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媽媽不喝酒，以前也沒好過這一口。我還記得，讀七年級的時候，和其他孩子一起在鄭重其事，其實又轉瞬即逝的洗腦課上，簽了禁酒的宣誓辭，媽媽說：“這個年紀的孩子盡會瞎胡鬧，做白日夢。”天氣熱的時候，我爸爸會喝一杯啤酒，不過媽媽不會陪他喝，而且，不管是偶爾還是像徵性的，他總是在屋外喝。在我們生活的小鎮上，我們認識的大部分人都是這樣的。我不應該說正因為如此，才讓我陷入了困境之中，因為我陷入的困境是我狹隘天性的如實表現。正是出於同樣一種天性，在任何需要表現母親傳統的自豪以及成就感之時，我媽媽都是一臉陰沉和深深的絕望。我指的是，我第一次參加正式舞會出門的時候，我突然鐵了心為上大學做準備的時候，她的樣子，彷彿她不可能指望，也不曾要求我會像其他女孩一樣經歷這些。女孩們夢寐以求的心愛之物，蘭花、好男孩、鑽石戒指，到了應有的階段，她朋友的女兒們都會自然帶回家，我卻不會。而她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希望我帶回家的是小災難，不是大災難——比如說，和一個連養自己的錢都賺不來的男孩私奔，要比被當成白奴拐賣強。
不過，我媽媽說，無知，也許你喜歡稱之為天真，沒有人們想像得那麼美好，我不確定對像你這樣的姑娘來說，算不算危險。然後，她還要強化她的看法。她有引經據典的習慣，這種習慣本身就是天真的自以為是，一股封存已久的樟腦丸味道。我倒一點不意外，因為我知道得清清楚楚，這些話說給貝里曼先生聽，就能創造出奇蹟來。
我幫貝里曼家看孩子的那個晚上，應該是在四月。我整年都在談戀愛，至少從九月的第一個禮拜開始算是。在學校集合的時候，一個名叫馬丁·柯林伍德的男孩給了我一個驚喜的，欣賞的，相當有暗示意味的殷勤笑容。我不知道什麼讓他這麼驚喜。我看起來和平時一樣，穿了一件舊的寬鬆衫，自己在家卷的頭髮已經變形了。幾個星期之後，他第一次帶我出門，在走廊黑暗的角落吻了我。另外要補充的是，吻的是嘴。這是第一次有人有力地吻我。我還記得那天晚上，也許到了第二天早上，我都沒有洗臉，以便完整無缺地保存這些親吻的印記。你看，我向你們展示了這場艷史最痛苦的瑣碎片段。兩個月後，經歷了一些性愛的步驟之後，他把我甩了。他愛上了一個女孩，和他在為聖誕節準備的戲劇裡演對手戲。
我說，我再也不想和這場演出有關係了。我讓另一個女孩替補我的角色。不過，當然，最後我還是去看演出了。我和我的女朋友喬伊斯一起坐在前排，當我看見穿著白色馬褲和絲綢背心，貼著連鬢鬍子的達西先生，感到痛苦或者喜悅之時，喬伊斯就會按住我的手。我把馬丁當作達西先生，這個辦法挺有用的，反正每個女孩都愛達西先生。在我的眼裡，這個角色賦予了馬丁一種別樣的傲慢，一種男性的光彩，因此我沒辦法清楚地認識到，他其實只不過是個高年級學生，長相普通，智力中等，因為喜歡戲劇俱樂部和少年軍樂隊這類活動，有點小名氣。他恰好是我的第一個男朋友，第一個對我感興趣的，也能拿得出手的男孩子。演出的最後一幕，他們給了他一個擁抱伊莉莎白的機會。 （瑪麗·畢曉普，膚色菜黃，毫無身段，不過她有一雙活潑的大眼睛。）面對這個現實的挑戰，我心酸地把指甲摳進了喬伊斯飽含同情的手掌心裡。
