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洗禮

高中三年級時，內奧米轉到了商貿專業；突然不用學習拉丁語、物理、代數，她升到學校的三樓。在傾斜的屋頂下，打字機整日劈啪作響，牆上掛滿了鑲在鏡框裡的格言，為進入商界做準備。時間和精力是我的資本；如果浪費掉，就再也得不到。結果是，樓下教室的黑板上寫滿的外語單詞和抽象公式、戰鬥和沈船的黑暗照片、魯莽但可敬的神話冒險，進入了冷漠平凡的生活和真實忙碌的世界之中。這對大多數人都是一種解脫。內奧米喜歡這樣。 那年三月，她在乳品店找到了一份辦公室的工作。她已經完成了學業。她讓我四點以後去看她。我去了，沒有想我會碰到什麼。我還想著內奧米會從櫃檯後對我做鬼臉呢。我準備裝出老太太顫巍巍的聲音對她說：“這是什麼意思？昨天我買了一打雞蛋，每一個都是壞的！”

辦公室在低矮的灰泥粉刷的附加建築裡，建在舊乳品店的前面。日光燈和新的金屬文件櫃和桌子——我本能地感覺到不自在的那種環境——打字聲和計算器的嘈雜聲。內奧米旁邊的兩個女孩在工作；後來我了解到，她們的名字是莫莉和卡拉。內奧米的指甲是珊瑚色的，頭髮整齊而漂亮地盤起，穿著粉綠色的格子裙和粉毛衣。新的。她對我微笑，手指從打字機上最小限度地微微一擺，跟我打招呼，然後繼續飛快地打字，一邊和同事愉快地、不連貫地談話，我聽不懂她們在談什麼。過了幾分鐘，她大聲對我說她五點完工。我說我得回家。我感覺莫莉和卡拉在看我，看我光禿髮紅的手上的墨水、鬆弛的羊毛方巾、蓬亂的頭髮，還有女學生們經常抱著的一大疊書。 我最害怕梳洗整潔的女孩了。我甚至不敢走近她們，擔心我有味兒。我感覺我們之間有本質的差別，彷彿我們是由不同物質構成的。她們冷冰冰的手上不會有斑點，不會出汗，她們的頭髮保持著適合的形狀，她們的腋下從來不會潮濕——她們不了解要把胳膊肘夾在體側擋住衣服上不體面的深色半月形痕跡是怎麼回事——她們從來、永遠都不會感到有一點兒特別的血流的湧動，連高潔絲也無法容納的一點兒血流，會恐怖地流下大腿內側。的確沒有；她們的經期是小心謹慎的，是自然度過的，不會出賣她們。我的粗糙也永遠不可能變成她們的精緻；太遲了，差別太大了。但是內奧米又怎樣呢？她曾經和我一樣：手指上也曾長過流行的疣；也曾患過腳癬；我們同時來月經時，也曾躲在女廁所裡，害怕去翻跟頭——一次一個人，在全班同學面前——害怕滑倒和流血，尷尬得不敢請假。她現在塗了指甲油，穿著淺色柔和的毛衣，是要去參加什麼化裝舞會嗎？

她很快和莫莉、卡拉成了好朋友。來我家時或她召集我去她家時，她談論的都是她們的飲食、護膚法、洗髮液的用法、衣服、子宮帽（莫莉已經結婚一年了，卡拉六月份就要結婚）。有時我在她家時，卡拉也過來；她們兩個總是談論洗東西這類事，不是洗毛衣，就是洗內衣或者洗頭髮。她們會說：“我洗了我的開襟羊毛衫！”“是嗎？你是用冷水還是溫水？”“溫水，不過我覺得沒有問題。”“那領子怎麼洗的？”我會坐在那裡，想我的毛衣有多髒，我的頭髮油膩膩的，我的文胸變了色，一條帶子還用安全別針固定著。我不得不逃離那裡，但是當我回到家，我不會去縫文胸吊帶，也不會去洗毛衣。我洗的毛衣總是縮水，領子鬆弛；我知道我沒有花心思去做，但是我有一種宿命論的感覺，無論我怎麼做，它們注定要縮水或鬆弛。有時我的確會洗頭髮，用捲髮夾子把它束起來，以免我睡著；事實上我可以花幾個小時，偶爾，在鏡子前，痛苦地拔眉毛，觀察我的側面，用深色、淺色的粉讓臉顯得有輪廓，突出漂亮的地方，遮掩不好看的地方，像雜誌裡介紹的那樣。我只是沒有持久的耐心，儘管一切，從廣告到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到無線電裡恐怖的歌曲——我要娶的女孩要像護士一樣溫柔、粉嫩——都在告訴我，我需要，我必須學習。愛情不是給沒有脫毛的人準備的。

至於洗頭髮：大概這時我開始讀雜誌上的一篇文章，關於男性和女性思維習慣的差異，主要和他們的性經驗有聯繫（標題讓人覺得它實際上能告訴你更多性方面的東西）。作者是紐約著名的心理學家，弗洛伊德的信徒。他說男性和女性思維模式的差異很容易用坐在公園長椅上看滿月的男孩和女孩來說明。男孩想著宇宙，它的廣袤和神秘；女孩則在想“我必須洗我的頭髮”。這篇文章讓我極其沮喪，我不得不放下雜誌。我一下子明白了，我不像女孩子一樣思維；滿月在我有生以來從來沒有提醒我要洗頭髮。我知道如果把文章拿給母親看，她會說：“哎，那不過是發狂的男性的廢話，說女人沒有頭腦。”那不能說服我——紐約的心理學家當然知道。像母親這樣的女人是少數，我可以看得出來。還有就是我不想像母親那樣，老是帶著處女般的直爽和天真。我想要男人愛我，同時當我看滿月的時候，我渴望想像著宇宙。我被困住了，進退兩難；似乎我要在沒有選擇的地方進行選擇。我不想再讀什麼文章了，但又被吸引回來，就像小時候會被吸引到童話故事書中的一幅畫前一樣：深色的海洋，高聳的鯨魚；我的眼睛緊張地跳過書頁，對這樣的斷言感到震驚：對於女人，一切都是個人化的；沒有任何思想本身對她有意義，而是必須被轉變成她個人的經驗；在藝術品中，她總是看到自己的生活，或者她的白日夢。最後我把雜誌拿到垃圾桶那裡，撕成兩截，塞了進去，試圖忘掉它。後來當我在雜誌上讀到標題為“女性特質——又恢復了！”的文章，或者給青少年的小測試“你想要做男孩是你的問題嗎？”，我會快速翻過去，就像有什麼要咬我似的。我從來沒有想到要做個男孩子。

通過莫莉和卡拉，通過她作為職業女性的新身份，內奧米成了我們兩個曾不知其存在的諸伯利生活圈的一部分。這個圈子包括在商店、辦公室、兩家銀行工作的女孩子們，還有一些已婚的，最近辭掉工作的女孩子。沒有結婚且沒有男朋友的女孩們經常一起去跳舞。去杜伯敦打保齡球。結婚、生小孩時，她們給彼此淋浴（這後來成了一個新習俗，冒犯了一些城裡的老太太）。她們彼此的關係中儘管有令人反感的自信，但又被各種各樣微妙的禮節所羈絆，表現得謙恭得體。不像在學校；沒有野性、卑鄙、吝嗇，也沒有粗話，但總是有轉彎抹角的爭執所形成的複雜網絡，總是潛伏著某種危機——懷孕、墮胎、拋棄情人——這一切，她們都了解，經常談論，但又作為秘密保護著，不讓城裡的其他人知道。她們說的最天真、最給人安慰和討喜的話很可能意味著別的什麼。她們對城里大多數人認為的道德淪喪很寬容，卻不能容忍衣著和髮型背離潮流，還有人們不切掉三明治的皮這類事情。

