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這種說法深信不疑。爸爸看著我、凝視我、注意到我，也只有過這麼一次。在此之後，他就接受了現實。
那時候，還不允許父親步入孩子出生的光榮舞台，也就是女人準備生孩子的地方，在那兒，產婦強忍住哭泣，或者大喊大叫地忍受痛苦。只有睡在病床上、躺在半私人或全私人病房的媽媽們收拾乾淨了，清醒了，蓋上了淺色的毯子，才會讓爸爸們見到。我媽媽有間私人病室，正如她在小鎮的地位一般，並且正好也親眼看見了未來事情會變成什麼樣。
我不知道爸爸站在育嬰室的窗戶外面凝視我，是在見過我媽之後，還是之前。我傾向於之後。這樣的話，當她聽到門外有他的腳步聲，腳步聲穿過她的房間時，她聽出來他腳下的怒火，但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不管怎麼樣，反正她給他生的是兒子。大家都覺得所有男人都想要兒子。
我知道他說了什麼。或者說，是她告訴我他說過的話。
“好大一塊碎豬肝。”
然後是：“你用不著想著把那東西帶回家了。”
我的臉有一邊很正常。我的全身，從腳趾到肩膀，也都很正常。我身長二十一英寸，體重八磅五盎司。一個結實、白皙的男嬰，雖然剛剛經歷了一趟尋常不過的旅行，皮膚可能還是紅通通的。
我的胎記不是紅色的，是紫色的。在我還是個嬰兒，還是個小小孩的時候，顏色很深，不過等我長大一些，就漸漸地淡下來了，雖然從來沒有淡到看不出來。迎面過來的人，第一眼看見的肯定是胎記。你要是從我幹乾淨淨的左臉那側過來，會嚇一大跳。胎記看起來就像有人把葡萄汁或顏料甩在了我臉上。飛濺上來一大塊，到了脖子那兒，變成了點點滴滴的形狀。它圍住一隻眼睛，然後繞著鼻子轉了漂亮的一圈。
“就因為如此，這隻眼睛的眼白看起來才這麼清澈可愛啊。”這是媽媽傻瓜語錄中的一句，雖然情有可原。她只是想讓我自己喜歡自己而已。更奇怪的是，因為沒有人和我說真話，所以我幾乎相信了她的話。
當然了，我爸爸終究沒辦法阻止我進家門。並且，我的存在，我的出現，理所當然地築就了父母之間的巨大裂痕。不過我很難相信以前沒有裂痕，至少有誤解，還有冰冷的失望。
我父親的父親沒有受過什麼教育，開了一家製革作坊，然後是一家手套廠。當時間進入二十世紀，財產漸漸縮水，不過，大房子仍然屹立在原地，園丁和廚師也還在。我父親上了大學，參加了兄弟會，每次提起時，他都說這是他人生的一段美好時光。手套廠破產以後，他進了保險公司。和上大學的時候一樣，他在我們小鎮是個公眾人物，高爾夫球打得很棒，還是個好水手。對了，我還沒說，我們住的是祖父蓋的維多利亞式房子，房子坐落在休倫湖的山崖上，面對夕陽。
在家裡，父親最活躍的特質就是仇恨和鄙視的能量。其實，這兩種情感是共生的。他仇恨並且鄙視一些食物、汽車的構造、音樂、演講禮儀、時尚服裝、廣播喜劇演員，後來又仇恨鄙視電視名人，還有慣常的種族和階級分類，不過在那個年代，這本來就是用來仇恨和鄙視的，儘管用不著像他那麼徹底。實際上，只要一出家門，他的大部分觀點沒有人和他爭論，不管是他的兄弟會夥伴，還是出海夥伴。我認為，正是他的激進給人們帶來了尷尬，同時也帶來了對他的讚賞。
直言不諱。別人就是這麼說他的。
顯然，製造出我這樣的產品，在他看來，簡直是每天一推開房間門就不得不面對的污辱。他自己一個人吃早餐，不回家吃午餐。早餐和午餐媽媽都和我一起吃，有時的晚餐也和我一起吃，餘下的時候和他一起。後來，我估計他們為此吵過架了，變成了我吃飯的時候她陪我坐著，她和他一起吃。
可以這麼理解，對他們的婚姻幸福，我是一點幫助也沒有。
不過，他們當初怎麼在一起的？她沒上過大學，她只能藉錢讀一所培訓學校，在她那個年代，老師就是從培訓學校出來的。她害怕出海，高爾夫也打不好。就算有些人說得不錯，她以前是個美女（人很難判斷自己的媽媽是美是醜），她的外表也不會是我爸爸喜歡的類型。他聊過他覺得是尤物的幾個女人，還有後來成了他甜心的女人。媽媽不是這類型的。她不塗口紅，戴的是單層胸罩，頭髮編成麻花辮盤在頭頂，額頭顯得更寬更白了。她的衣服永遠和時尚沒關係，多少有幾分沒形狀，過分地莊嚴——她是那種你覺得戴著上好的珍珠項鍊的女人，雖然我想她大概從來不曾真的戴過。
我似乎打算說的是，我猜想自己可能只是個藉口，甚至有可能是天賜良機；我成了他們之間現成的爭端，成了他們不可解決的問題，把他們扔回天然的分歧之中，實際上這樣的狀態下他們反倒舒服點。我在小鎮生活的所有年頭，都沒見誰離過婚，所以也許是想當然地認為，還有別的夫妻在一幢房子裡各過各的日子，還有別的男人女人已經接受了這樣的現實：他們之間的差異從來沒能彌補，有些話或行為從來沒得到過原諒，障礙從來沒能消失。
