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

主街的雪堤太高了，以至在郵電局前面的街道和人行道之間，削出了一道拱門。有人拍照發表在諸伯利《先驅導報》上，這樣人們就可以剪下來寄給住在英國、澳大利亞或多倫多等氣候沒有那麼分明的地方的親戚和朋友。郵電局的紅磚鐘樓矗立在雪地上，兩個婦女站在拱門下，表明這是真的。兩個女人都在郵電局工作，穿著沒系釦子的外套。一個是弗恩，母親的房客。 母親把圖片剪下來，因為有弗恩，她還說我應該保存起來，以後給我的孩子們看。 “他們不會看到這樣的東西了，”她說，“到他們那時候，就都是用機器清雪了。人們或許會住在溫度可控的透明的屋頂下。不再會有季節的變化了。” 她是怎麼蒐集到關於未來的令人不安的信息呢？她期待將來像諸伯利這樣的城市會被水泥的蘑菇式柱子和屋頂代替；移動的航線帶你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鄉間永遠地被條條交錯的寬闊公路覆蓋。沒有任何東西和我們今天一樣，沒有炒鍋、髮夾、印刷的書頁或自來水筆。我的母親不會錯過任何東西。

她說到我的孩子也讓我驚異，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孩子。我追求的是榮耀，走在諸伯利大街上像流亡者或偵探一樣，不清楚名譽會從何方降臨，或者何時，只是從骨子裡深信它一定會來。母親曾經和我一樣確信，是我的同盟，但是現在我不再和她談論這個了；她輕率，她的期望太庸俗，太明顯。 弗恩在報紙上，雙手賣弄風情地豎起漂亮的外套領子，她那天穿它去上班純屬幸運。 “我穿那件外套像西瓜一樣圓滾滾的。” 張伯倫先生，和她一起看著，捏了捏她戴手鐲的手腕上部。 “漂亮的外殼，漂亮的老西瓜。” “別這麼惡毒，”弗恩說，“我是認真的。”對她這麼高大的女人來說，她的聲音過於細小，可憐，讓人有佔便宜的念頭，但最終總是讓步於幽默。母親與生活鬥爭形成的品質——敏銳，精明，決斷，挑剔——在弗恩身上似乎都成了反面，她嘮叨抱怨，動作懶散，漠然和藹。她皮膚黝黑，不是橄欖色而是泥土的灰暗，有硬幣大小的棕色斑點，就像陽光照耀的樹下斑駁的土地。她的牙齒是方形的，白但有些突出，之間有縫隙。這兩個無甚魅力的特點，讓她看起來無賴而俗氣。

她穿著紅寶石顏色的緞子晨衣，華麗的袍子，她坐下時，肚子和大腿根部特別突出，顯出果實的形狀。她每個星期天早上都穿著它，坐在我們的飯廳抽煙，喝茶，直到去教堂做禮拜。衣服在膝蓋處分開，現出附著的淺色人造纖維——一件睡衣。睡衣是我無法忍受的衣服，因為它們在人睡覺時隨著人的體形貼在身上，還讓你的兩腿之間沒有遮蓋。內奧米和我小幾歲的時候，經常畫有令人吃驚的生殖器的男女，肥胖的女人，長著針一般豎起的陰毛，就像箭豬的背。穿著睡衣讓人無法不意識到這可恥的一團，寬長褲可以體面地將之隱藏和包裹起來。母親星期天早餐前穿著寬大條紋的睡褲，褪色的鐵鏽色晨衣，帶有纓穗的帶子，拖鞋是羊毛護套，鞋底是縫上去的那一類。 儘管兩人很不同，弗恩和母親還是朋友。母親重視人們在世界上的經驗，接觸任何知識和文化背景的人，以及最終在諸伯利引起懷疑的任何建議。弗恩不總是在郵電局工作。她曾經在皇家音樂學校學習聲樂。現在在聯合教堂唱詩班，復活節唱《我知道我的救主還活著》，婚禮上唱《因為》、《答應我》和《伊甸園上空的聲音》。星期六下午，郵電局關門，母親和她會聽美國大都會歌劇的廣播。母親有一本關於歌劇的書。她會拿出來跟著看故事情節，辨認配有翻譯的詠嘆調。她問弗恩問題，但弗恩不像你想像的知道那麼多，她甚至連她們在聽哪一部都搞不清楚。但是有時候，她向前傾斜著，胳膊肘放在桌子上，不是為了放鬆，而是留心地支撐著身體，不顧忌地唱著外語歌詞。 “都——達——都，達，都，達，都都——”她聲音裡的力度和嚴肅總是令人驚奇。她不覺得難為情，釋放著她在生活中並不在意的宏大的誇張情感。

“你打算唱歌劇嗎？”我問。 “不。我只想在郵電局工作。哦，我想，又不想。工作，訓練。我沒有這個野心，我想這是我的問題。我總是願意過得開心些。”她星期六下午穿便裝，涼鞋露出胖墩墩的塗了指甲油的腳趾。她把煙灰點到了突出的好像懷了孕的肚子上。 “抽煙弄壞了我的嗓子。”她沉思地說。 弗恩的演唱風格儘管令人羨慕，在諸伯利卻被認為和炫耀差不了多少，有時孩子們會在街上學她尖聲或顫聲唱歌。母親認為這是迫害。她從一點兒跡像上就能構想出這種情況：搜出開陸軍剩餘物資商店的猶太人夫婦，或洗衣店裡矮小的不愛講話的中國人。她帶著令人不知所措的同情以及大聲、緩慢而友好的姿態。他們不知道怎樣對待她。弗恩沒有受到迫害，我可以看得出來。雖然我的老姑媽們，父親的姑媽們，會奇怪地提到她的名字，似乎她的名字裡面有個核，她們要吮吸然後吐出來。內奧米的確告訴過我，“弗恩生過一個孩子。”

“她從來沒有。”我無意識地反駁道。 “她生過。她十九歲時生的。所以她被趕出了音樂學校。” “你怎麼知道的？” “我媽媽說的。” 內奧米的媽媽到處都有密探給她提供情報，生育的情況，臨死的伴侶。在她的護士工作中，從一家到另一家，她像水下真空管一樣吸取著別人得不到的新聞。我覺得我要和內奧米爭辯，因為弗恩是我們家的房客，內奧米總是說我們家里人的壞話。 （“你媽媽是無神論者。”她帶著惡意說。我會說：“不，她不是，她是不可知論者。”在我有理有據地解釋的過程中，內奧米只會反复地說：“半斤八兩，有何區別。”）我不能報復，因為過分敏感或怯懦，儘管內奧米自己的爸爸屬於某種奇怪的不名譽的宗教派系，不戴假牙，在城裡到處亂轉，散佈著預言。

弗恩在旁邊的時候，我開始留意報紙雜誌上的嬰兒照片，說：“哇，是不是很可愛啊？”然後仔細觀察她，看是否有瞬間自責的表情和母性的渴望，好像某一天她真的會被說服，痛哭流涕，揮動雙臂，在滑石粉或粗濾肉類廣告邊搥胸頓足。 而且，內奧米說弗恩和張伯倫先生什麼都乾了，就像他們已經結了婚似的。 起初是張伯倫先生介紹弗恩來我們家住的。我們從他母親那兒租的房子。她現在失明了，臥病在床，已經在瓦瓦那什郡醫院住了兩年多了。弗恩的母親也在那裡；事實上，就是在那裡，他們在探視時認識了對方。那時她在藍河郵電局工作。張伯倫先生在諸伯利無線電台工作，住在同一座大樓的小公寓裡，不想費事找房子。母親把他當作“弗恩的朋友”提到他，用一種澄清的語調，彷彿強調“朋友”這個詞在這裡並沒有更多的含意。

