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外國小說 恨,友誼,追求,愛情,婚姻

第3章 家具

艾爾弗萊達。我父親叫她弗萊迪。他們是直系表親,住在鄰近的農場上,有段時間住在相鄰的農場。一天他們在茬地里和我父親的狗邁克一起玩。那天陽光很好,但是壟溝裡的雪還沒有融化。他們在冰上跺著腳,開心地聽著腳下噼劈啪啪碎裂的聲音。 她怎麼能記得那樣的事情?是她編造出來的。我父親說。 “我沒有編造。”她說。 “你編的。” “沒有。” 他們忽然聽見鍾鳴和哨聲響起。是鎮上和教堂的鐘在響。工廠的汽笛聲是在三英里以外的鎮上吹響的。世界迸發著歡樂。邁克衝到街上,因為它確信游行要開始了。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那天。 每週三次,我們可以在報紙上看到弗萊迪的名字。但她卻只有名——艾爾弗萊達。印刷得像手寫的一樣,流暢的自來水筆的簽名。 “和艾爾弗萊達一起探索城鎮。”這裡所說的城鎮不是附近的,而是她居住的南部城市。我的家人大概兩三年才去一次。

現在是所有未來的六月新娘告訴我瓷器櫃裡她最喜歡什麼東西的時候,我得告訴你們如果我是準新娘——當然我不是——我會拒絕所有帶圖案的餐具,儘管它們很精緻,我要純粹的珍珠白,超現代的羅森塔爾陶瓷…… 美容乃身外之物,但是芳汀沙龍的面膜保證——說到新娘——讓你們的肌膚像橙花一樣綻放。讓新娘的媽媽——還有姑媽、姨媽以及外婆——感覺她們也沐浴在青春之泉…… 以她說話的方式,你永遠不會想像到艾爾弗萊達會這樣寫作。 她也是以弗洛拉·辛普森之名在《弗洛拉·辛普森主婦》專欄撰寫文章的人之一。整個鄉下的人都認為他們在給專欄封面照片上那個留著灰色鬈髮、面帶寬容微笑的胖女人寫信。但事實上——我不會說——他們信後出現的短信出自艾爾弗萊達和一個她叫作霍斯·亨利的人之手,他也寫訃告。婦女管自己叫作晨星、山谷百合、綠手指、小安妮·羅尼和洗碗布女王等等。一些名字特別受歡迎,以至於要編上號——金發姑娘1,金發姑娘2,金發姑娘3。

艾爾弗萊達或霍斯·亨利會這樣寫: 在安大略的所有小鎮,弗洛拉·辛普森俱樂部的主婦們會舉辦一年一度的夏季野餐會。弗洛拉·辛普森總是發來特別的賀信,解釋說事務太多而不能參加大家的聚會,她不想厚此薄彼。艾爾弗萊達說大家曾經討論過讓霍斯·亨利戴上假髮和枕頭假胸,或者她自己裝扮成巴比倫女巫(在我父母的餐桌旁,即便是她也不能正確地引用《聖經》的典故,並且說“蕩婦”),煙卷上有口紅印。但是,她說,不行,報紙會殺了我們。畢竟那也太庸俗了。 她總是把香煙叫煙儿。我十五六歲的時候,她從桌子對面傾身過來問我:“你也想要抽根煙嗎?”那時我們已經吃完了飯,弟弟妹妹都吃完離開了。父親搖搖頭。他開始卷自己的煙。 我說謝謝,然後讓艾爾弗萊達給我點上,第一次在父母面前抽了煙。

他們假裝認為這是在開玩笑。 “啊,看看你的女兒。”母親對父親說。她翻了個白眼,手拍著胸口,用造作、痛苦的聲音說:“我要暈了。” “馬鞭拿出來了嗎?”父親說著,從椅子上半抬起身。 那一刻太妙了,彷彿艾爾弗萊達把我們變成了新人類。通常我母親會說她不喜歡看女人抽煙。她沒有說那不雅觀,或不像淑女——只是不喜歡。當她用肯定的語氣說不喜歡什麼的時候,好像她不是在坦白某種煩惱,而是出於個人智慧,無懈可擊甚至帶有神聖的意味。當她以這種語氣,同時伴隨著弦外之音說話時,我特別討厭她。 至於父親,他就在這個房間裡打過我,不是用馬鞭而是他的皮帶,因為我違反了媽媽的規定,傷害了她的感情,還有頂嘴。現在,看起來這樣的打罵似乎只能發生在另一個宇宙裡了。

我父母被艾爾弗萊達逼得很無奈——還有我——但是他們的反應如此勇敢而大度,好像我們三個——父親母親和我自己——在輕鬆、淡定的程度上都被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境界。那一刻,我看見他們——尤其是母親——能夠表現出罕見的輕鬆自如。 一切都是艾爾弗萊達的功勞。 艾爾弗萊達總是被看作職業女性。這讓她看起來比我父母年輕,雖然我們知道她和他們年齡接近。也有人說她是城里人。這樣說的時候,城市意味著她過去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但它也有別的意思——不僅指風格各異的建築和人行道,還有川流不息的車輛,擁擠的人群。它意味著某種更抽象的東西,可以被一再地重複,如同蜂巢,擁擠但有序,並非一無用處或蠱惑人心,但是令人困擾,有時甚至是危機四伏。人們不得已的時候才去這樣的地方,出來的時候會感到慶幸。不過,有些人被它吸引——艾爾弗萊達在很早以前應該就是這樣,我現在也是,吸著煙,試圖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儘管它好像在我手指間變得像棒球拍那麼大。

我們家缺乏經常的社交生活——人們不來家裡吃飯,更不要說開派對了。也許是階層問題。餐桌這一幕過後五年,我的公婆邀請和他們沒有親戚關係的人來吃飯,他們無意中談論下午的派對,那是雞尾酒會。那是一種我在雜誌故事裡讀到的生活。對我來說,我的婆家似乎生活在一個小說中的特權世界裡。 我們家一年有兩三次在飯廳餐桌上招待祖母、姑媽——父親的姐姐們——還有她們的丈夫。輪到我們做東時,一般要排在聖誕節或感恩節,也許還有外地親戚來訪的時候。來訪者總是像姑媽和她們的丈夫之類的人,一點兒都不像艾爾弗萊達。 我和母親會提前幾天為這樣的聚會做準備。我們燙好新的桌布,和床上的被子一樣厚,刷洗好的餐具(它們一直在櫥櫃裡接灰),擦飯廳的椅子腿兒,做果凍沙拉、餡餅和蛋糕,還要有主菜火雞或烤火腿,以及一碗一碗的蔬菜。要非常豐盛,多得吃不完,飯桌上的談話大多和食物有關,誇獎它們有多美味,讓他們一定要多吃點,他們說吃不下了,太飽了。然後姑父們發慈悲多吃些,姑媽們說只能再吃一點點,說不能再吃了,都快要撐爆炸了。