這樣的故事，接下來也毫不意外了。爸爸抽煙喝酒很厲害，當然，他的大部分朋友不管是什麼處境，大半也是這樣。爸爸五十多歲就中了風，幾個月後就死在了床上。當然，這段時間，我媽媽把他留在家裡，始終在照顧他，他並沒有變得溫柔一點、感激一點，反倒是一直污言穢語地辱罵她，不幸讓他更為激烈，反正對她來說什麼污辱都能解釋得過去。他呢，似乎非常地滿足。
有個女人在葬禮上和我說：“你媽媽是個聖人。”這個女人的面孔，我至今仍然記得非常清楚，不過忘記她的名字了。一頭白色的髮捲兒，塗了胭脂的臉頰，面容清秀，垂淚低語。我立刻開始討厭她。我板著臉。那一年我大學二年級，從來沒有參加，也從來沒有人請我參加爸爸的兄弟會。和我一起消磨時光的人，是一些想當作家、想當演員、有活在當下的智慧、致力於浪費時間的傢伙。他們是無情的社會評論家，橫空出世的無神論者。那時候，我對言行舉止像聖人的人毫無敬意。而且，誠懇地說，我媽媽也沒打算當聖人。她離那些虔誠的神聖觀念遠得很，所以對我也沒有這種要求，我每次回家，她從沒叫我去爸爸的房間說一言半語和解的話。我自己也沒去過。沒有和解的觀念，更別說什麼祝福。我媽媽可不是個白痴。
她曾經一心撲在我身上——我們倆都沒這麼說過，但我想在我九歲之前，就是這樣的。她一開始在家教我，然後把我送到學校去。上學，聽起來就像一個災難之源。備受媽媽寵愛的紫臉蛋的小傢伙，突然掉進了形形色色的奚落之中，遭受幼小的野蠻人無情的攻擊。不過，我的日子算不上糟糕，現在想起來，我也不清楚這是因為什麼。我個子高，身強力壯，也許這些幫了我的忙。不過我想，我家裡的氣氛和脾氣暴躁、粗暴無禮、互相憎惡的環境（即使這一切都來自於並不經常出現的父親）能讓其他任何地方都顯得合情合理、容易理解，哪怕這種理解並非積極主動的，只不過是被動接受。有沒有人努力對我好一點，這根本不是個問題。我的外號叫葡萄籽，不過反正每個人都有個難聽的外號。有個男生腳特別臭，每天洗澡都沒用，大家都叫他黃鼠狼，他高高興興地忍著。我過得不錯，我給媽媽寫信時語調滑稽，她的回信風格也頗為近似，她略帶諷刺地告訴我發生在小鎮或者教堂裡的事兒。我記得她描述了一場爭論，議題是為女士的茶會準備的三明治怎麼切才正確。她甚至試圖幽默地、不帶怨毒地描述爸爸。她稱他為神的恩典。
寫到這裡，我已經把我眼中的父親塑造成了一個畜生，而我媽媽則是拯救者和保護人，對此，我深信不疑。不過，他們並不是我的故事裡僅有的人物，家裡的氛圍也不是我唯一知道的。我現在說的是我上學之前的事兒。我認為是我生活中的大戲的事件，早已經在這座房子之外發生了。
大戲。這麼寫讓我覺得尷尬。我不知道這句話聽起來是不是像廉價的嘲弄，或許只是讓人厭煩的自以為是。但隨後我就想，你想想我是以什麼為生，難道不覺得我這麼看我的生活、聊我的生活很自然嗎？
我變成了演員。奇怪嗎？當然，讀大學的時候，我周圍的人都是戲劇社的活躍分子，最後一年我自己還導演了一齣戲。戲裡有一個經典笑話，創作來源是我本人，就是關於我是如何處理自己的角色的。用沒有胎記的半邊臉對著觀眾席，必須走過舞台的時候就倒退。不過，如此極端的手法其實沒有必要。
那時候，國家電台有一檔雄心勃勃的常規戲劇節目，每個禮拜天晚上都有。都是根據小說改編的。莎士比亞，易卜生。我的嗓音天生就有很強的適應能力，再加上一些訓練，變得更好了。所以我被錄用了。開始只是小角色，不過那時候電視把廣播擠得行將凋零，我卻幾乎每週都要上節目，所以我也有了一批忠實的聽眾，即使人數算不上眾多。有觀眾來信批評不良語言，反對提及亂倫（我們確實在某些希臘戲劇裡提過）。不過，並不像媽媽擔心的那樣有大量雪花般的來信指責我。每個禮拜天的晚上，媽媽都坐在收音機旁的椅子上，忠心耿耿，而且，憂心忡忡。
之後是電視行業。對我來說，相當於演藝生涯就此結束。不過，聲音給我帶來了好處，我得到一份播音員的工作，剛開始在溫尼伯，後來就回了多倫多。在過去二十年的職業生涯中，我每個週末的下午主持一個電子音樂節目。並不像大家通常以為的那樣，由我來負責精挑細選各類音樂。我對音樂的鑑賞能力有限。不過我訓練出一種令人愉快、略顯古怪、富有耐心的個人特色。節目組收到大量的觀眾來信。有的來自老人院、盲人之家，有的來自經常開長途車的人、正在無聊的出差路上的人、白天獨自在家做飯熨衣物的家庭主婦，以及正在用播種車耕作或耙松大片田地的農夫。信件來自全國各地。