“他們喜歡待在一起，”她說，“他們不在乎閒話。” 閒話意味著緋聞，意味著粗俗行為，意味著性。 我想從母親那裡試探出內奧米所說的情況。 “弗恩和張伯倫先生也該結婚了。” “什麼？你是什麼意思？誰說的？” “大家都知道。” “我不知道。不是每個人都知道。沒人對我說過這話。是內奧米說的，對吧？” 內奧米在我們家不太受歡迎，我在她家也是。我們都有攜帶著玷污的遺傳的嫌疑——我這邊是無神論；內奧米家是婚前性行為。 “這個城市壞思想到處蔓延，從來不讓人安靜。” “如果弗恩·道夫提不是個好女人，”母親富有邏輯地下結論說，“你認為我會讓她住在我們家嗎？” 今年是我們高中的第一年，內奧米和我幾乎每天都會談到性，腔調一致，這樣就從來不致越過某個尺度。這是一種下流、輕蔑、狂熱而好奇的腔調。一年前我們曾想像自己是情感的犧牲品；現在我們成了旁觀者，至多是冷漠愉快的實驗者。我們有一本書，是內奧米在她媽媽放了樟腦球的嫁妝箱的毯子下面發現的。

最初的接觸要小心，我們大聲讀出，尤其是如果男性性器官比較大。凡士林是有效的潤滑劑。 “我更喜歡黃油。更有味兒。” 懷孕後期可以經常用大腿間性交。 “你的意思是人們那時候也還要做？” 有時如果女方太胖，可以用後位。 “弗恩，”內奧米說，“他就是這樣和弗恩做的。她相當胖。” “哦！這本書讓我噁心。” 我們讀到，男性性器官勃起可以達到十四英寸長。內奧米吐出口香糖，用手撮著，越拉越長，然後提著一端在空中晃動。 “張伯倫先生，破紀錄的人！” 那之後每次她來我家，如果張伯倫先生也在的話，如果我們碰巧又在嚼口香糖時，我們中的一個或我們兩個，就把它拿出來，這樣撮長，然後無知地晃動，直到大人注意到，直到張伯倫先生說“你們找到玩的了”。母親會說：“停，很髒的。”（她是指口香糖。）我們觀察張伯倫先生和弗恩，看有沒有激情、荒唐、渴望的表情，或手放在裙子上這樣的跡象。我們沒有發現什麼，實際上，我對他們的維護超過了我的希望。因為我和內奧米一樣喜歡想像他們咕噥下流話，在叮噹響的床上翻滾（在客艙裡，內奧米說，每次他們去杜伯敦看湖景的時候）。在我想來，厭惡並不排除娛樂，它們事實上不可分割。

張伯倫先生，阿爾特·張伯倫，在諸伯利電台播新聞。他也播報所有嚴肅認真的消息。他有一副很專業的好嗓子，像黑巧克力一樣受歡迎，在本地殯儀館贊助的節目《紀念》中，伴隨著星期天下午的管風琴音樂而汩汩流淌。有時他請弗恩在廣播中唱聖歌——《我驚嘆，當我遊蕩》——還有聖歌之外的憂鬱的歌——《當完美的一天結束》。上諸伯利電台不是件難事；我自己就朗讀過一首滑稽詩，在星期六早上的青年聚會上；內奧米彈奏過鋼琴曲《聖瑪利亞的鐘聲》。每次打開收音機，都有可能聽到你認識的人的聲音，或至少在點歌者名單中提到你認識的人的名字。 （“我們下面播放一首歌，送給卡爾·奧蒂斯夫婦二十八週年結婚紀念，是他們的兒子喬治和兒媳埃特，還有他們的三個孫輩子女，洛林、馬克和洛伊斯，以及住在波特菲爾德路的奧蒂斯夫人的妹妹比爾·唐雷太太點播的。”）我也打過電話給班尼叔叔四十歲生日點歌；母親不想她的名字被提到。她更喜歡收聽多倫多電台，有大都會歌劇，沒有廣告的新聞，還有知識測驗，她和四個紳士比賽，從他們的聲音判斷，他們都留著小而尖的鬍子。

張伯倫先生也要播廣告，他在時機成熟的時候，介紹十字藥店的維克牌滴鼻劑、布倫瑞克酒店的星期天晚餐、處理死牲畜的李威克父子。 “死的家畜怎樣了，士兵？”弗恩會這樣和他打招呼，他會輕輕拍一下她的屁股。 “我會告訴他們你需要他們的服務！”“我看你比我更需要。”弗恩並無惡意地說。然後他會一下子坐到椅子上，笑著感謝母親為他斟茶。淺藍綠色的眼睛裡沒有表情，只是顏色，如此漂亮，讓人想用來做衣服。他總是很疲倦的樣子。 張伯倫先生有一雙白皙的手，指甲剪得很整齊，灰白稀疏的頭髮梳理得很精緻，他的身材與衣著很相配，似乎是用同樣的材料製成的，所以他應該一直以來都是以襯衫、領帶和西服來示人。在男人之中，他對我來說顯得很奇怪。即使是班尼叔叔，身材瘦削，胸部狹窄，氣管受損，他行動的樣子或方式中，都預示著暴力傾向或可能性，會帶來混亂的東西；父親也有這種傾向，雖然他的方式很溫和。但是，在煙灰缸上輕敲著煙卷的張伯倫先生，卻是參加過戰爭的，在坦克部隊服過役。如果他來看我們——實際上是看弗恩，雖然他不會很快表現出來——父親也在家的話，父親會問他打仗的事情。不過很清楚，他們對戰爭的看法不同。父親認為戰爭是全面的計劃，細分成有目的的戰役，不管成不成功。張伯倫先生把戰爭看成是一堆故事，沒有特別的方向。他講故事只是為了好笑。

比如他告訴我們，他第一次參加行動時，情況有多麼混亂。一些坦克撞進了一片樹林，掉了頭，朝德軍會來的反方向駛去了。所以它們最初的槍是朝自己的一輛坦克放的。 “把它打爆了！”他快樂地說，沒有一絲遺憾。 “坦克里面有士兵嗎？” 他看著我，顯出嘲笑的吃驚表情，我說什麼時，他總是這樣看著我；你一定認為我在他面前是倒立的。 “喔，如果有也不奇怪！” “那麼——他們被殺死了嗎？” “他們出事了。我當然沒有再看見他們。噗！” “被自己的人殺死，多麼恐怖。”母親說，很憤慨但是沒有平常那麼自信。 “戰爭中那樣的事情偶爾會發生。”父親安靜而嚴肅地說，彷彿在反對對此表現出任何女性的天真無知。張伯倫先生只是笑笑。繼續講戰爭最後一天的行動。他們摧毀了戶外廚房，把槍裡最後的子彈都朝它猛烈地射了出去。 “聽起來像一群孩子，”弗恩說，“好像你們還沒有大到能參戰的程度。你們只不過是傻樂一番。” “是我一直追求的，不是嗎？開心。” 一次他講在佛羅倫薩的事。這並不奇怪，因為他在意大利打仗。但是母親坐直了身體，在椅子上驚動了一下，因為專注而微微顫抖。 “你在佛羅倫薩？” “是的，夫人。”張伯倫先生毫無熱情地說。 “佛羅倫薩，你在佛羅倫薩？”母親重複著，迷惑而開心。