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想，之後家裡會有一場談話。
真傷心，真可怕。 （我媽媽。）
本應該有監督的。輔導員到哪裡去了？ （我爸爸。）
要是我們再一次經過黃色的房子，也許我媽媽會說：“你記得嗎？記不記得你以前多害怕這房子？可憐的小東西。”
我媽媽有種習慣：對我在遙遠的嬰兒時代的種種毛病，她總是抓住不放，甚至可以說，如數家珍。
如果你還是個孩子，每一年，你都會變成一個不同的人。通常都是在秋天，當你丟掉暑假的困惑和懶散回到學校，升了一級的時候。這是你記錄變化最為明顯的時光。在此之後，你就不會記得哪年哪月在變化了，但是變化仍在繼續，完全一樣。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過去會從你身邊溜走，走得如此輕鬆，完全是自動流失。場景常常還未消失，已然不再相干。然後突然一個急轉彎，某樣東西遍地開花、處處湧現，想要得到關注，甚至還想要你做點什麼。雖然顯而易見，實在沒什麼可做的。
馬琳和沙琳。別人都以為我們絕對是雙胞胎。那幾年流行給雙胞胎起壓韻的名字，邦妮和康妮，羅納德和唐納德。另外，沙琳的帽子和我的很配。這種叫苦力帽的帽子是寬大的低頂圓錐形草帽，用一個結或者鬆緊帶系在下巴上。這個世紀後期，這種帽子在電視上越戰的鏡頭里就很常見了。西貢街頭騎自行車的男人戴著它們，走在路上的女人也戴著它們，她們的身後是被轟炸的村莊。
可能在那個時代——我是說我和沙琳露營的時候——大家說到亞洲苦力，不會覺得這種說法有什麼不妥，說黑鬼，或者說像個討價還價的猶太人，也不會覺得有問題。我那時十幾歲，還不會聯想這些詞彙的背景文化。
我們有這樣的名字，戴這樣的帽子，所以第一輪點名的時候，我們喜歡的輔導員——快活的梅維斯指著我們說：“嗨，雙胞胎。”我們還沒來得及解釋，她就已經在點別人的名字了。我們喜歡梅維斯，但是，我們更喜歡漂亮的輔導員保利娜。
不過在點名之前，我們就注意到對方的帽子，互相有了好感。否則的話，我們中至少一人，甚至可能兩人都會把全新的帽子摘下來，準備塞到床底下，聲稱是媽媽逼我們戴的，我們自己不喜歡，諸如此類的話。
我挺欣賞沙琳，但我不知道怎麼和她交朋友。夏令營的女孩，除了少數幾個稍微大一點以外，都是九到十歲的年齡。在這個年齡，大家已經不再像六七歲的女孩那麼容易交朋友、那麼容易出雙入對了。我只是簡單地跟在幾個女孩子後面，她們和我是一個鎮的人，但沒有一個是有特殊之處的朋友。我們進了一間還有空床的小木屋，我把自己的東西扔在棕色的毛毯上，聽到身後一個聲音在問我：“請問，能不能把我的雙胞胎姐姐旁邊的床讓給我？”
是沙琳。不知道她在和誰說話。木屋大概能住下二十多個女孩子。那個女孩回答，“當然行”，就搬走了。
沙琳用了一種奇特的腔調，逢迎、玩笑、自嘲，還有一種引人注意的興奮，如同鳴鐘的顫音。很明顯，和我相比，她不是一般地自信。她不是相信那個女孩一定會搬走，也不是強硬地說：“我先來的。”（如果她是那種家裡疏於教育的女孩——有些女孩就是這樣的，她們來這裡是由國際獅子會付的錢，或者是教堂支付的，反正不是她們的父母——她可能會這麼說：“趕緊上廁所去吧，省得屎拉在褲子上。反正我是不會走的。”）不是這樣的自信。沙琳的自信是，她相信她想要別人做什麼的時候，大家都希望這麼做，而不僅僅是同意她的要求而已。我本也有機會拒絕她，我可以說，“我不想當什麼雙胞胎”，然後不理她，收拾自己的東西。但是，當然了，我沒這樣。如她所料，我的感覺是受寵若驚。我看著她興高采烈地把包裡的東西倒了出來，有些東西掉在了地板上。
我只找到一句話說：“你已經曬黑了。”
“曬黑太容易了。”她回答。
一開始是找我們的不同之處。我們討論後發現，她曬了變黑，而我曬了就會長雀斑。我們的頭髮都是褐色的，不過她的顏色深一點。她的頭髮是波浪形，而我的頭髮則茂密如樹叢。我比她高半英寸，而她的手腕和腳踝粗一些。她的眼睛偏綠，而我的眼睛偏藍。我們一直熱衷於觀察彼此的不同之處，甚至把後背的痣和能看見的雀斑都列在了表格里，還有第二根腳趾的長度（我的第二根腳趾比大腳趾長，她的則短一些）。我們詳細地回憶了從小到大得過的病，種種意外事故，身體有沒有什麼部位修補或切除過。我們兩個的扁桃腺都摘除了——在那個年代，這是種普遍的預防手段——我們都得過麻疹、得過百日咳，都沒得過流行性腮腺炎。我拔過一顆上犬齒，因為它擋住了其他的牙。她的拇指被窗戶夾過，所以半月痕不完整。
我們把身體的歷史和特徵都整理完了以後，就開始講故事——家族的戲劇性事件、故事，以及區別所在。她是家裡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女孩。而我是唯一的孩子。我有個姑姑，高中的時候死於脊髓灰質炎。她有個哥哥加入了海軍。那是戰爭年代，所以我們在營火晚會上會唱《永遠的英格蘭》、《橡樹之心》、《統治吧，不列顛尼亞》，有時候會唱《永恆的楓葉》。我們生活的背景，是空襲、戰爭、沉船，雖然距離我們很遙遠，但是每天都在發生。每隔一段時間，不遠的地方也會有那麼一回軍事襲擊，很嚇人，又很莊嚴、很刺激。要是我們鎮或同一條街的某個男孩死了，他住的房子就算沒有掛花圈，沒有黑色的布簾，也會有一種特殊的沉重氣氛。使命完成，塵埃落定。儘管房子裡可能什麼特別之處也沒有，也許只是門口路邊停了一輛陌生的車，表明有親戚來，或者是牧師來這個失去親人的家裡坐一坐。
夏令營的一個輔導員在戰爭中失去了她的未婚夫。她佩戴著他的表。我們認定是他的表，就別在她的外套上。我們倒是願意為她難過，關心她，不過她嗓門尖利，頤使氣指，連名字都讓人討厭。阿爾瓦。
我們生活的另外一個背景是宗教。在夏令營，這個背景本來應該要強調的。不過，因為是加拿大聯合教會負責這裡，所以不像浸信會或聖經基督教會那麼喋喋不休，也不會像羅馬天主教會甚或英國國教會，有那麼多正式的認可儀式。大部分女孩的父母都屬於加拿大聯合教會。不過那些由教會付錢的女孩子，可能不屬於任何教會。聯合教會用的是它最為親切的民間方式，我們甚至都沒有意識到，他們對我們的要求只有晚上祈禱，吃飯時唱聖歌，還有每天半小時的特殊談話。這種談話就叫聊天，早餐以後的聊天。不過，即便是聊天的時候，也很少提上帝或是耶穌，說得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誠實品質、友好性情、純潔思想，要我們承諾長大以後不抽煙、不喝酒。沒有誰對此提出過異議，也沒有人中途退場，因為我們早就習慣了這種談話，而且溫暖的陽光下，坐在長椅上也蠻舒服的，一大早，我們還不想跳進水里，都嫌冷。
