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六個發誓要毀滅世界的人。在他們面前，賽姆一次又一次地盡力運用自己的知識。有時候，他一度認為這些想法很主觀，即他看到的只是一些普通人，其中一個很老，另一個神經質，另一個近視。但反常的象徵性感覺總回落到他身上。不知為何，每個人似乎都處於事物的臨界點，就跟他們處於思想臨界點的理論一樣。賽姆知道，他們每個人都是名副其實的站在狂野理性之路的極端。他只能像是在某個寓言中平凡的想像，如果一個人一直朝西走，直到世界的盡頭，他會發現某樣東西——比如一棵樹——那或多或少就是一棵樹，一棵被精靈控制的樹；如果他朝東走至世界的盡頭，他會發現另一樣並不完全屬於自己的東西——可能是一座塔，塔的外形令人憎惡。所以這些人似乎暴烈而肆意地站起來抗逆終極時空和來自臨界點的憧憬。地球的末日就要到了。
賽姆接受了這一場景，談話也在不斷進行；早餐席上眾人令人困惑的反差，根本比不上發言者從容審慎的語氣和可怕的主旨。他們在深入談論一項馬上要實行的陰謀。樓下的侍者說他們正在討論炸彈和國王，他說得相當正確。僅僅三天之後，俄國沙皇就要在巴黎和法蘭西共和國的總統會面。而就在這個灑滿陽光的陽台上，這些笑容滿面地享用著熏肉煎雞蛋的紳士們正在決定如何干掉他倆，就連作案的工具也已選定；不錯，是由黑鬍子的侯爵攜帶炸彈毀壞一切。
按常理講，如此接近這個真實而客觀的罪行會使賽姆冷靜下來，並且消除他神秘的顫抖。他會只考慮如何拯救兩個人，使他們的肉體不被鋼鐵和咆哮的氣浪撕成碎片。可事實上，現在的賽姆開始感覺到第三種恐懼，這種恐懼比他的心理憎惡或者社會責任感更銳利，更具存在感。很簡單，他沒有時間擔心法國總統或者俄國沙皇的安全；他開始為自己擔心，因為大多數談話者幾乎忽視了他。他們的臉相互靠近，幾近一致嚴肅地爭論著什麼，除了有一刻當鋸齒狀的閃電斜刺過天空時，那位秘書歪著嘴笑了一把。可是始終有一樣東西在一開始就困擾著賽姆，直到最後使他恐懼。那位主席時刻注視著他，帶著極大的令人費解的興趣。這位巨人相當安靜，但他的藍眼睛從腦袋上突顯著，它們總盯著賽姆。
賽姆有一種要跳起來跨過陽台的衝動。當主席盯著他看時，他覺得自己就像是玻璃製成般脆弱。他毫不懷疑，星期天已經通過某種無聲而離奇的方式察覺到他是一個間諜。他把視線掃過陽台的邊緣，看見一個警察心不在焉地在下面站著，眼睛盯著閃亮的欄杆和陽光下的樹木。
然後，賽姆身上產生了一種將要困擾他好多天的誘惑。在這些強勢而可憎的無政府主義的頭號人物面前，他幾乎忘記了那位脆弱而古怪的詩人格里高利，那位渺小的、崇尚無政府主義的唯美主義者。他甚至帶著一種熟悉的善意想到格里高利，彷彿他們是孩提時的玩伴。不過他依然記得，他仍然為一個承諾而受制於格里高利。他曾承諾絕不做現在他覺得幾乎就在做的事情，承諾過不跳出陽台去通知那位警察。他把他的冷手從冰冷的石欄杆上抽開，靈魂因為心理的猶豫而搖擺。他只需把他對一個兇惡團體所作的輕率的誓言之線扯斷，他整個人生就會像下面的廣場一樣開闊而充滿陽光。另一方面，他只要保持過時的名譽，就會一點一點地陷入這個人類大敵的控制範圍，他們的才智就像一個刑訊室。他每次朝廣場望去，都會看到那位舒適的警察，他是常規和秩序的脊梁。他每次回頭看早餐桌，都會看到主席仍然用令人討厭的大眼睛安靜地琢磨著他。
在萬千思緒中，賽姆從未出現兩種預想。第一，賽姆絕不懷疑，如果他繼續孤軍奮戰，主席和他的理事會就會把他摧毀，可能會在一個公開的地點用一種看似不可能的方案。星期天這個人不在某個地方以某種方式布下他的鐵夾子就不會輕易罷休，不是用不知名的毒藥，就是製造一起突發的街頭事故；不是使用催眠術，就是使用地獄的大火，星期天一定能夠打擊他。如果他公然挑戰星期天，那他就死定了，不是在椅子裡被當頭打成殭屍，就是很久以後死於一種未知的疾病。如果他馬上叫來警察，逮捕所有人，公佈一切，調動全英格蘭的力量對付這幫無政府主義者，他也許可以逃脫；不然的話就無法逃脫。這些坐滿陽台的紳士俯瞰著一個燦爛而繁忙的廣場；如果他們是一船俯瞰空曠海面的武裝海盜，賽姆並不會感到更安全。