一拿到薪水，內奧米就開始做似乎所有女孩子結婚前一直在做的事情。她去逛各種商店，讓人家把東西給她留著，她每月付一部分錢。在五金店，她存了一整套鍋和壺；在珠寶店，存了一盒銀器；在沃克商店，存了毛毯、一套毛巾和兩張亞麻床單。都是為了將來結婚開始操持家務用的；這是第一次我知道她在明確地計劃什麼事情。 “你將來也得開始準備了，”她興奮地說，“不然你拿什麼結婚呀，兩個盤子和一塊舊洗碗布嗎？” 星期六下午，她想要我陪她逛商店，付款，看看她未來的財產，像莫莉一樣談論為什麼她贊成無水烹飪，還有如何根據每平方英尺中線的數量來判斷床單質量。她從未有過的乏味和全神貫注，讓我感到大為吃驚和恐懼。彷彿她已經把我遠遠拋在了後面。她去的地方我不想去，但是看起來她願意去；事情在按照她的計劃進展。而我呢，也可以這樣說嗎？

星期六下午我真正想做的是待在家裡聽大都會歌劇。這個習慣是從弗恩·道夫提到我們家來住時開始的，她和我母親經常聽。弗恩·道夫提已經離開諸伯利，去溫莎工作了，她偶爾給我們寫信，模糊而開心地提到去底特律的夜總會，去賽馬，在輕歌劇協會演唱，過得很愉快。內奧米說到她：“那個弗恩·道夫提簡直是笑話。”她是站在她新的優越地位這樣說的。她和所有其他女孩都確定要嫁人的；沒有結婚的老女人，不論是完美的老處女還是謹慎的女冒險家，像弗恩那樣的人，都不能期望得到她們的同情。她怎麼成了笑話了？我想知道，不顧讓她討厭，但是內奧米對我睜著她淺色、明亮、得意的眼睛，重複道：“一個笑話，她只不過是個笑話！”像一個人在給不知所措的異教徒宣講不言自明的信條。

母親不再關注歌劇了。她熟悉了人物和情節，能分辨出著名的唱段；沒有什麼可學的了。有時她外出；她還在賣百科全書；已經買過一套的人要被說服買每年的增版。但是她身體不好。一開始，她染上了一連串不常見的病——農場疣，眼睛感染，腺體腫脹，耳鳴，鼻出血，不明原因的可怕的疹子。她不斷去看醫生。一些症狀消除了，可另一些又出現了。關鍵是精力減退，衰老，沒有人希望這樣。她的情況不穩定。她偶爾還給報紙寫信；她在試圖自學天文學。但是有時她會躺在床上，讓我給她蓋上毛毯。我總是很粗心；她會叫我回去把膝蓋處塞好，還有腳底。然後她會用任性的、假裝孩子氣的聲音說：“親親媽媽。”我在她前額上乾巴巴地、不情願地吻一下。她的頭髮已經變得很稀疏了。額頭上的白色皮膚顯出不健康的痛苦樣，我不喜歡。

不管怎樣，當我聽《拉美莫爾的露琪亞》、和時，我更喜歡獨自一人。一些音樂片斷讓我興奮得無法安靜坐著，就在飯廳裡走來走去，心里和著無線電的聲音一起唱著，抱著雙臂，壓著胳膊肘。我的眼睛充滿淚水。迅速形成的幻像在心裡沸騰。我想像一個戀人，暴風驟雨的場面，我們的感情注定驚心動魄。 （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像那篇文章說的，女人一貫把藝術品個人化。）性感的屈從。不是屈從於男人，而是屈從於命運、黑暗、死亡。我最喜歡的結尾。 “讓我經過！”我從牙縫裡發出這個句子；我顫抖著，想像另一種屈從，甚至比對性的屈從更加誘人，更加令人傾心——對於姿勢、形象、自我創造的自我的最終意義的英雄的、愛國者的、卡門的屈從。 歌劇讓我飢餓。聽完後我去廚房做煎蛋三明治，一大堆蘇打餅乾和蜂蜜、花生醬、可可、玉米漿、黃糖、椰子和剁碎的核桃，豐富、秘密的令人作嘔的混合物，要用勺子才能吃下去。我首先貪婪地大吃一通，使胃口得到了滿足，接下來，我的情緒低落下來，就像自慰一樣。 （自慰。我和內奧米在她媽媽的書裡讀過，東歐的農民用胡蘿蔔、日本的婦女用加重的球體自慰，習慣性的自慰者可以從其暗淡的眼神、萎黃的皮膚分辨出來，我們在城裡巡視，尋找有這樣症狀的人，覺得整個事情奇異可笑，令人厭惡——我們發現的關於性的一切似乎更像一個狂歡節，讓我們嘲笑或作嘔，或者就像我們經常說的，讓我們笑到噁心。不過現在我們根本不再談論這些了。）有時大吃後我會節食一兩天，或用溫水喝大劑量瀉鹽，我想如果我快速沖掉一切，卡路里就不會留下。我沒有真的發胖，只是豐滿了，結實了，我喜歡讀細緻、色情地描寫女主角大致體形的書，對總是把理想女人寫成苗條身材感到擔心；為了安慰自己，我會給自己朗讀詩句，“大而光滑，肢體結實硬朗的情婦”。我喜歡那樣；我喜歡“情婦”這個詞，脂粉氣的一個詞，有一種儀式性；情婦不應該太苗條。我喜歡看百科全書藝術增刊裡塞尚的，然後照鏡子看自己的裸體。但是我的大腿內側會顫抖，彷彿透明袋子裡的鬆軟乾酪。

這時節，內奧米在四處搜尋，看有沒有什麼機會。 一個叫伯特·馬修斯的人，未婚，二十八九歲，焦慮而和氣的臉，頭髮像一頂羊毛帽子，從有皺紋的頭皮上向後推去，經常到乳品店的辦公室來。他是家禽檢查員。內奧米反感地告訴我他對莫莉和卡拉說的話。他總是問莫莉有沒有懷孕，偷偷進來看她肚子的側面，給將要去度蜜月的卡拉提建議。他把內奧米叫作“黃油餡餅”。他在街上看見她就會按喇叭，把車速慢下來，她會轉過頭說：“哦，上帝呀，救救我，別讓那個白癡纏著我！”她會朝櫥窗上自己的影子恍惚地皺眉。 伯特·馬修斯打十塊錢的賭，說她不會被允許去同性戀舞會上與他見面。內奧米真的想去。她說是為了十塊錢，並且想讓他看到她敢去。她媽媽確實不會同意，但是她出城護理病人去了。內奧米也不必擔心她爸爸。 “他，”她總是說，“他老了。”她似乎喜歡這個詞的客觀超然的發音。他在自己房間裡埋頭看《聖經》和宗教文學，把寓言書分類。

內奧米想要我和她一起去，在她家過夜，告訴我母親說我們去萊森戲院。我感覺別無選擇，不是因為內奧米要我去，而是因為我特別憎恨和害怕同性戀舞廳。 同性戀舞廳在城北半英里處，高速公路上。覆蓋著巧克力色的仿製原木，窗子沒有玻璃，寬寬的百葉窗白天緊緊關著，舞會時才打開。母親和我開車路過時，她會說：“啊，看看所多瑪和蛾摩拉！”她指的是長老會教堂勸誡的佈道，把同性戀舞廳比喻成那些罪惡之地，並預言了類似的命運。當時母親指出這種比喻不合邏輯，因為所多瑪和蛾摩拉行的是非自然的行為。 （她對弗恩·道夫提愜意而神秘地解釋說：“那麼，自然還是非自然，不是要看情況而定嗎？”）母親所處的位置很不舒服；原則上她嘲笑長老會教堂的立場，但是同性戀舞廳的情況又讓她深有感觸，我看得出，就像長老會教友那樣，她感到同樣的冷漠荒涼。我和她看法相同——那昏暗的窗子，坑洼骯髒的地面，完全是一個黑暗而充斥傳聞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在後面的松樹林裡，到處亂扔著法國避孕套。 