等我終於退休的時候，溢美之詞奔流不息。他們寫信來表達他們的失落感，彷彿失去了一個親密的朋友，甚至是家庭成員。他們的意思是，這一檔固定時段的節目，讓他們這一周的另外五天都感到充實。時間被填滿，可靠，並且愉快，讓他們不再茫然，因此他們表達真誠的，也頗為難堪的感激之情。意外的是，我也有同樣的感受。我只好小心自己的聲音，不讓自己在節目中讀他們的來信時哽咽。
對節目的記憶，還有對我的記憶，迅速消失了。新的忠誠形成了。我休息得很徹底，拒絕主持慈善拍賣會，也沒有發表過懷舊演說。媽媽去世的時候，已經活到了壽星的年紀。房子我沒有賣，只是租了出去。現在我打算賣掉了，也已經通知了房客。我打算自己住一段時間，把這地方（特別是花園）整理出模樣再說。
這些年，我並不孤獨。除了我的聽眾以外，我還有朋友。也有女人。當然了，有些女人就喜歡和她們以為需要她們支持的男人交往——她們急不可待地帶你到處炫耀，作為她們自己慷慨付出的證明。我對這些女人保持警惕。這些年，我最為親近的女人是台裡的接待員，她是個明智溫良的人，和四個孩子一起生活。我們曾經覺得，等她最小的孩子離家之後，我們會搬到一起生活。但是她最小的孩子是個姑娘，她沒有離開家就有了個自己的孩子。於是，我們的期望，我們的關係，都漸漸消退。我退休回到老家之後，用電子郵件和她保持聯繫。我請她來看我，她突然宣布說她正在準備結婚，要去愛爾蘭生活。我實在是太過震驚，都被這個消息震翻了，沒有問她女兒和小嬰兒是不是也跟她一起去。
花園實在是又髒又亂。不過，我覺得待在花園裡比待在房子裡更輕鬆。屋子外頭還是老樣子，裡面的變化則翻天覆地。媽媽把後頭的起居室改成了臥室，食物儲藏間完全改成了洗手間。再後來，為了適合房客居住，放低了頂棚，裝上便宜的門，貼了幾何圖案的艷麗牆紙。花園就沒有這麼大的變化，只不過是疏於照顧。多年生長的植物仍然在野草中間蔓延。大黃苗圃有六十年或七十年曆史，比雨傘還大的撕破的葉子成了它的地標。六棵蘋果樹還在，掛著的小蘋果被蟲子蛀得坑坑洼窪，是什麼品種我也忘記了。我清理過的地面看起來那麼微小，但清理出來的野草和樹枝已經堆積如山了。必須要拖走，而且還得我自己花錢。城裡不讓放火燒落葉了。
以前，一個叫皮特的花匠照料我們的花園。我忘記他姓什麼了。他跛了一條腿，腦袋永遠歪向一邊，不知道是因為事故，還是中風的緣故。他幹活兒慢，但是心細，勤勤懇懇的。皮特似乎心情永遠都不好，媽媽和他說話的時候聲音柔和，以示尊重，她讓他留意下他照料不夠的苗圃，後來這些苗圃就有了變化。他討厭我，因為我總是在不該騎車的地方騎我的三輪車，還在蘋果樹底下搭我的藏身之處，大概也因為他知道我小聲罵他小人皮特。我也不知道這外號從哪裡來的，也許是從漫畫裡來的？
還有一個他嘰里咕嚕討厭我的理由，我剛剛才想到，奇怪的是以前從來沒有這麼想過。我們都是有缺陷的人，明顯都是身體遭受厄運的受害者。你可能以為這樣的人有共同話題，不過通常來說，他們沒有。有的事本來很快能忘記的，對方可能又提醒了。
不過，這我也不確定。媽媽把事情都安排好了，所以大部分時間，我似乎根本意識不到自己的情況。她聲稱她要在家裡教我，是因為我支氣管有毛病，而且一開始的兩年學校鬧傳染病，她要保護我不受細菌感染。有沒有人相信她的話，我不知道。何況，我爸爸的不友善，家里人人都有感受，我從來不覺得他是專門針對我的。
在這裡，我還得重複自己的話，我要說，我覺得媽媽做得對。對一個人明顯缺陷的強調、持續的刺激和成群結夥造成的壓力，會把尚且年幼的我抓住，讓我無處可逃。現在就不一樣了。對一個像我這樣忍受折磨的孩子來說，真正的危險是周圍的人小題大做，賣弄愛心，而不是嘲笑和孤立。或許對現在的我也一樣。那段日子也許正像媽媽一貫知道的那樣，從純粹的惡毒裡感受到的，更多是生活中的活力、智慧，以及人們種種似是而非的觀念。
大概二十年前，也許是更早的時候，我家的地界上還有另一座房子。我以為是一個小穀倉或者棚屋，皮特用它來放工具，有些我們暫時不用的東西，在最終確定處理方法之前，都放在棚屋裡。後來，皮特的工作被一對年輕活潑的夫妻——吉妮和弗朗茲接替，他們用自己的卡車運來了最新的設備，沒多久就把棚屋拆除了。再後來，他們轉行做園藝生意的時候，就讓他們十歲出頭的孩子們來除草，反正那時候，別的事情我媽媽也不想做了。
“隨它便吧。”她說，“這樣不就容易多了嘛。順其自然。”
話題再回到那座房子裡去——看看我，繞著主題轉來轉去，心裡惴惴不安。這座房子徹底變成儲藏室以前，曾住過人，最早住的是貝爾夫妻兩人，他們為我的祖父祖母工作，一個是廚師兼管家，另一個是花匠兼司機。祖父有一輛帕卡德，但他自己一直都不會開車。我出生之後，帕卡德和貝爾夫妻都已經不在了，不過大家還是把這座房子叫作貝爾小屋。