第二個，賽姆從未產生過在精神上輸給敵人的念頭。許多習慣於脆弱地崇拜才智和力量的現代人可能會在這樣一個大人物的壓迫下動搖他們的忠誠。他們可能會把星期天稱為超人，如果真有這樣的人，星期天確實會貌似其中之一，他就像一具活生生的石頭雕像，帶著驚天動地的空想。星期天也許可以被稱為神，他的宏偉的計劃坦坦蕩盪，卻無人可以察知；他的大臉真誠坦白，卻無人可以理解。但這是一種現代的殘忍，賽姆即使在極端的病態中也不會墮落到這種地步，跟任何人一樣，他有懼怕強大勢力的懦弱；但他不會懦弱到讚美它。
這些人邊談邊吃，甚至在這方面他們也是獨特的。布爾醫生和侯爵照慣例漫不經心地吃著桌上最好的東西——冷雉肉，或者斯特拉斯堡餡餅。但秘書是一個素食者，他半個生番茄就著一杯四分之三的溫水在認真地談論計劃好的謀殺。老教授吃著流食，這讓人想起了一個老年癡呆者。在這方面，星期天甚至也保留著他古怪的對於數量的控制地位。他有二十位男士的飯量；他吃得出奇的多，巨大的胃口令人生畏，所以看他吃飯就像看見一個香腸加工廠。然而每次，當他吞完一打煎餅，或者喝完一夸脫咖啡後，他就會側過大腦袋盯著賽姆。
“我常常納悶，”侯爵把一片果醬麵包咬了一大口之後說道，“如果我用刀子是不是會更好？大多數好東西都是用刀子完成的。把刀子捅進一位法國總統的身體，然後扭動一下，這會是一種嶄新的激情。”
“你說得不對。”秘書蹙起了他黑色的眉毛說，“刀子只是用來表達對一位暴君的舊式的抱怨。而炸藥不僅僅是我們最好的工具，也是我們最好的標誌。它作為我們的標誌如同作為基督徒祈禱時的焚香一樣完美。它會膨脹，因為擴張而具摧毀之力，就像思想因為擴張而具摧毀之力。一個人的大腦是一顆炸彈。”他猛地放鬆了他怪異的激情並猛烈地敲著自己的腦袋喊道：“我日夜感覺我的大腦就像個炸彈。它必須膨脹！它必須膨脹！要想炸毀宇宙的話，一個人的大腦必須膨脹。”
“我還不想炸毀宇宙，”侯爵慢聲慢氣地說，“我想在死之前幹許多殘忍的事情。昨天躺在床上我想起了一件。”
“不，如果事情僅有的結束是虛無的話，”布爾醫生帶著他斯芬克斯式的微笑說道，“它就幾乎不值得做。”
老教授那雙愚鈍的眼睛盯著天花板。 “每個人都在心裡明白，”他說，“一切都不值得做。”
接著是一種奇怪的沉默，然後秘書就開了口——
“可是我們離開正題了。現在唯一的問題是星期三如何發動攻擊。我認為我們都應該同意最初的使用炸彈的想法，至於說到實際的安排，我建議明天早上他應該先去——”
話語在一個巨大的陰影之下突然中斷。星期天站起身來，似乎要填滿他們上方的整片天空。
“在我們討論那個之前，”他小聲且平靜地說道，“讓我們先去一個單間。我有特別的事情要說。”
賽姆在其他人之前站起來。選擇的時刻終於來了，他想起了那把手槍。在下面的人行道上，他能聽到警察在懶洋洋地走動和跺腳，早晨陽光儘管燦爛，但還是很冷。
街上傳來愉快的手風琴曲。賽姆緊張地站著，彷彿那是戰鬥之前的軍號聲。他發現自己充滿了不知從何而來的神奇的勇氣。那動聽的音樂聲裡充滿了活力、粗野和窮人非理性的勇猛，他們在骯髒的街道上堅守禮度和基督徒的善舉。他少年時成為警察的戲謔之語已經消失，他不認為自己是優秀警員的代表，也不認為自己是那個待在黑屋子裡的老怪物的代表。他覺得自己是街道上所有這些善良的普通人的代表，他們每天伴著手風琴的曲子投入戰鬥。這種成為有人性的人的強烈的自豪感莫名地把他提升到超乎周圍惡人之上的高度，至少有一刻他從星光閃耀的天穹俯視他們卑微的古怪行為。對於這些無政府主義者，他感受到一種無意識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只有當一個勇士面對強大的野獸，或者一位智者面對巨大的錯誤時才會感受到。賽姆明白，無論是體力，還是智力，他都比不上星期天；但在那一刻，他毫不在意，就像他並不在意他沒有老虎的肌肉或者犀牛的犀角。一切都被包含在一個終極的確然中，那就是，星期天是錯誤的，而手風琴是正確的。他心裡鏗鏘作響的是《羅蘭之歌》中那令人驚懼、無法反駁的老話——“異教徒是錯誤的，而基督徒是正確的。”