我和沙琳的這些事兒，即使是成年的女人也會做。也許她們不會互相數後背上的痣，不會去比較腳趾的長度，不過當她們相遇，感覺到彼此之間有一種不同尋常的惺惺相惜時，她們也會感覺到需要，需要了解重要的信息、重大的事件，不管那些事件是公開的還是私密的，以此填滿兩人之間的所有空白之處。如果她們感覺有這樣的溫暖和渴望，那麼她們幾乎不可能厭倦。不管說的是什麼瑣事和傻事，她們都會一起笑，也會笑她們揭露的自私、欺騙、吝嗇，以及純粹的惡。
當然，一切都需要非凡的信任。不過，這種信任的建立，可以只在片刻之間。
我曾經觀察過。圍坐在營火邊，攪拌樹薯粥的時候，或者因為傳說有野獸，剝奪男孩子們說話的機會，讓他們去樹林放哨的時候，這些漫長的時段就是開始的時間。 （我是個受過正規訓練的人類學者，雖然比較差勁。）我觀察了，但從來沒有參加過這種女性之間的秘密交換。也並非全然如此。有時候好像需要這麼做，我也裝作自己在參加。但是對方永遠能發現我的裝腔作勢，變得既茫然又警惕。
通常和男人交往，就不至於這麼謹慎。他們並不指望這樣的交換，對這種交換絕少有真的興趣。
我說的這種和女人的親密關係，不是情慾的，也不是情慾的最初階段。情慾的關係，我在青春期前也經歷過。情慾的關係，也會有信任，也許還會有謊言，可能會走向遊戲，總之不管有沒有性玩笑，都會有一段熱火朝天的短暫興奮，緊隨其後的則是不舒服、拒絕承認，以及厭惡。
沙琳告訴過我她哥哥的事兒，不過說的態度是一種真實的厭惡。就是參加海軍的那個哥哥。她去他的房間找她的貓，他正在對他的女朋友幹這種事兒。他們根本不知道她看見了。
她說他上上下下，啪啪啪啪。
你的意思是他們在床上互扇耳光？我問。
不是。她回答。是他的那東西進進出出的時候，啪啪啪啪。下流。噁心。
他光溜溜的白屁股上還有疙瘩。噁心。
我告訴她的是維爾娜。
回到我七歲的那年，我和爸爸媽媽住在一座當時我們叫作拼連住房的屋子裡。那時候，連棟式住宅這個詞可能還沒有。總之，那座房子不是平均分割的，維爾娜的外婆租了後面的房間，我家租的是前面的房間。房子很高，光禿禿的，很難看，刷的是黃色的漆。我們住的小鎮太小了，人口加起來也沒多少，不用劃分居民區。不過，實際上是有分區的，我覺得，我們的房子恰好位於體面地區和年久失修的地區的分界線上。我說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正好是經濟蕭條的最後時期。當然了，我估計那時候沒人知道經濟蕭條這個詞。
我爸爸是個老師，他的工作穩定，但是錢很少。我們另一頭的街道漸漸消失，那條街的房子屬於那些既沒有穩定工作，也沒有錢的人。維爾娜的外婆顯然有點錢，因為她說起領救濟的人，用的是十分輕蔑的語氣。我媽媽肯定和她爭論過，說那不是他們的錯。不過沒用。這兩個女人算不上親密的朋友，不過，有關怎麼安排使用晾衣繩，她們的態度真誠而友好。
這位外婆的名字是霍姆太太。有一個男人時不時來看望她。我媽媽說他是霍姆太太的朋友。
不過，實際上，每次他來的時候，媽媽都不讓我出門玩，所以我沒什麼機會和他講話。他長什麼樣子我都不清楚，不過我認識他的車，車是深藍色的福特V-8。我對車特別有興趣，可能是因為我家沒有車。
然後，維爾娜就來了。
霍姆太太說維爾娜是她的外孫女，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但是，從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她們中間隔著的那代人存在。我不知道是霍姆太太去把她接回來的，還是她的朋友用V-8把維爾娜送來的，總之，那是夏天，還沒有開學的時候，她出現了。我不記得她告訴過我她的名字，一般情況下，她不是個健談的人，我肯定也沒有問過她。從最早的時候起，我就對她有一種強烈的反感。在那時，我對其他人無論如何也沒有過這樣的感覺。我告訴媽媽我恨她。媽媽問你為什麼要恨她，她對你做什麼了？
可憐的東西。
孩子用恨這個詞來表達各種不同的感受，意思也許是他們嚇壞了。嚇壞了的意思不是他們擔心挨打。拿我自己的感覺來舉例吧，當你走在人行道上，一些大男孩喜歡騎自行車攔住你，沖你發出恐怖的怒吼。你害怕的不是對身體的傷害。好像我對維爾娜的恐懼，差不多是對詛咒或者陰暗企圖的恐懼。這種感覺，小孩子都會有，也許是因為一座房子的樣子，也許是因為一根樹幹，更多時候或許是因為霉爛的地下室、幽深的衣櫥。
她比我高很多，不知道她比我大多少。也許是兩歲，三歲？她瘦得皮包骨頭，骨架子那麼小，腦袋也那麼小，讓我想起蛇頭來。細密的黑髮平滑地蓋在這顆腦袋上，遮住了前額。我覺得她臉上的皮膚很暗沉，很像我家舊帆布帳篷的蓋布。她顴骨突出來的樣子，就像蓋布被風吹得鼓起來的樣子。她的眼睛永遠都在斜視。
不過，我相信，大家看見她的時候，不會覺得她的模樣有什麼地方特別招人討厭。實際上，我媽媽說她楚楚動人，或者說幾乎算得上楚楚動人。 （比方這麼說：“真可惜啊，她本來可以長得楚楚動人的。”）但僅僅就我媽媽從她的一舉一動中看到的而言，也沒法反對這種說法。她比她的實際年齡小得多。這是一種拐彎抹角的說法，指的是維爾娜還沒學過讀書寫字，也不會滑冰、打球，另外，她嗓音粗啞，而且不會壓低自己的嗓門，她的措辭奇怪地斷斷續續，好像這些詞兒結成了塊兒，卡在她的喉嚨裡。
她干擾我、毀掉我自己玩的遊戲的辦法，不是一個小女孩，而是個大女孩的辦法。一個年齡不小，但是沒有經驗、沒有權利，什麼都沒有的女孩，只有寧死不屈的決心，以及絲毫不明白自己並不受歡迎的無能。
孩子理所當然是一群保守得可怕的人，他們當機立斷地反對一切邊緣的、反常的、難以駕馭的東西。我是家裡唯一的孩子，備受溺愛，當然，也備受訓斥。我笨拙、早熟、羞怯，有自己私密的規矩和憎惡。我甚至討厭維爾娜頭髮上不停掉下來的賽璐珞髮夾，還討厭她老是想塞給我的紅綠條紋的薄荷糖。她會試圖追趕我，硬把這些糖塞到我嘴裡，以她獨特的斷斷續續的發音方式，吃吃吃吃傻笑個不停。直到現在，我還是不喜歡薄荷的味道。還有，我不喜歡這個名字，維爾娜。這個希臘名字是春天的美女的意思。我覺得它聽起來和春天沒什麼關係，也不像青草地，不像花環，不像穿薄紗裙的姑娘，更像一抹頑固的薄荷污漬、綠色的黏液罷了。
