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尾聲：攝影師

“這個城市流行自殺”，這是母親經常說的一句話，很長時間我都記得這個神秘而獨斷的說法，信以為真——相信諸伯利比其他地方有更多人自殺，就像波特菲爾德有更多的鬥毆和酗酒一樣，自殺是這個城市的象徵，有如市政廳上的砲塔。後來我對母親所說的一切的態度變得懷疑和鄙視了，我爭辯說，事實上諸伯利很少有自殺事件，數字肯定不可能超過平均數，而且我會向母親挑戰，讓她列出來。她會在腦海裡系統地沿著不同的街道歷數：“——妻子和孩子在教堂時，他上吊了——他早餐後出去朝自己頭部開槍——”但是實際上沒有這麼多；我很可能比她更接近真實。 如果算上我原來的老師範里斯小姐的話，有兩起溺水自殺事件。另一個是馬里恩·謝里夫，母親和其他人會略帶自豪地說：“哦，一個充滿悲劇色彩的家庭！”一個哥哥酗酒身亡，另一個在杜伯敦的精神病院，馬里恩自己走進了瓦瓦那什河。人們總是說她走進去的，而說到範里斯小姐的時候用的卻是投河自盡。因為沒有人看見任何當時的情形，差別只是兩個女人本身的不同，範里斯小姐做什麼事都衝動而激烈，馬里恩·謝里夫則深思熟慮，不緊不慢。

至少那是她在照片裡看起來的樣子，掛在中學的主廳裡，在裝著馬里恩·謝里夫女子體育獎的盒子上方，那是一個銀杯，每年拿出來頒發給學校的最佳女運動員，刻上女孩的名字後再放回去。在這張照片裡，馬里恩·謝里夫拿著網球拍，穿著白色褶裙，白毛衣的V型領子上有兩條深色的邊。她頭髮中分，不合適地在鬢角處向後夾著；她體格結實，沒有微笑。 “自然是懷孕了。”弗恩·道夫提常常這麼說，內奧米也說，大家都這樣說，除了我的母親。 “沒有確實證據。為什麼要給她抹黑呢？” “有人讓她陷入了麻煩，把她弄了出去，”弗恩確定地說，“不然她為什麼要跳河，一個十七歲的女孩？” 有一段時間，市政廳圖書館所有的書都不能滿足我，我要有自己的書。我想我唯一能把生命派上用場的就是寫小說。我選擇了寫謝里夫家族；他們家發生的事情讓他們明顯地與眾不同，讓他們注定成為故事和傳奇。我把他們的姓改為霍洛維，死去的父親由店主改為法官。我從大量閱讀中了解到，在法官家庭，和大地主家一樣，墮落和瘋狂比比皆是。我就照原來的樣子寫那位母親，和我在聖公會教堂看見她時一樣，她風雨無阻，憔悴而莊重，她的祈禱響亮如同喇叭。我把他們搬出他們一直住的芥末色灰泥粉刷的平房，它位於《先驅導報》大樓後面，甚至現在，謝里夫太太還有整齊的草坪、沒有雜草的花圃——搬到我自己虛構的房子裡，高高的像塔一樣的磚房，狹長的窗子，有供車輛出入的通道，還有大量灌木被反常地修剪成公雞、狗和狐狸的形狀。

沒有人知道這部小說。我沒有必要告訴任何人。我寫了一些片段，放起來，可是很快我就發現，把它寫下來的企圖是一個錯誤；我所寫的可能玷污了我頭腦中故事的美妙和完整。 我到處帶著它——有關它的想法——好像童話故事中的好人拿著的那種魔法盒；觸摸一下，麻煩就消失了。我帶著它，和傑里·斯多利在鐵軌上走，他告訴我將來，如果世界繼續存在的話，可以用電波激勵新生嬰兒，可以像貝多芬或是威爾第一樣作曲，想做什麼都行。他解釋說，人類能夠以合理的數量把智能、天賦、喜好和願望內置到頭腦中。為什麼不呢？ “像《美麗新世界》一樣？”我問他。他說，那是什麼？ 我告訴他，他清高地回答：“不知道，我從來不讀小說。” 我想著小說的情節，感覺好些了；這似乎讓他所說的話變得不重要了，即使是真實的。他開始唱一首感傷的歌，帶著德國口音，試圖像鵝一樣正步在鐵軌上走，像我預料的那樣掉下來。