然後還要上甜品。 通常幾乎沒有什麼交談。事實上,大家都有一種感覺,交談如果超過理解的限度可能就是一種破壞,一種炫耀。母親對這種限度的理解是不可靠的,有時她等不及別人說完,也不尊重對方就跟著說起來。當有人說:“昨天在街上看見哈雷了。”她一定會說:“你認為像哈雷那樣的人真的會打光棍嗎,還是他沒有遇到合適的人?” 彷彿當你提到碰見了某人,你必須得再多八卦一點,說一些有趣的事情。 然後可能是沉默,不是吃飯的人有意不禮貌,而是他們感到不知所措。直到父親尷尬地、間接地責備說:“好像他一個人過得也挺好的。” 如果親戚們不在場的話,他很可能會說“他自己”。 人們在新桌布泛起的光芒和透過新擦的窗子照進來的明媚陽光中不斷地切呀、舀呀、吃呀。這樣的聚餐總是在中午進行。

桌上的人都很健談。在廚房洗刷和擦乾餐具時,姑媽們會說誰長了腫瘤,誰嗓子化膿了,誰燙傷了等等。她們會講自己的消化、肝臟、神經系統功能如何如何。提到隱秘的身體問題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合適,或者值得懷疑的,就像提到雜誌上讀到的東西,或一條新聞——關注並非近在手邊的東西是不合適的。與此同時,在沙發上休息時,或到地裡看看莊稼時,姑父們會傳遞消息說某人欠了銀行大筆的錢,或者買的貴重機器還欠著錢,或者買了一頭公牛幹活卻令人失望。 很可能是他們拘於飯桌的禮節,還有麵包、黃油盤和甜品勺子等等的存在,在其他時候,他們習慣把一片餡餅直接放在用麵包擦過的餐盤上。 (不過,不把東西按恰當的方式擺放是一種冒犯。在他們自己家裡,遇到類似的場合時,他們也要這樣招待客人。)或許,吃是一回事,而說是另一回事。

艾爾弗萊達來的時候,情況完全不需要這樣。會鋪上好的桌布,但是不用好的餐具。母親會費很多心思準備食物,還會擔心結果令人不滿——她很可能不做填料火雞和土豆泥那一套,而是做些雞肉沙拉,還有米飯和切小塊的甜辣椒。甜品會用明膠、蛋白和打稠的奶油,要等好長時間才好,常常令我們擔心,因為我們沒有冰箱,要放在地窖的地上冷卻。但是飯桌上絕對不會拘束和乏味。艾爾弗萊達不但吃完會接受第二份,還會自己要求。她這樣做幾乎是心不在焉地,也同樣心不在焉地說些讚揚的話,好像食物、品嚐食物是第二位的。她時刻準備和人交談,也讓其他人說話,任何你想說的事情——幾乎是任何事情——都可以。 她總是夏天來訪,通常穿著吊帶式樣的絲綢背心裙,露著背。她的背並不漂亮,有些小黑痣,肩膀很骨感,胸部幾乎是平的。父親總是說她吃那麼多可還是那麼瘦。或者顛倒事實,說她的胃口還和以前一樣挑剔,但並沒有阻止自己增肥。 (在我們家,說胖、瘦、蒼白、紅潤、禿頭都沒問題。)

她的黑頭髮在正面和兩側梳成捲,是現在時髦的髮型。皮膚呈棕色,有細小的皺紋,嘴很大,下嘴唇特別厚,幾乎垂下來,塗著厚厚的口紅,在茶杯和水杯上留下印記。她張大嘴的時候——差不多總是講話或大笑——可以看見後面的牙拔掉了。沒有人會說她長得好看——任何超過二十五歲的女人在我看來都不可能漂亮了,失去了美麗的權利,也許還失去了美麗的願望——但是她熱情、有風度。父親頗有創見地說她很有活力。 艾爾弗萊達和父親談論世界大事和政治。父親讀報、聽收音機,他對這些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但很少有機會談論。姑父們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們的思想簡單、固執,永遠不信任所有的公眾人物,尤其是外國人,因此大多時間他們只是在發牢騷和抱怨。祖母聾了——沒有人知道她知道多少,或者對事情有什麼看法,姑媽們對自己有那麼多事情不知道或不需要關注而感到相當自豪。母親做過老師,她能很輕鬆地從地圖上指出所有歐洲的國家,但她對一切事情的理解都帶有個人的疑惑,對大英帝國和皇家威嚴的認識更加模糊,很容易忽視並把它們都扔到垃圾堆裡。

艾爾弗萊達的觀點和姑父們並不是差得很遠。或者看起來是。但是她不抱怨,也不聽之任之,而是嘲弄地大笑,講述總理們、美國總統、約翰·L·劉易斯和蒙特利爾市長的故事——他們都是糟糕的人物。她也講皇家的故事,但是她把好人和壞人分開來,好人如國王、王后、漂亮的肯特公爵夫人,壞人如溫莎一家、老國王艾迪,她說他患了某種疾病,想扼死妻子,在她的脖子上留下了印記,所以她總是要戴著珍珠項鍊。這種區分和我母親正好巧合,但是母親很少發表意見,所以她沒有反對——儘管提到梅毒會讓她畏縮。 我會意地微笑著,帶著有勇無謀的鎮定。 艾爾弗萊達給俄國人起了可笑的名字:米庫也斯基。安可喬(喬大叔)斯基。她認為他們在矇騙眾人的眼睛,聯合國是個鬧劇,不起什麼作用,日本將再次崛起,有機會就應該被徹底幹掉。她也不信任魁北克。或者教皇。她對麥卡錫議員也有看法——她願意站在他一邊,可他是天主教徒,這是個障礙。她把教皇叫作船尾。一想到世界上的騙局和醜聞都會被揭露她就非常開心。 有時她看起來像是在故弄玄虛——在炫耀,也許是在取笑父親。激怒他,就像他自己說的,故意激怒他。但絕不是因為她不喜歡他,或是想讓他不舒服。恰恰相反,她可能是在折磨他,就像年輕女生在學校裡折磨男生那樣,那時,爭論對雙方都是一種樂趣,侮辱會被當作奉承。