我也不相信媽媽是真的喜歡維爾娜，因為她天性中有些許偽善，還因為她決心不讓我快活，就裝作同情維爾娜。她要求我友善。開始，她說維爾娜不會待太久的，暑假一結束，她從哪裡來的，就回哪裡去。後來，維爾娜根本沒打算回哪裡去，她又告訴我一個令人欣慰的消息，說我們自己很快就搬家，友善的日子不長了。實際上，這時候距離我們真正搬家還有一年。最終，她耗盡了耐心，說我讓她失望，她從來沒有想到我的天性原來如此刻薄。
“她生來就是這樣，你怎麼能攻擊她長的樣子？這是她的錯嗎？”
這種話對我沒有意義。要是我有足夠的辯論技巧的話，我會說我根本沒有攻擊維爾娜，我只是希望她離我遠一點。不過，我本來就是在攻擊她，用不著質疑這到底是不是她的錯。不管我媽怎麼說，我的這種態度，其實多多少少和我住的地方、我生活的年代裡，周圍沒有說出口的看法是和諧的。即便是大人們，他們的笑容裡都藏有一種無法克制的滿足感，以及理所當然的優越感，每當他們說某人“太簡單”、“少根筋”的時候，我都能看見這種表情。我相信我媽媽就是這種人。私下覺得。
我開學了。維爾娜也上學了。她進了一個特別班，在學校操場邊上一幢特別的樓裡。這幢樓是鎮上學校最早的教學樓。不過在那個年代，沒人有時間研究城市志，沒幾年這樓就被拆掉了。樓裡面有一塊用牆隔出來的空間，讓學生休息時間聚在一起玩。那幢樓的學生，早晨上學比我們晚半個小時，下午放學比我們早半個小時，所以課間休息時，沒人會去騷擾他們。不過，因為他們都攀在牆上，看我們普通學校的操場到底有什麼，擠得太厲害的時候就會出事兒，會用尖叫、揮舞棍棒之類的嚇唬他們。我從來沒走近那地方，幾乎沒見過維爾娜。我是在家裡被迫應付她。
剛開始的時候，她站在黃房子的角落裡，看著我，我裝作不知道她在那兒。後來，她走進了前院，在我家的台階上佔個位置。她在那兒，我要是想去廁所，或者我冷了，就非得經過她身邊不可，而且還很近，很可能會碰到她，也許她會來碰我。
我從來沒見過哪個人能在一個地方待那麼長時間，而且眼睛只盯著一樣東西。常常盯的是我。
我有一個鞦韆，鞦韆掛在楓樹上，盪鞦韆的時候，我的臉要么衝著房子，要么衝著大街。也就是說，要么我和她面面相覷，要么她的目光讓我若芒刺在背，她甚至有可能過來推我一把。她老是推我一個趔趄。不過，這還不是最倒霉的。最倒霉的是，她的手指戳在我背上，真像一支支冰涼的針管，直接穿透了我的外套和里面的衣服。我還有一個遊戲是堆葉子、蓋房子。就是我用耙子耙，或者用手抱，總之設法把楓樹的落葉堆到一起，然後把樹葉拼成房子的圖樣。這裡是起居室，那裡是廚房，那一堆鬆鬆的是臥室裡的床，等等等等。這個遊戲不是我發明的。學校的看門人把落葉全部耙走燒掉以前，課間休息的時候，女孩子們都在操場上蓋房子，她們堆出來的房子更豪華，有時候甚至還會有點裝飾。
開始時，維爾娜只是看我在幹什麼，她永遠斜著眼睛的表情，在我看來，是一種莫明其妙的優越感。她憑什麼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後來就到了她行動的時候了，她走過來，抱起一團樹葉，大概是因為她自己也在猶豫，或者就是手笨，葉子漏得滿地都是。她抱起來的葉子，不是擱在一邊備用的那堆，而是從我房子的牆上抱走的。她把牆抱在懷裡走了幾步，扔進我整潔有序的房間裡。
我沖她大喊大叫，叫她住手。她彎下腰，想把她扔下來的樹葉重新抱起來，但沒辦法聚攏，乾脆又拋撒下來，等葉子全落到地上，她就開始傻乎乎地亂踢。我沖她吼，一點用也沒有，或許她把我的吼叫當成了鼓勵。於是我只好低頭朝她衝過去，正好頂在她肚子上。我沒有戴帽子，所以我的頭髮就碰在了她的羊毛衫或者是外套上。我的感覺是，我的腦袋撞在了一個堅硬而又臃腫的肚子的剛毛上。我喊叫著跑回家。我媽媽聽完之後說的話更讓我發瘋：“她只是想玩，但不知道怎麼玩。”
第二年秋天，我們搬進了另一座平房裡，我再也不用經過那座黃房子了。黃房子總是讓我想起維爾娜，似乎它也學會了她斤斤計較的算計，恐嚇似的斜視。黃顏色似乎正是侮辱的色彩，而那扇並沒有坐落在中間的前門，添了一分殘疾的感覺。
我們住的平房和這座黃房子只隔三個街區，就在學校邊上。我既然逃離了維爾娜，就忘記了小鎮的大小和生活的複雜性。有一天，我和學校一個同學在街上迎面碰到了她，我才明白這並不是真的，不全是真的。這回應該是我們誰的媽媽派我們跑腿做什麼事兒。我沒有抬頭看，不過我相信，擦肩而過的時候，我聽到了吃吃的笑聲，也許是高興，也許是因為認出了我。
同學的話頓時讓我覺得可怕。
她說：“我以前覺得這是你姐姐。”
“什麼！”
“我知道你們住在一起，所以覺得你們肯定是親戚。至少是堂姐妹。你們不是？不是堂姐妹？”
“不是。”
特殊班上課的老樓沒通過安全檢查，不能再用了，鎮裡就租用了聖經禮拜堂，學生們去那裡上課。聖經禮拜堂恰好就在我家的街角，過了馬路就是。維爾娜上學有兩條路可以走，她選擇了那條經過我家的路。而且，我家的房子離人行道只有幾英尺遠，所以，實際上，她經過的時候，影子都會落在我家的台階上。要是她願意，她可以把鵝卵石踢到我家的草坪上。除非我家的百葉窗拉上了，否則她就可以偷窺我家的客廳和門廳。
特殊班的上課時間這時候和普通學校一樣了。至少早晨一樣的，下午放學還是會早一點。學校也許覺得，他們在禮拜堂上課，就不會和普通學生擠在一條路上了；所以，這時候，我就可能在上學路上遇見維爾娜。我隨時隨地都看著她可能出現的方向，只要一看見她，就躲回家裡去，藉口說忘帶什麼東西，或者說鞋子磨腳、我得找一塊橡皮膏，再或者說我頭上的髮帶鬆了之類的。我不至於傻到說看見維爾娜了，我媽媽會說：“那又怎麼了？你怕什麼？她會吃了你？”
又怎麼樣呢？有污染？會感染？維爾娜看起來挺乾淨，挺健康。而且，基本上她也不可能上來就罵我、揍我、拽我的頭髮。不過，只有大人才會笨到以為她沒什麼力量。力量，再說了，這種力量也是特別針對我的。她的眼睛盯住的是我。至少我這麼覺得。彷彿我們之間有一種默契，這種感覺無法形容，也沒法解決。這種感覺固執得如同愛情一般，儘管在我看來，絕對更像仇恨。
我想，我討厭她，正如有人討厭蛇，有人討厭毛毛蟲，有人討厭老鼠，有人討厭鼻涕蟲。沒有什麼拿得出手的理由。她確實不會對我有什麼實際的傷害，不過，她能擾亂你的五臟六腑，讓你痛恨自己的生活。
