的日子後，他那個心髒病專家岳父終於溘然辭世。菲奧娜繼承了財產和一座位於喬治亞灣附近鄉間的農莊，她父親就是在那兒長大的。她放棄了志願者服務醫院協調員的工作（在那個日常生活的世界裡，就像她說的，實際上人們的麻煩與吸毒、性或知識分子之間的口角無關）。新生活就是新生活。 博里斯和娜塔莎已經死了。一個先病死了——格蘭特忘了是哪一個——接著另一個也死了，跟傷心多多少少有些關係。 他和菲奧娜對房子做了些修修補補的工作。他們參加越野滑雪。他們雖然不是很善於交際，但還是漸漸有了些朋友。不再有興奮的調情，晚餐聚會上不再女人把光光的腳趾伸進男人的褲腿裡往上爬，不再有放蕩的妻子們。 不公平的感覺漸漸消退，格蘭特可以認為這一切來得恰逢其時。女性主義者和那個不幸的蠢女孩自己或是他那些怯懦的所謂朋友們恰逢其時地把他推了出來，從一種事實上就要變得得不償失的生活中推了出來，而那種生活也許最終會讓他失去菲奧娜。 要去草地湖做第一次探訪的那天早上，格蘭特早早就醒了。他渾身充滿了肅穆的麻刺感，就像以前和一個新女友第一次約會的早晨一樣。這感覺並不是真的和性有關。 （後來，當見面成為例行公事，就完全和性有關了。）有一種發現的期待，幾乎是一種精神的擴展。還有膽怯、謙卑和警覺。 他出門太早了。兩點鐘之後才允許探訪。他不想坐在停車場等，所以把車開向了一個錯誤的方向。 雪已經開始消融。還有大量的殘雪，但是初冬炫目嚴酷的風景已經破碎了。灰色的天空下，一堆堆滿是孔洞的雪像田地裡的垃圾。 在靠近草地湖的鎮上，他發現了一家花店，買了一大束花。他以前從來沒有給菲奧娜送過花，也沒有給任何人送過。他走進草地湖，感覺就像一個沒指望的求愛者或卡通片里內疚的丈夫。 “哎呀，這麼早的水仙花，”克里斯蒂說，“一定花了你不少錢吧。”她在他前面走到廳裡，走進一個餐具室，或者也可能是廚房，打開燈，找了一個花瓶。她是個胖乎乎的年輕女人，已經對自己的身體自暴自棄了，除了頭髮。濃密的金發，是雞尾酒女招待的風格，蓬鬆華麗的髮型，或者是脫衣舞孃的髮型，頂在一張平淡無奇的臉上。 “在那邊，”她說，點頭示意他去大廳那邊，“名字就在門上。” 真的就在裝飾著藍鳥的名牌上。他不知道是否要敲門，然後敲了敲，打開門，叫她的名字。 她不在。櫥櫃關著，床很平整。床頭櫃上除了一盒克里奈克斯面巾紙和一杯水，其他什麼也沒有。沒有照片或圖畫，也沒有書或雜誌。也許那些都得放到壁櫥裡。 他回到護士站，或者叫接待處還是別的什麼名字。克里斯蒂說：“不在嗎？”一副吃驚的表情，他覺得是在敷衍。 他猶豫不決，抱著花。她說：“好吧，好吧——我們把花放在這裡。”她嘆著氣，帶他沿著大廳走，好像他是第一天上學的差生，然後來到一個很大的中央區，那裡有教堂一樣的天花板，地上鋪了地毯，陽光從巨大的天窗裡透進來。一些人靠牆坐在安樂椅上，其他人坐在中間的桌子旁。人們看起來都還不錯。年老——有一些老到差不多需要坐輪椅了——但是很體面。過去，格蘭特和菲奧娜探訪卡法先生時，看到過一些令人不安的場面。老女人下巴長著鬍鬚，有人的暴眼像爛李子；流著口水的人，走路搖搖晃晃的人，瘋狂講話的人。現在好像最糟糕的情況已被清除了。或許使用了藥物和外科手術，也許還有一些治療畸形、語言和其他方面失禁問題的手段——這些手段甚至幾年前還不存在。 不過，有一個非常憂傷的女人坐在鋼琴旁邊，用一根手指敲著琴鍵，沒能彈出什麼曲調。另一個女人，從咖啡壺和一堆塑料杯子後面盯著看，看起來厭倦透了。但她應該是僱員——她穿著和克里斯蒂一樣的淺綠色褲子套裝。 “看見了嗎？”克里斯蒂輕輕地說，“你走過去和她打招呼，盡量別嚇著她。記得她也許不——好了，去吧。” 他看到菲奧娜的側面，靠一張牌桌坐著，但是沒有在玩。她的臉有些浮腫，一邊臉頰上鬆弛的肌肉掩蔽了嘴角，以前從來不是這樣的。她在看坐得最近的男人玩牌。他把牌豎起來，這樣，她就能看到了。當格蘭特走近桌子時，她抬起頭看。他們都抬頭看——所有在桌上玩牌的人都抬起頭看，顯出不悅的樣子。然後又立刻低頭看自己的牌，彷彿是想避開侵擾。 但是菲奧娜笑了，還是那種局促、狡黠而迷人的歪嘴笑，她把椅子推後，轉過身來向他走來，把手指放到嘴上。 “橋牌，”她小聲說，“嚴肅得要命。他們很痴迷。”她把他拉到咖啡桌旁，閒談起來。 “我記得在大學裡有一陣子也是那樣。我和朋友們會逃課，坐在公共休息室裡抽煙，拼命玩。其中一個人叫菲比。我不記得其他人了。” “菲比·哈特。”格蘭特說。他想像著那個平胸的、黑眼睛的小巧女孩，現在很可能已經不在人世了。菲奧娜和菲比，還有其他人都被籠罩在繚繞的青煙中，如女巫般專注。 “你也認識她？”菲奧娜問，朝一個面容呆滯的女人微笑。 “你喝點什麼，來杯茶嗎？恐怕這兒的咖啡沒有多少了。” 格蘭特從不喝茶。 他不能伸出胳膊摟住她。她的聲音和微笑，儘管和以前一樣熟悉，卻有某些異樣，似乎她是在守衛那些玩牌的人，甚至那個管咖啡的女人，不讓他靠近——同時也在守衛他，不讓那些人的不悅影響他——這些都讓他不可能去擁抱她。 “我給你帶花了，”他說，“我想它會給你的房間增色。我去過你的房間了，但你不在。” “是啊，我當然不在那兒，”她說，“我在這兒。” 格蘭特說：“你交新朋友了。”他朝著剛才坐在她旁邊的男人點點頭。這時，那個男人抬頭看著菲奧娜，她轉過臉來，要么是因為格蘭特說的話，要么是感覺到了背後的目光。 “是奧布里，”她說，“好笑的是我很多年前就認識他了。他在商店工作，就是那個我祖父經常去買東西的五金店。我們總是開玩笑，可是他沒有膽量約我出去。直到最後一個週末，他帶我去看球賽，但是球賽結束後，我的祖父出現了，開車接我回家。我是去那兒過暑假的，看望我的祖父母——他們住在農場上。” “菲奧娜，我知道你祖父母住在哪裡，就是我們住的地方，以前住的地方。” “真的嗎？”她問。她沒有全神貫注，因為那個玩牌者在看她，用的不是懇求的眼神而是命令的眼神。他和格蘭特年齡差不多，或者老一點。密而粗的白髮耷在前額上，皮膚像皮革一樣，但是很蒼白，白裡發黃，像起皺的舊山羊皮手套。他憂鬱的長臉顯得很有尊嚴，有一種強壯、氣餒的老馬的美。但是有了菲奧娜的關注，他沒有了氣餒。 “我還是回去吧。”菲奧娜說。最近有點發胖的臉上透出一絲紅暈。 “他覺得沒有我坐在旁邊他玩不了。真可笑，我已經幾乎不會玩了，恐怕得請你原諒了。” “你們很快就完嗎？” “噢，應該是吧，要看情況而定，如果你去客氣地問那個看起來很嚴肅的女士，她會給你一些茶。” “我沒事。”格蘭特說。 “那我得把你一個人留在這兒了。你能自己找點樂子嗎？這裡的一切對你一定很陌生，不過你會很奇怪自己怎麼那麼快就能適應。你會認識每個人，只是有些人總是迷迷糊糊的。你知道——不能期望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誰。” 她溜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對著奧布里的耳朵說了些什麼。她用手指輕敲著他的手背。 格蘭特去找克里斯蒂，在大廳裡碰到了她，她正推著推車，上面有一些裝蘋果汁和葡萄汁的大罐子。 “稍等一下，”她邊說邊把頭伸進一扇門裡，“裡邊有要蘋果汁的嗎？葡萄汁呢？曲奇餅呢？” 他等著，她灌滿兩個塑料杯子拿進屋裡，然後出來，把兩塊竹芋粉曲奇餅放在紙盤裡。 “嗯？難道你看到她參與到大家中間不開心嗎？” 格蘭特問：“她究竟知不知道我是誰？” 他無法確定。她可能在開玩笑，那就是她的風格。她最後那個小偽裝出賣了她，和他講話的語氣彷彿是把他當成了一個新住客。 他不確定那是不是就是她假裝的事情。他不確定這是不是一種偽裝。 但是玩笑一過，她難道不會跟著他，嘲笑他嗎？她不會就這麼回到紙牌遊戲中，肯定不會，就那麼裝作忘記了他。那太殘忍了。 克里斯蒂說：“你只是來得不是時候罷了。她正忙著。她在忙著玩遊戲。” “她都沒在玩啊。”他說。 “是啊，但是她的朋友奧布里在玩呀。” “那，奧布里是誰呢？” “就是他。奧布里。她的朋友。你想要果汁嗎？” 格蘭特搖搖頭。 “噢，看呀，”克里斯蒂說，“他們形成了這種依戀。有一陣子了。就是像鐵哥們一類的。這是一個階段。” “你是說她真的可能不知道我是誰嗎？” “也許是。今天不知道，然後明天——誰知道呢，是吧？情況總是在反反复复，我們沒有辦法。你經常過來就會了解這些了。你會學會泰然處之，一天一天慢慢習慣的。” 一天一天。但是情況並沒有反反复复，而他也沒有習慣那種方式。倒似乎是菲奧娜慢慢習慣了他，但只是把他當作某個對她有特殊興趣的常客，抑或當作一個討厭的人，根據她過去的禮數規則，她不會讓你意識到自己很令人討厭。