星期五晚上，我們走上高速公路，穿著花色休閒裙。我已經盡力了，我洗了澡，刮了毛，噴了除體味劑，還盤了頭髮。我穿著布襯裙，大腿部分堅硬粗糙，長型的胸罩本打算讓腰部收緊，結果露出的部分反而更加突出，我不得不紮上塑料皮帶。我把皮帶拉到二十五英寸，皮帶下面不斷地出汗。我用米色粉底把臉和脖子都塗了；我的嘴也很紅，厚厚的一層，就像蛋糕上的糖霜花。我的涼鞋踩在路邊的石子上。內奧米穿著高跟鞋。現在是六月，空氣溫暖而輕柔，有昆蟲的鳴叫和振動，黑色松樹背後的天空像桃子皮一般，世界可真令人享受，如果不用去舞會多好。 內奧米走在我前面，我們經過沒有鋪砌的凹凸不平的停車場，走上一個黃色小燈泡照亮的台階。即使她像我一樣害怕，她也不會表現出來。我眼睛盯著她趾高氣揚的高跟鞋，餅乾一樣蒼白的、肌肉發達的、故意露出來的光腿。男人和男孩在台階周圍晃來晃去。我看不見他們的臉，也沒有看。我只看見他們的煙頭、皮帶扣、黑暗中閃爍的酒瓶。我努力封閉自己的聽覺，就像屏住呼吸一樣，想忽略他們說出的輕柔、隨便、肯定是輕鄙而恐怖的話。我一貫的自信心哪去了——先前那種對幽默感和優越感的虛假信心？一點兒都沒剩下，完全消失了；我會懷舊和懷疑地想像我曾經是怎樣的勇敢，比如對張伯倫先生。 一個胖老女人在我們手上印了紫墨水。 內奧米立即朝站在舞台邊的伯特·馬修斯走過去。 “啊，真沒想到會在這裡見到你，”她說，“是你媽媽讓你出來的嗎？” 伯特·馬修斯拉著她去跳舞。人們在一座兩英尺高的木頭平台上跳舞，欄杆上纏繞著彩燈，角落裡的四根柱子和兩條對角線上也裝飾著彩燈，讓平台看起來像點亮的輪船，漂浮在土地和鋸木屑地板上。除了這些燈，以及從賣熱狗、漢堡包、軟飲料和咖啡的廚房窗戶中射出來的光，整個地方都是黑的。人們在昏暗中成團地聚在一起，腳下是潮濕的鋸末，發出潑灑的飲料的霉味兒。一個男人站在我面前，把紙杯伸過來。我想他一定是把我錯當成別人了，我搖搖頭。然後又後悔沒接。他也許會待在我旁邊請我跳舞。 跳了兩圈，內奧米回來了，帶來伯特·馬修斯和另外一個男人，瘦削，狡詐，紅臉，紅頭髮。他頭向前傾站著，長長的身體彎曲得像個逗號。他沒有邀請我，而是在音樂響起時拉著我的手，把我拖上平台。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是個時髦的、有創意的跳舞高手，不斷地把我拋出又用力拉回，旋轉，跳躍，打著響指，做這些動作的時候，他毫無笑容，表情嚴肅，好像還帶著敵意。我不但要努力跟上他的步伐，還要辛苦地聽明白他的話，因為他還在講話，趁著舞蹈難以預料的簡短空隙，我們靠近彼此的時候。他有荷蘭口音，並不純正。現在荷蘭移民已經買下了諸伯利周圍的幾間農場，當地的笑話和妙語警句裡經常出現他們溫和而天真的口音。 “無拘無束地跳。”他說，用了一個口頭禪，懇求地對我翻動著眼球。我不懂他的意思；我當然是在和他跳舞，或者是他自己在跳，像任何人一樣無拘無束？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是這一類；我聽到那些單詞，但是弄不明白它們的意思；也許他只是在開玩笑，不過他臉上一直沒有一絲笑容。他只是古怪滑稽地翻動著眼球，冷漠憂鬱地把我叫作“小可愛”，好像我完全成了另外一種人；我只想弄清楚，他認為和自己在跳舞的這個人是什麼樣子，並且假裝成為她——一個矮小伶俐、善於調情的女人，但是我所做的一切，我的每個動作，我試圖去看他時的每一個表情都不夠及時；他早就該繼續去找別人跳了。 我們一直跳到樂隊休息，我高興舞曲結束了，高興他沒有離開我；我本來還一直擔心他會發覺我是多麼不適合，而繼續找別人。他把我拉下平台，拉到廚房窗子那邊，撥開人群，買了兩杯薑汁飲料。 “喝點兒吧。”他命令道，放棄了他的荷蘭口音，聽起來有些疲憊。我喝了一些。 “兩杯都喝掉，”他說，“我從來不喝薑汁飲料。”我們這時正在地上移動。我可以看清楚一些面目，我看見一些熟人，對他們微笑，嘗試為在這裡感到自豪，自豪有一個男人在我身邊。我們走到內奧米和伯特那邊，伯特拿出一瓶威士忌說：“來吧，伙計，我給你們倒點兒吧？”他往我們兩個的杯子裡倒了一些。內奧米對我笑笑，眼睛像玻璃一樣，就像游泳的人剛從水里出來。我感到溫暖，口乾。三四口就喝光了我的黑麥威士忌酒加薑汁。 “天哪。”伯特讚歎道。 “她喝得像魚一樣。”內奧米說，對我很滿意。 “那麼她不需要薑汁了。”伯特說，給我倒滿。我喝下去，想要提高我的新聲望，並不在意味道如何。伯特開始抱怨說他不想再跳舞了。他說他的背支持不住了。和我一起的人——當時或者是後來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克里夫——發出令人吃驚的、機槍般的咯咯笑聲，用拳頭捶著伯特的皮帶扣。 “你的背怎麼會疼呀，哦，你的背為什麼不行了？” “我只是躺在那兒，警官，”伯特用高而哀怨的音調說，“她過來坐在我身上，我能怎麼辦呢？” “別這麼下流。”內奧米愉快地說。 “什麼是下流？我說了什麼了？你想幫我按摩背嗎，甜心？內奧米，給我按摩背嗎？” “我才不管你的無聊的背呢，去買膏油吧。” “你給我塗嗎，啊——”他的鼻子在內奧米的頭髮上嗅著，“幫我塗好嗎？” 彩燈變得模糊，像彈力橡皮筋上下跳動。人們的臉頰微微變寬，好像映在弧形的光滑表面上；頭看起來也似乎大了許多，和身體不成比例；我想像他們——雖然我並沒有真正看見他們——脫離了身體，飄浮在看不見的托盤上。這是我醉酒所致，意識不清。我正迷醉的時候，克里夫去買了熱狗，用紙餐巾包著，還有一箱薑汁，我們都離開了舞廳。我和克里夫坐到車的後座上。他用胳膊摟著我，粗暴地搔著我全副武裝的腰。我們似乎飛快地在高速路上行駛，伯特和克里夫在唱歌，用假聲互相配合：“我不在乎太陽不照耀，夜晚我獻出我的愛。”車窗都搖下來，風和星星閃過。我感到開心。我不再對任何事情負責。我醉了，我想。我們到了諸伯利。我看到主街的建築，它們似乎在啟示我，這個世界是暫時的活躍和快樂。我忘記了克里夫。他俯身把他的臉貼在我的臉上，把他巨大、潮濕、冰涼、彎曲的舌頭塞進我的嘴裡，就像一塊洗碗布。 我們在布倫瑞克旅館停下來。 “我住在這裡，”伯特說，“這是我的歡樂之家。” “我們不能進去，”內奧米說，“他們不准你帶女孩子進房間。” “等著瞧吧。” 我們從一個後門進入旅館，上了樓梯，走過一段走廊，盡頭有一個裝紅色液體的氣泡形狀的容器，對我現在的狀態來說顯得漂亮極了。我們進了一間臥室，彼此分開，坐在突然熾熱起來的燈光下。