告訴沙琳維爾娜的故事時，我們的聊天已經很深入了。除非游泳或者睡著的時候，我們才停得下來。維爾娜成了我的祭品，雖然並不是這麼拿得出手，相比沙琳哥哥抽動的、疙疙瘩瘩的屁股，沒有那么生動活潑、讓人噁心。我記得我和沙琳說，維爾娜的可怕之處，我沒法描述清楚。不過緊接著，我就開始描述，我感覺，我描述得應該還算不錯，因為為期兩週的夏令營就要結束的一個中午，沙琳衝進了食堂，臉上閃爍的是恐懼，以及一種奇怪的興奮。
“她就在這裡。她在這裡。就是那個女孩。那個可怕的女孩。維爾娜。她就在這兒。”
午飯吃完了，按規矩我們要收拾東西，把我們的盤子、碟子擱在廚房的架子上，然後當天值日的姑娘會拿走去洗。然後，我們會去糖果店排隊，糖果店每天中午一點鐘開門。沙琳剛剛就是回宿舍拿錢去了。她是個富人，因為有個企業家爸爸，所以她就馬馬虎虎，把錢隨隨便便放在枕頭里。我除非是游泳的時候，錢都是貼身放的。所有付得起錢的女孩子午飯後都要去糖果店買糖，把討厭的甜點味道清理掉。我們明明知道甜點難吃，但還都非要嚐嚐，想確認味道有沒有我們想得那麼噁心。木薯布丁，爛糊糊的烤蘋果，黏糊糊的奶油凍之類。所以，我第一眼看見沙琳這種表情的時候，我以為是她的錢被偷了。不過轉念一想，這種倒霉事兒不至於讓她的臉扭曲成這樣，她眼裡的震驚分明是種喜悅。
維爾娜？維爾娜怎麼會在這裡。認錯人了吧。
這天應該是禮拜五。夏令營還有兩天時間。我們還有兩天就要走了。最後我們才明白，夏令營也有個特殊營。在這裡他們也還是特殊的。他們過來和我們一起度過最後的周末。人不算太多，估計總共也就二十個，也不全是從我們小鎮來的，還有附近其他小鎮的。沙琳剛想清楚地告訴我怎麼回事兒的時候，一聲哨響，輔導員阿爾瓦跳到了椅子上，朝我們講話了。
她說，她知道我們肯定會盡責盡力地歡迎觀光客，也就是夏令營的新營員們。新營員帶來了自己的帳篷和自己的輔導員，不過，她們會和我們一起吃飯、游泳、遊戲，也要參加早晨的聊天。她說，她肯定我們會把這場相遇當成交新朋友的機會，語氣裡有我們已經熟悉的警告和叱責。
這些新來的人花了一會兒時間支帳篷，安排床位。有些人明顯毫無興趣，跑開了，輔導員只好連吼帶叫，把這些傢伙抓回來。這段時間我們正好自由活動，是休息時間，我們到糖果店買了巧克力、甘草糖、太妃軟糖，躺在舖位上吃。
沙琳一直說：“想想，想想。她在這裡啊。我簡直沒法相信。你覺得她是不是跟踪你？”
“可能吧。”我回答。
“你覺得我能不能把你藏起來呢？”
我們在糖果店排隊的時候，我一直低著頭，讓沙琳擋在我前面，不讓附近的特殊營員看見我。我飛快地偷看了一眼，我看見了維爾娜的後背。她垂下來的、蛇一般的頭顱。
“我們應該想辦法讓你喬裝打扮。”
根據我說出來的故事，沙琳大概以為維爾娜主動騷擾我。我想這也是真的吧，除了她的騷擾沒有這麼顯眼，比我能說出來的更加隱秘以外。現在，我就讓沙琳這樣想吧，反正這麼想會讓她更興奮。
因為我和沙琳一直處心積慮、躲躲藏藏，所以維爾娜並沒有立刻發現我。也有可能是因為她和其他特殊營的新營員一樣昏頭昏腦，不知所措，努力想搞明白自己到底來這里幹嗎。沒一會兒，她們就被帶到海灘的另一頭去上游泳課了。
晚飯時，我們在餐桌前唱歌的時候，她們排著隊進來了。
再後來，她們平靜地各自走開，散落在我們中間。她們全都戴著寫了名字的牌子。坐在我對面的那個叫瑪麗·埃倫，類似這個名字吧，她不是從我們小鎮來的。不過，我還沒來得及高興，就看見維爾娜在隔壁桌，她比同桌的女孩都高。不過感謝上帝，她和我坐的是同一個方向，所以吃飯的時候不會看見我。
她是那一桌最高的，不過也並沒有我記憶裡那麼高，沒有高得扎眼。大概是因為過去的一年，我的個子長得飛快，她也許已經不長了。
吃完飯，我們站起來收拾盤子。我一直低著頭，一眼也沒朝她的方向看。不過，我還是知道什麼時候她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什麼時候她認出了我，什麼時候她笑了，她嘴角下垂露出微笑，她的喉嚨發出那種古怪的吃吃聲。
“她看到你了。”沙琳說，“你別看。別往那兒看。我站在你們中間，走吧，往前走就是了。”
“她也朝這裡來了？”
“沒有。她站在原地，一直盯著你看。”
“笑？”
“有點。”
“我不能看她，太噁心了。”
剩下的一天半，她會怎麼迫害我？沙琳和我一直在用這個詞，實際上，維爾娜甚至根本沒有靠近我們。迫害。聽起來像是大人的法律腔。我們始終處於守望的狀態，彷彿我們被跟踪了，或者只是我被跟踪了。我們試圖把握維爾娜的動向，沙琳和我匯報她的態度、她的表情，等等等等。有兩次，我自己也冒險去打量她，不過得沙琳先告訴我：“好啦，現在她不會注意你的。”
這兩回，我看見的維爾娜都略微顯得沮喪，或者說慍怒、困惑？就像大部分特殊營的孩子一樣，她很茫然，不清楚自己在哪裡，她在這里幹什麼。有幾個孩子——當然，其中沒有她——跑到海灘另一頭的懸崖上，鑽進了全是松樹和杉樹的樹林裡，引發了一陣騷亂。還有幾個沿著通往公路的沙石小徑就打算出發了。所以輔導員召集我們開了個會，要我們看好我們的新朋友，因為我們比我們的新朋友熟悉這個地方。沙琳又捅了捅我的肋骨，當然，並不是因為她覺察到維爾娜有什麼變化，信心沒了、身材變矮了之類的消息，她只是持續匯報，匯報維爾娜狡猾的表情、邪惡的神態、討嫌的外表。也許沙琳說得對，維爾娜看見了沙琳，看見了我的新朋友、新保鏢，一個陌生人的出現是某種信號，告訴她一切都已經改變，她不再可以確定了。這種意識壞了她的心情，儘管我沒看見她心情不好。
“你沒告訴我她的手。”沙琳說。
“她的手怎麼了？”
“我從來沒見過這麼長的手指。她要是雙手掐住你的脖子，肯定能掐死你。肯定行。你說，晚上和她住在一個帳篷裡，有多恐怖呀。”
我說確實挺恐怖的。
“不過，和她一個帳篷的全都是白痴，不會注意的。”
最後一個禮拜天，發生了一種變化，夏令營的感覺完全不同了。並沒有激烈的事件，餐廳的鐘也在通常的開飯時間敲響，飯菜不比平時更好，也沒有更糟。休息時間到了。然後是遊戲時間，游泳時間。糖果店照常營業，我們也像往常一樣，聚在一起聊天。不過，你還是可以感覺到一種心神不寧、心不在焉的氣息，連輔導員都是這樣的。她們沒有像平時那樣，一堆斥責或者鼓勵的話就堆在舌尖準備著，而是大約會花上一秒鐘時間盯著你看，似乎在努力回憶自己平時會怎麼說。其實，這種變化自打特殊營到來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她們的出現改變了營地的氣氛。以前這裡是真正的夏令營，有自己的規則，還制定了獎罰制度，和學校或孩子們生活的任何環境一樣。而他們來了，每個角落都開始崩塌，充分暴露了它只不過是臨時的。表演而已。