我略微知道一點兒她的感覺，但是希望她不要暴露太多。 “我從來沒有想過，”她說，“呵，我當然知道是意大利，但似乎很不可思議——”她的意思是我們談論的這個意大利，戰爭發生的意大利，就是歷史上的羅馬教皇、梅第奇、列奧納多所在的地方。先馳品牌，柏木，但丁所在的地方。 奇怪的是，以她對未來的熱情來看，她應該不會對過去這麼興奮。她衝到前屋，拿回百科全書的藝術與建築增刊，裡面滿是雕塑、繪畫和建築，大多是在陰霾清涼的博物館式的灰色光線中拍攝的。 “看！”她把書放在桌上，在他面前翻開。 “這就是你的佛羅倫薩。米開朗基羅的大衛雕像。你去看過嗎？” 一個裸體的男子。他那大理石的東西掛在他身上，任由人們觀看，就像一瓣下垂的百合花。除了我那堅定天真得可怕的母親，誰還會把這個給一個男人看，給我們大家看呢？弗恩鼓著嘴，努力克制著才沒有笑出來。 “我沒有見過。沒有。那裡到處都是雕像。著名的這個，著名的那個。沒有辦法迴避。” 我看得出不該和他談論這類話題。但是母親還在繼續。 “那麼你一定見過青銅門了？華麗壯觀的青銅門？藝術家花了整整一生製作它們。看，在這裡。他叫什麼來著——基伯堤。對，是基伯堤。他花了整個一生的時間。” 張伯倫先生說有些見過，有些沒有。他非常耐心地看著書，然後說他不怎麼喜歡意大利。 “啊，意大利，也許那沒有什麼問題。是意大利人。” “你認為他們很頹廢是嗎？”母親遺憾地說。 “頹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們是怎樣的人。他們不在乎。在意大利的街上我碰到過一個人走上來，主動說要把女兒賣給我。這種事經常發生。” “他們要賣掉女兒乾嗎？”我說，做出我擅長的魯莽簡單的天真表情。 “做奴隸嗎？” “說是這樣。”母親合上書，放棄了米開朗基羅和青銅門。 “比黛爾大不了多少，”張伯倫先生帶著厭惡的語氣說，這對他來說有點兒虛偽，“有些還沒有她這麼大。” “她們早熟，”弗恩說，“熱帶地區的人。” “黛爾。把這本書放回去。”母親聲音裡的警覺像抬起的翅膀扑哧了一下。 其實，我聽見了。我沒有回到餐廳而是上樓去脫掉了衣服。我穿上了母親的黑色人造絲晨衣，有粉紅和白色的花點綴著。一件她從來不穿的不實用的禮物。在她房間裡，我渾身起了雞皮疙瘩，挑戰地看著三向鏡中的自己。我把布料拉下肩膀，束在胸前，剛好可以塞進寬的空聖代冰淇淋錐型紙捲。我把梳妝台旁邊的燈打開；柔和溫暖的光穿過奶油糖果色的玻璃支架，在我的皮膚上投下光澤。我看著自己高而圓滑的額頭，粉色有雀斑的皮膚，我的臉像雞蛋一樣天真無辜，眼睛在努力改變著，讓我變得狡黠和呈奶油色，把我淺棕色的灌木叢般的頭髮，變成金色而不是泥土色的豐富的波浪。張伯倫先生的聲音在我頭腦裡迴響，“比黛爾大不了多少”，這聲音作用在我身上，像人造絲撫摩著我的皮膚，包圍著我，讓我感覺到危險和渴望。我想著那些佛羅倫薩的女孩，羅馬的女孩，男人可以買的和我年齡相仿的女孩。她們胳膊下的黑色意大利毛髮。嘴角有點兒黑。熱帶地區的人早熟。羅馬天主教徒們。一個男人花錢和你做那事兒。他會說些什麼話呢？是他脫掉你的衣服，還是會等你自己脫？他脫下褲子，還是只拉開拉鍊，把東西對著你？這是一個過渡期，可能的、已知的和正常的行為，與神奇的、獸性的行為之間的橋樑，我無法想像的行為。內奧米媽媽的書裡沒有提到這樣的事情。 諸伯利城裡有一家妓院，裡面有三個妓女。也就是說，如果算上老闆娘邁克奎德太太才三個人；她至少有六十歲了。它在主街北端，一個長滿蜀葵和蒲公英的院子裡，在BA 加油站旁邊。陽光好的日子，兩個年輕些的女人有時會出來坐在帆布椅子上。內奧米和我去那裡轉過幾回，曾經看見過她們一次。她們穿著印花裙子和拖鞋，光著白色的大腿。一個在讀《明星周報》。內奧米說她的名字叫佩吉，那天夜裡在同性戀舞廳男廁所裡，她被說服同意給一排站著的男人服務。這可能嗎？ （我在其他時候聽過這個故事，只是換成了邁克奎德太太本人在表演或忍受這種壯舉，而且也不是在同性戀舞廳，而是在藍貓頭鷹咖啡店的後牆。）我希望多了解一下這個佩吉，而不只是報紙上方那個柔軟的老鼠皮般的棕色捲毛形成的鳥巢；我希望能看見她的臉。我的確期待著什麼——墮落的愚蠢閃念，像沼氣般散發出來。我有點兒驚奇，她竟然讀報，上面的文字對她和我們其他人竟會有相同的意義，她也像普通人類一樣吃喝。我認為她已經超出了人類的機能，進入一種完全墮落的狀態，與聖徒處於相反的一極，但同樣孤立，不可知。這個地方看起來很普通——《明星周報》，有點綴的窗簾拉著，妓院窗子的鐵罐裡有天竺葵在充滿希望地生長，對我來說都成了蓄意的急不可待的圈套——日常生活的表象伸展開來，覆蓋著如此無恥、如此強烈的爆發的慾望。 我隔著涼涼的人造絲揉我的臀骨。如果我生在意大利，我的肉體應該已經派上用場了，它會充滿淤青，老於世故。那不會是我的錯。想到賣淫，不是我的錯，它讓我有片刻感到厭煩；一個寧靜誘惑的想法，因為它是決定性的，排除了野心和焦慮。 那之後，我構想了幾個猶豫的殘缺的白日夢片段。我想像張伯倫先生看見我穿著母親的黑花晨衣，露出肩膀，就像我在鏡子裡看到的自己一樣。然後，我打算讓衣服滑落，讓他看見我的裸體。怎麼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呢？其他一般與我們一同待在房子裡的人都得打發掉。打發母親去賣百科全書；把弟弟趕到農場上去。而且還必須是在暑假，我不用上學。弗恩在郵電局上班，還沒有回來。在狂熱靜止的一天，我會在午後的悶熱裡走下樓梯，只穿著晨衣。我到水槽那兒喝水，沒有看見張伯倫先生就靜靜地坐在屋子裡，然後——什麼？一條奇怪的狗，只為這個場合被引進到我們的房子，它會撲向我，拉下我的晨衣。我會轉身，恰巧刮到椅子上的釘子，使衣服整個滑落到腳上。關鍵是要顯得像一個意外；我不能刻意，當然他也不必。我的夢在暴露的時刻停止了。事實上，它往往沒有進展到那麼遠，而是徘徊在初步的細節上，讓它們凝固下來。被看到裸體的片刻無法凝固，它是一道突如其來的光。我從來沒有想像過張伯倫先生的反應，我從來沒有清晰地想像過他。他的在場很重要，但總是模糊不清；在我白日夢的角落，他沒有特徵，但很強大，然後像藍色日光燈般嘶嘶作響著消失。 