我小的時候，有幾年，貝爾小屋租給了一個叫沙崙·薩特爾的女人。她和女兒南希住在裡面。她原本是和丈夫一起來鎮上的，他當時剛當上了開業醫生，但不過一年左右，他就死於敗血症，她和孩子留在了小鎮上。正如大家說的，她沒有錢，也沒有朋友。意思就是，沒有人幫她，沒有人請她做客。某個時候，她在我爸爸的保險辦事處得到了工作，就搬進了貝爾小屋。我不確定這是在什麼時候，她們搬進去的時候我一點印像都沒有，也不記得是什麼時候小屋又空了。總之，那段時間，小屋重新粉刷成灰撲撲的粉紅色，我一直覺得這是薩特爾太太自己挑的顏色，就不覺得她還有可能住在別的顏色的房子裡。
我當然叫她薩特爾太太。但是我知道她的名字，而大部分成年女人的名字我並不知道。在那個年代，沙崙不是個普通的名字。我從主日學校裡知道，這個名字和一首聖歌有關。我媽媽之所以能同意我去主日學校，是因為主日學校監控嚴密，根本沒有休息時間。大家一起唱歌，聖歌的歌詞在屏幕上閃爍。我覺得，我們中的大部分孩子在還沒識字的時候，就從我們面前的詞句形狀，對這些詩篇有了些印象。
我沒想到屏幕的角落真的有一朵玫瑰，然後我看見了，我看見了一朵淡粉色的玫瑰花，花朵上方的光環，變成了沙崙的名字。
我的意思不是我愛上了沙崙·薩特爾。在我剛剛離開襁褓的時候，我確實戀愛過，我愛上了一個調皮的女僕，她叫貝西。她推著嬰兒車帶我去散步，我坐在公園的鞦韆上，她把我推得很高很高，我幾乎要從鞦韆架頂翻過去。後來，我又愛過媽媽的一個朋友，她的外套領子是天鵝絨的，她的嗓音感覺也像是天鵝絨。沙崙·薩特爾和愛沒有關係，她的嗓音不像天鵝絨，她也沒興趣給我展示什麼美好時光。她個子很高，很瘦，瘦得不像當媽的人，身上似乎一點曲線也沒有。她的頭髮是太妃糖的棕色，髮梢是金色，就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她也始終留著短髮。她的口紅是鮮亮的紅色，看起來很濃稠，像我在電影海報上看見的明星。在家的時候，她永遠穿著一件和服式晨衣，那副樣子總是會讓我想起某種有氣無力的鳥。鸛？鸛的腿挺像她的腿。大半時間，她都躺在沙發上抽煙，有時候為了讓我們或者是讓她自己開心，她就把腿伸直了，先伸一條，再伸另一條，把羽毛拖鞋甩到半空中去。她不和我們生氣的時候，聲音嘶啞粗糙，語氣談不上不友好，但也從來不是明智、溫柔或者斥責的，不是感情豐富、有點悲哀的，這些才是我對媽媽的通常印象。
你們這些白痴。她就這麼叫我們。
“出去，讓我安靜一會兒，你們這些白痴。”
我們跟著南希的玩具汽車在屋裡跑來跑去的時候，她躺在沙發上，煙灰缸就擱在她的肚子上。她到底想要多安靜？
她和南希的吃飯時間不規律，食物也很奇特。每回她到廚房去給自己做點心，回來的時候從來不會給我們端可可或者全麥餅乾。另外，南希用調羹從罐子裡直接舀和布丁差不多黏稠的菜湯，用手從盒子裡直接把大米麥片抓出來時，她也從來不管。
沙崙·薩特爾是不是我爸爸的情人？給她工作，給她粉紅的小屋，是不是免費的？
媽媽談起她時態度友善，有時也會提到她遭遇的悲劇，就是那位年輕丈夫的去世。她會叫我們的女僕給她送花園里新摘下來的土豆、莓子和豌豆。我記得最清楚的是豌豆。我記得沙崙·薩特爾躺在沙發上，用食指把豌豆一顆顆彈到半空中，說：“這東西有什麼用？”
“可以放在鍋裡加水煮。”我好心提醒她說。
“你不是開玩笑吧？”
至於我爸爸，我倒從來沒有看見他和她在一起。他去上班的時間挺晚，回家又早，然後就去玩他的各種體育活動。有些週末，沙崙搭火車去多倫多，不過每次她去的時候都帶著南希。南希回來後，會講述她的種種經歷，還有她看見的大場面，比如多倫多的聖誕大遊行。
當然，南希的媽媽也有不在家的時候，並未穿著和服躺在沙發上。可以假設這些時間她不是在抽煙或休息，而是在爸爸的辦公室工作。反正我從來沒有去過我爸爸的辦公室，那兒也絕對不是歡迎我的地方。
南希的媽媽上班的話，南希就得待在家裡，每到這種時候，愛發牢騷的科德太太就坐在廚房裡，聽廣播裡的肥皂劇，她不讓我們進去，自己把能吃的都吃了。因為我們一般都在一起，我從來沒有想過，媽媽其實可以一邊照看我，一邊照看南希，或者叫女僕看著我們，把僱科德太太的錢省下來。
現在我的印像是，只要是醒著，我們就在一起玩。大概是從我五歲開始的，一直到八歲半結束。南希比我小半歲。大部分時間，我們都是在室外玩，肯定有下雨的時候，因為我記得，要是在屋裡玩，南希的媽媽會生氣。我們得離菜園子遠一點，不要踩到花，不過我們一般都在蘋果樹底下玩，在一片漿果地上來來去去。還有小屋一頭的一塊荒地，德國人來的時候，我們的防空洞就蓋在這裡。