伯特坐著，後來是躺在床上。內奧米坐在椅子上，我坐在破舊的膝墊上，我們的裙子體面地展開。克里夫坐在冷的暖氣片上，但是又起來去修理紗窗，給我們倒了威士忌，和他買的薑汁混在一起。我們吃了熱狗。我知道停下車進來是個錯誤。我的快樂情緒漸漸消逝了，雖然我又喝了許多，希望那種感覺會回來，我只覺得膨脹發熱，身體麻木，尤其是手指和腳趾。 克里夫敏銳尖聲地對我說：“你相信女人有平等的權利嗎？” “是的。”我努力恢復神誌，鼓起勇氣，感到一種責任，希望討論這個話題。 “你也相信對女人的死刑嗎？” “我不相信死刑。不過如果要有的話，是的，對女人。” 他又像發射子彈般問：“你相信女人應該像男人一樣被絞死嗎？” 我悶悶地大聲笑著。我的責任感又回來了。 於是，伯特和克里夫開始講笑話了。每一個開頭都很嚴肅，持續一段時間，像引發思考或有教育意義的奇聞趣事，所以你要始終保持警覺，到了該笑的時候，不要被留下來愚蠢地張著嘴。我擔心如果沒有立即笑起來，就會給人以我太天真無知、聽不懂笑話的印象，或讓人覺得我受了冒犯。許多這樣的笑話都和第一個一樣，我或內奧米有必要提供直接線索以及進行的方式，避免讓自己感覺愚蠢，被迫以不情願的、惱怒但仍可忍受的方式做出回應，瞇著眼睛、微露笑容跟隨故事情節，好像知道接下來會出現什麼。談笑之間，伯特對內奧米說：“和我到床上去。” “不用了，謝謝。我在這裡很好。”她不再喝酒，往旅館的杯子裡彈著煙灰。 “你對床有什麼反感嗎？在那裡你可以變得更有精神頭兒。” “那麼就去精神精神吧。” 克里夫一直不安靜。他在屋子裡跳來跳去，練習拳擊，舉例說著他的笑話，向床上的伯特衝去，直到後來伯特也跳了起來，他們假裝在打架，互相靠近出拳，屈膝彈跳，大笑。內奧米和我不得不把腳縮回來。 “一對白痴。”內奧米說。 伯特和克里夫打完後把胳膊搭在彼此的肩膀上，正襟危坐地面對我們，就像是台上武打表演結束那樣。 “從你的裝束上看你一定是牛仔——”伯特說。克里夫唱著回答：“我看你的穿著也像牛仔——” “你可以看出來我們都是牛仔——” “嘿，拉斯特斯。”伯特毛骨悚然地說。 “啊？” “你四歲還是五歲？” “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四歲還是五歲。” “嘿，拉斯特斯？你了解女人嗎？” “不，不了解。” “你四歲。” 我們笑了，但是內奧米說：“那是模仿杜伯敦的金石門化裝黑人樂隊演出，我以前聽說過。” “我要去洗手間。”我說著站起來。我一定是還醉著。一般我不會當著男人面這樣說。 “我批准你去。”伯特寬容地說。 “你去吧。你獲准離開房間。走過大廳，到上面寫著——”他仔細盯著我看，然後把臉伸過來，幾乎觸到我的胸部——“啊，我現在看見了——女廁所。” 我找到了廁所，使用時沒有關門，後來才想起來。向回走的時候，我看見那個裝紅色液體的氣泡，和那邊走廊盡頭的一盞燈。我朝它走去，經過伯特的房間。過了燈有一扇門，因為這個夜晚很暖和，門開著，是防火應急出口。我們在旅館的三樓或者頂樓。我邁步出去，絆了一下，幾乎翻過欄杆，然後回到原位，彎腰費力地脫下涼鞋，我責怪它們害得我絆倒。我一路走下樓梯。離地面大約有六英尺的距離。我先把鞋扔下去，自忖想到這一點很聰明。然後坐在最下一層台階上，盡可能矮下身，然後跳下去，落到旅館和無線電台之間小路的地上。穿上鞋，我困惑了；我本來是想回到房間的。我想不起現在該去哪裡。我完全忘了河水街的房子，還想著我們是住在弗萊茲路呢。最後我記起了內奧米家的房子；仔細計劃一番，我想我會到達那裡。 我沿著布倫瑞克旅館的外牆走，不時磕碰在磚上，從旅館後面出來，再沿著對角街走——先走錯了方向，不得不轉回來——徑直過主街，太晚了，街道兩邊都沒有車了。朦朧的月光下看不清郵電局鐘上的時間。一走下主街，我決定在草地上走，經過人們的前院，因為人行道太硬了。我又脫下了鞋子。我想我必須把我的發現告訴大家，人行道硌腳而草地很柔軟。為什麼以前沒有人想到呢？我來到曼森街內奧米家，忘記了我們沒有鎖後門，走到前門的台階上，試圖開門，打不開，鎖著，開始我還保持著禮貌，然後越來越大聲。我想內奧米一定在裡面，會聽見，來給我開門。 沒有燈亮起來，但是門的確開了。內奧米的爸爸穿著睡衣，光著腿，灰白的頭髮在大廳的黑暗中發著光，像復活的屍體。我說：“內奧米——”這時我想起來她在哪兒了。轉身踉蹌著走下台階，朝河水街走，現在我也想起了河水街。然後我越發謹慎，躺在門廊的鞦韆上睡著了，捲入深深的光和暗影的旋渦中，無助，打著散發熱狗氣味的嗝。 內奧米的爸爸沒有回去睡覺。他坐在廚房的黑暗中，直到內奧米回家，然後用皮帶抽她的胳膊、腿、手，一頓亂打。他讓她跪在廚房的地板上，向上帝發誓，說她絕不再喝酒了。 至於我，黎明醒來時，凍得發抖，噁心，周身疼痛，及時離開門廊，在房子側面的一片牛蒡中嘔吐。後門一直開著。我把臉和頭髮伸到廚房的洗手池裡，試圖去掉威士忌的氣味，安全地爬到床上。等母親醒來我告訴她，我在內奧米家病了，夜裡回來的。一整天我都躺著，頭疼得像被重重擊打過，胃裡翻江倒海，異常虛弱，有一種挫敗和放鬆感。我感覺被幼稚的東西救贖了——我的舊斯佳麗·奧哈拉燈，固定我那帶點的柔軟窗簾的藍白色金屬花。我讀《夏綠蒂·勃朗特的一生》。 透過窗子，我可以看見鐵軌那邊低低的草坪，六月的草呈紫色。我可以看到一點兒瓦瓦那什河，水位還相當高，還有銀色的柳樹。我夢想著十九世紀的生活：散步、學習、正直的品行、禮節、少女時代、平和寧靜。 內奧米來到我的房間，粗暴地低語：“天哪，我真恨不得殺了你，你怎麼可以就那樣一走了之。” “我不舒服。” “不舒服個頭啊。你以為你是誰？你知道克里夫不是個白痴。他有好工作。他是保險金理算員。你想和什麼人交往？高中生是不是？” 然後她給我看鞭痕，說了她爸爸是怎麼對付她的。 “如果你和我一起回家，他很可能後悔那樣做。不然他怎麼知道我出去了？” 我沒有說。他也沒有。也許他搞錯了，認為我是某種幽靈幻象。內奧米第二個週末又和伯特·馬修斯出去了。她不在乎。 “他可以打我，直到他氣得臉色發青，說不出話來。我要過正常的生活。” 什麼是正常的生活？那就是乳品店辦公室女孩的生活：淋浴，亞麻布品，壺，鍋，銀器，複雜的女性秩序；然後翻轉過來，另一面是同性戀舞廳，夜裡在黑路上醉酒駕駛，聽男人的笑話，忍受並謹慎地和男人戰鬥，抓住他們，抓住——生活的這一面沒有另一面就不能存在，通過經歷和習慣兩種狀況，一個女孩把自己置於通向婚姻的路上。沒有別的方式。