“相信我，如果你所有可愛的魅力——” 在我的小說裡，我去掉了長子，那個酒鬼；三個悲劇命運甚至對一本書來說也是太多了，我也駕馭不了。老二看起來溫和、可愛，我對他不太了解；他長著雀斑的粉紅的臉，沒有戒備心，有點胖。他在學校受欺負，學不會算術和地理，每年只有一次開心的時候，就是被允許在金石門市場坐旋轉木馬，幸福地笑著。 （這件事我當然是聽福蘭克·霍爾說的，那個大白痴，他過去住在弗萊茲路，現在已經死了；他總是被允許免費坐木馬，整天玩兒，還會帶著高貴的懶散向人們揮手，儘管在其他時候他從來不感謝任何人。）男孩子們會拿他的妹妹奚落他——卡羅琳！她的名字是卡羅琳。她一下子出現在我的腦海裡，嘲諷，隱秘，把矮胖的網球手馬里恩整個覆蓋了。她是個女巫嗎？色情狂嗎？沒有這麼簡單！

她任性，像葉子一樣輕，在諸伯利的街上滑動，好像試圖從看不見的牆上的裂縫中側身穿過。她頭髮長而黑。她任性無常地把天賦揮霍在男人身上——不是那些認為她有資格的英俊的年輕人，不是陰沉的高中英雄、體育健將、習慣將征服寫在熱血的臉上的人，而是中年的疲憊的丈夫、在城裡失敗的生意人，甚至，偶爾還有變形的輕度精神錯亂的人。但是她的慷慨大方挫敗了他們，她傷心但愉快的肉體，呈剝了皮的杏仁色，讓男人迅速消耗殆盡，留下死亡的味道。她是一個犧牲品，為性而伸展身體，躺在發霉的、不舒服的墓碑上，被推靠在粗糙的樹皮上，她脆弱的身軀被擠壓在畜棚的泥漿和雞糞裡，支撐著男人可怕的體重，但是是她，而不是他們，倖存了下來。 一天，一個男人來高中拍照，一開始她看見他被攝影師的黑布遮著，一團灰黑色破舊的衣服，在三角架、大眼睛、老式照相機的黑色折疊箱後面。他出來又是什麼樣子呢？黑頭髮中分，兩側向後梳，有頭皮屑，狹窄的胸部和肩膀，薄而易剝落的蒼白皮膚——儘管不整潔，病態，卻有一種邪惡的流動的能量，一種燦爛又鐵石心腸的笑。

他名不見經傳。人們總是叫他攝影師。開著高高的方形車往返於鄉間，車頂上有折疊的黑布。他拍的照片非同尋常，甚至令人感到恐怖。在他拍的照片中，人們看到自己衰老了二三十年。中年人在面部特徵裡看到與他們死去的父母可怕的又不可避免的相像；年輕鮮活的女孩和男人現出他們五十歲時才會有的憔悴、呆滯、笨拙的面目。新娘子看起來好像孕婦，小孩則如同患了腺狀腫疾病。所以他不是個受歡迎的攝影師，雖然收費不高。但是沒有人拒絕他的生意；大家都害怕他。他的車沿路開過來時，小孩子會掉到壕溝裡。但是卡羅琳追求他，在炎熱的路上徘徊，尋找他，等待他，伏擊他，把自己獻給他，完全沒有對其他男人的那種輕蔑、冷漠的服從，而是帶著熱切、希望和哭喊。一天（那時，她已經能感覺自己的子宮在小腹中像堅硬的黃色葫蘆一樣膨脹），她發現車在橋邊翻了，倒在乾涸的小溪旁的溝裡。車是空的。他不見了。那天晚上，她走進了瓦瓦那什河。