我們的小鎮北邊有一個訓練基地，真正的飛機一直在我們的頭頂盤旋。有一次飛機墜毀，讓我們失望的是，飛機掉進了湖里。因為這些戰爭的跡象，我們把皮特想像成了一個納粹，而不僅僅是小鎮的敵人，還把他的割草機想像成坦克。有時候我們爬到野蘋果樹上朝他扔蘋果，站在樹下就看不見我們。他跟媽媽告一回狀，媽媽就會少帶我們去海灘玩一回。
去海灘的時候，她常常帶著南希。我們不是去我家房子下面的山崖，那裡是一片海水湧來湧去的沙灘。我們去的是另一片要開車去的小沙灘，那裡沒有吵吵鬧鬧的游泳者。其實，她教過我們游泳。南希比我膽子大，這讓我很生氣，所以有一次我把她扔到撲過來的海浪裡，一屁股坐在她腦袋上，她屏住呼吸亂踢一氣，殺出一條生路來。
“南希是個小姑娘。”我媽媽批評我，“她是個小姑娘，你應該像對妹妹一樣對她。”
我其實就是這麼對她的。我從來沒覺得她是個弱者。她確實比我小，但是，有時年齡小是優勢。我們一起爬樹的時候，她可以像猴子一樣在樹枝之間盪來蕩去，而我就不行，我太重了。有一次我們追來追去（我不記得為什麼追了），我一攔住她，她就一口咬在我胳膊上，咬出了血。這一回我們被分開了，大概分開了有一個禮拜的時間。不過，很快我們就從一開始的怒目而視，轉為急切盼望、苦苦哀求，所以禁令就解除了。
冬天的時候，哪裡都可以玩了，我們堆雪碉堡，用柴禾來佈置碉堡，我們的軍火庫裡裝滿了雪球，誰過來就砸誰。實際上沒人過來，這條街是條死巷。我們只好自己堆一個專門用來挨揍的雪人。
要是大雪天出不了門，就在我家由媽媽帶著我們玩。萬一爸爸頭痛躺在床上，我們只好安靜點，媽媽會給我們讀故事書。我記得是《艾麗絲漫遊奇境記》。聽到艾麗絲喝了一種水，越長越大，卡在兔子洞裡出不來了，我們都給嚇壞了。
也許你想知道的是性遊戲。沒錯，我們也會做性遊戲。在額外炎熱的某一天，我們紮好了帳篷，躲在裡面，我忘記是怎麼回事兒了，總之帳篷就在小屋的後頭。我們蜷縮在裡面，有意識地互相摸索。帳篷有一種色情但並不成熟的氣味，如同我們脫下的內衣褲。各種瘙癢的感覺讓我們興奮，不過，沒一會兒，就不對了。我們渾身發癢，汗淋淋的，迅速萌生了羞恥感。鑽出帳篷的時候，感覺竟然是從未有過地疏遠，並且奇怪地厭倦了對方。我不記得有沒有類似的事情，是不是同樣的後果。反正，要是有也沒什麼奇怪的。
如今，南希的臉我已經記不清楚了，沒有她媽媽的臉記得清楚。我想她的樣子和她媽媽是一樣的吧，至少遲早會一樣的。金黃色的頭髮自然地變成棕色，但是因為在太陽底下曬得太久，有些褪色。膚色是玫瑰色，甚至差不多是紅色。是了，我看見她的雙頰通紅，簡直像蠟筆塗過。這也是因為夏天在戶外待的時間太久。陽光的力量是巨大的。
不用說，在我家，除了特意說可以讓我們玩的房間，其他房間不給進去。我們做夢都別想上樓去，也休想下樓去地下室、去前廊或者去餐廳。然而，在南希家的小屋裡，除了南希媽媽想靜悄悄地待著的地方，或者科德太太黏著收音機的地方，哪裡都是可以的。每當下午的炎熱連我們都受不了時，地下室是個好地方。台階邊沒有扶手，我們可以互相挑釁，看誰敢跳，一步一步跳下去，直到跳到堅硬的泥地上。厭倦了互相挑釁，就爬到舊帆布床上蹦來蹦去，裝出用鞭子抽馬的樣子。有一回，我們從南希媽媽的煙盒裡偷了一根煙（主要是不敢多拿），想試試抽煙的滋味。南希抽得比我好，因為她比我有更多機會練習。
地下室還有一個老式的木製梳妝台，上面擱了幾罐油漆和清漆，大部分都乾掉了。一堆乾硬的刷子、攪拌棒，還有用來調試顏色和清洗刷子的木板。少數幾罐漆的蓋子還扣得挺緊，挺難撬，開了以後我們發現油漆還能攪拌均勻。我們把刷子放進油漆裡，花了點時間把刷子弄松，然後把沾著油漆的刷子往梳妝台的木板上砸，砸了個亂七八糟，還是沒見到多少顏色。不過，我們發現一瓶松節油，這下效果就好多了。猪鬃刷子可以用了，我們可以刷了。感謝媽媽，這時候我已經學會一些拼寫了。南希也會，她剛上完了二年級。
“寫完之前不要看。”我對她說，把她稍微推遠了點。我已經想好我要寫什麼了。反正南希也正忙著在一罐紅漆裡攪她的刷子。
我寫的是：納粹有售。
“現在看吧。”我說。
她早就轉身背對我了，這會兒正拿著刷子對著自己揮過來揮過去。
她回答說：“我很忙。”
她回過頭來面朝我，臉上塗滿了紅油漆。
“現在我和你一樣了。”她說著，把刷子往下拉，紅漆一直刷到了脖子上，“現在我和你一樣了。”她聽起來很興奮，我以為她在嘲笑我，其實她的聲音充斥的是滿足感，彷彿她達成了畢生的心願似的。
現在，我必須得試著解釋接下來的幾分鐘發生的一切。