她用心不在焉卻禮貌友好的態度對待他，那就足以成功地阻止他提出最明顯最必要的問題。他不能問她是否記得他是她結婚快五十年的丈夫。他覺得她會對這樣的問題感到尷尬——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他。她會不安地笑，用她的禮貌和迷惑不解來羞辱他，結果會既不是肯定，也不是否認。或者她會用一點都不令人滿意的方式來肯定或否定。 克里斯蒂是他唯一能與之交談的護士，其他一些護士把整件事當作笑話。一個粗魯的老傢伙當面嘲笑他：“那個奧布里和那個菲奧娜？他們真的很癡情，是吧？” 克里斯蒂告訴他說，奧布里是一家除草劑——“所有那類東西”——公司在當地的代理商，將產品賣給農場。 “他是好人。”她說，格蘭特不知道這是說奧布里誠實、大方、善良，還是說他聲譽好，衣著講究，開名貴的車。很可能兼而有之。 然後她說，他在不是太老，甚至都沒退休時，受到了某種不尋常的傷害。 “一般是他妻子照顧他。她在家裡照顧他。她只是暫時把他放在這裡，好讓自己休息一下。她姐姐想要她去佛羅里達。看，她很艱難，你根本想不到會有他這樣的事——他們只是去某處度假，他撞上了什麼東西，比如某種蟲子，讓他發了可怕的高燒，然後昏迷了，就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他問她這些住客之間的感情問題。他們會不會太過分？他現在能夠以寬容的語氣說話了，他希望這樣就不用聽沒完沒了的斥責了。 “那要看你是什麼意思。”她說。在思考如何回答他的問題時，她不斷地在記錄本上寫著。等她寫完，會抬頭看著他，坦率地笑笑。 “好笑的是，我們這裡的問題經常出現在那些彼此並不友好的人們中間。也許他們並不認識對方，比如，甚至不知道對方是男人還是女人。你以為老男人會試圖爬到老女人的床上，但是要知道，有一半的情況恰恰相反。是老女人追求老男人。可能是她們還不太疲勞，我想。” 然後她收起了笑容，彷彿擔心自己說得太多了，或者太麻木不仁了。 “別誤會，”她說，“我不是指菲奧娜。她是位淑女。” 那麼，奧布里呢？格蘭特想要問。但是他想起奧布里是坐輪椅的。 “她真的是個淑女。”克里斯蒂說，語氣那麼確定和令人信服，以至於讓格蘭特不安起來。他想像著菲奧娜穿著網眼花邊的藍帶子長睡衣，開玩笑似的掀起一個老男人的被子。 “噢，有時我想知道——”他說。 克里斯蒂厲聲問：“你想知道什麼？” “我想知道她是不是在偽裝。” “什麼？”克里斯蒂問。 大多數下午，都能在紙牌桌旁邊找到那一對。奧布里手很大，手指很粗，拿牌很困難。菲奧娜洗牌，幫他出牌，有時迅速地擺正一張似乎要從他手裡滑落的牌。格蘭特會在屋子另一邊觀察她輕快的動作，開心機敏的道歉。當她的一綹頭髮碰到他的臉頰時，他可以看見奧布里會像丈夫一樣皺眉。只要她在旁邊，奧布里就寧願忽略她。 但是每當她微笑著向格蘭特打招呼，把椅子推到後面，起身給他倒茶——表明她認可他有權在這兒，可能還略微地感覺對他有點責任——奧布里的臉上就會呈現出驚慌失措的陰沉表情。他會讓牌從手指間滑落到地板上，讓牌局泡湯。 所以菲奧娜必須忙活著，把一切理順。 不玩牌的時候，他們可能會沿著大廳散步，奧布里一隻手抓著欄杆，另一隻手抓住菲奧娜的胳膊或肩膀。護士認為那是個奇蹟，她能把他從輪椅上弄下來。雖然走長一些的路——去大樓一端的暖房或另一端的電視間——仍然需要輪椅。 電視似乎總是調到體育頻道，奧布里喜歡看任何的體育運動，但他最喜歡的顯然是高爾夫球。格蘭特不介意和他們一起看。他隔開幾個椅子坐著。大屏幕上，一小隊觀察員和評論員跟著選手在寧靜的草坪上行走，在恰當的時間爆發出拘謹的掌聲。但是當選手揮桿，球沿著孤單的指定路線劃過天空時，周遭一片寂靜。奧布里和菲奧娜和格蘭特，可能還有其他人，坐在那裡屏住呼吸，然後是奧布里首先打破沉默，表達滿意或失望之情，之後菲奧娜會隨聲附和。 暖房裡就沒這麼安靜了。這一對在最茂盛濃密的熱帶植物間——如果你喜歡，也可以稱之為樹蔭——找到座位，格蘭特勉強控制住自己不要闖入。與葉子的沙沙聲和飛濺的水聲混合在一起的，是菲奧娜輕柔的談笑聲。 還有某種咯咯的笑聲。是誰的笑聲呢？ 