這天晚上，是幾個月真真切切的痛苦的開端，其實多少都是自我折磨。對我而言，是一段悲慘的日子。為什麼總是忍不住輕易提起這種事，而且，發現自己對一段莫名其妙的往事陷入瞭如此這般的荒唐情緒，會感覺反諷，甚至驚奇呢？這便是我們的傾向，講到愛，當然是指青春期的愛情，幾乎覺得義不容辭的傾向。你想想，無所事事的那些無聊午後，我們挑幾段痛苦的回憶作為消遣。但是，實際上，這樣的回憶沒有讓我格外快樂，更糟的是，甚至沒能讓我驚訝——我還記得我做過的愚笨的，傷心的，丟人的事，戀愛的人通常都會做的事。我在他可能出現的地方遊蕩，然後裝作根本沒有看見他。聊天的時候，我用盡荒謬的辦法，轉彎抹角，以便偶爾提起他的名字，感到一種苦澀的愉悅。我無邊無際地做白日夢，要是你想要一個準確的數字，那麼，我花在想馬丁·柯林伍德上的時間，對，說的是為他苦苦相思和淚流滿面的時間，大概是和他在一起的時間的十倍。對他的想念無情地主宰了我的心，並且，這以後的日子，變得不由自主。如果說一開始，我誇大了自己的感情，當我想從這種情感中脫身的時候，我那些舊時的白日夢就變得陰沉沉的，連暫時的安慰也做不到了。做數學題的時候，我機械地，無助地折磨自己。馬丁親吻我喉嚨的記憶歷歷在目。每一件事我都歷歷在目。某個夜晚，我有種衝動，想把衛生間櫥櫃裡所有的阿司匹林都吞下去。不過，吃了六顆以後，就沒有再吃了。
我媽媽覺察出我不太對頭，讓我吃鐵丸。她說：“你確定，你在學校真的挺好？”學校！我告訴她我和馬丁分手的時候，她說的是：“喔，這樣更好。我還從來沒見過這麼自戀的男孩子呢。”“馬丁很聰明，他能讓戰船沉沒。”我憂鬱地回答後，上樓哭去了。
我去貝里曼家的那天晚上，正好是星期六。禮拜六晚上，我常常替他們照顧孩子，因為他們喜歡開車去貝利維爾，二十英里外一個大得多，也活躍得多的城市。他們大概去那兒吃晚飯，然後看演出。他們在我們的小鎮只生活了兩三年。貝里曼先生是這裡一家新的製門廠引進的經理。偶然地，我想到他們仍然是社區的邊緣人，他們的大部分朋友是像他們一樣的年輕夫妻，出生在別的地方，住在農場式的新房子裡，位於小鎮外頭的山上。我們以前常常來這座山上滑雪。這個禮拜六晚上，他們打算去貝利維爾參加一個新餐飲俱樂部的開幕式。出發之前，兩對年輕夫妻和他們一起喝酒。大家都快快活活的。我坐在廚房裡，裝出學習拉丁文的樣子。昨天晚上學校的春季舞會，我沒有去，因為唯一問過我的男生是米納德·克朗普頓。他問了太多女孩子，所以大家都懷疑他是按名字的字母順序在全班一個個問的。舞會在軍備廠舉辦，和我家也就隔半個街區。我本可以去看看男生穿上黑色西裝，女生外套底下穿著淡雅的長禮服，看看他們莊嚴地走在街燈下，走在斑駁的雪地上的模樣。我甚至聽到了音樂聲，我不會忘記的。這一天，他們會演奏《芭蕾舞女》的曲子，哦，還有讓我隱隱作痛的心靈之歌——《開往中國的慢船》。喬易絲今天早上給我打電話，我們像是在討論我無法治癒的某種疾病。她輕聲細語地告訴我，對，馬丁和瑪麗在一起，她穿了一件禮服，肯定是誰家的舊花邊桌布做的，就掛在身上。
貝里曼和他們的朋友走了以後，我去起居室看雜誌。通常我都很憂鬱。這個燈光柔和的大房間，綠色和枯葉色的色調，為情緒的發展創造了一種整潔的背景，就彷佛人走上了舞台。在家的時候，情緒的控制都還可以，把情緒埋藏在一堆可以修補情緒的事裡，補鐵，玩拼圖遊戲，收集小石頭，諸如此類。我家就是這樣的類型，在樓梯上永遠會撞上別人，永遠在聽廣播裡的曲棍球賽或者超人的故事。
我起身，找到了貝里曼的《死的舞蹈》，放進電唱機，關掉了起居室的燈。窗簾只拉上了一半，街燈模糊地落在窗玻璃上，把上面一小塊薄薄的灰塵照成了金色。光禿禿的樹枝影子裹在春天芬芳的風中，在金色之中晃動。這是一個溫和的黑夜，上一場積雪正在融化。一年以前，這所有的一切——音樂，風，黑暗，樹枝的影子，會讓我感覺無限喜悅。可是，現在不會了。現在，它們只能喚起乏味的，熟悉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有羞辱感的，隱密的念頭。我就當自己的靈魂已經死了。我進了廚房，決定灌醉自己。
