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第五節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了警察局找克拉烏迪奧先生，想告訴他昨天我無功而返。辦公室裡的四個警員只有兩個在，年紀大的和那個瘦的。 “頭兒還沒來呢。”他們倆異口同聲地說。 “他一般幾點到？”我問。 “九點半。”一個說。 “或者十點半。”另一個說。 “或者明天。” “或者永遠都不來了。” 他們都笑了，一邊笑一邊色迷迷地流著口水。我感覺自己完全沒有力氣去忍受那兩個畜生的目光，一分鐘都受不了。 “麻煩你們轉告他，我來找過他。我已經從丹吉爾回來了，事情沒有辦成。” “沒問題，你吩咐就是，摩爾女王！”不是卡尼艾特的那個人說。我一言不發地走向門口，剛要出門就听見卡尼艾特的聲音： “需要的時候我可以再給你開通行證，我的心肝兒。”

我停也沒停，只是用力地握緊拳頭，然後幾乎是不自覺地，又產生了跟前一天一樣的發洩衝動。於是我微微轉過頭去，清晰有力地回應他： “你最好給你那婊子娘開一張。” 不過很湊巧，我在街上碰見了警長先生，而且離警察局很遠，讓他沒法要求我再跟他回去。其實在得土安想要碰到一個人並不難，西班牙社區裡方方正正的格子範圍有限，所有人都有可能在任何時候經過這裡。他一如既往地穿著淺色亞麻套裝，聞起來像是剛剛刮過鬍子，準備去上“你看上去臉色不太好。”他一見到我就說，“我想大陸酒店的事情並不順利吧。”他看了看表，“來吧，我們去喝杯咖啡。” 他帶我進了西班牙倶樂部，這是街角的一棟美麗建築，有石砌的白色陽台，大大的窗戶朝著主街。一個摩爾侍者正搖著鐵棒放下遮陽棚，另外兩三個侍者在遮陽棚下的人行道上擺桌椅。新的一天開始了。風格清新的房子裡一個人都沒有，正對著大門是一個大理石的樓梯，兩邊是兩個大廳。他邀請我進了左邊的大廳。

“早上好，克拉烏迪奧先生。” “早上好，阿卜杜爾。兩杯咖啡加奶，謝謝。”他一邊點餐一邊做了個徵求我意見的表情，我表示了同意。於是他說：“跟我說說吧。” “他們沒有同意。經理是新來的，不是去年那個，但是他非常了解這件事情。他沒有給我任何商量的餘地，只說現在的約定就已經是格外開恩了。還說如果我不在約定期限內付清賬單，他們就會提起訴訟。” “明白。我很遺憾，真的。不過恐怕我也幫不了您。” “沒事的，您已經幫我很多了，尤其是幫我爭取到這一年的寬限期。” “那您現在打算怎麼辦？” “立即付款。” “那您母親的事呢？” 我聳了聳肩。 “沒辦法。我會繼續工作，繼續攢錢，雖然也許等我攢夠了錢也已經晚了，再沒有可能從馬德里往外轉移了。但是目前，就像我剛才說的那樣，我會先把債務還清。這點兒錢我有，沒問題的。我正是為了這件事來找您的。我需要另一張過境通行證，另外請您允許我把護照在手裡放幾天。”

“您留著吧，不用再把護照交紿我了。”然後他伸手從外套的內口袋裡掏出一個皮夾和一支自來水筆，“至於通行證，這個就行。”他邊說邊從裡面拿出一張卡片，拔下筆帽，在卡片上寫了幾個潦草的字，並簽下了他的名字。 “拿著這個。” 我沒有看上面的內容，直接把卡片收進包裡。 “您打算從瓦倫西亞那車站坐車去？” “是的，我是這麼打算的。” “昨天也是嗎？” 在他質詢的目光下，我遲疑了幾秒鐘才回答： “沒有，昨天我不是在那兒坐的車。” “那您是怎麼去的丹吉爾？” 我知道他完全了解事情的經過，也知道他想要聽我自己說出來。我們倆各自喝了一口咖啡。 “一個朋友開車帶我去的。” “什麼朋友？”

“羅薩琳達·福克斯，一位英國顧客。” 又一口咖啡。 “您知道她是誰，是嗎？”他說。 “是的，我知道。” “那麼你要多加小心。”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小心就是了。” “請您告訴我為什麼。”我堅持說。 “因為有人不太喜歡她在這裡，跟那個人在一起。” “這我知道。” “您知道什麼？” 知道她這份感情引起了某些人的不快。 “哪些人？” 沒有人像警長這樣，永遠都在不停地施壓，永遠都在不停地追問，一直到榨出最後一滴信息。我們已經越來越了解了。 “某些人。請您不要逼我說出來，您心裡跟明鏡似的，克拉烏迪奧先生。不要就為了從我嘴裡聽到那些您已經了然於胸的名字，而讓我背叛我的顧客。”

“好吧。您只要向我證實一件事。” “什麼事？” “這些人的姓氏。是西班牙人嗎？” “不是。” “很好。”他簡單地說。然後他喝乾了咖啡，再次看了看表：“我得走了，我還得工作。” “我也是。” “哦，對，我差點忘了您是一位勤奮的勞動婦女。知道嗎，你現在的名聲非常好。” “您對一切都瞭如指掌，所以您得相信我。” 他第一次笑了，笑起來好像一下子年輕了好幾歲。 “我只知道我該知道的。另外，我敢肯定你也知道得不少，女人們都喜歡談論是非，而且經常光顧你時裝店的那些太太，可能有很多人都有不少有趣的事情要講。” 沒錯，我的那些顧客是說得不少。談論她們的丈夫、丈夫的生意和交往的人，談論她們去過的那些人家，談論這些人那些人都乾些什麼、想些什麼或者說些什麼。但是我沒有接他的茬，既沒有肯定，也沒有否定，而是直接站起來忽略了他的話。他叫來侍者，在空中畫了個簽名，阿卜杜爾就明白了：沒問題，這兩杯咖啡記在克拉烏迪奧先生的賬上。