我做不到。不能。最好做夏綠蒂·勃朗特。 “起來穿好衣服跟我下來。對你有好處。” “我感覺太虛弱了。” “你長大了。你想幹什麼，剩下的一輩子都趴在洞裡嗎？” 我們的友誼從那天開始漸漸消失了。我們不再去對方的家。我們第二年冬天會在街上遇見，她穿著新的毛邊外衣，而我還是抱著一大疊課本，她會提到她最近的生活。通常她是和一個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人出去，某個來自波特菲爾德、藍河或杜伯敦的人。她很快就甩掉了伯特·馬修斯。原來，他的角色只是帶著年輕的女孩第一次出去；他只追求沒有經驗的那種，雖然並不真的打擾她們，或讓她們有麻煩，儘管他愛講話。克里夫出了車禍，她告訴我，一條腿膝蓋以下截肢。 “難怪他們都像魚一樣喝酒，像傻瓜一樣開車。”她說，語氣裡帶著母性的縱容，甚至驕傲感，彷彿像魚一樣喝酒，像傻瓜一樣開車還是恰當的行為，可嘆但是必要。過了一陣，她不再向我匯報最新的進展。我們在諸伯利城裡見到時只是打打招呼。我感覺她已經遠離了我，置身於那個我模糊而擔心地認為是真實的世界，而我則置身於學校所教授的各種各樣遙遠且無用的、特別的知識裡，也遠離了她。 我在學校得了A等成績。我從來不滿足。一旦拖回家一個A，就開始考慮下一個。它們似乎是有形的，鐵一樣沉重。我讓它們堆在身邊，像防護屏一樣，如果我失去一個，就會感覺到危險的缺口。 高中大廳裡，那些在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行動中死掉的學生的光榮榜周圍掛著木屏，每年級一個；裡面插著小小的銀質姓名標牌，是每年分數最高的學生的，直到他們消失在工作中，或者做了媽媽。我的名字也在那裡，雖然不是每年都有。有時傑里·斯多利會超過我。他的智商是諸伯利高中有史以來或瓦瓦那什郡所有高中里最高的。我唯一能排在他前面的原因是，他埋頭於理科，讓他有時不耐煩於他所說的“需要記憶的”科目（法語和歷史），還有英國文學，他似乎焦躁地認為那是某種人身侮辱。 傑里·斯多利和我一起遊逛。我們在大廳裡交談。我們漸漸開發了一個詞彙遊戲，主題範圍是別人都不懂的。我們的名字同時出現在小小的滾筒油印的幾乎辨認不出的校報上。大家似乎都認為我們是天生的一對兒；我們被半寬容半輕蔑地稱作“智囊團”或“神童”，傑里比我更懂得如何忍受他們。我們因為被配成一對兒感到很傷心，就像動物園裡某種奇異物種的僅有成員，憎恨人們認為我們相像，因為我們並不這麼認為。我認為傑里比我古怪畸形一千倍，也沒有我有魅力，很顯然他認為把我的頭腦和他的歸為一類是由於沒有鑑別區分的能力，就像是說托斯卡尼尼和地方樂隊指揮同樣有天賦一樣。當我們討論未來時，他坦率地告訴我，我所擁有的是一流的記憶力，對於語言，女性通常具有天賦，而女性邏輯推理相對要弱，幾乎沒有抽象思維的能力。他說，我比諸伯利大多數人聰明得多，這並不應該讓我盲目，因為事實上我很快會在外界的智力競爭中達到極限。 （他嚴肅地補充：“我也是同樣，我總是力爭保持希望。我在諸伯利高中看起來不錯，在麻省理工學院呢？”談到他的未來，他充滿遠大的抱負，但謹慎地以諷刺的方式表達出來，並以冷靜的自我警告的方式搪塞開。） 我像個士兵一樣對待他的判斷，因為我不相信。也就是說，我知道他的話都是真的，但是我仍然感到足夠強大，在我認為他看不到的領域，他判斷的方式到達不了的地方。我不讚賞他的思維技巧，因為人只能讚賞和自己相似但要強大一些的能力。他的頭腦對我來說彷彿一個馬戲團帳篷，充滿灰暗的設施，當我不在的時候，他在上面的特技表演炫耀而枯燥。我小心不讓他發現我的想法。顯然他忠實地告訴了我他對我的看法；我不想這樣對他。為什麼？因為我對他的感覺就像女人對男人的感覺一樣，一種溫柔、膨脹、專制、荒誕的感覺；我永遠不會冒險干預它；我對他隱藏了我近乎輕蔑的冷漠。我覺得我很有策略，甚至很好心；我從不認為自己驕傲。 我們一起去看電影。我們去學校舞會，跳得很糟糕，自我意識強烈，彼此激怒，高中生戀人的偽裝讓我們羞恥，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覺得有必要利用這種身份，直到我們發現擺脫這種局面的方式是以之取樂。戲仿和自我解嘲是我們的救贖之道。我們盡可能開心，安然，有時殘忍，同志一般，而不是像一對結婚十八年的夫妻。他叫我茄子，因為我有一件可怕的酒紅色平紋皺絲裙，是用弗恩留下的裙子改的。 （我們一下子變窮了，戰後的銀狐生意不好。）母親改裙子的時候，我希望改出的效果會令人滿意，讓我寬大的臀部看起來有誘人的光澤，就像吉爾達廣告上的麗塔·海華斯裙子；我穿上時試圖告訴自己是這樣的，但是傑里做了個鬼臉，誇張地笑著，用尖厲開心的聲音說：“茄子！”我立刻知道了真相。我也試圖馬上和他一樣覺得好笑，這幾乎奏了效。在街上我們繼續即興亂編。 “參加昨天晚上的諸伯利群星冬天舞會的有傑里·斯多利三世，優秀的化肥家族的子孫，還有精緻敏感的黛爾·喬丹小姐，銀狐帝國的繼承人，他們獨特得無法形容的舞蹈風格讓所有傾慕者驚嘆不已——” 我們去看的很多電影都是戰爭題材，戰爭是在我們開始上高中的前一年結束的。之後我們去海因斯飯店，而不是藍貓頭鷹，因為高中的其他人都會去那裡，去玩投幣式自動電唱機和釘球機。我們喝咖啡，抽薄荷醇煙。在每排座位間有高的深色木隔斷，上面有黑金玻璃排氣窗。傑里談論戰爭，把紙餐巾折疊成幾何形狀，包在勺子上，又撕成飄舞的條帶。他給我描述巴丹死亡行軍，日本監獄營裡的酷刑，東京的轟炸，德累斯頓的毀滅；他一連串說了那麼多暴行，還有殲敵的數字。全無抗議之意，而是帶著一種有節制的興奮，奇怪的持續的享受感。然後他會給我講現在美國人和俄羅斯人正在開發的武器；他把它們的殺傷力描述成不可避免，巨大無比，宇宙本身的力量都不能與之匹敵。 “生物戰爭——重新引進腹股溝淋巴結鼠疫——他們在製造沒有解藥的疾病，儲藏起來。神經性毒氣——通過半弱智藥物控制全部人類——” 他確信會有另一場戰爭，我們都會被消滅。在他那博學男孩的眼鏡後面，顯示出一副心甘情願而又執拗的樣子，他期待著巨大奇異的災難。很快，我以慣常的恐懼、躊躇的女性理智做出了答复，這激發他走向了極端，把一切描述得更加恐怖，挑戰我的理智。這輕而易舉。他接觸到了真實的世界，他知道原子是怎麼分裂的。我接觸的唯一世界是我用書籍創造的，只對我來說是獨特的、滋養的。但是我堅持著；我感到厭倦和氣憤，我說好吧，假設這是真的，你為什麼早上還要起來去上學？