也許誰的都不是——也許是來自角落籠子裡一隻魯莽俗麗的鳥。 奧布里可以講話，儘管聲音可能和過去不一樣。他現在似乎在說什麼——幾個不甚清晰的詞。小心。他在這兒。親愛的。 噴水池藍色的池底落了一些許願硬幣。格蘭特從來沒有見過有人投幣。他盯著這些五分、十分、二十五分的硬幣，心想它們是不是黏在了瓷磚上——這是這座建築另一個讓人鼓舞的裝飾。 一些十幾歲的少年在玩棒球，他們倆坐在露天看台的最頂端，與少年的朋友們保持距離。他們中間有十幾塊幾寸長的光木頭，黑暗降臨，仲夏傍晚的涼意突如其來。他們的手輕輕掠過，腰臀游移，目光從來沒有離開球場。如果他穿著夾克，他會脫下來披在她窄窄的肩膀上。在夾克下面，他可以把她拉近自己，張開手握住她柔軟的胳膊。 不像現在，小子們第一次約會就可能把手伸進她的褲子。 菲奧娜的胳膊瘦弱而柔軟。青春期的慾望令她震驚，閃過她輕柔嶄新的身體裡所有的神經。夜色在球場裡被點亮的揚塵之外漸漸變濃。 草地湖鏡子不多，所以他看不見自己暗中的潛行和追踪。但是偶爾他會想到，自己這樣跟踪著菲奧娜和奧布里，是多麼愚蠢和可憐，也許都顯得精神錯亂了。與她或他當面對質，他毫無勝算。越來越不自信他有什麼權利在場，但又無法退出。甚至在家裡，當他在書桌旁工作，清掃房間或必須鏟雪時，他頭腦中某種滴答作響的節拍器也裝在草地湖，裝在他下一次的探訪上面。有時他覺得自己像一個執拗的孩子，在無望地追求，有時又像那些在街上跟踪名女人的無賴，相信有一天這些女人會轉身，認可他們的愛。 他盡了很大努力，把探訪限定在星期三和星期六。他還讓自己觀察這個地方的其他事情，彷彿他是個無拘無束的探訪者，進行某種視察或社會研究的人。 星期六有一種假日的喧鬧和緊張。家人成群結隊地來訪。母親通常是負責人，她們像開心而堅決的牧羊犬，帶領著男人和孩子們行進。只有最小的孩子不理會這些。他們馬上註意到了大廳地板上綠色和白色的方塊，他們選一種顏色的方塊走，其他的跳過。大膽一些的會試圖掛在輪椅後面搭便車。有一些孩子就算挨了罵也要玩這些遊戲，不得不被趕回車上去。一些大孩子或父親是多麼開心和求之不得地自願帶他們出去，這樣他們就可以從探訪中逃脫了。 是女人負責讓談話繼續下去。男人在這種情境中感到恐懼，十幾歲的孩子感到受了冒犯。被探訪的人坐在輪椅上，或者拄著拐杖歪歪斜斜地，或者孤立無援、僵硬局促地走在隊列前面，為自己高漲的人氣自豪，但在這種緊張和壓力下，他們或是眼神空洞，或是絕望地嘮叨個不停。被各式各樣的外來者簇擁著，這些住客的確看起來不像正常人。女性下巴上的鬍子可能被連根刮掉，爛眼睛可能會用布條或墨鏡遮起來，不恰當的話語可能會用藥物控制，但是呆滯的表情和眼神，痛苦的僵硬還在——彷彿人們滿足於就這樣成為自己的記憶，最後的相片。 格蘭特現在更理解法卡先生的感覺了。這裡的人——甚至那些不參加活動，只是坐著望著門或窗外的人——頭腦裡都過著忙碌的生活（更不要說他們的身體了，腸道裡不祥的蠕動，渾身上下遍布的劇痛和刺痛），一種大多數情況下無法向探訪者描述或暗示的生活。他們所能做的就是推動輪椅或想辦法移動，希望能碰到可以展示或談論的東西。 暖房是可以炫耀的，還有大電視屏幕。爸爸們認為那很不一般。媽媽們說蕨類植物漂亮極了。很快，大家都圍著小桌子坐下來吃冰淇淋——只有十幾歲的孩子們會拒絕，他們已經噁心透了。女人們擦掉老人顫抖的下巴上流淌的食物，男人們把目光移向別處。 這種儀式一定會帶來某種滿足，有一天，也許甚至是十幾歲的孩子也會為自己來過而感到高興。格蘭特對家庭不在行。 似乎沒有子女或孫子孫女來看望奧布里，而他們也玩不了紙牌了——桌子被冰淇淋聚會佔領了——他和菲奧娜就遠離這些星期六的大遊行。暖房人太多了，他們沒法說悄悄話。 當然，那種談話可以在菲奧娜關閉的門後進行。格蘭特不能敲門，儘管他在那里站了好一陣子，盯著門牌上的迪斯尼鳥，心裡翻騰著緊張、惡毒的厭惡。 或許他們會在奧布里的房間裡。但是他不知道他的房間在哪兒。他越是探索，就發現越多的走廊、休息空間和坡道，他還是會在漫遊中迷路。他會拿某張圖畫或椅子做地標，可到了下一周，他選擇的地標似乎都換了地方。他不想對克里斯蒂說，免得她認為自己也精神錯亂了。他想，這種持續的變化可能是為了住客著想——讓他們的日常鍛煉更有意思。 