第一反應是，她看起來真可怕。
我不相信我的臉上有哪裡是紅的。根本沒有。半邊臉上是胎記通常的顏色——紫色。而且，我說過了，我覺得隨著年齡的增長，顏色漸漸地淡了。
不過，在我心裡，我看見的顏色不是這樣的。我心裡覺得，我的胎記是柔和的褐色，如同老鼠皮毛的顏色。
我媽媽沒有誇張地不讓在家裡擺鏡子，沒做過諸如此類的蠢事兒。不過至少可以把鏡子都掛得高高的，讓孩子看不到鏡子裡的自己。洗手間的鏡子就是這樣的。唯一能讓我輕鬆地看見自己的，是掛在前廳的鏡子。白天室內頗為晦暗，到了晚上就有了微弱的燈光。一定是因為這面鏡子，我才以為我的半邊臉是這種陰暗的、溫和的顏色，是如同老鼠皮毛一般的陰影。
我一直是這麼想的，所以南希的紅油漆成了一種巨大的污辱、一個惡毒的玩笑。我用盡全身的力氣把她往梳妝台一推，自己奪路奔上台階。我想我是想找一面鏡子，或者找個人，讓這個人告訴我她錯了。只要有人確認我的想法，我立刻恨死她。我要懲罰她。不過在那會兒，我沒有時間盤算怎麼懲罰她。
我從小屋跑出去，雖說是禮拜六，不過我沒看見南希的媽媽。我砰地關上紗門，在沙礫小路上狂奔，然後跑上了劍蘭叢中的石板小徑，我看見媽媽從陽台上的柳條椅上站了起來。她平時就坐在那裡看書。
“不是紅的！”我嚥下憤怒的淚水，喊道，“我不是紅的。”媽媽震驚地下了台階，但還是太遠，她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緊接著，南希就從小屋裡跑出來，昏頭昏腦地跟在我後面，塗著一張鮮豔的臉。
我媽媽明白了。
“你這個討厭的小畜生。”她衝南希吼道。我從來沒有聽過她發出這樣的聲音，尖利、狂亂，並且顫抖。
“你別過來。你敢過來！你這個壞姑娘！你有沒有一點起碼的同情，你有嗎？沒人教育你……”
南希的媽媽從屋裡出來了，一頭濕淋淋的頭髮擋在了眼睛上面，用手按著浴巾。
“老天爺，這兒連洗個頭髮也不得安寧……”
我媽媽沖她繼續吼。
“別在我和我兒子麵前說這種話……”
“哎呀呀呀。”南希的媽媽馬上就回答，“我就听到你大喊大叫……”
我媽媽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我——在——大——喊——大——叫。我只不過在告訴你那個沒良心的孩子，以後我家不歡迎她。這個殘忍的、惡毒的孩子，她竟然嘲笑我可憐的兒子，就因為他自己也沒辦法的缺陷！你什麼也不教她，連點禮貌也不教她，我帶她去海邊，她連道謝都不會。她連'請'、'謝謝'都不會說。也難怪，有這麼一個裹了塊毛巾就開始晃來晃去炫耀的媽媽……”
媽媽的話滾滾而來，彷彿一股憤怒、痛苦、掙扎的洪流傾瀉出來，將無休無止地繼續下去，儘管這時候，我已經拽住了她的衣服，說：“別，別這樣。”
這下更糟了。媽媽的話咽到了肚子裡，眼淚卻流了出來。她身體顫抖，聲音哽咽。
南希的媽媽把濕頭髮從眼前撩開，站在那兒看。
“有件事兒我得告訴你。”她說，“你要是再這樣下去，他們會把你送到瘋人院去的。你說，丈夫恨你，兒子長了張亂七八糟的臉，我怎麼幫你？”
我媽媽用雙手摀住腦袋，叫喚道：“哦！哦。”疼痛彷彿吞噬了她。那時候，家裡的女僕叫維爾瑪。維爾瑪從屋裡出來，來陽台上看到底出了什麼事兒，她說：“太太，太太，別這樣。”然後，她提高嗓門呵斥南希的媽媽。
“你省省吧，回你自己屋裡去，噓！”
“哎呀，你別急，我肯定會回去的。不過，你以為你是誰啊，你管我？給一個瘋女人幹活，滋味兒怎麼樣啊？”接下來，她又去吼南希。
“上帝！我怎麼把你洗乾淨？”
說完這句話，她放大了聲音，讓我聽清楚她說什麼。
“他還要吃奶呢，看看他掛在老女人身上的樣子。你以後不許和他玩了。老女人的小屁孩。”
維爾瑪和我各站一邊，試圖安慰我媽媽，讓她回屋裡去。她沒有再發出那種奇怪的聲音，挺直後背，用一種不自然的快活聲音說話，以便讓小屋裡的人聽到。
“把剪刀給我拿來，維爾瑪。我要剪剪劍蘭了，有些花兒都已經敗掉了。”
不過，等她住手的時候，劍蘭倒了一路。沒有一株是站著的，不管是枯了的，還是正在盛開的。
正如我之前所說，這件事兒一定發生在禮拜六，因為南希的媽媽在家，維爾瑪也在我家，禮拜天維爾瑪是不來的。到了禮拜一，或者可能更早，我知道小屋已經空了。維爾瑪也許在公共俱樂部找到了我爸爸，也許在綠地上，誰知道在哪裡，總之他回了家，起初很不耐煩，非常粗魯，沒一會兒也就服從了。服從指的是讓南希和她媽媽搬走。我不知道她們去了哪裡。也許他把她們安置在某個酒店裡，然後再找地方給她們住。我相信，搬家對南希的媽媽來說，沒什麼可大驚小怪的。