不，並不是這樣的。其實，我去廚房，是去找一瓶可樂，或者看看冰箱裡有什麼東西。餐桌的前頭放了三個漂亮的，高高的酒瓶。三個瓶子裡都有一半高的金色液體。不過，我瞅了瞅，拎起來感覺了一下重量。這時候，我也沒決定要把自己灌醉。我決定喝一口試試。
這就是我的無知之處，我災難性的天真。是的，我確實見過貝里曼夫婦偶爾和他們的朋友一起喝摻冰水的威士忌，跟我偶爾喝杯可樂差不多，但我對自己，卻沒有用上這樣的態度。沒有。我想的是，烈酒是在極端狀態下喝的東西，指望發生一些不管這種那種，總之是放縱的後果。即使是喝了巫婆的藥水的小美人魚，也沒有比我更為不小心。我在水槽上方黑洞洞的窗戶上，看到了自己僵硬的臉，表情黯然。我從每個酒瓶裡都倒了一點威士忌出來，把酒杯倒滿了。現在我回想，記得有兩種牌子的黑麥酒，還有一種昂貴的蘇格蘭威士忌。因為我這輩子也沒見過別人倒酒，所以我不知道大家通常都要往酒裡摻水、加蘇打這類東西來稀釋。我穿過起居室的時候看見，貝里曼家的客人拿著酒杯，杯裡差不多是滿的。
我盡可能迅速地全喝了，把酒杯放下來，站在窗玻璃前看自己的臉，希望能看見變化。我的喉嚨像在燃燒，但沒有別的感覺。當我試圖有所感覺時，非常失望。但是，我不打算就這樣算了，於是我又倒了滿滿的一杯，然後往每個酒瓶裡加水，大概加到我進廚房的時候看見的水平線。我喝第二杯的速度，只比喝第一杯慢一點。我小心翼翼地把酒杯放在餐桌上，大約是感覺到腦袋里沙沙作響，有什麼就要來臨了。於是我去了起居室，坐到椅子上。我摸到了椅子邊的地燈，擰亮。房間撲到了我身上。
我說我盼望的是放縱的後果時，指的不是這樣的後果。我想的是某種情緒的徹底變化，一種興奮的，沒有任何責任的情緒高漲，一種逃避以及失控的感受，伴隨的是微微的眩暈感，也許還有一種大聲傻笑的衝動。我絲毫不知道是這樣的，天花板打轉，像有人朝我扔過來一隻無比巨大的盤子；也沒有想到，椅子上淡綠色的斑點膨脹，從不同方向匯聚到一起，瓦解，和我玩一個充斥著巨大的，毫無意義的，單調的，惡毒的遊戲。我的腦袋往後仰，我閉上了眼睛，然後，我立刻又睜開眼睛，睜得大大的。我離開椅子，往走廊走。感謝上帝，感謝上帝！我到了貝里曼的衛生間。在衛生間裡，我渾身不舒服，哪裡都不舒服，我像石頭一樣倒在地上。
從這個時刻開始，我再也想不起來接下來的任何情景了。我對於接下來的一小時，或者兩小時的記憶，碎成了生動的，卻未必真實的片段。片段與片段之間，除了黑暗與無常以外，什麼也沒有。我記得我躺在衛生間的地板上，看著臉一側的六角白色小瓷磚。它們在一起拼湊出來的圖案邏輯清晰，令人讚嘆。我以一個剛剛被嘔吐撕碎的人的心智，懷著一腔支離破碎的感激之情，看著這些圖案。接著，我記得的是，我坐在走廊電話前的凳子上，虛弱地問喬伊斯的電話號碼。喬伊斯不在家。她媽媽告訴我，她在凱·斯特林格家。喬伊斯的媽媽是一個沒腦子又多嘴的女人，她一點沒發現有什麼異常，儘管我感覺虛弱，機械地和她說謝謝。我不知道凱家的電話號碼，只能問接線員了，我想我沒辦法查電話號碼本。
凱·斯特林格並不是我的朋友，而是喬伊斯的新朋友。她似乎有一種放浪的聲名，還有一頭長發，顏色從肥皂的淡黃到焦糖的棕色都染過。色澤雖自然，顏色本身卻很奇怪。她認識許多比馬丁·柯林伍德更讓人興奮的男孩子，退學的男孩，或者被送到城裡曲棍球隊打球的男孩。她和喬伊斯坐這些男孩子的車到處遊蕩。有時候，她們和他們一起去小鎮北邊公路上的快活舞廳。當然了，肯定是對她們的媽媽撒了謊。
我和喬伊斯通話了。她非常興奮，因為她身邊總是有男孩子，她幾乎沒有在聽我講話。