他也沒有說，有時他望見遠處的一個女人，他認為是菲奧娜，但轉念一想又不可能，因為那女人穿的衣服不像。菲奧娜什麼時候喜歡上了明亮的花上衣和電光藍便褲？有一個星期六，他朝窗外張望，看見了菲奧娜——一定是她——推著奧布里，沿著冰雪消融的石板路散步，她戴著傻乎乎的羊毛帽子，穿著印有藍色紫色卷兒的夾克，就是他在超市裡看見當地婦女穿的那種。 事實上一定是他們不想費心整理尺碼差不多的女人們的衣櫃。他們覺得沒有什麼問題，女人們反正也認不出自己的衣服。 他們也給她剪了發，剪掉了她天使般的光環。有一個星期三，一切趨於正常，紙牌遊戲重新開始，女人們在手工藝室做綢花，或時裝娃娃，沒有人在周圍晃來晃去，糾纏或欣賞她們。奧布里和菲奧娜又出雙入對的了，這樣，格蘭特就可以和妻子短暫地說一會兒話，友好而令人抓狂。他對她說：“他們為什麼剪掉你的頭髮？” 菲奧娜把手放在頭上檢查了一下。 “為什麼——我的頭髮還在呀。”她說。 他想他應該查一查二樓是怎麼回事，那裡看管著的人們，用克里斯蒂的話說，徹底失去了心智。那些走來走去自言自語的人，對著路過的人拋出怪問題（“我把我的毛衣忘在教堂了嗎？”）的人顯然只是失去了部分心智。 還不夠格。 有樓梯，但是樓梯盡頭的門上鎖了，只有工作人員有鑰匙。除非有人從桌子後面按電鈕，否則沒人能進入電梯。 失去心智後他們做什麼？ “有些人只是坐著，”克里斯蒂說，“有些人坐著哭。有些人想把房子喊塌。你不會真的想知道吧。” 有時他們會恢復過來。 “你從他們的房間進進出出一年，他們都不認識你。然後突然有一天，噢，嘿，我們什麼時候回家。他們又一下子完全恢復了正常。” 但是好景不長。 “你以為，哇，恢復正常啦。然後他們又犯病了。”她打了個響指，“就像這樣。” 在他過去工作的鎮上有家書店，他和菲奧娜一年去一兩次。他獨自回到那裡。他不想買什麼，但他還是寫了書單，選了幾本書，然后買了另一本他偶然注意到的書。是關於冰島的，一本介紹十九世紀一位去冰島旅遊的女士畫的水彩畫的書。 菲奧娜從來沒有學會她母親的語言，也從來沒有表現出對用這種語言流傳下來的故事的尊敬——格蘭特在職業生涯中教過或寫文章研究過，並且現在還在寫文章研究的故事。她把這些故事的主人公叫作“老納吉奧”或“老斯諾里”。但是在最近幾年，她對這個國家本身發生了興趣，她看了一些旅遊指南。她讀威廉·莫里斯的遊記，還有奧登的遊記。她並不是真的打算去那裡旅行。她說天氣太惡劣。而且她說——應該有一個地方，你思考過，也很了解，也許還心馳神往——但是從未親眼見過。 當格蘭特最初開始教盎格魯——撒克遜和北歐文學時，他班上都是常規的學生。但是幾年後他注意到了一種變化。已婚婦女開始回到學校。她們不是想要提高自己，以期找到更好的工作，而僅僅是想讓自己有比日常家務和嗜好更有趣的東西來思考，豐富自己的生活。也許隨之而來的事情是很自然的，教授她們這些課程的男人們成了她們豐富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這些男人對這些女人來說，比她們為之煮飯和一起睡覺的男人更神秘，更令人渴望。 所選擇的科目通常是心理學、文化史或英國文學。有時也有人選考古學或語言學，但是當難度增加時就放棄了。那些報名學習格蘭特課程的人，也許像菲奧娜一樣具有斯堪的納維亞背景，或是從瓦格納或歷史小說那裡了解到了一些關於挪威神話的知識，還有少數人以為他教的是凱爾特語，對這些人來說，所有凱爾特人的東西都帶有神秘的誘惑力。 他從講台後面對這樣的有志者粗暴地講著話。 “如果你想要學一門美麗的語言，去學西班牙語吧。這樣你去墨西哥時就用得上了。” 一些人接受了他的警告，漸漸散去了，其他人似乎被他強烈的語氣打動了。她們憑意志努力著，將她們奇葩般的成熟女性的順從，將她們戰戰兢兢的對獲得認可的希望，帶進他的辦公室，帶進他井井有條、心滿意足的生活。 他選擇了一個叫杰姬·亞當斯的女人。她和菲奧娜恰恰相反——她小巧，柔軟，黑眼睛，熱情洋溢。從來不會諷刺人。他們的戀情持續了一年，直到她丈夫被調走。他們告別時，在她的車上，她開始不可控制地顫抖，彷彿患有低溫症。她給他寫了幾封信，但是他發現她在信裡的語氣過於造作，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他讓回信的時間溜走了，同時奇妙而意外地和一個年輕到可以做他女兒的姑娘攪在了一起。 