我漸漸地明白了這個事實，我再也沒機會見到南希了。剛開始，我生她的氣，並不在乎。後來，只要我一打聽她去哪裡了，媽媽就含糊其辭，她再也不願意回想那個痛苦的場面了，不管是我的痛苦，還是她的痛苦。可以肯定的是，就在那段時間，她開始認真地考慮送我去上學。我想，就是那年秋天，她送我去了萊克菲爾德學校。也許她覺得但凡我習慣了男生的學校，對女伴的記憶就會越來越淡，漸漸覺得不值得，甚至有些可笑。
爸爸葬禮後的第二天，媽媽讓我吃了一驚，她居然問我願意不願意帶她去幾英里外湖邊的一家餐館吃飯。實際上，明顯是她要帶我出去吃飯。她想找個沒有熟人的地方。
“我就是覺得，我一直被關在這房子裡。”她說，“我需要新鮮空氣。”
在餐館裡，她謹慎地四下打量，然後宣布說，沒有她認識的人。
“你陪我喝杯酒？”
難道開車來這麼遠的地方，只是為了在公共場合喝酒？
我們點的酒上來以後，她說：“我覺得有件事兒應該讓你知道。”
這種話，大概是誰都最不願意聽到的。通常來說，你應該知道的，往往都是你難以承受的，這種概率很大。而這一切，其實只是一種暗示：其他人都不得不背負負擔的時候，你卻得到了輕鬆的豁免。
“我爸爸不是我的親爸爸？”我回答，“太棒了。”
“別傻了，你還記得你的小伙伴南希嗎？”
其實，有一會兒，我根本想不起來南希是誰，之後，我說：“有點印象。”
這一回，和媽媽的談話似乎需要技巧。我要讓自己的心情保持愉快，俏皮，而且不為所動。她的聲音，她的表情，都有些隱隱的悲傷。她從來沒有抱怨過自己的痛苦，但是在她告訴我的故事裡，有很多無辜的人、受虐待的人，有如此之多的暴行，我打算轉身離開這一切，至少帶著一顆更沉重的心靈，回到我的朋友和我幸運的生活裡。
我不會合作的。也許她想要的，不過是看見同情的跡象，或者是溫柔的動作。我不會滿足她的。她是個過分敏感的女人，並沒有因為歲月而受些許污染。但是，我退卻了，彷彿感覺到沒完沒了的悲苦的危險，這是一種會傳染的氣質。特別是，我要避免一切可能，不要讓她提到我的痛苦。我覺得她彷彿特別熱衷於提這些。她是我無法擺脫的鐐銬。我不得不承認，從在子宮裡發育開始，我就和她息息相關。
“要是你一直在家，可能早就知道了。”她說，“這事兒就發生在我們送你去學校前不久。”
南希和她媽媽住在了一間公寓裡，公寓也是我爸爸的，就在廣場那兒。一個明亮的秋天的清晨，南希的媽媽偶然發現，她女兒在浴室裡，把一把剃須刀割進了自己的臉頰。地板上，水池裡，南希身上，這裡，那裡，到處都是血。可是，她沒有住手，也沒有叫疼。
我媽媽怎麼會知道？我只能猜是整個城鎮到處都在流傳這個故事，本來是想隱瞞的，但是實在太過血腥了——就是字面意思，不要想細節。
南希的媽媽用浴巾裹住她，不知怎的把她送到了醫院。那時候，還沒有救護車。她可能是在廣場上找到一輛過路的車。她為什麼沒給我爸爸打電話？沒關係，反正她沒打就是了。傷口不深，流血也不算過多，儘管血四處飛濺。沒有傷到重要的血管。整個過程中，南希的媽媽一直在訓斥她，問她大腦有沒有問題。
“看看我的命。”她不斷地說，“有你這麼個孩子。”
“毫無疑問，要是那時候有社工，”我媽媽說，“這個可憐的小東西會有兒童救助病房的。”
“就是臉上。和你一邊。”媽媽說。
我想保持沉默，裝作聽不懂她說什麼，可是，我不得不開口。
“她滿臉都是油漆。”我回答。
“沒錯。這回她小心多了。她只割了半邊，盡量讓自己看起來像你。”
這下，我不再克制自己了。
“要是個男孩，可能就不一樣了。一個女孩，這樣的事兒太可怕了。”
“如今的外科大夫厲害著呢。”
“嗯，也許行吧。”
隔了一會兒，她說：“這麼深的感情。孩子居然有。”
“長大就沒了。”
她說她不知道她們怎麼樣了，孩子和媽媽的情況都不清楚。我一直都沒問過，她挺高興的，因為她不希望在我尚且年幼的時候，告訴我這麼痛苦的事兒。
我不知道這件事兒和其他事兒有什麼關係，不過，我不得不說，媽媽在她非常高壽的時候，人徹底地變了，變得粗鄙、沉溺於幻想之中。她聲稱我爸爸是個偉大的情人，而她自己則是一個“漂亮的壞女孩兒”。她宣稱我應該娶“那個割臉的女孩”進門，因為我們兩個人中，誰都不會因為對方乾了什麼好事嘲笑對方。她咯咯直笑，說，因為你們兩個都亂七八糟的。
我同意。從此以後，我相當地喜歡她。
幾天前，我被一隻黃蜂叮了，當時我正在一棵老蘋果樹下面清理腐爛的蘋果。正好叮在我的眼瞼上，眼睛立刻就睜不開了。我一隻眼睛看路，開車去了醫院。被叮的眼睛在我“好”臉的那邊。醫生竟然要我在醫院過夜，因為一打針，兩隻眼睛就都得用繃帶扎上，防止能看見的眼睛疲勞過度。我度過了一個不平靜的夜晚，老是醒來。當然，醫院從來都不可能真的安靜，就在這段短暫的、看不見東西的時間裡，我的聽力似乎更敏銳了。腳步聲在病房裡響起來的時候，我立刻感覺到是一個女人。而且，我有一種直覺，她不是護士。