父親總是用輕柔淡定的語氣和她爭論,不過很明顯,他的目的在於刺激她。有時他會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說也許她是對的——因為她在報社工作,一定有他得不到的信息來源。他會說,你把我說服了,如果我明智的話,我應該感激你。而她則會說,別跟我胡扯了。 “你們兩個啊。”母親則會假裝絕望,也許真的厭倦地說。艾爾弗萊達會讓她去躺一會兒,說她做了這麼一大桌豐盛的晚餐,該休息一下了。她和我來收拾碗碟。母親的右胳膊會不受控制地顫抖,手指有些僵硬,她認為是過度勞累造成的。 我們在廚房乾活時,艾爾弗萊達和我談論名人——演員們,甚至是她居住城市中的一些不出名的電影演員。儘管她放低音量,有時還是會狂野地大笑,給我講他們的不良行為,雜誌上沒有刊登過的隱私醜聞的傳言。她提到同性戀,人造乳房,家庭三角戀愛等等——那些東西我都讀到過蛛絲馬跡,但在實際生活中聽起來還是很玄乎,哪怕已經是三四手的故事了。 艾爾弗萊達的牙總是引起我的注意,所以在聊這些秘密事情時我有時也會走神,忘了在說什麼。她前面剩下的牙齒,每顆顏色都稍有不同,沒有兩顆是一樣的。一些堅硬的牙釉質呈暗象牙色,其他乳白色的部分微顯淡紫色,銀邊發出游魚般的光澤,偶爾還閃過一絲金輝。過去人們的牙齒不像現在這樣結實、漂亮,除非是假牙。不過艾爾弗萊達的牙齒個性十足,有清晰的間隔,每一顆都很大。當她發出某種特別、故意的嘲笑時,牙齒似乎跳到了前排,像宮廷衛兵或快樂的持矛步兵一樣。 “她的牙的確老是出問題。”姑媽們說,“記得嗎,她的牙齒生了膿腫,毒性遍及全身。” 我想,她們就是那樣,喜歡把艾爾弗萊達的智慧和品位拋在一邊,讓她的牙齒變成一個讓人深表遺憾的存在。 “為什麼不都拔掉,徹底解決?”她們說。 “可能她付不起那麼多錢。”祖母說,令在場的人都很吃驚,有時她會語出驚人,表示她一直在聽人們談話。 了解到艾爾弗萊達日常生活的新情況,這也讓我吃驚。我原來以為她很富有——至少和家裡其他人相比。她住公寓——我從沒有見過,但是對我來說那至少證明她過著文明的生活——她穿的衣服不是家裡做的,她不穿我認識的成年婦女都穿的牛津鞋——一種用鮮豔的新式塑膠做的涼鞋。很難說我的祖母是否只是生活在過去,那時安假牙是人生中一件嚴肅而昂貴的事情,或者她是否真的了解我從來無法猜測到的艾爾弗萊達的生活。 當艾爾弗萊達來吃飯時,其他親戚從來不來。她也去看我祖母,也就是她姨媽,她媽媽的姐姐。祖母不再一個人住,而是輪流住在姑媽們家,祖母住在誰家她就去誰家,而不去其他姑媽家,雖然她們和我父親一樣和她都是表親。她也從來不和他們一起吃飯。通常她先來我們家,待上一會兒,然後為自己鼓鼓氣,好像不情願去其他親戚家拜訪似的。等她回來後,我們坐下來吃飯時,她不會說對姑媽和姑父們不敬的話,當然也沒有任何對我祖母不敬的話。事實上,艾爾弗萊達是這樣提到我祖母的——她的聲音突然嚴肅和憂慮起來,甚至有點兒恐懼的意味(她的血壓如何,她最近去看過醫生嗎?醫生說什麼?)——這讓我意識到某種不同,她詢問別人時,語氣總是很冷靜,也許還有不太友好的拘謹。那時母親的回答也帶有類似的拘謹,父親的聲音額外凝重——可以說是一種誇張的凝重——表明大家對某些不能說的東西看法一致。 我抽煙的那天,艾爾弗萊達決心更進一步,她嚴肅地說:“那麼,阿夏怎麼樣了?他還是像以前那麼愛搶話嗎?” 父親悲哀地搖搖頭,好像想起這個姑父的喋喋不休會讓我們感到沉重。 “是的,”他說,“他還是那樣。” 我說。我趁機接著說。 “好像蛔蟲進了豬身上。” “是的。” 除了那句“是的”,其他都正是我姑父曾經說過的,就在這張桌旁說的,他異常需要打破沉默,或者傳播突然想到的什麼重要事情。我說的時候正是帶著他那種神氣十足的抱怨和幼稚的莊嚴。 艾爾弗萊達表示贊同地大笑起來,露出快樂的牙齒。 “沒錯,她說得一點不差。” 父親俯到盤子上,彷彿要掩飾自己的笑,當然不是真正在掩飾,母親搖搖頭,咬著嘴唇,微笑著。我感到了勝利的得意。沒有人對我進行評價,有時對我的諷刺、我的機靈也沒人有任何責備。在家裡,“機靈”這個詞用在我身上時的意思也許是“聰明”,而且用得非常勉強——“噢,有些方面她還是很聰明的”——或者用來表示愛出風頭、尋求重視、令人討厭。別這麼聰明。 有時母親悲哀地說:“你嘴巴好刻薄。” 有時父親厭惡我,這種情況要更糟糕。 “是什麼讓你覺得有權利詆毀體面的人?” 今天沒有發生那樣的事情——我像客人一樣自在地坐在桌子旁,幾乎和艾爾弗萊達一樣自在,由著性子炫耀自己。 但是,裂痕即將產生,也許是最後一次,艾爾弗萊達最後一次和我們吃飯。繼續交換聖誕節卡片,可能還有信件——只要母親能動筆寫字——我們還能在報紙上讀到艾爾弗萊達的名字,但是我不記得我住在家裡的最後幾年中她還來過。 可能是艾爾弗萊達問能不能帶她的朋友過來,家里人說不行。如果她已經和他同居了,那算是一個理由,如果他後來和她結婚了,這個也算是一個理由。父母在這件事上是一致的。母親對不合常規的或招搖的兩性關係感到恐懼——也可以說,她對任何合法婚姻不認可的性關係都感到恐懼——父親那時對這個問題也很嚴肅。他也許對能掌控得住艾爾弗萊達的男人有特殊的反感。 在他們眼裡,她讓自己掉價了。我可以想像他們都在說,她無須那樣廉價。 不過也許她根本就沒有問過,她可能知道不會得到允許。早先開心來訪的時候,她可能還沒有男人;後來有了,她的注意力可能就徹底轉移了。她可能變了一個人,後來她當然是變了許多。 或者她是擔心家裡有病人的那種特殊氣氛,病人的病情只能繼續惡化,沒有康復的可能。