“嗯，我今天晚上不行。”她說，“這裡有幾個小孩。我們要打牌。你認識比爾·科林吧？他在這裡。羅斯·阿莫……”
“我吐了。”我試著說清楚，發出來的是非人聲的嘶喊，“我喝醉了！喬伊斯！”然後，我從凳子掉了下來，聽筒也從手裡掉了下來，淒涼地重重敲在牆上，敲了好一會兒。
我還沒來得及告訴喬伊斯我在哪裡，所以她想了一會兒，給我媽媽打了電話，找了一個藉口，就是那種年輕女孩最樂於編造的，毫無必要的藉口。她知道了我的地址。她和凱，還有那些男孩子當中的三個，對凱的媽媽撒了謊，然後一起跳進車裡，出來了。他們發現我躺在闊幅織機織成的走廊地毯上。我又吐了，這一回，我沒能到衛生間去。
後來的事實證明，凱·斯特林格才是我真正需要的人。她只是偶然來到現場，她喜歡危機事件，特別是像這樣的危機，有可疑的，可以誹謗的一面，而且必須對成年人的世界保密的危機。她立刻興奮起來了，變得積極能幹，以前被稱為的放浪，實際上不過是強烈的女性本能氾濫，管理、安慰和控制的本能。我聽到她的聲音從四面八方傳過來。她叫我不要著急，叫喬伊斯去找一個最大的咖啡壺，裝滿咖啡。她說，要濃咖啡。她叫男孩把我扶起來，抬到沙發上。稍後，一片離我遙不可及的霧氣之中，我聽見她在要板刷。
接下來，我躺在沙發上，蓋了一塊他們在臥室找到的針織圍巾。我不想抬起頭來，屋裡充滿了咖啡的味道。喬伊斯進來了，看起來臉色蒼白。她說貝里曼家的孩子醒了，她給了他們一塊小甜餅，叫他們回床上去，所以沒事。她沒讓他們出房間，她覺得他們什麼也不會記得的。她說她和凱已經清理了衛生間和走廊，不過她擔心地毯上還是有一塊污跡。咖啡已經煮好了。我的意識還不是很清醒，男孩子打開了收音機，把貝里曼家的唱片全翻了一遍。他們把唱片都放在地板上。我覺得有什麼不對頭，但是，我想不起來是什麼。
凱給我用早餐杯倒滿了咖啡。
“我不知道能不能喝下去。”我說，“謝謝你。”
“坐起來。”她輕快地說，彷彿她每天都要對付喝醉的人，我用不著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似的。 （幾年之後，在產科病房，我又聽到並認出了這種腔調。）“現在，喝吧。”她說。我喝了，與此同時，我意識到，我只穿了一件襯裙。喬易絲和凱把我的上衣和外裙都脫了。她們把裙子刷了刷。因為上衣是尼龍面料的，就把上衣洗了掛在衛生間裡。我把圍巾拽上來，蓋在胳膊上。凱笑了。她給大家都倒了咖啡。喬伊斯把咖啡壺拿進來，在凱的指示下，只要我喝了一點，她就幫我把杯子倒滿。有人頗有興致地問我：“你一定是很想喝醉吧？”
“沒有。”我生氣地回答，繼續順從地喝咖啡，“我只喝了兩杯。”
凱笑起來：“好吧，我只好說你上頭了。你知道他們幾點回來嗎？”
“一會兒，我想應該是一點以後。”
“那時候你就沒事兒了。多喝點咖啡。”
凱和其中一個男孩開始跟著收音機的音樂跳舞。凱的舞姿非常性感，不過和把我拉起來叫我喝咖啡時的冷漠表情比較，跳舞的她，臉上有些許高傲的，放縱的神情。男孩湊到她耳邊竊竊私語，她笑了，搖了搖頭。喬伊斯說她餓了，她去廚房看看有什麼吃的。土豆片或者餅乾，或者隨便什麼吃了也不容易被發現的東西。比爾·科林過來了，坐在沙發上，就在我旁邊。他的手鑽進圍巾撫摸我的腿。他什麼也沒有說，只是摸我的腿，用一種我覺得特別愚蠢，相當噁心，讓人害怕的荒唐表情看著我。我感覺十分不舒服。我奇怪為什麼比爾·科林有這麼一副表情，大家還都說他長得英俊。我緊張地挪開腿，他輕蔑地看了我一眼，但沒有住手。然後，我爬下沙發，用圍巾裹住自己，想去衛生間看看我的上衣有沒有乾。我剛走路的時候，出於某種原因吧，微微有些蹣跚。