是否因為我們看見特殊營員的時候，就想她們是不是真正的營員，然後發現其實根本沒有真正的營員？部分如此吧。不過，還有一部分是因為，夏令營就快結束了，夏令營的作息制度就要瓦解了，爸爸媽媽快來接我們回到日常生活裡去了，輔導員也要回去做她們的普通人，也許她們甚至不是老師。我們正處於一個即將被拆散的階段，這期間的友誼、敵人、競爭，在過去的兩個禮拜里活躍的一切，都要被拆散了。誰能相信這所有的一切，僅僅是兩個星期？
沒人知道該怎麼說，但是沒精打采的氣氛在我們中間蔓延，這是一種厭倦的壞脾氣，就連天氣表現的也是同樣的感受。過去的兩星期應該不是每天都陽光燦爛、無比炎熱，不過我們的印像大半是如此。而現在，禮拜天的早晨，不一樣了。禮拜天的早晨我們不是聊天，是祈禱。我們在外頭祈禱的時候，雲彩暗了。溫度沒什麼變化。要是非說有變化的話，應該是這一天的熱量更多。不過這一會兒，像是暴雨就要來了，而且，寂靜無聲。輔導員們，還有禮拜天特意從附近小鎮開車過來的牧師，都不時地抬頭看，擔心要變天。
確實掉了幾滴雨，然後就沒再下了。雨水就此結束，沒有下暴雨。雲朵稍微亮了一些，並不足以確保之後會陽光明媚，但足以保證我們的游泳不會取消。之後就不供應午飯了，早餐結束廚房就關門。糖果店的百葉窗也不會再拉開了。午飯時間，我們的爸爸媽媽就會陸續趕來接我們回家。會有一輛大汽車來接特殊營員。我們多半已經收拾好了東西，床單抽掉了，粗糙的棕色毯子疊好了，擱在床腳。這種毯子睡覺的時候總是潮乎乎的。
雖然我們都擠在木屋裡，嘰嘰喳喳地說話、換游泳衣，可是，木屋內部還是展示了它的短暫，以及憂傷。
海灘上也是一樣，沙灘上的沙子似乎比平時少，石頭則比平時多。沙子所在的那塊地方顏色是灰的。水看起來很冷，不過實際上海水挺暖和。然而，我們游泳的熱情已經消退，大部分女孩只是在水里漫無目的地跋涉而已。游泳輔導員是保利娜和一個負責特殊營的中年婦女，她們兩人只好沖我們拍手。
“快點。你們等什麼呢？今天是夏天的最後一次機會哦。”
有幾個女孩是游泳的一把好手，她們經常一下水馬上就朝木排游過去。還有一部分人游得不錯，我和沙琳就是這類，我們會往木排的方向遊，然後再轉身遊回來，證明我們至少能悶在水里游上兩碼的距離。保利娜一般都是立刻游到木排那兒，待在深水里看著大家，以防有人出事兒，還要保證所有營員都確實在游泳。不管怎麼樣，這個禮拜五，游泳的人還是比平時少，很多本應該遊的人沒有遊。保利娜也許是為了打氣，也許是因為氣惱，叫大家都下水去，不過她也只喊了這麼一句，然後自己就在木排周圍拍水，和幾個鐵打不動的游泳專家一起說笑去了。大部分女孩子還是在淺水區裡玩水，只遊了幾英尺或幾碼就坐在水里互相潑水，有些轉了個彎就去找空瓶子做漂流物了，似乎誰都對游泳不感興趣。特殊營的女輔導員站在水剛剛到她的腰的地方。不過，大部分特殊營員都在水沒有淹沒她們膝蓋的地方。這個輔導員裙裝式游泳上衣上的花甚至沒濕。她彎下腰，用手濺起微弱的水花，一邊笑一邊沖她的學生們說，好玩吧。
我和沙琳待的地方，水至多到胸口，我們沒有走到更遠的地方。我們和游得很差的女孩子們一起做做漂流瓶，懶洋洋地遊遊仰泳，或者蛙泳。沒有人訓斥我們吊兒郎當。我們試了試在水底睜著眼睛能遊多久。我們偷偷摸摸地游到對方身上，猛地趴到對方的背上。我們身邊也有一群這麼玩的人在大笑大叫。
我們游泳的這段時間裡，一些父母或者被派來接孩子的人已經到了，他們說自己沒有時間可浪費，所以他們要接的女孩子在水里就被點名叫走，這又導致了一些額外的緊張和混亂。
“看，你看。”沙琳說。她的聲音咕咕嚕嚕的，因為我剛剛把她按到水底下，她這才抬起頭來，濕淋淋的，還在吐水。
我看到了。維爾娜正在朝我們走過來，她戴了淡藍色的橡膠游泳帽，修長的手正在拍打水面，面帶微笑，表情像是，突然之間，她收復了對我的權利。
我沒跟上沙琳，我甚至都不記得我們是怎麼道別的了，我們到底有沒有道別都是個問題。我的印像是，我們的爸爸媽媽差不多是一起到的，我們匆匆忙忙鑽進各自的車裡，回到了以往的生活之中——我們又能怎麼辦呢？沙琳爸爸媽媽的車當然不會像我爸爸媽媽的車這麼破舊、嘈雜，性能還不可靠。不過，即使並非如此，我們也絕對不會想到要讓這兩對父母互相熟悉一下。大家，每個人，包括我們自己，都急於出發，遠離喧嘩——有人是因為丟了東西喧嘩，有人是因為看見了孩子喧嘩，有人是因為沒看見孩子喧嘩，有人是因為錯過了大巴喧嘩。總之，一片喧囂。
多年以後，一個意外的機會讓我看到了沙琳婚禮的照片。那個年代，婚禮的照片會在報紙上刊登，不光是小鎮，城市的報紙也會登。看見照片的時候，我正在多倫多布羅爾大街的一家咖啡館裡，一邊翻看報紙，一邊等一位朋友。
婚禮是在圭爾夫舉行的。新郎是多倫多人，畢業於奧斯古德法學院。他個子很高，也可能是長大後的沙琳特別矮。即使她的頭髮厚厚地盤在了頭頂——就是那個年代流行的精緻的鋼盔頭——也只剛有他的肩膀高。這種髮型讓她的臉看起來平淡無奇，像是被壓扁了似的。不過我記得是克婁巴特拉妝，眼睛描得很濃，嘴唇淡淡的。聽起來很怪，不過那個年代，這種樣子必然會被盛讚。而這一切讓我想起來的，只是她還是個孩子時下巴上長的滑稽的小腫塊。
她，報紙上說的新娘，畢業於多倫多的聖希爾達學院。
那麼，到聖希爾達學院上學，她肯定來過多倫多。她在的時候，我也在同一個城市，我在大學學院上學。某一個時刻，我們可能走在同一條街上，或者校園的小路上，卻從來沒能相遇。我不覺得要是她看見我，會故意不和我說話。我也不會躲開她。當然了，一旦我得知她在聖希爾達學院上學，一定會覺得自己才是個真正的學生。我和朋友們都覺得聖希爾達是淑女學院。
現在，我是人類學碩士，我已經決心永遠不要結婚，儘管不排除會有情人。我披了一頭長長的直發，我的朋友和我都喜歡嬉皮士的風格。相比現在，那個時候童年記憶更為遙遠，早已褪去了色彩，一點也不重要。
我本可以給沙琳寫信，請她的父母轉交，報紙上就有她父母在圭爾夫的地址。不過我沒寫。我覺得祝賀女人結婚這種事兒，偽善到了極點。
不過，也許是十五年後，她給我寫了信，請我的出版人轉交。
“我的老朋友馬琳，”她這樣寫道，“在《麥克林》雜誌上看見你的名字，別提有多高興了。一想到你寫了本書，我真是驚嘆不已啊。我還沒去買書，因為我們剛度假回來，不過我肯定會去的，而且一定會儘早看的。我剛剛翻了翻外出期間積攢下來的期刊，在上面我看到你的照片了，很有個性，評論也很有趣。我覺得必須要給你寫封信祝賀。