我母親的狀況就是這樣,她的各種症狀混在了一起,情況急轉直下,憂愁和困難變成她全部的命運。 “可憐的人。”姑母們說。 當我的母親從一個母親變成了家裡的病人,以前家族裡其他那些如此拘謹的女性卻似乎獲得了一些活力,應付世界的能力也有所增強。祖母自己弄了一個助聽器——沒有人會向她建議這種東西。一個姑父——不是阿夏,而是叫伊恩——死掉了,那個姑媽學會了開車,並在一家服裝店做修改工作,也不再戴發網了。 他們來看望母親,看到的情況總是一樣——原來那個漂亮的、從來不讓別人忘記她是老師的人,一個月連一個月地變得行動遲緩,四肢僵硬,講話越來越不清晰,而且變得胡攪蠻纏,沒有什麼能幫助她。 他們囑咐我好好照顧她。 “她是你母親。”他們提醒我。 “可憐的人啊。” 艾爾弗萊達從來不會說那些話。站在他們的立場,她也許會不知道說什麼好。 她不來看我們對我來說沒關係。我不希望人們來。我沒有時間招呼他們,我變成了一個暴躁的管家婆——給地板打蠟,連擦碗布都要燙,這樣做是為了遠離一種恥辱(母親的病情惡化是影響我們的唯一恥辱)。我這樣做是為了顯得我和父母、弟弟、妹妹在普通的房子裡過著正常生活,但是一有人踏進家門看見我母親,情況就變了,他們可憐我們。這是我不能忍受的。 我獲得了獎學金。我不能再待在家裡照看母親和其他一切了。我去讀大學了。大學在艾爾弗萊達住的城市。過了幾個月她請我過去吃飯,但是我去不了,因為除了星期天,我每天晚上都在工作。我在市中心的市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工作,兩個圖書館都是開到九點鐘。後來過了些日子,冬天的時候,艾爾弗萊達又叫我去,這次是星期天。我說不能去,因為要去聽音樂會。 “啊——約會?”她問。我說是,但是當時這不是真的。我是和另一個或兩三個女孩去大學禮堂,聽免費的星期天音樂會,我們抱著渺小的希望,想遇到一些男生。 “那你什麼時候要帶他來呀,”艾爾弗萊達說,“我很想見見他。” 到了年底,我確實有人可以帶去見她了,事實上我是在音樂會上遇到他的。至少,他在音樂會上見過我,給我打電話約我出去。但是我絕不會帶他去見艾爾弗萊達。我絕對不會帶我的任何新朋友去見她。我的新朋友會說,“你讀過《天使望故鄉》嗎?你一定要讀。還有呢?”他們和我一起去看電影協會引進的《禁忌的遊戲》和《天堂的孩子》。和我交往、後來訂婚的男孩帶我去過音樂大廈,你在那裡午休時可以聽唱片。他向我介紹了古諾,因為古諾我愛上了歌劇,因為歌劇,我愛上了莫扎特。 艾爾弗萊達在我的住處留信息讓我回電話,我沒有回。那之後她再也沒有打電話來。 她還是為報紙寫東西——我偶爾看過她寫的有關皇家道爾頓小雕像、進口薑餅或蜜月睡衣的狂想曲。很可能她還在回復來自弗洛拉·辛普森主婦俱樂部的信,仍然在嘲笑它們。既然我住在城市,就很少看原來對我來說是城市生活中心的報紙了——在某種程度上,它甚至也是六十英里以外我們家庭生活的中心。像艾爾弗萊達和霍斯·亨利那種人的笑話和不由自主的虛偽,現在對我來說是有傷風化和枯燥無味的。 我並不擔心碰上她,雖然這個城市並不大。我從來不去她在專欄裡提到過的商店。我也沒有理由經過報社大樓,而且她住在城南某處,離我的住處很遠。 我也不認為艾爾弗萊達是那種會出現在圖書館的人。 “圖書館”這個詞很可能讓她撇撇大嘴,戲仿出驚愕的樣子,就像她過去在我們家對著書架的表情那樣——那些書不是在我那個年代買的,有些是我父母小時候學校的獎品(有母親用漂亮拘謹的字體寫著婚前的名字),根本不像從商店裡買來的書,而是房子裡的擺設,就像窗外的樹木不是植物而是紮根在地上的擺設。 《弗羅斯河上的磨坊》、、《密得洛西恩監獄》。 “很多大手筆寫的東西,”艾爾弗萊達說,“我敢說你不會經常讀的。”父親說對,他的確沒有,用不予理會的,甚至輕蔑的語氣贊同她的說法。某種程度上他是在說謊,因為他有時間的時候,的確偶爾會仔細研究它們的。 對於我真正在意的東西,我希望再也不要說那樣的謊言,再也不要表現出那樣的輕蔑。為了不那樣做,我最好還是離過去認識的人們遠點。 第二個學年結束時,我要離開大學了——我的獎學金只有兩年。不要緊——反正我打算當作家。而且我要結婚了。 艾爾弗萊達聽說了這事兒,又和我聯繫上了。 “我想你一定是太忙了,沒有給我打電話,或許是沒有人把我的信息轉達給你。”她說。 我說也許是我一直在忙,或者是他們沒有把信息轉達給我。 這次我同意去看她。一次拜訪不會讓我承擔什麼,因為我將來不打算住在這個城市。我選了個星期天,期末考試剛剛結束,我的未婚夫要去渥太華工作面試。那一天天氣晴朗——是五月初的時節。我決定走著去。我從來沒有去過杜達斯街以南或阿德萊德以東,所以這個城市有些部分對我是完全陌生的。北面街道能遮蔭的樹木剛剛長出葉子,丁香樹、修剪過的山楂樹、鬱金香花圃都開花了,草坪像清新的地毯。但是過了一會兒,我發現自己走在完全沒有樹蔭的路上,路邊的房屋離人行道還不到一臂遠。這裡的丁香樹——到處都是丁香樹——是灰色的,好像被陽光曬褪了顏色,也沒有什麼香氣。這些街道上,房屋是窄窄的公寓建築,只有兩三層樓——有些是實用主義的裝修,門邊一圈磚做裝飾,一些窗子拉了起來,鬆弛的窗簾垂到窗台上。 艾爾弗萊達住的房子不是公寓。房子的整個樓上都是她的。樓下,至少是樓下的前面部分,已經成了商店,關著門,因為是星期天。那是一家二手貨商店,從骯髒的前窗可以望見很多平淡無奇的家具,堆放著一摞摞的舊餐具和其他器皿。唯一吸引我注意的是一隻蜂蜜桶,非常像我六七歲時帶午餐去學校用的那個,有藍天和金色的蜂巢。我能記得讀了無數遍它側面寫的字: 所有純蜂蜜都會結晶。 我不知道“結晶”是什麼意思,但是我喜歡它的發音。