我們下樓梯從他的門旁經過時，被內奧米的爸爸看到了。 “你們兩個年輕女士進來待會兒，隨便坐。” 現在是春天，多風的昏黃傍晚。他在自己房間的圓鐵爐子上燒垃圾，炎熱而發臭。他洗了襪子和內衣，掛在牆邊的繩子上。內奧米和她媽媽對待他很隨便。媽媽不在時，比如現在，內奧米就會開一罐意大利面，倒在盤子裡給他做晚餐。我會說：“難道你不加熱嗎？”她說：“幹嗎要費事呢？反正對他來說沒有什麼區別。” 在他的房間地板上，有一堆堆的印刷小冊子，我猜想和他的宗教有關。有時內奧米要把它們帶到郵電局。她接受了媽媽的暗示，很蔑視他的信仰。 “除了預言還是預言，”她說，“他們已經預言了世界末日三次了。” 我們坐在床邊上，床上沒有床單，只是粗糙骯髒的毛毯，他坐在對面的搖椅上。他已經很老了。內奧米的媽媽嫁給他之前做過他的護士。他的話語間通常有很長的停頓，在那期間他也不會忽略你，而是用淡淡的眼睛盯著你的額頭，好像他期待從那裡找到他剩下的思想。 “《聖經》說，”他親切而沒有必要地講著，以一種明知存在異議卻故意視而不見的態度。他打開一本大開本的《聖經》，已經標出了地方，開始用尖厲衰老的聲音讀起來，間雜著奇怪的停頓和困難的斷句。 結果當然是——現在我記得以前聽過這些——聰明的童女不會分油給她們，擔心自己不夠，愚蠢的童女不得不自己出去買油，結果錯過了新郎，被關在外面。我總是想，這個我不大喜歡的寓言，和謹慎精明、有備無患之類的有關。但是我可以看出，內奧米的爸爸相信它是關於性的。我斜眼看內奧米，想捕捉到她嘴角略微吸進的動作，意識到這個話題時她總是會做出這種滑稽的表情，但是她看起來固執而悲慘，被我秘密享受的東西弄得十分厭倦——詩一般的流暢詞彙，古典風格的表達。對聰明的人說；遲延；新郎來了。這些讓她不舒服，她甚至不喜歡“童女”這個詞。 他沒有牙的嘴閉著。像嬰兒一樣狡猾而恰當。 “現在就到這吧。到時候想一想。這是給年輕女孩的教訓。” “老笨蛋。”內奧米在樓梯上說。 “我為他——感到難過。” 她戳了一下我的腰。 “快點兒，我們出去。他會找到別的東西。讀《聖經》讀到眼睛掉出來。活該。” 我們跑到外面，來到曼森街。這些長長的輕鬆的傍晚，我們逛遍了城裡的每個角落。我們徘徊著經過萊森戲院、藍貓頭鷹咖啡館、台球房。我們坐在紀念碑旁邊的長椅子上，如果有車對著我們按喇叭，我們就會揮揮手。我們稚嫩的青澀，我們裸露大腿的愚蠢，讓他們沮喪，他們就繼續行駛，在車窗裡嘲笑我們。我們走進市政廳的女廁所——潮濕的門，濕漉漉的水泥牆，含氨的難聞的氣味——還有門上沒頭腦的壞女孩寫下的她們的名字，我們寫下了班上兩個霸道女王的名字——瑪喬裡·考茨和格溫·蒙迪。我們用口紅寫，在下面畫上小小的猥褻的形象。我們為什麼這樣做？我們憎恨那些女孩嗎，我們對她們從來都是巴結奉承、笑臉相迎的嗎？不是。是。我們恨她們的免疫力，缺乏好奇心的好教養，任何讓她們寬厚快樂地飄浮在諸伯利生活表面的東西，這些東西也會讓她們飄向婦女社團，和遠方更繁榮地區的醫生或律師訂婚，結婚。我們恨她們只是因為永遠想像不到她們會進市政廳的女廁所。 做完這些我們就跑掉了，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犯了罪。 我們彼此壯著膽。在路燈下安靜地走著，像面巾紙裁出的花一樣蒼白，走過沒有燈光的窗子，希望世界在看我們，我們很大膽。 “假裝你有腦殘。大膽些。” 一下子我就脫了臼，耷拉著腦袋，翻著眼睛，開始說些無法理解的話，斷斷續續地嘮叨。 “扮傻子。遇到誰都不要緊，別停下。大膽些。” 我們遇到了老庫伯先生，瘦長，威嚴，穿得很漂亮。他停下來，敲著拐杖，表示反對。 “這是什麼表演？” “痙攣，先生，”內奧米憂傷地說，“她總是這樣。” 拿窮人、無助的人和生病的人取樂。糟糕的品位，無情，快樂。 我們去了廢棄的公園，那是一片三角地帶，高大的西洋杉讓它顯得過於陰暗，不適合孩子玩耍，也不吸引散步的人們。諸伯利的人為什麼還要來看更多的草、土地和樹木，而城四周到處都是同樣的東西？他們會到鬧市區去，去看商店，在雙層人行道上見面，感受活躍的希望。內奧米和我獨自爬上大西洋杉，樹皮刮破了我們的膝蓋，像小時候一樣我們毫無必要地尖叫著，看見樹枝分開，露出傾斜的土地。我們握緊手吊在樹枝上，用腳踝倒掛在樹上；我們假裝是狒狒，顛三倒四，嘰里呱啦地說話。我們感覺整個城市在我們下面，張著大口，準備大吃一驚。 傳來這個季節特有的喧鬧聲。孩子們在人行道上跳繩，清晰、認真地唱著歌。 孔雀在叫。我們從樹上下來，去看孔雀，經過公園，經過一條破舊的沒有名字的通向河的街道。孔雀是一個叫作波克·蔡爾茲的人養的，他開垃圾車。這條街沒有人行道。我們沿著小池塘走，軟軟的泥閃著光。波克·蔡爾茲的房子後有穀倉，用來餵家禽。房子和穀倉都沒有粉刷。 孔雀在光禿的橡樹下走來走去。我們怎麼會一連幾個春天都忽略了它們？ 雌孔雀不太顯眼，它們的院子顏色暗淡。但是雄孔雀從不令人失望。奇異的理想的顏色，胸脯、喉嚨和脖子是藍色的，較深的羽毛像墨漬，或者熱帶水下的柔軟植物。有一隻開了屏，展示出眼睛般的環形圖案，染色的綢緞。高貴而愚蠢的小腦袋。寒冷春天的光耀，諸伯利的奇觀。 喧鬧聲又開始了，不是孔雀中發出來的。我們抬眼看去，馬上看到了——一隻白孔雀，從樹上，尾巴全部展開，穿過樹枝飄落，彷彿水漫過石頭。純白色，純粹的恩賜。原來是它躲在上面，發出瘋狂、責罵、雜亂的叫聲。 “它們在呼喚異性。”內奧米說。 “貓叫春。”我說，想起了農場的事情。 “公貓和它們交配時，它們狂叫。” “你就不會狂叫嗎？”內奧米說。 我們要走了，波克·蔡爾茲出現在孔雀群中，快步走來，搖晃著。他的腳趾都截掉了，我們知道，那是很久以前他還沒有加入浸禮會時，喝醉了回不了家，躺在壕溝裡凍壞的。 “晚上好，小伙子們！”他對我們喊著，他老是這樣打招呼，開玩笑。你們好，小伙子們！你們好，姑娘們！他從垃圾卡車的駕駛室裡，一路叫著，不管天冷天熱，從沒有人回答他。我們跑開了。 張伯倫先生的車停在我們家門前。 “我們進去吧，”內奧米說，“我想看看他在對老弗恩做什麼。” 什麼也沒有。