正當他忙於應付杰姬的同時，另一個更加令人目眩的進展出現了。穿著涼鞋的長頭髮年輕女孩們開始進入他的辦公室，聲稱隨時可以和他上床。和杰姬在一起時所需的謹慎和溫情暗示被棄若敝屣。一場旋風擊中了他，就像擊中了其他人一樣，願望變成了行動，讓他懷疑是否錯過了什麼。但是誰有時間後悔呢？他聽說有同步發生的私通，野蠻而冒險的遭遇。醜聞被捅了出來，到處是興奮而痛苦的狗血情節，但卻不知怎麼的，覺得這樣反而更好。有人遭到了報復——有人被解僱。但是被解僱的人去了較小較寬容的大學或開放學習中心教學，很多被甩掉的妻子捱過了打擊，穿上了和引誘她們丈夫的女孩一樣的漂亮衣服，變得和那些女孩一樣，對性冷淡而隨意。學術聚會，以前一向都是老套而沒有想像力的，現在卻成了雷區。瘟疫爆發了，像西班牙流感一樣蔓延。只是這次是人們主動追求傳染，十六到六十之間的人很少願意被拉下。 然而，菲奧娜似乎非常願意被拉下。她母親快要死了。她在醫院的經驗讓她從登記處的日常工作換到了新的崗位。格蘭特沒有走極端，至少和周圍的一些人相比。他從來不讓另一個女人像杰姬那樣接近他。他主要的感覺是生活的幸福感大大提升了。從十二歲開始就一直在持續的發福傾向消失了。他一次能跨兩級樓梯。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欣賞辦公室窗外的流雲和冬天的日落，鄰居客廳窗簾間閃爍的古董燈具，還有黃昏時分公園裡孩子們的哭聲，不情願離開他們滑雪橇玩的山坡。夏天來了，他認識了花兒的名字。在他那幾乎不出聲的岳母（她患了喉癌）的輔導下，他在班上冒險背誦並翻譯了壯麗而血腥的頌歌《救命贖金》，是一個被判處死刑的吟遊詩人寫來讚美“血斧”艾瑞克國王的。 （憑藉詩歌的力量，艾瑞克國王釋放了他。）大家都在鼓掌——甚至以前他開心地嘲弄過的反戰分子也鼓掌了。問他們是否可以在大廳等候。那天或另一天開車回家時，他發現一段荒誕褻瀆的引語在腦海裡迴盪。 這一切當時讓他尷尬，讓他感到迷信的恐懼。現在仍然這樣。但是只要沒有人知道，就沒有什麼不自然的。 下次去草地湖，他帶了書。那是一個星期三。他到紙牌室去找菲奧娜，但沒有看見她。 一個女人對他喊：“她不在這裡。她病了。”她的聲音聽起來自大而興奮——為自己認出他而洋洋得意，而他對她一無所知。也許還因為她了解菲奧娜的事，了解菲奧娜在這裡的生活，自認為比他知道的還多得多。 “他也不在這裡。”她說。 格蘭特去找克里斯蒂。 他問她菲奧娜怎麼了。 “沒什麼，真的，”她說，“她只是今天一天都躺在床上，只是有點情緒低落。” 菲奧娜直挺挺地坐在床上。他來這個房間的次數很少，之前都沒有註意到那是張醫院的病床，可以這樣搖起來。她穿著一件高領少女睡衣，臉色蒼白，不是櫻花而是麵團的那種白。 奧布里在她旁邊，坐在輪椅裡，盡量靠近床。他沒有穿平時那種莫名其妙的開領襯衫，他今天穿著夾克打著領帶。整潔的花呢帽放在床上。他看起來像是外出辦過什麼重要的事情。 見他的律師？他的銀行經理？和葬禮承辦人一起安排事宜？ 無論他做什麼，這件事都把他累壞了。他的臉也是灰色的。 他們都抬頭看格蘭特，看到他是誰的時候，就算沒有表示歡迎，冷漠和憂慮也變成了寬慰。 不是他們認為要來的人。 他們緊握著彼此的手，沒有鬆開。 床上的帽子。還有夾克和領帶。 不是奧布里出去過。問題不是他去了哪里或見了什麼人，而是他要去哪裡。 格蘭特把書放在床上，放在菲奧娜空著的手旁邊。 “是關於冰島的，”他說，“我想你也許願意看看。” “噢，謝謝。”菲奧娜說。她沒有去看書。他把她的手放在書上。 “冰島。”他說。 她說：“冰——島。”第一個音節帶有讓人感興趣的叮噹聲，第二個則流於平淡。無論如何，她必須把注意力轉回到奧布里身上，他正把他粗大的手從她手裡抽出來。 “怎麼啦？”她問，“什麼事，親愛的？” 格蘭特以前從來沒有聽她用過這麼肉麻的表達。 “哦，好吧，”她說，“噢，瞧瞧。”她從床邊的盒子里拉出一大把麵巾紙。 奧布里的問題是他已經開始哭了。鼻涕開始流下來，他不想讓場面顯得這麼悲慘，尤其是當著格蘭特的面。 “沒事，沒事。”菲奧娜說。