如果都是真的，你為什麼還打算做偉大的科學家？ “如果世界完結了，如果沒有希望了，為什麼你還要什麼都做？” “我還有時間獲諾貝爾獎。”他玩世不恭地說，想逗我開心。 “十年以後？” “就二十年吧。大多數偉大的突破都是男人三十五歲以前做出的。” 說過這類話之後他總會喃喃低語：“你知道我在開玩笑。”他是說諾貝爾獎，不是戰爭。我們逃脫不了諸伯利的信條——吹噓或對自己有過高的期望會招致超自然的危險。但是真正把我們拉近和綁在一起的正是這些希望，我們對彼此既否認又承認，既譏笑又尊重。 星期天下午，我們喜歡長途散步，從我家後面開始，沿著鐵路線走。我們會走到瓦瓦那什河灣棧橋，然後返回。我們談論安樂死、遺傳控制群體、是否有靈魂、宇宙是否最終是可知的。我們沒有達成任何一致的看法。開始我們在秋天散步，接著是冬天。在暴風雪中，低著頭爭辯，手插在口袋裡，細膩刺骨的雪打在我們臉上。爭辯累了，我們會把手拿出來，伸開雙臂保持平衡，試圖在鐵軌上走。傑里的腿又長又瘦，小腦袋，鬈髮，圓而明亮的眼睛。他戴方格呢帽、羊毛邊耳罩，我記得他從六年級就一直戴著。 我記得我過去像別人一樣嘲笑他。我有時仍然羞於被內奧米之類的人看見和他在一起。但是我現在認為，在他循規蹈矩接受在諸伯利的角色的方式中，有一種值得敬佩的東西，一種奇異而無情的優雅。他的必要的、令人滿足的荒誕，帶著宿命甚至勇敢的色彩，是我永遠無法達到的。這就是他出現在舞會上帶著的精神，僵直地帶我舞過變化莫測的數英里的地板，在每年必須參加的棒球賽上，他無用地對著球晃來晃去，和軍校學生一起行軍。他不想假裝成普通男生，但卻做著普通男生做的事情，知道他的表現永遠不會被接受，人們總是會嘲笑他。他不願意變成別的樣子，他表裡如一。而我，我的自然邊界要更為模糊，盡可能地吸收保護色。我開始明白也許像傑里這樣生活會悠閒自得。 他違背我的意願，到我家來吃晚飯。我憎恨帶他見母親，擔心她會興奮，試圖過分錶現自己，因為他有聰明的名聲。她的確是這樣，她試圖讓他解釋相對論——點頭，鼓勵，用會意的伶俐的叫聲欣然接受。他的解釋不合邏輯。我挑剔飯菜，有同伴時我經常這樣；肉似乎做得過火了，馬鈴薯有點兒硬，罐裝豆太涼了。父親和歐文從弗萊茲路過來，因為那天是星期日。歐文現在全部時間都住在弗萊茲路，養成了粗俗的習慣。傑里談話時，歐文大聲地咀嚼，直視父親，簡單，無知，帶著男子漢的輕蔑。父親不回應這些表情，很少說話，也許被母親的熱情弄得有些難為情，也許他覺得對他們兩個人來說都已足夠熱情了。我生每一個人的氣。我知道他對歐文和父親也同樣生氣——雖然他不會表現出來，那是他知道的看待事物的唯一方式——傑里是個怪胎，游離於男人的世界之外；他知道什麼沒有關係。我覺得他們太笨了，看不出他的力量。對於他來說，我的家人是大眾的一部分，甚至不值得對他們解釋；他沒有認識到他們也具有力量。大家都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尊重。 “人們以為問幾個問題就能明白什麼，不去了解基本原理，這真讓我覺得好笑。” “那就笑吧，”我酸溜溜地說，“我希望你開心。” 但是母親對他很有好感，從那以後總是盼著他來，問他對實驗室創造的生命或機器代替人類的看法。我可以理解她一通興奮的問題讓他有多麼困惑和沮喪。這不就是我的感覺嗎？當他自己從我的一堆書頂上拿起《天使，望故鄉》——我準備拿回圖書館的——打開，用單調迷惑的音調讀著：“一塊石頭，一片葉子，一扇門——啊，迷失，在憂鬱的風中，幽靈——”我搶過書來，好像它有危險一樣。 “那是什麼意思？”他理智地說，“在我聽來很無聊。給我解釋解釋。我想听聽。” “他特別害羞，”母親說，“他是優秀的男生，不過他應該學習更好地表達自己。” 在他家吃飯要輕鬆一些。他媽媽是寡婦，死去的爸爸是老師。他是獨子。她在高中做秘書，我早就認識她。他們住在對角街一間拼連住宅里。擦碗巾折疊燙好，像高檔的亞麻手絹，放在檸檬香的抽屜裡。甜品我們吃三色模子果凍布丁，像在清真寺裡，有很多罐裝水果。晚飯後傑里去前屋鑽研每星期郵寄來的象棋問題（這是我所指的他讓人印象深刻的循規蹈矩的一個例子），他關了玻璃門，這樣我們的談話就不會干擾他。我擦乾了盤子。傑里的媽媽和我談論他的智力。她說話的樣子彷彿那是某種稀有物體——一個考古發現，也許，非常有價值，非常恐怖，她一直包裹起來保存在抽屜裡的東西。 “你也很聰明，”她確定地說（學校裡所有檔案記錄她都知道，事實上是由她保管的），“不過你了解傑里的智商，是百里挑一的。想想這不是很奇妙嗎？我是他媽媽，多麼大的責任呀！” 我同意。 “他會在大學待很多年。要拿博士學位。然後還要繼續，博士後，我不知道一共要多少年呢。” 聽到她嚴肅的聲調，我以為她可能要談到費用了。 “那麼你們一定不能有麻煩，你知道，”她實際地說，“傑里不能結婚。我不允許。我看到有的年輕人因為女孩子懷孕被迫犧牲前途。我覺得這不對。你和我在學校都見過，你知道我是指誰。強制婚姻。這是諸伯利的風格。我不贊成。我從來都不贊成。我不同意這是男孩子的責任，他不應該犧牲事業。你說呢？” “不應該。” “我知道你不會那樣。你非常聰明。你有子宮帽嗎？”她說得很快。 “沒有。”我麻木地說。 “那你為什麼不上呢？我知道你們現在年輕的女孩子。貞操是過去的事情了。不管它了。我沒說我同意或不同意，但是時光無法倒流，是吧？你母親應該帶你去上。如果我有女兒，我會這麼做的。” 她比我矮得多，是個豐滿伶俐的小女人。她的頭髮蓬鬆，呈黃鬱金香色，髮根灰白。她總是戴著耳環、胸針、項鍊，顏色鮮亮，協調，有創意。她還抽煙，也允許傑里在家裡抽煙；事實上他們總是像老朋友和夫妻那樣爭吵哪根煙是誰的。我原來就預料到她的思想會很新潮，雖然知識上不像我母親那麼新——誰是呢？ ——但對一般事物上要新潮得多。但是我還沒有做好準備。我低頭看她灰白色的髮根，想著她說的要母親帶我去上子宮帽的事，我想到母親，她公開遊說提倡控制人口，但是從來沒有想到需要和我談論一下這個問題，她確信女性——有知識的女性——不會屈從於性，除非需要。我更喜歡那樣。這種方式比傑里媽媽荒謬的接受性和不得體的實用性更適合於一個母親。我認為一個母親提到女生和自己兒子的親密行為是很唐突冒犯的。想到和傑里·斯多利親近本身就令人討厭。這並不意味著它們不會偶爾發生。 為什麼不喜歡？真是奇怪的事。談話結束後，我們心情沉重。我們的手潮濕地握在一起，毫無疑問，我們都在想，要握多久才算是符合體面和禮節。