這個句子用古法語的鼻音念，就有一種鋼鐵的鏗鏘和哀鳴之聲。賽姆的精神擺脫了軟弱的負擔，他決心要擁抱死亡。如果喜歡手風琴的人們能夠承擔他們從前的職責，他也能。他為信守承諾而自豪，因為他是對惡棍們信守承諾。這是他對這些狂徒們的最後的勝利，他要走進他們的小黑屋，為他們無法理解的原因赴死。手風琴帶著整支樂隊的活力和混雜的聲音奏出了進軍的曲調，在自豪的生命的喇叭聲中，他能聽到光榮赴死的深沉的隆隆鼓聲。
密謀者們已經魚貫穿過落地窗進入後面的房間。賽姆走在最後，表面上很鎮靜，但他的整個大腦和身體卻帶著浪漫的節奏跳動著。星期天帶著他們走下一條不規則的邊緣樓梯，這樓梯可能是供僕人們使用的，接著走進了一間陰暗、寒冷、空蕩蕩的屋子，裡面有一張桌子，幾把長椅，像是一個被遺棄的會議室。他們都進去後，星期天關上門並上了鎖。
首先發言的是憤憤不平的果戈理，他似乎充滿了難言的牢騷。
“不！不！”他帶著莫名的興奮叫道，他濃重的波蘭口音變得難以理解，“你說你不躲藏。你說你要暴露自己。這些都是白說。你想談重要事情時就躲進了一個小黑屋！”
星期天溫和地聽著這個外國人無條理的諷刺。
“你還不理解，果戈理，”他以一種父親般的聲調說，“當他們聽我們在陽台上胡說八道時，他們不會關心我們隨後去哪裡。如果我們一開始就來這兒，所有的飯店員工就會在鑰匙孔上監視我們。你似乎對人類一無所知。”
“我為他們而死，”這個波蘭人極為興奮地喊道，“我殺死他們的壓迫者。我不喜歡這些躲藏的遊戲。我要在空曠的廣場上猛擊暴君。”
“我明白，我明白。”星期天一邊在長桌的最前端坐下，一邊點著頭和藹地說，“你首先為人類而死，然後你爬起來猛擊他們的壓迫者。這很不錯。現在我請你控制自己美妙的情緒，然後和其他紳士們一起坐下。今天，我們首度談論一個明智的話題。”
賽姆，帶著他受召以來就表露的敏捷和不安，第一個坐下了。果戈理最後一個坐下，長著棕色鬍子的嘴巴還在抱怨著他的妥協。除了賽姆，似乎沒有人想到有人將受到打擊。至於他自己，他僅有的感受是就像一個人登上了絞刑架，但無論如何都想作一次精彩的發言。
“同志們，”星期天突然站起來說，“我們參與這個鬧劇已經夠長了。我把你們叫到這裡是要告訴你們一件事，這件事簡單和震驚的程度會使樓上的侍者（他們已經很習慣我們的輕浮了）也能夠在我的嗓音中聽到某種新的嚴肅性。同志們，我們先前在討論計劃並說出了一些地點。我建議，在談論任何別的東西之前，這些計劃和地點不應該在這次會議上付諸表決，而應該完全留給某位可靠的成員來掌握。我提議星期六同志，即布爾醫生。”
他們都盯著他；然後他們都在座位上驚跳了一下，因為星期天下面的言語，儘管聲調不高，卻句句切中要點。星期天敲了一下桌子。
“這次會議上對於這些計劃和地點不准再多說一個字。當著所有人的面，對我們計劃好的行動不准再提任何一個微小的細節。”
星期天畢生都想使他的追隨者吃驚，不過好像直到此刻這些追隨者才真正地吃驚了一回，他們都興奮地在座位上擺動身子，除了賽姆。他一動不動地坐在位子上，手握著口袋裡的上了膛的左輪手槍。如果有人攻擊他，他就要拼死一搏。至少他可以搞清楚星期天是不是凡人。
星期天繼續穩穩地說道：“你們可能會理解，在這個自由的節日禁止自由發言只有一個可能。陌生人偷聽我們，這無關緊要，他們以為我們在開玩笑。但是最重要的，甚至性命攸關的一點是，我們當中確實有這麼一個人，他是個另類，他了解我們的嚴肅的目標，但卻置之度外，他——”
秘書像女人一樣突然高聲尖叫。
“不可能！”他叫道，跳起來，“不可能——”
星期天把他平攤就像大魚魚鰭一樣的巨手在桌上拍了一下。
“不錯，”他慢吞吞地說道，“這個屋子裡有一個間諜。這張桌旁有一個叛徒。我不想浪費更多口舌了。他的名字——”
賽姆在座位上將起未起，他的手指緊緊地扣著扳機。
“他的名字就是果戈理，”主席說道，“他就是在那兒假冒波蘭人的多毛的騙子。”
果戈理跳了起來，兩隻手裡各拿著一把手槍。三個男士幾乎和他一樣快地站起來卡他的脖子。教授也想要站起來。不過賽姆沒看清這個場面，因為他被一塊不錯的陰影擋住了；他又顫抖著靠在椅子上，猶如激情鬆弛之後癱瘓了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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