顯得很華麗和美味。 路上花的時間比我想像的要長,我很熱。我原以為艾爾弗萊達請我吃午餐不會像家裡週末的晚餐那樣,但在我上樓梯的時候就聞到了煮肉和蔬菜的香味。 “我以為你迷路了呢,”她在上面嚷著,“我正準備組織救援隊呢。” 她沒穿背心裙,穿著脖子上係有一個鬆垮蝴蝶結的粉色上衣,掖在棕色的褶裙裡。頭髮不再是光滑地盤起,而是剪得很短,貼在臉周圍,呈有點兒發紅的深棕色。我記得她的臉是瘦削的,有夏季日曬後的顏色,現在變得豐滿了,還有些鬆弛。抹的化妝品在皮膚上很顯眼,像中午陽光下的橙粉色油彩。 但是更大的變化是她裝了假牙,顏色統一,稍微填滿了嘴,給她原來熱切、急躁的表情增添了幾分憂慮。 “啊——你發福了,”她說,“你以前多瘦呀。” 她說得對,但我不喜歡聽。和出租公寓裡的其他女孩一樣,我吃便宜的食物——大量卡夫快餐和果醬曲奇餅。我結實的未婚夫佔有欲很強,他認同我的一切,說他喜歡豐滿的女人,我讓他想起珍妮·羅素。我不介意他那樣說,但是當人們評論我的外表時,我通常感到受到了侮辱。尤其是像艾爾弗萊達這樣的人——某個在我生活中失去了重要性的人。我認為這樣的人沒有權利評價我,或對我形成什麼看法,更不要說表現出來了。 房子前面狹窄,但從前到後很長,客廳的天花板四邊是斜的,窗子俯瞰著街道,過道一樣的飯廳根本沒有窗子,因為邊上的臥室開著天窗,光線透過門上的磨砂玻璃照進沒有窗戶的廚房和衛生間,房間後面是鑲玻璃的陽台。 傾斜的天花板讓房子看起來像是臨時湊合的,只是假裝用作其他用途而不是臥室。不過房間裡裝滿了正式的家具——餐廳桌椅,廚房桌椅,客廳沙發和靠椅——都適合擺在更大更適合的房間裡。桌子上的小餐巾,保護沙發和椅子的靠背與扶手的白色刺繡方布,窗子上的紗簾,四周沉重的花飾垂掛——比我想像的更像姑媽的家。在飯廳牆上——不是在衛生間和臥室,而是在飯廳——掛著一幅畫,是一個女孩子的剪影,穿著蓬蓬的裙子,是用粉紅的綢緞絲帶做的。 一條粗油氈鋪在飯廳地板上,鋪在從廚房到客廳的過道上。 艾爾弗萊達似乎猜到我在想什麼。 “我知道我這裡的東西太多了,”她說,“可這是父母的東西,是家具,我不能扔。” 我從來沒有想到她有父母。她母親很早就去世了,她是由我祖母撫養大的,祖母是她姨媽。 “家具是我父母的。”她說,“父親走後,你祖母把它留了下來,她說等我長大了,這些東西應該屬於我,所以就這樣了。我無法拒絕,她費了那麼多麻煩。” 現在它又回來了——我已經忘記的艾爾弗萊達的生活。她父親再婚。他離開農場,在鐵路上找了份工作。他還有別的孩子,一家人從一個鎮搬到另一個。艾爾弗萊達過去經常開玩笑地提起他有多少個孩子,他們有多麼親密,搬了多少次家。 “過來見見比爾。”她說。 比爾在陽台上。他坐在低矮的沙發或者躺椅上,上面鋪著棕色花格毯子,他好像隨時在等候召喚似的。毯子皺巴巴的,他一定是不久前還躺過的——百葉窗都拉到窗台的位置。屋子裡的光——炎熱的陽光透過雨漬的黃色窗簾——皺巴巴的毯子,褪色的、坐塌了的墊子,甚至毯子和男人拖鞋的氣味,舊得破爛變形、圖案模糊的拖鞋,都讓我想起——還有里屋的茶杯墊、過度磨損的家具、牆上的絲帶女孩——姑媽們的房子。在那裡,從秘密但持續的氣味,從女主人羞愧而固執的表情,你也可以發現一個邋遢男人的藏身處。 比爾站起來和我握手,不過,姑父們從來不和陌生的女孩子握手。或任何女孩子。阻止他們這樣的不是無禮,只是害怕顯得太正規。 他個子很高,閃光的灰色波浪發,光滑但不年輕的臉。一個英俊的人,但是不知怎麼,他的姣好相貌好像被什麼消磨掉了——糟糕的身體,不佳的運氣,或是缺乏氣概。但是他仍然帶著疲憊的殷勤,向一位女性俯身彎腰,似乎暗示著這次見面對她和他都會是件愉快的事。 艾爾弗萊達把我們領到沒有窗子的飯廳,大白天都開著燈。我覺得飯早已經準備好了,我的遲到耽擱了他們正常用餐。比爾端來了烤雞和調料,艾爾弗萊達拿著蔬菜。她對比爾說:“親愛的,你認為你盤子旁邊的是什麼?”這時他才想起來拿餐巾。 他話不多。他給我遞肉汁,問我要芥末調料還是鹽和辣椒,他隨著我們的談話,頭一會兒轉向艾爾弗萊達,一會兒轉向我。有好幾次,他在齒縫間發出微微的口哨聲,顫抖的聲音似乎是在表示友善和欣賞,一開始我以為那是要發表意見的前奏。但不是,艾爾弗萊達也從不為此停頓。我見過改邪歸正的酒鬼就有點像他那樣——可以愉快地插話,但無法繼續說完,只能無助地專心傾聽。我不知道比爾是不是這樣——不過他身上確實帶著某種失敗的歷史,承受過麻煩和接受過的教訓的痕跡。他也帶著一種能夠勇敢地接納任何錯誤的選擇或不成功的機會的樣子。 這些是速凍豌豆和胡蘿蔔,艾爾弗萊達說。速凍蔬菜那時還是新生事物。 “它們比罐裝的要好,”她說,“幾乎和新鮮的一樣好。” 接著比爾做了完整的說明。他說,它們比新鮮的還要好。顏色、味道,一切都比新鮮的好。他說人們現在真是了不起,將來通過冷凍還會做什麼呢。 艾爾弗萊達向前傾斜著身體,笑著。她似乎要屏住呼吸了,彷彿他是她的孩子,沒有抓住扶手就邁出了一步,或者第一次獨自搖晃著騎自行車。 他們有辦法給雞注射什麼東西,他告訴我們,有一種新發明,讓每隻雞都一樣,又肥又好吃。不必再擔心有長不好的雞了。 “比爾的專業是化學。”艾爾弗萊達說。 見我沒有說什麼,她又補充道:“他為古德漢姆工作。” 還是沒有評論。 “是釀酒公司,”她說,“古德漢姆威士忌。” 我無話可說不是因為我沒有禮貌或感到厭倦(或者說不比我那時自然而然的表現更不禮貌,也不比我料想的更厭倦),而是我不明白我應該提出哪些問題——幾乎任何問題都行,把一個害羞的男人拉入談話,把他從他的抽象思維中解脫出來,讓他成為有一定尊嚴的男人。我不明白為什麼艾爾弗萊達帶著那麼強烈的、鼓勵的微笑看著他。