我們的身體貼在一起，並非不願意，但也沒有什麼愉快的感覺，像兩袋潮濕的沙子。我們的嘴張開，對著彼此，就像我們讀過和聽說過的那樣，但是我們的嘴唇冰冷，舌頭粗糙，像兩塊不協調的肉。每當傑里把注意力轉向我——這種特別的注意——我就會被激怒，卻不明白為什麼。但我最後還是抱怨地屈從了。我們互為通向對方所發現之事的唯一途徑。 好奇可以讓這種情況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冬天的一個晚上，在他媽媽的前屋——她出去參加東方之星的會議——傑里叫我脫掉衣服。 “為什麼要我脫衣服？” “難道不是很有教育意義嗎？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真的裸體女人。” 這個主意並不是沒有吸引力。 “裸體女人”這個詞讓我隱隱地感到滿足，好像成了財富的施與者。另外，我認為我的身體比我的臉要好看，我不穿衣服比穿了好看；我常想對什麼人炫耀它。我曾經希望——更準確地說，我對某種可能性充滿好奇——如果有了更進一步的親密，我對傑里的感覺可能會改變，我可能會接受他。難道我不了解慾望嗎？我處在陳腐的婚姻般的狀況裡，試圖把沒有動力的折磨引向可資利用的身體。 我不會在前屋脫。爭辯拖延了一陣，他說我們可以上樓，到他的房間去。走上樓梯的時候我感覺到熱望的刺痛，彷彿我們還是七八歲，要去什麼地方拉下我們的褲子。放下他屋子的窗簾時，傑里把桌子上的檯燈碰掉了，我幾乎轉身跑下樓去。在這樣的時刻，沒有什麼比笨拙的動作更能讓一切恢復原狀，除非你們碰巧是墜入了愛河。不過，我決定保持幽默。我幫他撿起檯燈，把燈罩擺好，也不憎恨他，甚至打開燈看有沒有摔壞。然後我轉身，脫掉了所有的衣服——他沒有動也沒有摸我，我很開心——躺在床上。 我感覺荒誕，眩暈。 他站在床邊，低頭看著我，吃驚地現出有點兒滑稽的表情。難道他覺得我的身體不合適，不可利用嗎，就像我對他的身體的感覺一樣？他想把我變成某種順從的女生，懷著沒有被自我意識變得複雜的慾望，一個並非敏於應答、掌握大量詞彙、對宇宙秩序有興趣的女生，只是準備擁抱他的女生？我們都咯咯地笑了。他把手指放到我的一隻乳頭上，好像是試探有沒有刺。 有時我們用方言模仿喜劇連環漫畫《彈簧單高蹺》裡的對話： “你的身材很美。” “你看我所有的器官位置都對吧？” “啊，是的，我得拿出手冊查一查。” “你不會認為有第三個乳房吧？” “不是所有女人都有三個乳房嗎？你真是孤陋寡聞哪。” “老天爺，你真的有——” “噓——” 我們聽見他媽媽在外面的聲音，和開車送她回來的人說再見。車門關上了。不是東方之星會議比平時提早結束了，就是我們爭辯了太久才上樓。 傑里把我拉下床，拖出房間，我還試圖抓起我的衣服。 “衣櫥，”我小聲對他說，“我可以躲——衣櫥——穿上衣服！” “閉嘴。”他悄悄懇求著，惱怒得幾乎要哭出來了。 “別說話，別說話。”他臉色蒼白，顫抖著，但還很有力氣，這就是傑里·斯多利。我掙扎著，往回拽，抗議，仍然試圖說服他我得穿上衣服。他把我向前拉著，從後樓梯下去。打開地下室的門時，他媽媽也剛好打開前門——我聽見她歡快的叫聲：“沒有人在家嗎？”——他把我推進去，插上了門閂。 我獨自在地下室樓梯上，被鎖著，光著身子。 他開了燈，讓我看清方向，然後又快速關上。這沒有什麼用處。反而讓地下室顯得更黑了。我小心地坐在樓梯上，能感覺到光著的屁股下面那冰冷粗糙的木頭，我試圖想出任何可能的逃脫方法。一旦適應了黑暗也許我能找到窗子，用力打開，但是那有什麼用，我什麼都沒有穿啊。或許我可以找到破舊的窗簾或一片油布，把自己裹起來，可是我怎麼能那樣回到我自己的房間？我怎麼能穿過諸伯利城，穿過主街，在夜裡不到十點的時候？ 也許要等他媽媽睡了，傑里才會來放我出去。他來時，如果他來，我會殺了他。 我聽見他們，傑里和他媽媽，在前屋談話，然後是在廚房。 “想睡個美容覺嗎？”我聽見他媽媽說，然後笑著——我想這是不懷好意的笑。他對他媽媽直呼其名，叫她格里塔。多造作，多不健康，我想著。我聽見壺和杯子的嘩嘩聲。夜宵喝一杯可可，吃烤葡萄乾麵包。而我被鎖在地下室，寒冷地光著身子。傑里和他的智商。他的理智和他的愚鈍。如果他媽媽那麼新潮，知道現在沒有哪個女孩子是處女，為什麼我還要被推到這裡？我憎恨他們。我想到要敲門。那是他罪有應得。告訴他媽媽我想要逼他結婚。 我的眼睛有點兒適應了黑暗，這時我聽到嗖的一聲，樓梯上的一個蓋子關了。我正朝著那個方向，看見一個罐子樣的東西從地下室的天花板伸出來。那是一個衣服滑槽，一個淺顏色的東西飛出來，沉悶地降落在水泥地上。我爬下樓梯，經過冰冷的水泥地面，祈禱著那是我的衣服，而不是一包傑里的媽媽扔下來要洗的髒衣服。 是我的上衣、毛衣、裙子、褲子、胸罩和長筒襪，還有掛在樓下衣櫥裡的夾克，都包在我的鞋上，所以才有剛才砰然跌落的聲音。除了我的吊襪帶，其他東西都齊了。沒有吊襪帶，我無法穿上長筒襪，就團起來塞進胸罩裡。現在我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了，我看見洗衣盆和上面的窗子。窗子在底部用鉤子掛著。我爬上洗衣盆，打開鉤子，爬了出去，穿過雪地。廚房的收音機開著，也許是為了蓋住我的動靜，也許只是要聽十點鐘的新聞。 我光著腿穿過寒冷的大街跑回家。現在想到自己光著身子躺在那張床上我就怒火中燒。除了傑里沒有人那樣看過我，咯咯地笑著，驚恐，帶著口音講話。那是我要收回我的獻禮的人。我永遠找不到真正的愛人了。 第二天在學校，傑里走過來，拿著一個棕色紙袋。 “對不起，女士，”他用《彈簧單高蹺》裡的方言輕聲說，“我想這是您的一件私人物品。” 當然，那是我的吊襪帶。我不再恨他了。放學後，沿著約翰大街往下走的時候，我們把昨晚的事改編成一個宏大的喜劇場面，默片裡愚蠢錯亂的部分。 “我猛拉你下樓，你卻拼命地朝反方向去——” “我不知道你要對我做什麼。我還以為你會把我像被抓住通奸的女人那樣扔到大街上去呢——” “當我把你推到地下室時，你應該看看你當時的表情。” “你應該看看你自己，當你聽到你媽媽的聲音。” “真不湊巧，媽媽，”傑里試圖嘗試英國口音，我們有時候也這樣說話，“不過剛巧我有一個年輕女人裸體在我床上。我正要進行試探性的，初步的——” “你什麼也沒打算做。” “對。” 於是我們就把這件事放下了，經過這次慘敗，我們奇怪地比以前相處得更好了。現在我們對待彼此的身體既謹慎又熟悉，不再提出要求。