在飯廳，弗恩在試穿帶花的雪紡綢裙子，母親幫她為多娜·卡靈的婚禮做的，到時她要表演獨唱。母親斜坐在縫紉機前的椅子上，弗恩在她前面轉動著，像一把半開的大陽傘。 張伯倫先生在喝真正的酒，威士忌加水。他開車去波特菲爾德買威士忌，諸伯利沒有威士忌。我又驕傲又羞恥地讓內奧米看餐具櫃上的瓶子，那是從來不會在她家出現的東西。母親原諒他喝酒，因為他打過仗。 “兩位可愛的女士來啦，”張伯倫先生虛偽地說，“充滿春天的氣息和優雅。帶來外面的新鮮空氣。” “給我們點兒喝的。”我說，在內奧米麵前炫耀。但是他笑了，把手放在杯子上。 “你們得先說說去了哪裡。” “我們去波克·蔡爾茲那兒看孔雀了。” “去看孔雀。去看美麗的孔雀。”張伯倫先生唱著。 “給我們喝一杯。” “黛爾，規矩點兒。”母親嘴裡都是別針。 “我只是想嚐嚐看是什麼味道的。” “那我不能白給你喝。我沒看見你給我做什麼把戲。我沒看見你坐直身體，像乖巧的小狗一樣請求。” “我可以做海豹。你想看我裝海豹嗎？” 這是我喜歡做的一件事。我從來不擔心做不到，或者模仿得不完美；我從不害怕讓任何人把我當成傻瓜。我甚至在學校也做過，在少年紅十字會的時候，大家都笑了；這奇異的笑聲如此讓人安慰，讓人寬恕，以至於我可以永遠模仿海豹。 我跪下，把胳膊肘放在兩側，手像鰭一樣擺動，同時叫著，我的叫聲美妙而刺耳。我是從瑪麗·馬丁的一部老電影裡學的，她在綠松石池塘邊唱歌，海豹們用叫聲與她合唱。 張伯倫先生慢慢低下杯子，靠近我的嘴，但是每次我停止叫就抽回去。我跪在他的椅子旁邊。弗恩背對著我，她的胳膊抬起；母親的頭被遮住了，她在縫弗恩的腰部。內奧米看過海豹模仿很多次了，對做衣服更感興趣，她在看弗恩和母親。張伯倫先生終於讓我的嘴唇碰到了杯子邊緣，他一隻手拿著。另一隻做了別人都看不見的事情。他隔著我潮濕的上衣，摸我的腋下，然後摸進我無袖長衣的袖口。他隔著棉布，快速而用力地摸我的乳房。把柔軟的肉都撮起，攤平。然後一下子縮回手去。就像打了一巴掌，讓我刺痛。 “是什麼味道？”內奧米後來問我。 “像小便。” “你沒有嚐過尿吧。”她狡猾而令人迷惑地看了我一眼，她總是能察覺秘密。 我本想告訴她，但是沒有，我縮了回去。如果告訴了她，就要再現整個場面。 “怎樣？開始時他的手是怎麼放的？他是怎麼伸到你的衣服裡的？他摸還是擰，還是又摸又擰？用手指還是用手掌？像這樣嗎？” 城裡有一個牙醫，費潘先生，聾子圖書館員的哥哥，據說他給女孩子看後牙時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內奧米和我從他的窗前經過時會大聲說：“難道不想和費潘醫生約個時間嗎？菲利·費潘醫生。他是個細緻周到的人。”我和張伯倫先生就是那樣，我們會把它當成一個笑話，希望製造出醜聞，計劃讓他落入圈套，可那不是我想要的。 “太漂亮了。”內奧米說，聽起來有些疲倦。 “什麼？” “孔雀。樹上的。” 聽她把“漂亮”這個詞用在那種東西上面，我很吃驚，還有點兒生氣，我必須讓她記得這個，因為我習慣於讓她以某種方式行事，意識到某些東西，沒有別的。我已經想到要跑回家寫一首關於孔雀的詩。她也想到這個幾乎就是一種冒犯；我從來不讓她或任何人進入我心裡的那個角落。 上樓睡覺時我真的開始寫我的詩了。 朦朧的夜晚，是什麼在樹上鳴叫？ 是孔雀的歌喉，還是冬天的幽靈？ 這是我最滿意的部分。 我也想到了張伯倫先生，他的手迥異於他以前用他的眼睛、聲音、笑聲和故事表現出的關於自己的一切。它就像一個信號，在將會被人明白的地方發出。粗魯的騷擾，那麼自信而強制，毫無情趣。 下次他來時，我給他提供了機會，當他在黑暗的廳裡穿套鞋時，我靠近他站著。每次我在等信號時總能等到。他不會擰一下胳膊，拍拍胳膊或摟摟肩膀，帶著父親或同志式的友好。他直接摸乳房，屁股，大腿上部，像閃電一樣野蠻。這是我期待的性接觸——瘋狂的閃念，對體面的表象世界的一次夢幻般的、無情的傲慢入侵。我已經放棄了對法蘭克·威爾士的感情所滋養起來的愛的理念、安慰和溫柔，那一切似乎都蒼白無力，異常幼稚。我將認可秘密的性冒犯，脫離了仁慈，超出了人的善意。 我不是打算嘗試性。閃電的一擊不一定要有什麼結果，而是通向下一次閃電。 儘管如此，當張伯倫對我按喇叭時，我的膝蓋還是感覺發軟。他在離學校半個街區處等我。內奧米沒和我在一起。她患了扁桃體炎。 “你的女朋友呢？” “她病了。” “真可惜。想搭車回家嗎？” 在車上我開始發抖。舌頭乾，整張嘴都乾得說不出話來。這就是慾望嗎？想知道，又害怕知道，因此苦惱？和他單獨在一起，沒有人或環境的保護，一切都不同了。他會幹什麼呢，大白天的，在他的車座上？ 他沒有靠近我。他也沒有開向河水街，而是鎮靜地沿著不同的小街行駛，避開冬天留下的凹坑。 “如果我請求你，你能幫我一個忙嗎？” “好吧。” “你認為會是什麼？” “我不知道。” 他把車停在乳品店後，在剛發芽的苦黃綠色的栗子樹下。就在這兒？ “你能進弗恩的房間嗎？家裡沒有人時你能進她的房間嗎？” 我的思路慢慢從強奸的預想中轉回來。 “你可以進她的房間幫我做點兒調查看看她有什麼東西。我會感興趣的東西。你覺得怎樣？什麼會讓我感興趣？” “什麼？” “信。”他的語調突然降低了，煞有介事地，被他可以看到但我無法認清的事實所苦惱。 “看看她有沒有舊信。可能在她的抽屜裡，櫃櫥裡。很可能是放在一個舊盒子裡什麼的。綁成一捆，女人都是那樣的。” “誰的信？” “我寫的。你以為呢？你不必讀，看看簽名就行了。有些時候了，紙張可能發黃了。我不知道。用鋼筆寫的，我記得是，應該還看得清楚。看。我給你一份我筆蹟的樣板，會有幫助。”他從手套格層拿出一個信封，在上面寫道：黛爾是個壞女孩。 我把它夾在我的拉丁語書裡。 “別讓弗恩看見，她會認出我的筆跡。還有你媽媽。她會好奇我寫了什麼。她會大吃一驚的，是不是？” 他開車送我回家。我想在河水街口下車，他說不好。 “那樣好像我們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兒似的。那麼你怎麼通知我呢？星期天晚上好嗎？我來吃晚飯，我會問你作業做了沒有。