“你是不是已經結婚了，但還在用婚前姓寫作？你成家了嗎？給我寫信，告訴我你的生活吧。我傷心的是沒有孩子，不過我終日忙於志願者工作、園藝，或者和我的丈夫基特一起出海。永遠都有那麼多事情要做。我現在在圖書館工作，要是他們不訂你的書，我就擰斷他們的胳膊。
“我要再次祝賀你。我要說，我有點驚訝，但也不完全驚訝，因為我一直覺得，你可能會做一些特別的事情。”
這一次的來信，我也沒有回。似乎根本沒有意義。一開始，我沒有留心信結尾的“特別”這個詞，但後來想起來的時候，它彷彿是給我迎頭痛擊。然而我對自己說，她用這個詞沒有特別的意思，我如今依然相信這一點。
她提到的書，是我從一篇文章慢慢寫成的一本書。我一度失去了繼續寫這篇文章的興趣，開始寫另一篇，後來有空了，就當成業餘消遣再回頭繼續寫。自那以後，我和別人合著了兩本書，適時地滿足對我的期望，不過，我自己寫的那本，是唯一給我帶來一些外界關注的，更不必說來自同僚的批評了。現在，書已經不再印刷了。書名叫《偶像和白痴》，要是現在，這種名字絕對逃脫不了懲罰，甚至連我的出版人都很緊張，儘管他們也承認這個書名朗朗上口，容易記住。
我研究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的態度——我指的是那些不可能稱之為原始的文化背景——研究這些人對精神或者身體異常的人的態度。 “有缺陷”、“殘廢”、“遲鈍”這些詞彙當然都進了垃圾箱，也許有好的理由——不僅是因為這些詞表現出優越感，以及習慣性的不善態度，也因為這些詞並非準確的描述。這些詞彙忽略了這類人群身上豐富、精彩，甚至卓越的（至少算是特有的）力量。最有意思的是，除了迫害之外，其中還能發現一定程度的崇拜，有一系列的能力被歸咎（這個詞並非完全不准確）為神聖的、神奇的、危險的，或者說，有價值的。我能做到的全都做了，我做了歷史研究和當代研究，也涉及了詩歌、小說，以及宗教習俗的影響。自然，因為我的專業背景，大家批評我過度文學化，批評我引用的信息全部來自現成的書籍，但那時候我不可能跑遍全世界。我沒有得到任何資助。
當然，我能看清楚其中的關係。這種關係，我想可能沙琳也看出來了。很奇怪，那些事兒感覺是那麼地遙遠，那麼不值一提。它只是一個起點。那時候，對我而言，它和童年時代其他的事情差不多。因為從那以後的旅行、長大後的成就。安全感。
“婚前姓。”沙琳這麼寫。這種說法，我很久都沒有聽說過了。這種說法和“老處女”基本相當，聽起來貞潔又愁苦，明顯不適合我。早在我看見沙琳的婚禮照片前，我就不是處女了。當然，我也沒以為她是。並不是因為我有一群情人，其中大部分甚至也談不上是情人。和許多與我同齡的、沒有過一雌一雄單配婚姻生活的女性一樣，我知道數字。十六個。我敢肯定，很多比我年紀輕的女人，剛二十出頭就已經達到了這個數字，甚至可能十歲出頭。當然，收到沙琳的信時，總數沒這麼多。我不能（不能是真的），也不願意費心去算了。其中有三個重要的人，按年代順序排序，這三個人都排在前六位。我說這三個人“重要”的意思——哦不，只有兩個，這第三個人對我的重要性，遠遠大於我對他的重要性。我說的重要是指，和這兩個人在一起會有這樣的時候：你想把自己撕開，遠遠不只是身體的屈服，想把你全部的生活安全地和他的生活擱進同一個籃子裡。
我不讓自己這麼幹，不過只是勉強能做到。
可能是這樣的安全感不能完全說服我。
不久之前，我收到了另一封信。這封信是學校轉給我的。退休以前，我一直在大學教書。我從巴塔哥尼亞旅遊回來，發現這封信在等著我。那時候，我變成了一個吃苦耐勞的旅遊愛好者。信已經來了有一個月之久。
信是打印的——對此，寫信的人立刻表示了歉意。
“我的字寫得很難看。”他寫道，接下來，他介紹自己是“你的童年夥伴沙琳”的丈夫。他說他非常抱歉，非常非常地抱歉，給我帶來了一個壞消息。沙琳住在多倫多的瑪格麗特公主醫院，癌症已經從她的肺部擴散到了肝臟。可嘆她終生都在吸煙。她活的日子不長了。她並沒有經常和他提起我，不過這些年以來，只要她提起來，都是為我傑出的成就而高興。他知道她的內心是多麼地珍視我。現在，當她的人生走到盡頭之時，她熱切地想見我。她拜託他來找我。他說，也許童年的記憶是最珍貴的。童年的感情。無可比擬的深厚友情。
哦，她現在可能已經死了。我覺得。
不過，要是她已經——這就是我想問題的方式——要是她已經走了，我到醫院打聽打聽，也沒什麼風險。接著，我的意識，或者不叫意識，隨便叫它什麼好了，變得清晰了。我可以給他寫一張便條，說可惜我出門去了，不過我會盡快趕去。
哦別，最好別寫便條。他也許藉此便出現在我生活裡，為了向我表示感謝。 “夥伴”這個詞，讓我很不舒服。 “傑出成就”也是，另外一種不舒服罷了。
瑪格麗特公主醫院和我的公寓只隔幾條街。某個春光明媚的日子，我步行走了過去。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不先打個電話問問。也許我想讓自己覺得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在總台，我發現，沙琳還活著。對方問我想不想見她，我根本沒法說不想。
我在電梯間時依然在想，我現在還來得及轉身走，現在還沒到她樓層的護士站。也許我可以走出電梯，搭下樓的電梯。總台的接待員不會注意我的。事實上，我一轉身，她就在接待下一個人了，那時候就已經沒有註意我了。再說，就算她看見我走了，又有什麼關係？
我估計，我會感到羞恥。多半不是因為自己缺乏感情而羞恥，而是因為自己缺乏意志而羞恥。
我在護士站停下了腳步，護士給了我她的房間號。
那是一間私人病房。非常小的房間，並沒有明顯的醫療設備、鮮花或者氣球。事實上，起先我連沙琳的人都沒看到。一個護士面對床，彎著腰，床上似乎是一堆被子，沒有人在。這堆東西彷彿放大了的肝臟，我覺得。我希望自己趕緊跑掉。
護士站直了身體，轉過身朝我微笑。她身材豐滿，是棕色人種，聲音輕柔，有一種哄孩子的語氣。也許她來自西印度群島。
“你是馬琳。”她說。
這句話似乎讓她頗為愉快。
“她一直盼著你來。你走近一點吧。”
我走近了。我看見一個腫脹的身軀，一張嚴重毀壞的面孔，小雞似的脖子。對這個身軀來說，醫院的睡袍實在是太肥了。拳曲的頭髮還是褐色的，從頭皮上也就長出四分之一英寸的長度。哪裡也不像沙琳。
我以前也見過臨終的面容——我自己的父母，還有我害怕自己會愛上的男人。我不會為此感到震驚的。