以我和男人相處的所有經驗,女人聽從自己的男人,希望他成為她有理由為之自豪的人,是未來才有的。我對夫婦唯一的觀察是姑父姑媽們和我的父母,那些丈夫和妻子似乎有著疏離和相敬如賓的關係,沒有明顯的彼此依賴。 比爾繼續吃著,好像沒有聽見提到他的職業和雇主,接著艾爾弗萊達開始詢問我的課程。她仍然在微笑,但是她的微笑和剛才不同。裡面有一絲不耐煩和不愉快,好像她只是在等待我快點結束我的解釋,這樣她就能說——她的確說了——“給我一百萬我也不去讀那些東西”。 “人生苦短。”她說,“你知道,在報社我們有時會認識那樣的人。英語學位。哲學學位。你不知道怎麼對待他們。他們寫的東西五分錢都不值。我和你說過,是吧?”她對比爾說。比爾抬頭朝她順從地笑了。 她不再提這個話題了。 “那麼你業餘時間都做什麼?”她問。 當時《慾望號街車》正在多倫多的劇院上演,我告訴她我和幾個朋友坐火車去看劇。 艾爾弗萊達咔嗒一下把刀叉放在盤子上。 “那種垃圾。”她叫道。她的臉探過來,滿是厭惡的神情。然後她仍帶有敵意的不快,鎮定地說著。 “你們跑那麼遠的路去多倫多就是去看那種垃圾。” 我們吃完了甜品,比爾趁機說能不能失陪一下。他問艾爾弗萊達,然後輕輕地點頭鞠躬問我。他回到陽台,過了一小會兒我們聞到了煙斗的味道。艾爾弗萊達看著他離開,似乎忘記了我和話劇的事。她臉上浮現出一種苦惱的溫柔,以至於她站起來時,我以為她要跟著他過去呢。但是她只是去拿她的煙。 她向我伸出煙盒,我拿了一根,她故意顯得開心地說:“我看你還保持著我帶給你的壞習慣比較好。”她也許記起了我不再是小孩子了,我不需要一定來她家,和我作對沒有意義。我不想爭辯——我不在乎艾爾弗萊達對田納西·威廉姆斯的看法。也不在乎她對其他任何事情的看法。 “我想那是你自己的事。”艾爾弗萊達說。 “你可以想去哪兒就去哪兒。”她接著補充道,“畢竟你很快就要結婚了。” 憑她的語氣,她的意思可能是“我得接受你現在長大的事實”,或者是“很快你就要循規蹈矩地履行責任了”。 我們起身收拾碗碟。在餐桌、案台和冰箱間狹小的空間裡緊挨著,我們很快進入一種不用說話的有序與和諧,擦洗,疊放,把剩下的食物撥到小容器裡存放,把水池灌滿熱肥皂水,迅速接過沒有碰過的餐具,放到飯廳碗櫥鋪著粗呢的抽屜裡。我們把煙灰缸拿到廚房裡,偶爾一本正經地拉出一根煙來提提神。女人一起幹活時會有一致和不一致的地方——比如是否可以抽煙,或最好不抽,因為煙灰可能落到干淨的餐具上,或者是否桌子上的每件東西都要刷洗,不論用沒用過——結果艾爾弗萊達和我彼此一致。還有,想到洗刷完後我就可以離開,這讓我覺得放鬆和大方。我已經說過下午要去見一個朋友。 “這些餐具很漂亮。”我說。它們是奶油色的,略帶黃色,有藍花邊。 “哦——都是我母親結婚時的餐具,”艾爾弗萊達說,“那是你祖母為我做的另一件好事。她把它們都收藏了起來,直到我可以使用的時候。珍妮從來不知道它們的存在。它們在那幫人手裡用不了多久。” 珍妮。那幫人。她的繼母和兄弟姐妹。 “你知道,是吧?”艾爾弗萊達問,“你知道我母親怎麼了嗎?” 我當然知道。她母親因手裡拿的油燈爆炸而死掉了——就是說,油燈在她手裡爆炸了,她死於燒傷——我姑媽和母親說起過這件事。關於艾爾弗萊達的父母沒有什麼可說的,關於艾爾弗萊達本人可說的也不多——如果不是牽扯到那場死亡。這就是她父親離開農場的原因(總是有什麼事情,不是經濟上就是道德上犯了點錯誤)。對待煤油要萬分小心,有電真是太幸運了,不論花費多少。無論如何,對於艾爾弗萊達那個年紀的孩子,這真是件可怕的事情。 如果不是雷雨,她就不會在下午點煤油燈了。 她活過了當天晚上,第二天白天和晚上。如果沒有經歷過這些,對她來說會更好些。 就在事故發生的當年,他們的街道通了水電,不需要再用煤油燈了。 姑媽們和我母親對任何事很少有同樣的看法,但是她們對這件事感覺一致。無論何時提到艾爾弗萊達母親的名字,語氣裡的感情都一樣。這個故事彷彿是她們可怕的財富,我們的家族獨有,別人沒有權利要求的一種永不能放手的殊榮。聽她們談論總是讓我感覺有某種不可告人的密謀在暗自進行,一種對無論是恐怖還是災難的深情觸碰。她們的聲音像蠕蟲在我身體裡蜿蜒滑行。 依我的經驗來看,男人們不是這樣。男人們盡可能迅速地迴避可怕的事情,一旦過去就表現出再提起或思考它們是沒有用的樣子。他們不想讓自己不安,也不想令他人不安。 所以我認為,如果艾爾弗萊達要談論這個,我未婚夫沒來就是件好事。最好不要讓他聽到艾爾弗萊達母親的事,不要讓他發現我母親、我們家親戚的事情,或許還有一定程度的貧困。他欣賞歌劇和勞倫斯·奧利弗演的《哈姆雷特》,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沒有機會看到悲劇——悲劇的慘烈。他的父母健康、標致、富有(儘管他說他們很無聊),他似乎不必了解任何在沒有陽光的環境裡生活的人。生活中的失敗——失去機會、健康和財富——對他來說都是疏忽,他對我的堅決支持還沒有到對我亂七八糟家庭背景也寬容的地步。 “在醫院裡,他們不讓我進去看她。”艾爾弗萊達說,至少她是用正常語調在說,沒有任何特殊的虔誠,或油滑的興奮。 “是啊,如果我是他們,很可能也不會讓我進去,我不知道她變成什麼樣子了。可能都捆成木乃伊了。如果沒有,也應該是那樣了。我當時不在家,我在學校。天非常黑,老師開了燈——我們學校有電燈——我們要等雷雨結束。莉莉姨媽——就是你祖母——來把我接到她家。我從此再也沒有見過母親。” 我以為她已經說完了,但是過了片刻,她繼續說,聲音好像輕鬆了一些,好像準備大笑似的。 “我瘋狂地大叫,嚷著要見母親。