如果你找到了，就說做完了。如果找了，沒有找到，就說沒有做完。如果有什麼原因你沒有機會看，就說你不記得留了作業。” 他讓我重複：“做完意思是找到，沒做完是沒有發現，忘了做是沒有機會找。”這種操練真讓我恥辱；我的好記性是眾所周知的。 “好吧。加油。”別人從外邊看不見，他把拳頭捶在我大腿上，很疼。我把自己和書拖下車，一個人的時候我的大腿還在刺痛著。我拿出信封看他寫的字。黛爾是個壞女孩。張伯倫先生毫不費力地就看出我身上隱藏的背叛，以及可恥的淫蕩，等待被利用。當他摸我的乳房時他就知道我不會叫的，他知道我不會告訴母親，現在他知道我不會把我們的談話報告給弗恩，而是會照他吩咐監視她。他發現我的真正自我了嗎？確實，我在學校擺弄量角器和圓規的單調無聊中，曾用拉丁文寫下句子（搭起帳篷，秘密地殺掉敵軍馬匹之後，野蠻人首領維欽托利準備第二天開戰），並且始終意識到自己的惡習像春天的麥苗一樣蓬勃，我的身體被摸過的地方有看不見的創傷。穿著藍色連背心的背帶褲，打完排球，用香皂洗得幾乎要掉了皮，我望著女廁所的鏡子，詭秘地對著自己紅潤的臉笑，想著我被怎樣的邪惡所誘惑，我多麼善於欺騙。 星期六早上，母親到農場去做清潔，我進了弗恩的房間。我從容地四處張望，看著她枕頭上的考拉熊、梳妝台上撒落的粉、乾了的去味劑瓶子、止痛藥膏、晚霜、舊口紅、已經封住的指甲油瓶。一個穿著有很多層花邊裙子的女士畫像，像是披了很多圍巾似的，很可能是她媽媽，抱著一個胖小孩，應該是弗恩。仔細看看，能確定是她，蝴蝶袖子，拿著一束玫瑰，頭上一層層的鬈髮。鏡子上貼著的快照，邊緣捲曲。張伯倫先生戴著時髦漂亮的草帽，白褲子，看著鏡頭，彷彿他比它懂得更多。弗恩不像現在這麼臃腫，不過也很胖，穿著短褲，坐在度假森林的原木上。張伯倫先生和弗恩穿著整齊——她胸前有花飾——一個陌生城市的街頭攝影，走在去向電影院的門口，那裡正在上映《起錨》。郵電局員工在杜伯敦公園野餐，天上多雲，弗恩開心地穿著休閒褲，拿著棒球拍。 我沒有找到任何信件。我翻遍了櫥架上的抽屜，床底，甚至衣服箱。我的確找到了三捆紙，用橡皮筋扎著。 一捆是連鎖信，和同一首詩的很多抄本，用鉛筆或鋼筆，以不同的筆跡寫成，還有打字和影印的。 這個祈禱已經環遊世界六次了。是一個威特島的千里眼在夢中見到而寫下來的。抄寫六遍寄給六個朋友，然後抄寫附件的禱告寄給名單上前六個人。如果你沒有打破這個連鎖，收到這封信的六天后你就會收到世界各地的禱告的抄本，它們會帶給你祝福和好運。如果打破了連鎖，收到信起的六個月後你就會遭遇悲哀和不幸。不要打破連鎖，不要省略結尾的秘語。這個祈禱會把幸福帶到世界各地。 第二捆是模糊不清的印刷品，有隱約的灰色插圖，我開始以為是有彎管子的灌腸袋，讀了上面的文字才知道是男女人體解剖的橫截面，帶著陰道環、棉塞、避孕套之類的東西（這些名詞我聽都沒聽說過）。看著這些插圖我感到震驚和一種強烈的不安，於是我開始讀起來。我讀到北卡羅來納州一個農婦發現自己懷了第九個小孩，衝到馬車下自殺了；讀到婦女在家裡死於懷孕或生產，死於用可怕的帽針、毛衣針、空氣泡做的流產。我讀了或跳讀了人口增長的統計數據，各個國家通過的支持或反對人口控制的法律，因宣傳計劃生育被抓進監獄的婦女。然後還有使用各種避孕用具的指導方法。內奧米媽媽的書裡有一章是講這些的，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讀全，困惑於“病歷和各種性交”這一部分內容。現在我所讀到的關於泡沫和明膠，甚至“陰道”這個詞的使用，都使整件事顯得繁瑣，讓人聯繫起膏藥、繃帶和醫院，讓我感覺就像在醫生那裡不得不脫衣服一樣討厭、荒謬和無助。 第三捆是打字的詩。有的有標題，“自製的檸檬汁”，“卡車司機妻子的悔恨”。 我很吃驚，竟然有成人會知道，或還記得這些話。貪婪的句子，粗短的詞彙，無恥的形式，激起情慾，像煤油噴到篝火上。但是它們是重複的，詳細的；機械的努力需要設計謀劃才能被感知，讓它們進展艱難；它們單調得讓人困惑。但是這些詞彙本身還是閃現出力量，尤其是“性交”，我們從來沒有真的在籬笆或人行道上看見過。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它的插入會是粗暴的，催眠一般的炫耀。 當他問我有沒有完成作業時，我說沒有。他整個晚上都沒有碰我。可是星期一我從學校出來時，發現他在等我。 “你的女朋友還在生病嗎？太糟糕了。不過也好。不是嗎？” “什麼？” “鳥很好。樹木很好。你和我去兜風，幫我做些調查都很好。”他的語調顯得幼稚。對他來說，邪惡從來不會堂而皇之。他的語氣聽起來好像做什麼事都可以，任何事情，就像開玩笑一樣，拿所有的莊嚴和內疚，世界上所有有道德有情感的人開玩笑，那些“嚴肅對待自己”的人。那是他讓人無法忍受的一面。他的笑容令人反感，自鳴得意，在不負責任的深淵上伸展，甚至更糟。可是這些沒有讓我猶豫和他一起出來，做他心裡想做的事。他的道德對我不重要；甚至有必要讓它變壞。 弗恩骯髒的文字帶來的興奮完全控制了我。 “你仔細看了嗎？”他的聲音顯得很平常。 “是的。” “什麼都沒找到？你翻了所有的抽屜了嗎？我是說她梳妝台的抽屜。帽子盒，衣箱？看了櫃櫥了嗎？” “我找遍了所有地方。”我莊重地說。 “她一定是扔掉了。” “我想她不是個多愁善感的人。” “多愁善感？我不懂這個詞是什麼意思，小姑娘。” 我們開出了城。在四號高速公路上向南開，然後在第一個叉路拐下來。 “今天早上天氣不錯。”張伯倫先生說。 “哦，對不起，是下午。美妙的天氣。”我向窗外望著；他的存在，他的聲音，對我們一起要做的事情的強烈預感改變了我熟悉的鄉間風景。有一兩年，我帶著隱秘而強烈的興奮看著樹木、田野和風景。某些情緒下，某些日子裡，從一簇草、一條圍欄、一個石堆，我可以感覺到這樣純粹的無限的情感，就像我盼望的那樣，接受到和上帝相關聯的暗示。我和任何人一起的時候都無法做到這點，當然，現在和張伯倫先生一起，我看到整個自然都被貶低了，變得瘋狂而色情。現在是一年最為豐茂蓬勃的季節，溝壑里長滿雛菊、雲蘭和毛茛；山谷裡滿是不知名的淡淡的金色灌木叢，和高處小溪的閃光。