“這會兒她睡了。”護士說，“她很希望你來。”
“她現在意識還算清醒？”
“清醒的。她只是睡著了。”
嗯。現在，我看出來了，是沙琳的模樣。哪裡？也許是一絲抽動的表情，自信頑皮地將一邊的嘴角隱藏起來的樣子。
護士用她快活而又輕柔的腔調對我說：“我不知道她還能不能認出你來。不過她希望你來看她，還給你準備了東西。”
“她會醒來嗎？”
聳聳肩。 “我們經常給她注射止痛劑。”
她拉開了床頭櫃。
“東西在這兒。她說要是你來晚了，就由我把東西給你。她不想讓她丈夫給你。你現在就來了，她會很高興的。”
一隻封好的信封，上面寫了我的名字。字母是大寫的，字跡搖搖晃晃的。
“不是她丈夫。”護士眨了眨眼睛，咧嘴笑了。難道她覺得有什麼古怪的？一個女人的秘密，一個舊愛？
“你明天再來吧。”她說，“誰知道呢？要是她醒了，我告訴她。”
一到樓下的大廳，我就打開了信封。沙琳的字寫得很規矩，不像信封上的字那樣張牙舞爪、潦草狂野。當然，她有可能先寫了便條，放進信封裡，然後粘好放起來，以為有一天可以親自交給我。後來，她才覺得有必要在信封上寫上我的名字。
馬琳。我之所以寫這張條子，是怕有一天我沒法親口和你說。請你答應我的請求。請去圭爾夫，去大教堂找霍夫斯德神父。永援聖母教堂。教堂很大，用不著名字也能找到。霍夫斯德神父。他知道該怎麼辦。這件事兒，我不能讓C幫我，也永遠不想讓他知道。霍神父知道，我告訴過他，他答應會幫助我。馬琳，求你幫幫我，謝謝你。和你沒有關係。
C，指的必然是她丈夫。他不知道，當然了，他肯定不知道。
霍夫斯德神父。
和我沒有關係。
我本可以一走到街上，就把紙團起來，扔掉。我確實這麼做了。我把信封扔掉了，風把它吹進了大學林蔭道邊的排水溝。然後，我才發現，便條並沒有在信封裡，還在口袋裡。
我再也不會去醫院了。我也不會去圭爾夫的。
她丈夫名叫基特。現在我想起來了。他們一起出海。克里斯托弗。基特。克里斯托弗。 C。
回到公寓樓，我發現自己搭電梯下了樓，到了車庫，而沒有上樓回家。我上了車，套上外衣，出門上了大街，朝加德納高速公路開過去。
加德納高速公路，427號公路，401號公路。這會兒，正是交通高峰時間，不是出城的好時機。我討厭這種時候開車，我很少在這種時間出門，沒有信心在這種情況下開車。還剩下半箱油，另外，我還得上個廁所。也許在米爾頓，我想。我可以停在公路邊，加滿油，上個廁所，再考慮考慮。這會兒，我除了繼續開車，沒別的辦法。朝北，然後再朝西。
我沒有下車。先經過了米西索加出口，接著是米爾頓出口。我看見公路的指示牌告訴我還有多少公里到達圭爾夫。我像往常一樣，腦子里大致換算了一下有多少英里，估計汽油夠用。我不給自己停車的理由是，太陽就要落下來了，越來越麻煩了。現如今，即使在最好的天氣，城市的上空也會籠罩一層霧霾。
我在圭爾夫轉彎以後才下了車，邁著僵硬、顫抖的雙腿去了衛生間。隨後，我加滿了油，付賬的時候順便打聽了大教堂的位置。方向不清楚，但是對方告訴我在一座山上，到了鎮中心，隨處都能看見。
顯然並非如此，儘管確實在哪裡似乎都能看見它。一個個精緻的尖頂從四座塔樓裡伸展出來，我以為它只是大，結果還挺漂亮。當然確實很大，對於這麼一座相對較小的城市來說，這肯定是最權威的主教座堂了。不過，後來有人告訴我，實際上，它並不是主教座堂。
這就是沙琳結婚的地方嗎？
不是，明顯不是。她當年參加的是聯合教會的夏令營，那個夏令營沒有天主教徒，倒是有不少新教徒。那麼，和C有關吧。不知道。
她也許悄悄地改了信仰。從那以後。
我及時地找到了到教堂停車場的路。我坐在那裡想我該怎麼辦。我穿著休閒褲、夾克衫。我覺得，到天主教堂——不是，是主教座堂——的要求是非常古典的，我不知道自己這一身是不是合適。我試圖回憶去歐洲大教堂參觀的時候，是不是不許露胳膊？頭巾？裙裝？
上了山，是一片輝煌的、尊貴的寂靜。四月，樹葉還沒有開始發芽，不過，掛在上空的太陽畢竟已經很明亮了。地上有一條低矮的雪堤，呈現出教堂前空地路面的灰色。
我身上的夾克衫，晚上穿太單薄了。或許是這裡的夜晚太涼了，風比多倫多大。
這個時候，教堂也許已經鎖門了。鎖上了，空蕩蕩的。
高大的前門看起來確實如此。我沒有爬上台階去試，我決定跟著兩個老太太，她們和我一樣老。她們是沿著長長的階梯從大路上過來的，看起來完全沒打算走這些台階，而是直接朝教堂一側的便門走去。
裡面的人更多，大概有二三十個，不過感覺他們不像來參加什麼活動。他們分佈在教堂前排的座位上，有的跪著，有的在聊天。走在我前頭的兩個老太太順手在一隻大理石聖水盆裡沾了沾手，甚至沒有抬起眼睛看看自己在幹什麼。她們沖一個正在佈置桌子上的籃子的男人打了個招呼，聲音也不算低。
“這天氣，看起來挺暖和，其實真夠嗆。”一個老太太說。男人說風快把鼻子刮下來了。
我看見了告解室。如同一座座獨立的避暑屋，像哥特式的玩具房，大量陰沉沉的木雕，深棕色的布簾。而其他的地方都閃閃發亮，光彩奪目。最高的弧形天花板是最神聖的藍色，底下的弧線和直立牆連接，用繪製著聖像的漆金徽章來裝飾。彩色玻璃窗在這會兒的陽光照耀下，變成了一塊塊的珠寶。我沿著側廊小心地往前走，想看一眼聖壇，可是，教堂的高壇在西面的牆上，那兒的光線太亮，照得我睜不開眼睛。縱然如此，我還是看見，窗戶的上方畫的是天使。一群天使，鮮豔、透明，純淨得如同光線。
這是最需要謹慎的地方。不過，這裡似乎沒有人小心翼翼。聊天的女人們確實是輕聲聊天，但並沒有輕到竊竊私語的地步。其他人事務性地點點頭、畫畫十字，就跪下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我也該忙自己的事兒了。我四處張望，想找一個神父，不過視線範圍內沒有。神父肯定也和其他人一樣，工作了一天；他們現在肯定已經開車回家，進了起居室或辦公室、書房，打開電視，鬆開衣領，拿了一杯喝的，心裡想的是晚上不知道有沒有好吃的。他們來教堂的時候，是來供職的。他們穿上法衣，準備主持儀式。或者彌撒？
或者是來聽告解的。問題是，沒有人知道他們在不在。他們的格子隔間，不是有他們自己進出的門嗎？
我得找個人來問問。那個在桌子上分籃子的男人，看起來不是光為了自己的事兒才出現在這裡的。他也顯然不像引座員。大家在這裡都是自己決定坐在哪裡、跪在哪裡的，有時可能會因為寶石一樣刺眼的光線乾擾，站起來再換個地方。我和他說話時壓低了聲音，以往我在教堂就是這個習慣。他沒聽清，只好叫我再說一遍。或許是因為困惑或尷尬，他猶疑不決地朝某間告解室的方向點了點頭。我應該非常明確，他才可能明白。