她要給他擦鼻子，擦眼淚——也許他們單獨在一起，他會讓她擦的，但是有格蘭特在，他不會允許的。他盡全力抓起面巾紙，笨拙地擦了擦自己的臉，還很走運地擦到了眼淚。 在他忙活的時候，菲奧娜轉向格蘭特。 “你碰巧在這裡能說上話嗎？”她小聲問，“我見過你和他們說話——” 奧布里發出些表示抗議、疲倦或厭惡的聲音。然後他往前探出身子，彷彿要向她撲去。她慌忙將半個身子伸到床外，抓住他，摟著他。格蘭特似乎不太方便去幫她，但如果他認為奧布里會倒在地上，他當然會出手相助。 “噓，”菲奧娜說，“噢，親愛的。我們會見面的。一定會。我會去看你。你也會來看我。” 奧布里的臉埋在她胸前，發出剛才同樣的聲音，格蘭特這會兒做什麼都不太體面，只好走出了房間。 “我希望他妻子快點來，”克里斯蒂說，“我希望她把他帶走，縮短這種痛苦。我們很快就得開始供應晚餐了，有他在旁邊，我們怎麼能讓她吞下任何東西呢？” 格蘭特說：“我應該留下來嗎？” “為什麼？她又沒有生病，你知道。” “陪著她。”他說。 克里斯蒂搖搖頭。 “他們要自己來克服這些事情。他們的記憶通常不會保持很久。並不總是這麼糟糕。” 克里斯蒂不是個狠心的人。認識她的這段時間裡，格蘭特對她的生活已經有所了解。她有四個孩子。她不知道她丈夫在哪兒，她認為他應該在亞伯達省。她小兒子的哮喘很嚴重，一月的一天夜裡，要不是她及時把他送到急救病房，他就已經死了。他沒有吃任何非法藥物，但是她不確定是不是他的哥哥做了什麼手腳。 對她來說，格蘭特和菲奧娜，還有奧布里，一定是很幸運的了。他們沒有經歷太多挫折。他們現在必須要經歷這些，只是因為年老，這幾乎算不了什麼。 格蘭特離開時沒有回菲奧娜的房間。他感覺那天的風實際上很暖和，烏鴉吵吵鬧鬧的。停車場上，一個穿格子花呢褲的女人正在把折疊輪椅從後備箱裡拿出來。 他開車駛過的街道叫作黑鷹路。附近所有的路都是根據國家曲棍球聯盟球隊的名字命名的。這是草地湖鄰近一個鎮的邊緣地帶。他和菲奧娜定期在鎮上買東西，但是除了主街，不太熟悉其他的地方。 這條街上的房屋看起來都像是同一時期建造的，也許是三四十年前。街道寬闊迂迴，沒有人行道——讓他回想起有那麼一段時期，人們認為以後人不會再走多少路了。格蘭特和菲奧娜的朋友們開始要孩子時，都搬到了這類地方。他們一開始對搬家很後悔。他們把這叫作“外出去燒烤場”。 年輕的家庭還住在這裡。車庫門上有籃球框，車道上有三輪車。有些宅子原來是顯赫的府邸，現在沒落了，院子里布滿了車輪印，窗戶上貼著錫紙或掛著退色的旗子。 房屋出租。年輕的男性房客——單身，或離異。 有些房子似乎一直被保養得很好，主人在房子還是新的時候就搬了進來——這些人也許沒有錢，或者覺得沒有必要搬到更好的地方去。灌木已經長得很茂密了，柔和的乙烯基壁板已經去掉了，因為要不斷粉刷。整齊的籬笆或灌木樹籬說明孩子們已經長大成人，離開了家，他們的父母覺得不必再讓附近的小孩子跑進院子來玩了。 電話簿裡列在奧布里和妻子名下的房子就是這樣的。房前的小路鋪了石板，旁邊種著水仙花，像陶瓷花一樣直直地立著，粉紅色的花和藍色的花交替間隔著。 菲奧娜還沒有度過傷心的階段。吃飯時間不吃東西，而是假裝吃了，把食物放在餐巾裡。他們每天給她提供兩次營養補充劑——有人留下來，看著她吞下去。她起床穿好衣服，但僅僅是坐在自己房間裡。如果克里斯蒂或別的護士，或者格蘭特沒有在探訪時間陪她在走廊裡來回走走，或帶她到外面，那麼她就根本不做任何鍛煉。 她坐在春天的陽光裡，輕輕地哭泣著，坐在靠牆的長椅上。她仍然很優雅——會為自己的哭泣道歉，從不反對任何建議或拒絕回答問題。但是她哭泣。哭泣讓她的眼圈粗糙而暗淡。她的開襟羊毛衫——如果真是她的——會系錯鈕扣。她還沒有到不梳頭或不清理指甲的地步，但是那可能也不遠了。 克里斯蒂說她的肌肉在萎縮，如果不盡快改善，他們就要動用助步車了。 “不過你知道一旦用了助步車，就會依賴上，不會再多走路，只去不得不去的地方。” “你要多下點功夫，”她對格蘭特說，“試著鼓勵她。” 但是格蘭特運氣不佳。菲奧娜似乎開始有點討厭他了，儘管她試圖掩飾這種情緒。也許每次看見他就讓她想起，在她和奧布里在一起的最後時刻，她請他幫忙而他沒有幫。 