也許是為了讓比爾·科林明白他沒有嚇倒我，我立刻誇大了這個事實，大聲嚷嚷說：“看我還能走直線！”我突然歪了一下，朝門廊方向摔了一跤，隨之而來的，是大家的哄笑聲。當前門的把手轉動，發出輕輕的滴答一聲時，我站在走廊和起居室之間的拱道上，身後的一切動靜都消失了，當然，除了收音機。圍巾也出於某種妙不可言的惡毒，滑到了我的腳下。哦，編排傑出的滑稽劇，精彩時刻！門口站的是貝里曼先生和太太，他們臉上的表情，完全符合所有傳統滑稽劇導演對這類場景的設想。當然，他們早已經準備好了這樣的表情，他們也不可能在震驚之初就炮製出這樣的表情。我們在屋裡的動靜，他們毫無疑問一下車就听到了。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沒有聽到他們的聲音。我一直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這麼早就回家了，是因為頭疼，還是吵架了？以我的立場，不適合打聽。
貝里曼先生送我回了家。我不記得我是怎麼上的車，怎麼找到我的衣服，然後穿上，怎麼和貝里曼先生說晚安，也不知道有沒有說晚安。我也不知道我的朋友們是怎麼辦的，不過我估計，他們拿起外套，拔腳逃竄，發出勉強的咆哮來表示自己的蔑視，以掩飾逃跑的羞辱。我記得喬伊斯手裡還捧了一盒餅乾，嘴裡還在解釋說我是因為吃多了，所以病得厲害。我記得她說的是，晚上吃了德國泡菜。還說我給他們打電話求助。 （後來我問她怎麼解釋的，她說解釋有什麼用，你渾身酒氣。）我記得她還說過，啊，貝里曼先生，我求求你，不要，我媽媽是個很神經的人，我不要讓她崩潰。要是你願意，我可以跪下來求你，你千萬不要給我媽媽打電話。我沒有印像她真的跪下來了，這只是一個威脅，並沒有真的這麼做，否則她應該立刻就這麼乾了。
貝里曼先生對我說：“好吧，你自己也知道，你今天晚上的行為是件很嚴重的事。”他說得好像要控告我刑事過失之類，甚至更可怕的。 “要是我視而不見，那就是我大錯特錯了。”他說。我猜，除了生我的氣，討厭我以外，他還擔心在這種情況下把我送回家，我古板的父母肯定不斷地嘮叨我是在他家喝醉了酒。大多數禁酒會的人認為這就足以認定他的過失，把他抓起來。而且這個小鎮上全都是禁酒會的人。從工作角度出發，對他來說，和小鎮保持良好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我覺得這不是頭一回吧。”他說，“要是頭一回的話，一個小姑娘，會聰明到往酒瓶裡再加水？不可能。她很聰明，卻沒料到我會提前回來。你怎麼說？”我張開嘴想回答，儘管我覺得自己十分鎮定，但是唯一發出來的聲音卻是洪亮的，絕望的傻笑。到了我家門口，他停下了腳步。 “燈是開著的。”他說，“現在，進門去，告訴你爸爸媽媽全部真相。記住，要是你不說，我會說的。”他沒有再提付我今天晚上看孩子的錢，我也完全沒想起來。
我進了屋，打算直接上樓，但是媽媽叫住了我。她到了前廳，我就在這裡，還沒來得及開燈，她肯定已經聞到了我的味道，因為她立刻驚訝地尖叫著跑過來，彷彿看見有人摔倒了似的。當我真的衝著欄杆倒下去時，她抓住了我的肩膀。怪誕的霉氣打倒了我，我從頭到尾都告訴了她，甚至沒漏掉馬丁·柯林伍德，以及那瓶並沒有認真考慮的阿司匹林，承認了錯誤。