這就是故事的結局。她死後，她可憐的哥哥看著攝影師拍的他妹妹高中班級的照片，發現卡羅琳的眼睛是白色的。 我沒有全部弄清楚這些事實，而是感覺它們多變而有力。 在這本小說裡，我也改寫了諸伯利，著重選取了一些特點，對其他的則予以輕描淡寫。它變得更古老，更黑暗和腐敗，充斥著沒有粉刷的木板柵欄、破爛的馬戲團海報、破落的市場、一直起起落落的選舉。裡面的人不是像卡羅琳一樣瘦弱，就是胖得像氣泡一樣。他們的話語微妙莫測，含糊其辭，奇怪而愚蠢；他們的陳詞濫調瘋狂地噼劈啪啪。季節總是仲夏——白熱化的酷熱，狗躺在路邊好像死掉了，高速路上氣流像果凍一般戰栗。但是，為什麼——對事實瑣碎的考慮會冒出來，偶爾，讓我擔憂——瓦瓦那什河怎麼會有足夠的水？卡羅琳不是漂著，弓著頭，像月光一樣赤裸，順從地漂向河水深處，而是俯臥著躺在水里，就像是溺死在浴缸裡似的。

所有的照片。事情發生的原因我大概了解，但無法解釋；我期待一切能慢慢清晰起來。關鍵的是它對我是真實的，不是真的但卻真實，彷彿是我發現而不是編造了這樣的人物和事件，彷彿那個城市就緊貼在我每天穿行其間的這個城市的背後。 一旦我把他們變成了小說中的人物，我對真的謝里夫家的人就不太關注了。精神病院的博比·謝里夫，回家待了一段時間——好像以前發生過這樣的事——有人看見他在諸伯利街上走，和人們聊天。我離他近到可以聽到他輕柔恭順、不慌不忙的聲音，我觀察到，他總像是新刮了鬍子，撲了滑石粉，穿著高檔衣服，個子矮小結實，悠閒自在地走路，帶著無所事事者漫不經心的樣子。我無法把他和我的霍洛威瘋哥哥聯繫起來。 傑里·斯多利和我散步歸來，可以清晰地看到諸伯利的景色，現在葉子落光了；以戰爭、女士、君主和開拓者命名的街道，以並非很複雜的形式呈現在眼前。一次我們在高架橋上走，一輛滿載我們班同學的車從下面經過，對著我們按喇叭，我產生了一個彷彿來自外面的幻象，多麼奇怪——傑里沉思著盼望著未來會消滅諸伯利和其中的生活，我自己悄悄計劃著把它變成黑色的寓言，加入我的小說。城市，真正代表城市的人們，都在按汽車喇叭——在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嘲弄走路的沒有開車的人——從來不知道我們將他們置於怎樣的危險之中。

在諸伯利的最後一個夏天，從七月中旬開始，每天早上，我九到十點總是走到城裡。我會走到《先驅導報》大樓，看看它們的前窗，然後走回家。我在等待六月參加的考試的結果。結果會郵寄過來，但總是會提前一兩天到報社，用膠帶粘在前面的窗子上。如果早上沒有郵來，就不會有了。每天早上，當我看到沒有紙條，只是波克·蔡爾茲在花園裡挖出的狀如鴿子的馬鈴薯，立在窗台上，等待壓扁變形的胡蘿蔔和巨大的南瓜加入進來，我感到暫時的解脫。我又有一天可以安然度過。我知道那些考試題我做得很糟糕。我被愛情耽誤了，很可能得不到獎學金了，我們都期待著它能帶我們離開諸伯利。 一天早上，我從《先驅導報》大樓回來，沒有像平常那樣走上主街，而是經過謝里夫家，博比·謝里夫站在門口向我打招呼，嚇了我一跳。 “早上好。”