“哦，不，不，我是想找一個神父。有人叫我來找他。霍夫斯德神父。”
整理籃子的男人消失在側廊稍遠的一端，過了一會兒，他和一個神父一起回來了。這個年輕的神父矮胖結實，腳步輕快，穿了一件普通的黑色袍子。
他叫我到一個房間去。之前我沒注意到這個房間。實際上，也不是房間。我們走過了一段拱道——不是門廊，到了教堂後面。
“這裡方便談話。”他說著，給我拉過來一把椅子。
“霍夫斯德神父……”
“哦，不是我。我得告訴你。我不是霍夫斯德神父，他不在這裡，他在休假。”
有好一會兒，我都不知道怎麼繼續說下去。
“我會盡力幫助你的。”
“有一個女人，”我說，“她在多倫多的瑪格麗特公主醫院，快死了。”
“是啊，我明白，瑪格麗特公主醫院。”
“她請我來，我這裡有一張她寫的條子。她要我來找霍夫斯德神父。”
“她是這個教區的成員？”
“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她是不是天主教徒。她原來住在這裡，她是圭爾夫人。她是我多年未見的老朋友。”
“她什麼時候和你說的？”
我只好解釋，她沒有和我說過，她睡著了，不過她留了張條子給我。
“那你不知道她是不是天主教徒？”
他的嘴角有一塊開裂的潰瘍，他講話的時候一定很疼。
“我覺得她是，不過她丈夫不是。他也不知道她是吧。她不想讓他知道。”
我這麼說，想讓事情更清楚一些。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這樣。我有種感覺，神父可能很快就要煩了。 “霍夫斯德神父肯定都知道。”我說。
“你沒和她談談？”
我說她正在接受藥物治療。不過，她不會一直在接受治療，她一定有清醒的時候。我也強調了這一點，我覺得有必要強調一下。
“要是她希望做告解，你知道，瑪格麗特公主醫院就有神父。”
我想不出來還該說什麼了。我拿出字條，抹平了遞給他。我發現她的字跡沒有我想像得那麼正常。只是因為有信封上的字做對比，才可能覺得這些筆跡容易認出來。
他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誰是C？”
“她丈夫吧。”我擔心神父問我他的名字，然後再和他聯繫。不過，他只問了沙琳的名字。這個女人叫什麼名字，他問。
“沙琳·沙利文。”真是奇蹟，我記得她姓什麼。我又想了一下，確信我沒有記錯。因為這個姓太像天主教徒的姓了。這不是說明這位丈夫可能也是個天主教徒嘛。不過，神父也許會推斷這位丈夫墮落了，這樣的話，沙琳的秘密就容易理解了，她的便條也會因此變得急迫了。
“她為什麼只要霍夫斯德神父？”
“我想大概是有特別的事兒吧。”
“所有的告解都是特別的。”
他站了起來。我還是坐著不動。他又坐了下來。
“霍夫斯德神父正在休假。不過，他沒出門。我可以給他打電話問問，要是你非這麼堅持的話。”
“好的，謝謝你。”
“我不想打擾他。他最近情況並不好。”
我回答說，如果他的情況確實不太好，沒法開車到多倫多，我可以開車送他去。
“要是有必要的話，他的交通問題，我們會解決的。”
他朝四周看看，沒找到什麼能幫他的，便取下別在口袋上的鋼筆，打算在便條的空白處做點補充。
“我確定一下這個人的名字。夏洛特？”
“沙琳。”
在整個談話過程中，我沒有想過嗎？一次也沒有？你可能覺得，當我瞥見廣博的憐憫（即便有些小小的狡猾），我可能便崩潰了，崩潰是明智的。但是我沒有。不適合我。做過的事情都做過了。天使雲集，卻血淚斑斑。
我坐在車裡，沒想到要開發動機，儘管車裡凍得我直發抖。我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我知道我可以怎麼做：找到公路入口，加入奔向多倫多的永恆、燦爛的車流；或者，要是沒力氣開車的話，就找個地方過夜。大多數地方都提供牙刷，至少也會有台機器賣牙刷。我知道應該做什麼、怎麼做，但是我累了，太累了，沒有力氣做什麼。
湖面上的摩托艇本來離岸邊應該有些距離，特別是離我們夏令營的營區，以免摩托艇造成的水波妨礙我們游泳。但是，最後一個早晨，那個禮拜天的早晨，有兩艘摩托艇開始比賽，它們轉著轉著，就近了。當然沒有木排那麼近，不過已經足以掀起波浪。木排來回顛簸，保利娜提高了嗓門，她的叫聲中滿是斥責和驚恐。摩托艇的噪聲太大了，開摩托艇的人根本不可能聽見她的聲音。他們掀起了一個巨大的浪頭，浪花沖向岸邊，我們這些在淺水里的人也站不穩了，有的隨波浪起伏，有的失足跌進水里。
我和沙琳都沒站住。我們背對木排，因為當時我們在看維爾娜。我們站的地方，水大概沒到我們的腋窩。我們被水抬起來，同時又被扔了出去，這時候聽到了保利娜的尖叫。我們可能也像其他人一樣尖叫了，開始是害怕，後來是被浪頭淹沒再站穩的興奮。隨後的浪頭再也沒這麼大了，我們能控制好站著。
我們摔倒的時候，波浪把維爾娜捲了起來，朝我們的方向拋過來。當我們重新浮上水面，臉上掛著水珠、胳膊胡亂扒拉時，她就在水面下，四肢張開。四面八方都是尖叫、呼喊，浪頭變小了，尖叫反而變多了。錯過了第一次襲來的浪頭的，裝作被第二個浪頭打翻了。維爾娜的腦袋沒有鑽出水面，她現在不再遲鈍了，而是從容不迫，在水中輕盈得如同水母。我和沙琳的手碰到了她。碰到了她的橡膠泳帽。
要是我們在力圖保持平衡的時候，抓住手邊一塊不小的橡膠物件，根本沒發現它到底是什麼、我們到底乾了些什麼，這可能就是一場事故。我想清楚了。我覺得沒人會指責我們。小孩子們都嚇壞了。
是的，是的，不會知道我們乾了什麼。
這是真的嗎？是真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起初我們並沒有做任何決定。我們沒有互相看，然後決定做這件明明是有意識做的事兒。說有意識，是因為當維爾娜的腦袋想伸出水面的時候，我們的目光確實相遇了。她想把頭伸上來，如同鍋裡煮沸的團子。她的身體在水下徒勞無益地虛弱掙扎，這種時候只有腦袋知道應該怎麼辦。
我們可能沒抓住橡膠腦袋，橡膠帽子沒有防滑設計，沒有凸起的花紋。我還能清楚地記得它的顏色，蒼白乏味的藍色，不過我沒法描繪它的花紋——一條魚，一個美人魚，一朵花兒——花紋的脈絡壓進了我的手掌裡。
沙琳和我的目光落在了對方的身上，我們都沒有看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