不過，當她說，“太好了，你還醒著。我來給你讀了”時，我以為我肯定搞錯了，她到底還是個護士。我伸出一隻胳膊，以為她是來讀生命體徵參數什麼的。
“哦，不是的。”她的聲音低低的，語氣頗為堅定，“我是來給你唸書的，如果你願意聽的話。有時候人在床上躺的時間太長了，眼睛又不能睜著，就會希望聽人唸書的。”
“他們選，還是你選？”
“他們選。有時候我也會建議。有時候我提議讀《聖經》故事，他們能記得的故事。或者他們小時候聽的故事。我帶了一堆書呢。”
“我喜歡詩。”
“你聽起來一點也不積極。”
我確實不積極，我知道是為什麼。我自己有在廣播里大聲朗誦詩歌的經驗，也聽過別的受過訓練的嗓音在廣播裡朗讀，有些朗誦風格我覺得很舒服，有些我簡直是深惡痛絕。
“那我們做個遊戲吧。”她說，聽起來好像我和她解釋過了，事實上我沒有。 “我給你讀一兩行，然後我停下來，看你能不能背出下一行，行嗎？”
我突然意識到，她可能非常年輕，急切地需要認可，需要在工作上獲得成功。
我說行。不過不要古英語，我說。
“國王坐在鄧弗姆林城堡之中……”她以詢問的語氣開始了。
“喝著血紅的葡萄酒。”我接上。我們一句接一句，情緒不錯。她朗誦得很好，雖然語速有點孩子氣，彷彿在炫耀。我漸漸開始喜歡自己的聲音，不時地陷進演員的光環之中。
“真不錯。”她說。
“給你看看那百合生長的地方，在那意大利的岸邊……”
“是百合生長的地方？不是風吹百合的地方？”她問，“其實我沒帶有這首詩的書。我應該記得的。沒關係，挺好的，我喜歡你廣播裡的聲音。”
“是嗎？你聽過？”
“當然聽過。很多人都聽過。”
她不再給我一句一句的提示，讓我一個人背下去。你大體能想得到。 《多佛海灘》，《忽必烈汗》，《西風頌》，《野天鵝》，《青春輓歌》。嗯，也許也沒全部都朗誦，或者沒有從頭背到尾。
“你喘不上氣來了。”她說著，小手飛快地放在我嘴巴上，接著，她的臉，或是半邊臉，靠在我臉上。 “我得走了。走之前還有一個。這個難，因為我不打算從頭開始了。
“沒有人為你長久悲傷，為你祈禱，想念你，你的位置空空如也……”
“我從來沒聽說過。”我回答說。
“真的？”
“真的。你贏了。”
這時候，我起了疑心。她似乎變得心煩意亂，甚至有些乖戾。我聽到大雁從醫院飛過時的鳴叫聲，每年這個季節，它們就開始練習飛行，然後飛的距離越來越遠，直到有一天，它們會飛得不見影子。我從這個令我心悅誠服的夢中醒過來，處於一種驚訝和憤慨交織的狀態之中。我想回到剛才那一刻，想讓她把臉靠在我的臉上，讓她的臉頰貼近我的臉頰。但是，夢鄉一般不會如此樂善好施。
我回家了，也能看書了，我開始回想她在我夢裡留下的詩句。我查了兩本詩集，但沒有發現。我開始懷疑那幾句根本不是真的詩，只不過是夢裡編出來的幾句話，給我挫敗感而已。
可是，到底是誰編的呢？
秋天更晚些時候，我在整理一些舊書，準備捐給慈善義賣會，一張褐色的紙掉了出來，上面用鉛筆寫了詩行。不是我媽媽的筆跡，我也不覺得是我爸爸的筆跡。那麼，到底是誰的？這個人也在底下寫了作者的名字。瓦爾特·德拉梅爾。沒有書名。這個詩人我不熟悉，對他的作品沒有印象。不過，我應該讀過這首詩，也許不是在這張紙上，可能是在教科書裡。我肯定是把這些詩句埋藏在了記憶深處。但是，為什麼？是為了讓這些詩句在夢中和我開玩笑？為了讓一個堅定的女孩子的幻影在夢中和我開玩笑？
這首詩並沒有影響我的心情。某種程度上，它讓我覺得我的決定是對的，我沒有賣掉房產，而是選擇住在這裡。
這裡發生過事情。在你的一生中，有幾個地方，甚至只有一個地方，發生了什麼事情，因此所有其他的地方都只是這裡。
我當然明白，要是我認出了南希——比如說，在地鐵裡，在多倫多——我們兩人的臉上都有醒目的標記，最大的可能是，我們想方設法做到的，恐怕只是一場尷尬且毫無意義的對話，急急忙忙地列舉一些沒用的事實當成自傳。我會看到她修復得近乎正常的面孔，或者仍然顯著的傷口。但是大概不會談這個。也許會談談孩子。不管她的臉修復得怎麼樣，也未必不能有孩子。孫子。工作。我也可能不得已地和她談談我的工作。我們會感到無比震驚，情感受到強烈刺激，急不可待地想要走開。
你覺得這樣能改變什麼嗎？
答案是當然，暫時，然後永不會再改變。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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