星期一早晨，我媽媽坐大巴去了貝爾維利，找到了那家賣酒的商店，買了一瓶蘇格蘭威士忌。然後，她等車回來的時候，碰到了一個認識的人。她沒能藏好包裡的那瓶酒，她為自己沒帶個合適的包出來十分生氣。她一回來，連午飯也沒吃就去了貝里曼先生家。貝里曼先生還沒有去廠裡。媽媽到了以後，和他們夫妻兩人都聊了，給他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然後貝里曼先生開車送她回家。她和他們說話很坦率，這是她特有的理性，這種印象總是會給以為自己即將應付的是一個當媽的人一個愉快的驚喜。她告訴他們，雖然我在學校的表現不錯，實際上卻已經大大退步了，或者說是心智失常。我想，關於我的行為分析，對貝里曼太太非常有效，她是兒童指導書的熱心讀者。當我媽媽舉出一個我目前困境的具體事例，討好地獻上馬丁·柯林伍德的故事時，她們之間的關係便親熱起來。
幾天之內，整個鎮子，還有學校，都知道我為了馬丁·柯林伍德打算自殺。但是在此之前，全校和全鎮就已經知道當貝里曼夫婦星期六晚上回家時，發現我喝醉了，搖搖晃晃，除了襯裙什麼也沒穿，和三個男孩子待在一個房間裡，其中一個是比爾·科林。我媽媽說她帶給貝里曼先生的那瓶酒，費用要從我看孩子的收入裡扣。但是，我的客戶如同上一場四月的雪一樣，消散得無影無踪。要不是七月份的時候，鎮上的新鄰居們初來乍到，還沒來得及和左鄰右舍八卦一番就要找人看孩子，這錢就付不上了。
我媽媽還說，讓我和男孩子出去玩是一個巨大的錯誤，所以直到十六歲生日以前，不許我再和男孩子們出去玩。事實證明，這不算苛刻，因為在那之前，根本沒人約我出去。要是你以為，在貝里曼家的經歷讓我變成小鎮舉行的各類娛樂、狂歡活動上大受歡迎的人物，你就大錯特錯了。它成了我第一段非凡的墮落歷史，給我打上了一種特殊的倒霉烙印，彷彿一個姑娘非婚生子，結果生了三胞胎，誰都不想和她有任何關係了。無論如何，那段時間，在整個中學，我的電話大約是最安靜的，聲名絕對是最為罪孽深重的。這種情形我一直忍受到了第二年的秋天，十年級的一位胖胖的金發姑娘跟一個已婚男人跑了，兩個月之後，在蘇聖瑪麗城被人發現，過著墮落的生活，但已經不是和與她私奔的那個男人了——這下，大家把我忘光了。
不過這件事的結果之中，有一個是積極的，完全出乎意料的好結果：我徹底克服了馬丁·柯林伍德這個挫折。不僅僅是因為馬丁立刻當眾說，他一直覺得我是個瘋子，我還對他失去了驕傲感。早在一個月，一個星期之前，我脆弱的愛慕就該從他那裡繞開了。到底是什麼把我又重新帶回了世界？是我的災難本身，是可怕的現實，魅惑的現實，是事情發生的方式。我並不喜歡這樣，我是一個有自我意識的姑娘，這種暴露讓我感覺非常痛苦。但是，那個週六的事件卻迷住了我。感覺彷彿是，我匆匆的一瞥，看見了無恥的，不可思議的，一片片剝落的荒謬。這不是虛構，這是生活的設計偶然完成的作品。我沒法轉移自己的注意力。
當然，那年六月，馬丁·柯林伍德考上了大學。他去了城裡的一所學校，去上殯儀專業的課程，我想課程大致是這麼一個名字。他回來以後，和他叔叔一起做起了喪葬生意。我們住在一個小鎮上，彼此的大部分事情都會聽說，但是我們從來沒有面對面碰到過，幾年來也沒有見過面，只是偶爾遠遠地瞥到一眼。我參加了他要娶的那個女孩的送禮會，不過，幾乎每個人都要參加任何人的送禮會。我想，我是沒有真的再見過他，直到我結婚幾年後回家參加一個親戚的葬禮。那一次，我看見了他，不太像達西先生，不過在一身黑衣服的襯託之下，還是挺好看。在這種場合，我發現他注視我的表情，幾乎是緬懷往事的微笑。我知道他不是想起了我對他的仰慕，就是想起了我那段塵封已久的小小災難，露出驚訝的表情。我回以溫和的不解表情。如今我已經成年了，讓他挖他自己的災難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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