不再有長久無望的擁抱，不再把舌頭放進對方嘴裡。我們有別的事情要考慮；我們填表，參加獎學金考試，我們拿到了幾所大學的總目錄，我們開始盼望著六月，那時我們將愉快而恐懼地參加考試。我們生活中經歷的事情都沒有那些考試重要，那些教育部發來的密封的考試卷。高中的校長會當著我們的面打開封條。 “學習”這兩個字連一半都不能描述我們讓自己經受的訓練；我們像運動員一樣甘心服從。我們要的不僅是高分，不僅是獎學金和進入大學，而是盡可能最高的分數：榮耀，小尖塔般聳立的A等成績頂端的榮耀，終極的保障。 晚飯後我會把自己關在前屋。春天來了，傍晚變得長了；我遲些才開燈。但是我什麼都不關注，佔據我的意識的只有房間裡的東西，我的監獄或小禮拜堂。地毯褪色的圖案，縫隙的稻草色，不工作的舊收音機，像墓碑一樣大，其電台調節器指示著羅馬、阿姆斯特丹和墨西哥城，生苔的睡椅和兩幅圖畫——一幅是夏蘭城堡，暗淡的珍珠湖背景，另一幅是一個小女孩躺在兩把不相配的椅子裡，玫瑰色的燈光，父母在後面的陰影裡哭泣，她旁邊的醫生看起來安靜，但不樂觀。我時常凝視著這一切，把動詞、日期、戰爭、生物類群固定在我頭腦裡，這一切呈現出意義，一種訓誡的力量，彷彿這些平凡的形狀和圖案實際上是我所掌握的事實與關係的外在形式，而它們一經掌握就顯得可愛、簡樸、順從。從這間屋子出去，我面色蒼白，精疲力竭，像祈禱數小時的修女一樣無法思考，或者一個戀人經歷了懲罰性的奉獻。我會在主街上游盪，來到海因斯飯店，我和傑里約定在十點鐘見面。在小氣窗的琥珀玻璃下，我們喝咖啡，抽煙，很少交談，慢慢浮出水面，能夠理解和讚同彼此憔悴的堅持的表情。 我對愛的需求轉入地下，像狡黠的牙痛。 那年春天在市政廳有一個複興會。布坎南先生，我們的歷史老師，站在學校的台階頂端，發放圓形小徽章，上面寫著“信仰耶穌吧”。他是基督教長老會長老，不是浸禮會教徒，長老會在復興會的所有項目中都被安排在前面；城裡所有的教堂，除了天主教或聖公會——小得不會有什麼影響——都給予支持。全國的信仰復興又受到尊敬。 “你不會在乎這些的，黛爾。”布坎南先生說，他平淡悲痛的聲音中毫無質疑的意味。他高大，乾瘦，頭髮中分，上世紀末前後自行車手的風格——他太老了，做不了自行車手了——他的胃因為潰瘍被切除了一半，他對我微笑，含著淡淡的抽搐的諷刺，對於某些歷史人物（帕內爾是個很好的例子），他通常抱以這樣的微笑，他們曾經優秀，但由於雄心過大而失敗。因此我感到有必要和他故意作對，我說：“是的，我要一個。謝謝。” “你真的要那樣做嗎？”傑里說。 “沒錯。” “為什麼？” “科學的好奇心。” “有些事情對它們好奇沒有意義。” 復興會在市政廳樓上舉行，就是我們表演小歌劇的地方。現在是五月的第一個星期；天氣突然熱起來。每年洪水過後就是這樣。八點前大廳已經開始擁擠了。和七月十二日的遊行，或者金石門集市同樣熱鬧——大量城裡的人，但還有更多來自全國各地。濺滿泥水的車停在主街和大街小巷。一些男人穿很熱的黑西裝，女人戴帽子，還有些男人穿乾淨的套裝，女人穿寬鬆的印花裙，腳上是跑鞋，胳膊露在外面，像火腿一樣粗壯、紅潤，抱著被子包裹的嬰兒。老年人要被攙扶著，帶領到座位上。他們來自鄉下廚房，穿著似乎發霉的衣服。我想是否能從他們的樣子看出是從哪個地區來的。我和傑里從科學教室的窗子看到三輛滿載的校車——老式的駝背的汽車，好像從南美的山路搖晃而來，有活雞在窗子裡撲閃著翅膀——我們過去玩過這個遊戲，像社會學家一樣，用優雅智慧的語氣講話。 “藍河來的人衣著考究，非常可敬。很多勤勞的荷蘭人。他們去看過牙醫。” “幾乎是城里人的樣子。” “聖奧古斯丁來的開磨坊的，農場上的人。他們的牙很黃。好像吃過很多燕麥粥似的。” “他們來自傑里科山谷，又蠢又笨，是潛在的罪犯。他們的智商從來不會超過一百。他們鬥雞眼，內翻腳——” “豁嘴——” “駝背——” “是近親結婚造成的。父親和女兒。祖父和孫女。哥哥和妹妹。有夫之婦和有婦之夫——” “有夫之婦和有婦之夫？” “哦，那裡的狀況真是糟糕透了。” 座位都坐滿了人。我站在後面，最後一排椅子後。人們不斷湧入，填滿了大廳兩側和我後面的空間。男生坐到窗台上。窗子盡量敞開，可還是悶熱。低低的太陽照在有裂縫和污漬、刷了灰泥、有護牆板的牆壁上。我從來沒有註意到大廳是這麼破舊。 聯合教堂的麥克勞林先生做開幕禱告。他兒子戴爾很早以前離家出走了。現在在哪裡？最近有人說是在高爾夫球場割草。我感覺我一生都是在諸伯利度過的，人們離開，回來，結婚，開始他們的新生活，而我繼續上學。內奧米和乳品店的女孩們。她們的頭髮都盤成一個樣式，在耳朵後系成兩團，她們戴蝴蝶結。 兩男兩女四個黑人走上舞台，大家探頭伸脖，一陣安靜。大廳裡很多人，包括我，從來沒有見過黑人，就像從來沒有見過長頸鹿、摩天大樓或遠洋客輪。一個瘦子，皮膚呈黑紅色，乾枯，聲音有力、可怖；他是低音歌手。高音歌手肥胖，黃色皮膚，微笑，大方。兩個女人都很豐滿，佩戴飾品，咖啡色皮膚，穿著華麗的寶石綠和鐵藍色服裝。歌唱時汗水讓她們的脖子和臉顯得油光光的。他們歌唱時，復興牧師謙遜地走上舞台，站在講壇後，轉向歌者，面帶欣賞的表情，抬起臉，彷彿歌唱像雨水一般落在他臉上。從他的面孔可以認出他來，他的頭像幾星期前就被張貼在電話線桿和商店櫥窗上了——他現在只是小一些，疲憊，比圖片上看起來要顯得蒼白。 一個年輕男人，在大廳另一側盯著我看。我想以前沒有見過他。他個子不高，深色皮膚，骨感的臉，深陷的眼睛，長臉頰略微凹陷，一副嚴肅、不經意、傲慢無禮的神情。黑人歌唱結束，他從原來站立的窗子下走開，隨後消失在大廳後面的人群中。我立刻想到他會過來站到我身邊。然後，我想這真荒唐，就像歌劇或糟糕的、多愁善感的、激動人心的歌曲中相認的場景。 大家都站起來，把流汗的背上粘住的衣服拉好，開始唱第一段聖詩。 我迫切地希望他會過來。我集中全部身心祈禱，但願他會出現在我身邊，即使我一邊告訴自己，現在他正在我身後徘徊，現在他正朝門走去，他正在下樓梯—— 我身後出現不同音高的變化，讓我斷定他在那裡。人們閃開，閃出一個人的空間，但是沒有唱歌的聲音。我聞到淡淡的灼熱的棉襯衣、陽光灼曬的皮膚、香皂和機油的味道。他的胳膊輕擦我的肩膀（像人們說的，火一樣炙熱），他滑到我身邊的位置。 我們都直視著舞台。浸禮會牧師介紹了教會復興派領袖，他開始友好而客套地講話。過了一會兒，我把手搭在前面椅子的靠背上。一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