“早上好。” “可不可以到我家院子來吃塊蛋糕？蜘蛛對蒼蠅說，啊？”我想，他的禮貌謙卑但含有譏諷。 “媽媽坐六點的火車去多倫多了，所以我想，既然我已經起來了，就試著烤個蛋糕吧？” 他把大門敞開。我不知道怎麼拒絕，就跟著他走上了台階。 “門廊這裡很涼爽。坐這兒吧。要一杯檸檬水嗎？我做檸檬水可是很拿手的。” 我坐在謝里夫家的門廊上。希望沒有人會經過，看見我。博比·謝里夫用一個小盤子端給我一塊蛋糕、一隻專門的蛋糕叉子，還有繡花的餐巾。他進去給我拿了一杯檸檬水，加了冰塊、薄荷葉和酒浸櫻桃。他抱歉地說沒有用托盤把蛋糕和檸檬水同時端來；他解釋說托盤在櫥櫃的什麼位置，在一大堆盤子下面，很難拿出來，他寧願和我一起坐在這裡，而不是跪著去翻又暗又古老的櫥櫃。然後他又為蛋糕道歉，說他烤得不好，只是喜歡偶爾嘗試不同的方法，他覺得不應該給我上面沒有撒糖霜的蛋糕，但是他一直沒有掌握這門技術，總是得依賴媽媽，所以現在只好這樣。他希望我能喜歡檸檬水里加薄荷葉——好像很多人都對這個很挑剔似的，你無法弄清楚他們會不會想到把薄荷葉扔掉。他把讓我坐在這裡、吃東西和喝飲料看成意外的榮幸。