我把這一切當作一個巨大的藏身處，開墾的田野像是無恥的床墊。小路，灌木叢中的開闊地，草間被牛躺過壓倒的地方，對我來說特別具有急切的誘惑力，像某些話語或壓力一樣。 “開到這裡，希望不會碰到你媽媽。” 我覺得沒有可能。母親和我現在處在不同的現實中。 張伯倫先生開下小路，很快就到了盡頭，一片被灌木叢佔領的田地。停車，我懸浮其中的聲音和運動的暖流的消失，讓我一驚。事件就要變成真的了。 “我們到小河那邊去吧。” 我們分頭從駕駛室兩側下了車。我跟著他，走下山楂樹間的一個斜坡，樹在開花，發出酵母的味道。這裡經常有人走，草上扔著煙盒、啤酒瓶、方塊形口香糖盒。小樹和灌木包圍著我們。 “為什麼不在這裡停一下呢？”張伯倫先生很實際地說，“河邊太潮了。” 小河邊這個半陰涼的地方讓我感到寒冷，我急切地想知道什麼事情會降臨到我身上，我腿間的熱度和舞動的麻癢感覺麻木了，彷彿一塊冰被放在了那裡。張伯倫先生解開上衣，鬆了皮帶，然後拉開拉鍊。他伸手進去分開裡面遮擋的什麼東西，然後說：“噓！” 並不像大衛雕像的那個大理石的東西，它直接從他前面支出來，和我在書上讀到的一樣。它有一個像頭似的東西，像蘑菇，顏色紅紫。和手指腳趾的豐富表現力或者只是和胳膊肘或膝蓋相比，它都顯得又遲鈍又笨拙。但是對我來說它並不可怕，儘管我認為張伯倫先生可能想要嚇唬我。他站在那兒，表情專注，手拉著褲子展示著。那傢伙猥褻而蠢笨，顏色像傷口一樣醜陋，讓我覺得脆弱、可笑和幼稚，像長著突出的長鼻子的動物，奇形怪狀的單純樣子反而是善意的保障。 （和通常意義上的美相反。）它沒有喚起我的興奮。它似乎和我毫不相干。 他還在看著我，笑著，他把手放在上面開始上下抽動，不是太用力，不失控而有節奏。他的臉變得柔和；眼睛還盯著我，變得濕潤。漸漸地，幾乎是實驗性地，他加快了手抽動的速度，節奏也沒有那麼平滑流暢了。他蜷縮著，笑容展開，嘴唇拉到牙齒後，眼睛向上翻。他的呼吸急促而顫抖，現在他的手瘋狂地動著，呻吟，痙攣，彷彿臨死的痛苦掙扎。他彎腰時，臉還對著我，像棍子上插著的面具，盲目而搖擺。那些聲音從他的嘴裡不情願地發出，人處於絕境的聲音，同時又戲劇化，不真實。事實上，在靜靜的花枝的環繞中，整個表演似乎是被迫的，怪異而意料之中地誇張，像印度舞蹈。我讀過人體處在極度喜悅中會彷彿妖魔纏身，但是那些表情和這裡進行的可怕的愚昧努力和故意的狂亂完全不同。如果他沒有盡快達到他想要的程度，我想他可能會死掉。但是，這時他發出一種新的呻吟，最絕望最強烈的呻吟；顫抖著，好像有人敲了他的喉嚨。這呻吟奇異地平息下來，變成安靜的感恩的嗚咽，這時有東西噴射出來，真正的稍帶白色的東西，精液，濺到我的裙擺上。他直起身，顫抖著，上氣不接下氣地，快速把它塞進褲子裡。他拿出手絹，先擦他的手，再擦我的裙子。 “你真走運，呵？”他對我笑著，雖然他還沒有完全喘過氣來。 這樣的騷亂後，這樣的展示後，一個男人怎麼能把手絹放回口袋，檢查好拉鍊，就開始向回走——臉仍然紅著，眼睛還在充血——按我們來的原路返回？ 我們在車上坐了一會兒，他恢復過來，準備啟動車子前只說了一句話。 “沒見過，是吧？”他說。 風景是高潮後的，遙遠而沒有任何意義。張伯倫先生可能也感覺有點兒發愁，或者擔心，因為進城後他讓我蹲在車子裡，然後繞路把我放在一個偏僻的地方，那條路靠近火車站。不過，他用拳頭敲了一下我兩腿之間，這感覺更像他的風格，彷彿在檢驗椰子的聲響。 這是張伯倫先生的告別場面，我本應該猜到的。下午回到家我發現弗恩坐在餐桌旁，準備吃晚飯，母親從廚房的叫聲，壓過了馬鈴薯搗碎機的噪音。 “別管人們說什麼。你沒有結婚。沒有訂婚。不關他們的事兒。你的生活由你做主。” “想看我的小情書嗎？”弗恩把信放在我鼻子底下扇動著。 親愛的弗恩，因為我無法控制的情況，我今晚要開著我的龐蒂克離開去西邊。世上還有很多我沒有見識過的東西，沒有意義把自己封閉在這裡。我可能會從加利福尼亞或阿拉斯加給你寄明信片，誰知道呢？做個好女孩，就像你一直以來一樣，繼續舔郵票，熏蒸氣拆封郵件，你可能發現百元大鈔呢。媽媽去世時我會回來，但是時間不會長。再見，阿爾特。 和黛爾是個壞女孩出自同一隻手。 “私拆他人郵件是彌天大罪。”母親說著走了進來。 “我認為他說的不明智。” 她攪拌著罐裝胡蘿蔔、馬鈴薯泥和肉餡糕。不論什麼季節，我們中午都要飽餐一頓。 “不管怎樣，看來它沒有影響我的胃口。”弗恩嘆息著說。她倒了番茄醬。 “我本來可以擁有他，很早以前，如果我願意的話。他甚至寫信談到結婚的事。我本該保留那些信，我本可以說他違背諾言。” “好在你沒有，”母親精神十足地說，“不然現在你會在哪裡呀？” “沒有什麼？說他違背諾言還是嫁給他？” “嫁給他。違背諾言是對婦女的貶低。” “啊，我沒有結婚的危險。” “你有你的歌唱。你有你的生活情趣。” “我通常過得太開心了。我了解婚姻，知道什麼時候該停手。” 弗恩說玩得開心是指去湖濱亭跳舞，去杜伯敦的帝豪酒店喝酒吃飯，星期六晚上從一家客棧被趕到另一家客棧。母親試圖理解這樣的開心，但是不行，就像她無法理解為什麼人們在集市上開車，下車，嘔吐，然後再上車。 弗恩不是個愛傷感的人，儘管她了解歌劇。她表現出來的感覺是，離開的總是男人，而且最好是在你開始厭倦他們之前離開。不過她變得很健談；她從來不能安靜下來。 “和阿爾特以前一樣糟糕，”吃晚飯時，她對歐文說，“他不會碰黃色的菜。他小時候他媽媽就應該打他。我過去經常這麼說。” “你的身材和阿爾特正好相反，”她對我父親說，“問題是他身長腿短，做衣服要去杜伯敦的蘭森裁縫店，那是唯一適合他的地方。” “只有一次我看見他發脾氣。在湖濱亭跳舞時，一個傢伙請我跳，我站起來，因為無法拒絕，他把臉放低，就在我脖子上狂吻，彷彿我是巧克力糖霜似的！阿爾特對他說，如果你想要流口水，別弄在我女朋友身上，我自己還要她呢！然後用力把他推走了。他是那麼做的！” 當我走進房間，她和母親的談話會出現不自然的、等待的安靜。母親帶著困惑而堅定的同情心，以及悲慘的表情傾聽著。她能怎樣呢？弗恩是她的好朋友，也許是唯一的。但是也有些事情她認為自己不該聽。她可能想念張伯倫先生。 “他對待你很卑鄙。”