我不停地叫嚷著,最後他們無法讓我停下來,你祖母就說:'你最好還是別見她。如果你知道她現在的樣子,你不會願意見她的。你不會願意記住她這個樣子。'” “但是你猜我說什麼?我記得是這麼說的。我說,但是她想要見我。她想要見我。” 然後她真的笑了,或是發出含糊輕蔑的哼聲。 “我一定在想我是重要人物,是不是?她想要見我。” 故事的這一部分我從來沒有聽過。 我剛聽到這些,就有什麼事情發生了。彷彿一個陷阱被啪地關閉了,讓這些話留在了我的腦海裡。我不太清楚它們對我有什麼用。我只知道它們是如何瞬間震撼了我,讓我解脫,呼吸一種不同的空氣,只為我準備的空氣—— 她想要見我。 裡面有這句話的故事,我很多年後才能寫出來。那時,想到是誰先把這個主意放進我頭腦裡的已經不是很重要了。 我謝了艾爾弗萊達,說我要走了。她去叫比爾和我道別,但是回來報告說他已經睡著了。 “等他醒了一定會後悔得要踢自己的。”她說,“他見到你很開心。” 她摘下圍裙,陪我一直走下外面的樓梯。樓梯下面是一條通向人行道的沙土路。沙石在我們腳下嘎吱作響,她穿著家居的薄底鞋蹣跚地走著。 “啊!老天爺呀。”她叫道,抓住我的肩膀。 “你父親好嗎?”她問。 “他很好。” “他辛苦了。” 我說:“沒辦法。” “哦,我知道。那你母親呢?” “她還是老樣子。” 她轉身朝商店窗子走去。 “你想會有誰買這些垃圾呢?看看那個蜂蜜桶。你父親和我以前帶午餐回學校用的就是那種小提桶。” “我也是。”我說。 “真的嗎?”她捏捏我的手,“告訴你的家人我很惦記他們,好嗎?” 艾爾弗萊達沒有來參加我父親的葬禮。我懷疑是不是她不想見到我。據我所知,她從來沒有公開表示對我有意見;別人也不會知道。但是父親知道。我回家看他時,得知艾爾弗萊達住得不遠——在祖母的房子裡,事實上,她繼承了那座房產——我提議說我們去看她。那是在我兩次婚姻中間的混亂期,我情緒高漲,剛剛解脫出來,能夠和我願意的任何人聯絡。 父親說:“呵,你知道,艾爾弗萊達有點兒不開心。” 他現在管她叫艾爾弗萊達了。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起初我甚至想不到她會為什麼傷心。父親被迫提醒我幾年前發表的那個故事。想到艾爾弗萊達會反對現在和她沒有多大關係的事情,我感到驚訝,甚至不耐煩,還有點兒氣憤。 “那根本不是她,”我對父親說,“我改了,我甚至沒有想到她。那是一個故事人物。誰都看得出來。” 但事實上還是關於一個爆炸的煤油燈,裹屍布里的母親,失去親人的堅強孩子的故事。 “唉。”父親嘆息道。大體上他對我成為作家還是挺滿意的,但是對我所謂的故事人物還是有所保留。關於我為了個人原因終結婚姻——也就是,放縱——我為自己做的有力辯護——或許就像他本應該說的,是逃避責任。他沒有這樣說——這不是他該管的事了。 我問他為什麼艾爾弗萊達會有這樣的感覺。 他說:“一封信。” 一封信,但是他們住得併不遠。想到要他忍受本來要我承擔的疏忽甚至過失,我的確感到難過。還有就是,他和艾爾弗萊達現在似乎關係正常了。我想知道他放下了什麼。他覺得要在艾爾弗萊達面前為我辯護嗎,就像他要在其他人面前為我的作品辯護?他現在願意這樣做,儘管那對他從來都不容易。在他艱難的辯護中,他也許說了些刺耳的話。 因為我,給他帶來了特別的困難。 我一回到家就存在著危險。那是通過他人的眼睛而非我自己的來看待我的生活的危險。看著詞語像鐵絲網一樣不斷增加,錯綜複雜、令人迷惑、使人不安——與豐富的產品、食物、花朵、編織的衣服,與其他女人的家庭生活背道而馳。越來越難說它到底值不值得。 也許我的麻煩是值得的,但是別人的呢? 父親說過艾爾弗萊達現在一個人生活了。我問他比爾怎麼樣了。他說那些事情不歸他管。但是他相信一定是盡力挽回過。 “比爾?怎麼了?因為誰?” “我覺得他有一個妻子。” “我在艾爾弗萊達那兒見過他,我挺喜歡他的。” “人們都喜歡他。女人都喜歡他。” 我必須認為他們的決裂與我無關。我繼母曾經鼓勵父親重新開始生活。他們去打保齡球,定期去提姆霍頓家和其他夫婦一起喝咖啡、吃炸麵包圈。嫁給父親之前她獨居了很長時間,她以前的很多朋友成了父親的新朋友。他和艾爾弗萊達之間的事可能就是變化之一。對過去關係的厭倦,在我的生活中我自己非常理解,但是我不希望它發生在上了年紀的人身上——像我說過的,尤其是家里人的生活中。 繼母比父親去世得略早些。在幸福而短暫的婚姻後,他們被分別送往不同的墓地,躺在自己更麻煩的前任伴侶旁邊。在他們還都健在的時候,艾爾弗萊達搬回了城裡。她沒有把房子賣掉,只是離開,把它留在那兒。父親寫信說:“那樣做是很可笑的。” 父親葬禮上來了很多人,很多是我不認識的。一個女人走過墓地的草坪,來和我說話——我起初還以為是我繼母的朋友。然後我看到她只是比我大了幾歲。矮胖的身材,灰金色鬈髮,花色圖案的夾克讓她顯老。 “我從你的照片上認出你,”她說,“艾爾弗萊達過去總是拿你炫耀。” 我說:“艾爾弗萊達沒有去世呀?” “沒有。她還在。”女人說,接著告訴我艾爾弗萊達在多倫多北部一個鎮上的療養院裡。 “我帶她去的,這樣就能照看她。” 現在容易看出——即使憑她的聲音——她和我是一代人,我想到她可能是那個家族的人,艾爾弗萊達的同父異母妹妹,出生時艾爾弗萊達差不多已經長大了。 她告訴我她的名字,當然和艾爾弗萊達不同姓——她一定是結婚了。我不記得艾爾弗萊達提到她家裡那邊任何人的名字。 我問她艾爾弗萊達怎麼樣。女人說她的眼睛不好,基本失明了。腎臟也有嚴重問題,一周要透析兩次。 “除了那些——?”她說著,笑起來。我想,對了,一定是她妹妹,因為我可以從那魯莽、顫抖的笑聲中聽到類似艾爾弗萊達的聲音。 “所以她不能出門。”她說,“不然我就帶她來了。她還從這裡訂報紙,我有時讀給她聽。我就是在那裡看到你父親去世的消息的。” 我衝動地想,我是否應該去療養院看她。葬禮的情緒——父親壽終正寢在我心裡湧起一種溫暖、安慰、平緩的感覺,也激發了去看她的想法。但是很難實現,我丈夫——第二任丈夫——和我只在這裡待兩天就要飛去歐洲度假,而且我們的旅行已經推遲了。 “我不知道你去有什麼收穫。”女人說,“她有時好,有時不好。我甚至想她是不是故意的。比如,她會坐在那裡一整天,不論別人對她說什麼,她的話都一樣。精力旺盛,準備戀愛。她整天就說這一句話。精力旺盛,準備戀愛。她能讓人發瘋。然後有些天她又能正常回答問題。” 又是那種聲音和笑——這次是半隱半現——讓我想起艾爾弗萊達,於是我說:“你知道我一定見過你,我記得有一次,艾爾弗萊達的繼母和父親順路到家裡來,或者只有她父親和幾個孩子——” “噢,那不是我。”女人說,“你以為我是她妹妹格羅麗?我看起來一定很老。” 我開始說我認不太清她,這是真的。十月的下午,太陽很低,陽光直射進我的眼睛裡。女人背對著太陽,所以很難看清楚她的特徵或表情。 她緊張而傲慢地抖動肩膀。她說:“艾爾弗萊達是我的親生母親。” 哦。是母親。 接著她向我講了那個一定是她經常講的故事,不是太詳細,因為那是她生命中很重要的事件,還有她獨自開始的一次冒險。她被安大略東部一個家庭收養;他們是她唯一知道的家人(“我很愛他們”),然後她結婚,有了孩子,在孩子長大前她想要找到自己的親生母親。事情不是太容易,因為過去保管記錄的方法和保密性都不完善(“她懷了我的事保護得十分嚴密”),但是幾年前她找到了艾爾弗萊達。 “剛好及時。”她說,“我的意思是,需要有人來照顧她。我是最合適不過的。” 我說:“我一直不知道。” “你不會知道的。我認為過去沒有多少人知道。他們警告你,當你開始尋找時,你的出現會讓人們震驚。老人是沉重的負擔。不過,我想她不會介意。早些時候也許會。” 她有一種勝利的感覺,這不難理解。如果你有什麼會讓人吃驚的事情要告訴別人,你說了之後的確引起了震動,就要有一個恢復力量的時間。這次的情況震動如此徹底,她甚至感覺需要道歉。 “對不起,我一直講我自己的事,沒有對你父親表示哀悼。” 我謝了她。 “艾爾弗萊達告訴我,你父親和她有一天放學回家的事,是在高中。他們不能始終一起走,因為你知道,那時候,一個男生和一個女生,他們會遭到可怕的嘲笑。如果他先出來,他會在鎮外的岔路上等,如果她先出來,同樣也會等他。有一天他們一起走著,聽見所有的鐘開始響,你知道是怎麼回事嗎?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 我說我也聽說過那個故事。 “只是我原來以為他們還都是小孩子。” “如果是小孩子,怎麼能從高中回家?” 我說我以為他們是在田野裡玩耍。 “我父親的狗和他們一起。它叫邁克。” “也許他們是有狗。也許狗是去接他們呢。我相信她給我講的時候沒有糊塗。她對和你父親有關的事記得特別清楚。” 現在我意識到兩件事情。首先,父親出生在1902年,艾爾弗萊達也差不多。所以從高中走回家比在田野裡玩的可能性更大,很奇怪我從來沒有想到過這一點。也許他們是說過在田野,是穿過田野走回家。也許他們從未說過是在“玩耍”。 還有,剛才對這個女人抱歉和友好的感覺,沒有惡意的感覺現在都消失了。 我說:“事情會改變的。” “沒錯,”女人說,“人們顛倒事實。你想知道她說了你什麼話嗎?” 現在。我就知道會有這一天的。 “什麼?” “她說你很聰明,但是不像你自己想像的那麼聰明。” 我迫使自己繼續注視著這張背光的、黑暗的臉。 聰明,太聰明了,不夠聰明。 我說:“就是這些?” “她說你冷冰冰的。這可是她說的。我對你沒有惡意。” 那個星期天,在艾爾弗萊達家吃過午飯,我開始一路步行回我的寄宿公寓。如果來回都是步行,我想我會走上十英里,應該能消化掉我吃的東西了。我感覺太飽了,不僅是因為食物,還有我在房子裡的所見所感。擁擠的老式家具。比爾的沉默。艾爾弗萊達的愛意,像礦泥一樣頑強固執,不合時宜和不可救藥——在我看來——唯一的原因只在於年齡。 走了一會兒,我的胃沒那麼沉重了。我發誓二十四小時內不再吃東西了。我在四四方方的小城街道上朝著西北走啊走。星期天下午,除了主要的干道,沒有什麼車輛。有時我走的路線恰巧和公交車在這幾個街區的路線一樣。駛過的公交車上可能只有兩三個人。我不認識他們,他們也不認識我,多麼幸運。 我說謊了,我不是要見朋友。我的朋友大多回家了。我的未婚夫要第二天才回來——他去科堡看他的父母,我從渥太華回家途中經過那裡。我回到寄宿公寓時不會有人在——我不必費心地和任何人講話或聽人講話。我無事可做。 我走了一個多小時,看見一間藥店開著。我進去喝了杯咖啡。是加熱的,什麼都沒放,很苦——味道像藥一樣,正是我想要的。我已經感到解脫了,現在開始感到幸福了。獨自一人的幸福。看著下午炎熱的陽光照在人行道上,樹枝開始發芽,投下稀疏的影子。聽見從商店後傳來的球賽的聲音,是給我端咖啡的男人在聽收音機。我沒有想到我要寫艾爾弗萊達的故事——而是想到我要做的工作,更像是從空中抓物,而不是構造故事。人群的喧囂像沉重的心跳一樣傳過來,充滿悲哀。可愛的正常聲波,夾雜著遙遠的、幾乎非人性的讚同和惋惜。 這就是我想要的,這就是我要關注的,我的生活就是要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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