門廊地板上有一張地毯，很寬，中間有裂縫，塗成了灰色。像一張舊的客廳地毯，從裡面磨損了。兩把柳條椅子，褪色臃腫的印花棉布墊子，我們坐在上面，還有圓的柳條桌。桌上面有陶瓷杯子或者說花瓶，裡面沒有花，卻有一枚小小的紅色徽章，以及一面英國國旗。是1939年國王和王后參觀加拿大時賣的紀念品；年輕高貴的面孔，閃著善意的光芒，就像在公立學校八年級的教室前面一樣。這樣的物件放在桌子上並不意味著謝里夫家特別愛國。你可以在諸伯利很多人家裡看到這些紀念品。就是這樣。平凡的一切讓我不滿足，讓我記得。這是謝里夫家。透過紗窗門，可以看到一點兒走廊，棕色和粉色的牆壁紙。馬里恩就是從那條走廊進來的。去學校。去打網球。去瓦瓦那什河。馬里恩是卡羅琳，她是我故事的開始；她的行為和秘密。我一開始走進謝里夫家的院子，或者我坐在門廊上等博比給我拿蛋糕時，並沒有想起這些。我沒有想到我的小說。我幾乎從來沒有想它，不再想了。我從來沒有對自己說我失去了它，我相信它只是被小心地儲存起來了，預備將來什麼時候拿出來。事實是它受了損傷，不能恢復正常了。它已經損壞；卡羅琳和其他霍洛威家的人，以及他們的城市已經失去了威信；我失去了信心。但是我不想考慮，也沒有考慮。 但是現在，我驚奇地回憶起我是怎麼利用它的，整個神秘，結果它成了不可信的結構，從這座房子，謝里夫家，升起一些可憐的事實，還有所有沒有講述的故事。 “我認識你，”博比·謝里夫羞怯地說，“難道你認為我不認識你嗎？你是要拿獎學金讀大學的女孩。” “我還沒拿到呢。” “你是個聰明的女孩。” 於是我問自己，馬里恩發生了什麼事？不是卡羅琳發生了什麼事。馬里恩發生了什麼事？當他停止烤蛋糕回到精神病院，博比·謝里夫又發生了什麼事？不管小說怎樣，這些問題不斷重複。當你巧妙而有力地處理完事實的時候，回來發現它們還在那裡，這讓人震驚。博比·謝里夫現在會給我一點有關瘋狂的線索嗎？他會用客氣的會話式的聲音說“拿破崙是我的父親”嗎？他會朝地板的縫隙吐口水說“我在給戈壁灘送雨”嗎？他們真的是那樣的嗎？ “你知道我上過大學。多倫多大學。三一學院。是的。” “我沒有獲得過獎學金。”過了一分鐘他繼續說道，好像在回答我的問題。 “我是個普通的學生。媽媽想我可能成為律師。送我去是一個犧牲。大蕭條，你知道大蕭條期間人們都沒有錢。現在他們好像有錢了。哦，是的，自戰爭以來。人們都在購買。費格斯·科爾比，你認識的，科爾比車行的，他給我看了名單，人們買新的奧爾茲莫比爾車和雪佛蘭車時要填寫表格。” “去讀大學時要注意飲食。那非常重要。大學裡的人容易吃含大量澱粉的食物，飽肚子又便宜。我認識一個女孩，在自己房間做飯，只吃通心粉和麵包。通心粉和麵包！我把自己的垮掉歸罪於食物，對大腦沒有營養。你要動腦筋就得給大腦補充營養。維生素B是有好處的。維生素B1、B2和B12，你聽說過吧？粗米里有，未精煉的麵粉裡也有——我讓你感到乏味了嗎？” “沒有，”我內疚地說，“沒有。” “如果你覺得枯燥，我很抱歉。我一說到這個話題就停不下來，我知道的。因為我想，我自己的問題——從小時候以來的所有問題——都和營養不良有關。學習辛苦，沒有給大腦補充。當然，我本來也不是很聰明，我從來不說自己聰明。” 我一直仔細地看著他，這樣他就不會再問有沒有讓我厭倦了。他穿著柔軟的燙好的黃色運動衫，領子開口。他的皮膚是粉色的。他和我所描寫的卡羅琳的哥哥一點兒也不一樣。我可以聞到剃須液的味道。想到他刮鬍子，臉上和其他男人一樣長鬍子，褲子裡有那個東西，都讓我覺得不可思議。我想像它蜷縮著，潮濕柔軟。他對我甜甜地微笑，有理智地談話；他能看出我在想什麼嗎？瘋狂一定有某種秘密，某種天賦的成分，某種我不知道的東西。 他在給我講老鼠，它們甚至拒絕吃白麵粉，因為裡面有漂白劑，化學物質。我點頭同意。越過他的頭，我看見福克斯先生從《先驅導報》大樓後門出來，把廢紙簍裡的東西倒到焚化爐裡，沉重緩慢地走回去。後牆上沒有窗子，有些痕跡，破損的磚，一條呈對角線蔓延的長長的裂縫，從中間稍上邊一點開始，直到靠近柴恩威商店的牆角處。 十點鐘銀行開門，對面街上的加拿大商業銀行和自治銀行。十二點半，公共汽車經過城市，從倫敦的歐文灣向南開。如果有人乘車，海因斯飯店前會掛起旗子。 博比·謝里夫談到老鼠和白麵粉。他妹妹的頭像懸掛在高中的大廳裡，靠近發出嘶嘶聲的飲水噴泉。她的臉固執，無動於衷，向下稍微傾斜，所以影子落在眼睛上。人們的生活，在諸伯利和其他地方一樣，枯燥簡單，卻又不可思議和深不可測——鋪著廚房油氈的深深的洞穴。 那時我從沒有想到，將來我會對諸伯利這樣貪婪，就像克雷格叔叔對詹肯灣一樣貪婪，誤入歧途地寫他的歷史。我想把事情寫下來。 我試圖列出名單。主街上下所有店舖的名單，主人、家人的名單，墓地石碑上的名字和下面的刻字。 1938年到1950年萊森戲院上映的電影清單，大致而言。紀念塔上的名字（一戰多過二戰）。街道的名字和它們的排列式樣。 對這些任務的準確性的希望是瘋狂的，令人心碎的。 沒有什麼名單可以包括我想要的，因為我想要的是最後的每一件事情，每一層話語和思想，樹皮或牆壁上的每一道光，每一種氣味，坑洼，痛苦，裂縫，錯覺，靜止地聚攏在一起——燦爛，持久。 目前，我還不太指望這個城市。 博比·謝里夫留戀地對我說著話，拿走我手上的叉子、餐巾和空盤子。 “相信我，”他說，“祝你好運。” 然後他做了對我做過的唯一特別的事情。他手裡拿著那些東西，踮起腳像跳舞的人一樣，像一個豐滿的芭蕾舞女。這個動作，伴隨著他優雅的微笑，似乎是一個笑話，與其說和我分享，不如說為我表現，它似乎有一個簡明的含意，程式化的意思——一個字母，或一個單詞，在我不認識的字母表裡。 人們的願望和他們的奉獻，是我想當然接受的東西，令我有點兒心煩意亂，似乎它們從來就不是我應得的。 “好的。”我說，沒有說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