她對弗恩說，但是弗恩聳著肩曖昧地笑了。 “他是那樣。我看人從來沒有錯過。不過儘管如此，聽他們試圖讀廣播新聞時我還是想起他。” 現在諸伯利的電台還沒有找到一個像張伯倫先生那麼好的播音員，能不慌不忙地讀出很多俄羅斯名字。電台有一個人，在《紀念》那檔節目中，播放《耶穌，人類渴望的歡樂》時把巴赫叫成巴茲，這讓母親忍無可忍。 我本想告訴內奧米張伯倫先生的事，事情已經過去了。但是，病好後她瘦了十五磅，對生活的看法也完全不同了。她的直爽坦白和矮胖的身材一同消失了。語言也純淨了。勇敢的精神泯滅了。對自己慎重起來。她坐在樹下裙子攤開，看著我們打排球，不斷地摸額頭，看自己有沒有發燒。她甚至對張伯倫先生離開的事實漠不關心，只關注自己和自己的病情。她體溫升到一百零五度。所有關於性方面的粗野話題都從她的談話中消失了，顯然也從她的頭腦中消失了，雖然她很多次談到沃利斯醫生，在她生病時，他是怎麼用海綿擦拭她的腿，而她為暴露在他面前感到怎樣的無助。 所以我沒有把張伯倫先生的事編成恐怖卻滑稽的故事，並從中得到釋放。我不知道該拿這件事怎麼辦。我無法讓他回到原來的角色，不能讓他扮演我白日夢中頭腦簡單至極、活潑、熱心、謙和的淫棍了。我對單純的墮落的看法減弱了。也許只有在白日夢中陷阱門才會那麼甜蜜輕鬆地打開，讓身體沒有思想沒有身份地投入彼此，自我放縱，沉迷於瘋狂和淫蕩。相反，張伯倫先生讓我明白，人們有很多要忍受的東西——不能克服的肉體，要壓榨出狂喜和心醉神迷，還有所有固執的迷惑和自我的陰暗曲折。 六月，聯合教堂後的草坪上舉行一年一度的草莓大餐。弗恩穿著母親幫她做的花雪紡綢裙子到場。現在裙子的腰部看起來很緊。自從張伯倫先生離開，她就胖了起來，所以她現在不只是柔和圓潤，而是真的胖了，像蒸好的布丁一樣膨脹了，有斑點的皮膚不再陰暗而是舒展發光。 她拍著自己的肚子。 “不管怎樣人們不會說我憔悴了。要是脹開了線可就丟醜了。” 我們聽見她的高跟鞋走下人行道。夜晚茂盛陰暗又安靜的樹下，聲音傳到很遠。聯合教堂里人們聚會的喧鬧甚至衝到我們的台階前。母親不希望戴著帽子穿著夏天的薄裙子去參加聚會嗎？她的不可知論和善於交際與諸伯利格格不入，這裡的社交和宗教生活是合一的，一致的。弗恩叫她去。 “你是成員。你不是說結婚時就加入了嗎？” “那時我的思想還沒有形成。現在我是偽善者。不是信徒。” “你覺得他們都是嗎？” 我在陽台上讀《凱旋門》，從圖書館借的。圖書館有人捐了錢，購買了不少新書，多數是沃利斯太太，醫生的妻子推薦的，她有大學學位，但是市議會也許不重視她。有人投訴，人們說應該把錢留給貝拉·費潘，但是只有一本書——《廣告商》——從書架上被撤下來了。我先讀過。母親拿起來讀了幾頁，很不滿意。 “我從來沒想到這樣利用印刷文字的。” “是關於廣告業的。多腐敗啊。” “恐怕這還不是唯一腐敗的事情。恐怕明天連怎麼上廁所都要寫了，為什麼把這個漏掉了呢？在《賽拉斯·馬納》裡可沒有那些東西。經典作家都不寫那些。他們是好作家，他們不需要。” 我已經不讀原來喜歡的那些書了，《克麗絲汀·拉夫蘭斯達忒》，歷史小說。我現在讀現代的書了。薩默賽特·毛姆，南希·米特福德。我讀到有頭銜的富人們對諸伯利上層社會的人——藥商、牙醫、店主——不屑一顧。我知道了諸如巴崙西亞伽、夏帕瑞麗這類的名字。我了解了喝的東西。威士忌和蘇打水。杜松子酒和滋補劑。沁扎諾牌苦艾酒，湯姆利喬酒，金萬利橙酒。我了解了倫敦、巴黎、新加坡的旅店、街道和飯店的名字。那些書中提到人們上床，人們總是做愛，但是沒有具體細緻的描述，不管我母親怎麼想。一本書把性交比喻成穿過火車隧道（假設你是整列火車），然後衝進高高的山間草地，神圣美麗，感覺你彷彿在天上。書上總是把它比喻成別的東西，從來不直截了當。 “你不能在那裡讀，”母親說，“你不能在那麼暗的光線下讀書。過來台階這邊。” 我便過去，但是她根本不想讀書，只要我給她做伴。 “看，丁香花變色了。我們很快就要去農場了。” 我們院子前面的人行道旁，紫色的丁香花變得像清潔布一樣柔軟，暗淡，鏽跡斑斑。遠處的路也是塵土飛揚，野黑莓樹叢在木板圈起來的工廠前長著，木板上還可以辨認出大而褪色的虛榮的字母：蒙迪鋼琴。 “我為弗恩難過，”母親說，“我為她的生活難過。” 她難過而隱秘的語調讓我警覺。 “也許今天晚上她會找到一個新男朋友。” “你什麼意思？她不會去找新男朋友的。她已經受夠了。她打算唱《你將去何方》。她嗓子還是很好聽。” “她胖了。” 母親用她那嚴肅、充滿希望和訓斥的語調對我說。 “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開始改變了。是的。我們需要自己努力實現這種改變。到現在女人所有的一切都和男人有聯繫。我們所有的一切。和家畜一樣沒有我們自己的生活，真的。當他的熱情消耗掉那奇異的力量，他會擁抱你，比他的狗親近一些，比他的馬珍貴一些。丁尼生寫的。過去是這樣。雖然你希望有小孩。” 她對我的了解就僅限於此。 “但是我希望你會用你的腦筋。動腦筋。不要被迷惑。一旦你犯了錯誤，受到迷惑——被一個男人，你的生活就不再是你的了。你就會負上重擔，女人總是這樣。” “現在有人口控制了。”我提醒她，她吃驚地看著我，雖然是她自己公開寫信給諸伯利《先驅導報》，提倡“避孕器具應該發給瓦瓦那什的婦女，幫助她們防止家庭人口增加”，這讓我們家人很尷尬。學校的男生對我大叫：“嘿，你媽媽什麼時候發避孕器具呀？” “那還不夠，雖然很方便，但宗教是最大的阻礙，彷彿它就是一切，可以緩和人世間的痛苦。我說的是自尊。自尊。” 我不是太明白，或者即使我真的明白了，我還是決定反抗它。我會抗拒一切她那麼熱切、固執、充滿希望地告訴我的東西。她對我生活的關注，我需要並視為理所當然，可我不能容忍它表現出來。我還感覺這和她給其他女人、女孩的建議沒有什麼兩樣，她認為作為女性就是要受到傷害的，需要一定的謹慎、嚴肅和自我保護，而男人可以出去，嘗試各種經歷，擺脫他們不需要的，然後志得意滿地回來。甚至不用考慮，我就決定了我也要這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