現在，他覺得再提他們的婚姻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 她不願意去那個玩牌的大廳，在那裡玩牌的人基本是固定的。她也不去電視屋或暖房。 她說不喜歡大屏幕，鳥聲令人不安，她希望他們偶爾關一關噴水池。 就格蘭特所知，她從來沒看過那本關於冰島的書或其他從家裡帶給她的書——儘管書少得驚人。有一個閱覽室，她會在那裡坐下來休息，選擇那裡很可能是因為人少，如果他從架子上拿下一本書，她會允許他讀給她聽。他懷疑那樣能讓她更容易應付他的陪伴——她可以閉上眼睛，沉浸在自己的悲哀中。因為，如果她讓她的悲哀離開哪怕是一分鐘，等她再次進入這悲哀的時候，都只會對她造成更大的傷害。有時他認為她閉上眼睛是為了掩飾自己因知情而絕望的表情，還是不讓他看見為好。 所以他坐著，給她讀關於純潔愛情的舊小說，失而復得的財物，那些書可能是很早以前村子或主日學校圖書館處理掉的。大樓其他地方的大多數東西都很時興，但是閱覽室的書籍卻顯然沒有更新。 這些書的封面很柔軟，幾乎和小山羊皮一樣，上面印有葉子和花的圖案，像珠寶盒或巧克力盒。女人——他想應該是女人——可以像寶貝一樣把它們帶回家。 院長把他叫進她的辦公室。她說菲奧娜沒有像他們希望的那樣好起來。 “她的體重在下降，即使加了補充劑。我們正在盡一切努力。” 格蘭特說他看出來他們確實盡了全力。 “問題是，我相信你知道，我們在一樓不提供長期的床邊護理。如果有人感覺不舒服，我們有暫時的床邊護理，但是如果他們太虛弱，不能行動，不能自理的話，我們會考慮轉到樓上。” 他說他認為菲奧娜待在床上的時間還沒那麼長。 “沒有。但是如果她維持不了她的力量，她會的。現在她正處於邊緣。” 他說他以為二樓是給神誌不清的人的。 “也有。”她說。 他不記得奧布里妻子的任何事情，除了他在停車場看見她穿的格子花呢裙。當她彎腰探進車的後備箱，夾克的下擺張開。他的印像是細腰和大屁股。 她今天沒有穿格子花呢套裝，而是穿了棕色系腰帶的便褲和粉紅毛衣。他對腰的印像是對的——緊緊的皮帶錶明她特別重視。如果不紮可能更好些，因為腰帶上下都鼓出了一大塊。 她可能比她丈夫要年輕十到十二歲。短髮，打卷，染成紅色。她的眼睛是藍色的——比菲奧娜的淺一些，是淡青色或綠松石藍——有點腫，顯得有點歪。核桃色的妝讓明顯的皺紋更突出了。或許是在佛羅里達曬出來的棕褐色。 他說不知道該怎麼介紹自己。 “我過去在草地湖見過你丈夫。我經常去那裡。” “是的。”奧布里的妻子說，下巴挑釁似的動著。 “你丈夫好嗎？” “好”字是最後一刻加上去的。通常他會說：“你丈夫怎麼樣了？” “他還好。”她說。 “我妻子和他是很好的朋友。” “我聽說過。” “所以我想和你聊聊，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我丈夫沒有試圖和你妻子怎麼樣，如果這就是你想要說的，”她說，“他沒有以任何方式騷擾過她。他沒有能力而且也不會那麼做。我聽說情況恰恰相反。” 格蘭特說：“不。根本不是。我不是來投訴的。” “噢，”她說，“對不起。我以為你是呢。” 她的道歉就是那樣。她聽起來也沒有歉意，只是失望和迷惑。 “那你還是進來吧，”她說，“門口有風。今天外面不像看起來那麼暖和。” 即使是進屋也算是一種勝利了。他沒有想到會這麼難。他想像的是另外一種妻子。慌亂不安的居家女人，因為有人意外到訪而開心，因為一種親密的語調而受寵若驚。 她帶他走過客廳入口，說：“我們得坐在廚房裡，這樣我就可以聽見奧布里。”格蘭特看到兩層的前窗簾，都是藍色的，一幅透明，一幅絲綢般光滑，搭配著藍沙發和令人沮喪的灰色地毯，還有各種明亮的鏡子和裝飾。 菲奧娜對那些垂下的窗簾有一個專門的詞——帷幕。她像個笑話似的說起過，儘管她聽到女人們說這個詞時是很嚴肅的。菲奧娜裝飾的任何房間都是光禿明亮的——她要是發現有這麼多時髦的東西擠在這麼小的空間裡會很吃驚的。他想不起那個詞是什麼了。 從廚房旁邊的一個房間——某種陽光房，但是百葉窗拉著，擋住了下午的熾烈陽光——他可以聽到電視機的聲音。 是奧布里。菲奧娜盼望見到的人，坐在幾英尺外，好像在看球賽。他妻子探身進去看看他，說：“你沒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