還清丹吉爾的欠款對我來說是一種解脫，就像之前脖子上一直綁著一條繩子，隨時會被人牽著走，而現在繩子一下子被解開了。雖然在馬德里還有些懸而未決的官司，但是我遠在非洲，它們顯得那麼遙遠。付清大陸酒店的賬單讓我終於可以了結那份沉重的記憶，徹底忘卻跟拉米羅一起在摩洛哥的日子，也讓我得以以另一種方式呼吸：平靜，自由，堅定地主宰自己的命運。 夏天已經過去了大半，顧客們似乎還是懶得盤算秋裝。哈米拉依然在我身邊，幫著料理家務，也幫著做一些零碎的針線活。菲利克斯幾乎每天晚上都來找我，我也會時不時地去拉魯內塔找坎德拉利亞。一切都很平靜，很正常，直到那次我得了重感冒，既沒力氣出門，也沒力氣做針線。第一天我萎靡不振地縮在沙發上。第二天躺在床上。第三天如果不是羅薩琳達意外出現，我可能還會在床上度過。她又像以前一樣出人意料地從天而降。

“羅薩琳達女士說希拉小姐馬上從床上起來。” 我穿著長袍出去迎接她、既沒穿我那件作為製服的套裝，也沒掛上那把小銀剪刀，甚至都沒收拾一下披散的頭髮。但是就算她對我的邋遢形象感到驚訝，也沒有表現出來，她來這裡有更重要的事。 “我們去丹吉爾。” “誰？”我一邊問，一邊用手帕擋著鼻涕。 “你和我。” “去幹什麼？” “去看看能不能解決你母親的事情。” 我目瞪口呆地看著她，將信將疑，頂著紛亂的思緒，傻傻地問： “是通過你的……” 話沒說完我就打了個噴嚏。不過這噴嚏來得正是時候，因為我正在猶豫到底該怎麼稱呼那位總督，她一直都叫他的暱稱。 “不，我不想把胡安·路易斯牽扯進來，他有太多的事情要操心。這是我的事情，所以他的那些交情關係我都沒動，我有其他的渠道。”

“什麼渠道？” “通過得土安的英國領事，我想問問我們英國大使館是不是可以幫助轉移，結果並不令人滿意。領事告訴我，我們在馬德里的大使館一向都拒絕向難民提供庇護，而自從共和國政府遷到瓦倫西亞以後，英國的外交部門也遷過去了，在馬德里只剩下一座空房子，留了一些低級官員在那里料理事情。” “……” “我又去了丹吉爾的聖安德魯天主教堂詢問，他們也愛莫能助。後來我突然想到也許哪個私營企業家至少知道一點兒內幕，所以我到處打聽，最後終於得到一丁點兒線索。雖然沒有什麼太重要的消息，但是可以碰碰運氣，看看他們是否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倫敦和南美銀行丹吉爾支行的行長萊昂·馬爾丁告訴我，他上次回倫敦的時候，在他們銀行總部聽說馬德里支行有個人有門路，可以找人幫著轉移難民。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得到的消息很模糊，很不確切，只是有人說起這事，而他正好聽到了。但是他答應幫我們進一步打聽。”

“什麼時候？” “Right now（現在，馬上）。所以你趕緊去穿衣服，我們一會兒去丹吉爾見他。前幾天我去過一趟，他告訴我今天再去，我想這幾天他那邊應該有所進展。” 我試圖在一連串的咳嗽和噴嚏中，為她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謝。但是她毫不理會，只是一個勁兒地催促我趕快去梳洗穿戴。路上她開得飛快。公路、旱田、松、林、羊群。穿著條紋下擺襯衣和拖鞋的女人頭戴大草帽，背著沉重的包袱。羊群、仙人掌、更多的旱田，光腳的孩子們在我們經過的時候朝我們笑，還舉著手喊，再見，朋友，再見。灰塵，還是灰塵，一邊是黃色的荒野，另一邊還是黃色的荒野。哨卡，公路，更多的仙人掌，棕櫚樹和甘蔗田，不到一小時我們就到了丹吉爾。她仍然把車停在法國廣場，迎接我們的還是寬闊的街道和現代化的市區裡那些氣派的大樓。倫敦和南美銀行就在其中，它代表著一種奇異的金融利益的組合，就像我和羅薩琳達·福克斯一樣。

“希拉，我給你介紹一下，這位是萊昂·馬爾丁。萊昂，這位是我的朋友西羅嘉小姐。” 萊昂·馬爾丁，如果出生地再往西挪幾公里，他的名字就有可能是萊昂西歐·馬爾丁內斯。很矮，膚色黝黑，若沒刮鬍子也沒戴領帶，看上去完全就是一個西班牙農民。但是他的面容乾淨得連一絲胡茬都沒有，胸前掛著素淨的條紋領帶。他不是西班牙人，更不是農民，一個真正的大不列顛公民，直布羅陀人，安達盧西亞西班牙語說得就如英語般流暢自如。他伸出一隻汗毛叢生的手向我們問好，並請我們坐下，然後吩咐像老喜鵲一樣囉嗦的秘書不要讓任何人打擾，似乎要使勁渾身解數給我們展示他打聽到的成果，彷彿我們倆是他們銀行最慷慨的客戶。我這輩子從來沒有開過任何銀行賬戶，羅薩琳達呢，就算她丈夫想起來給她匯生活費，賬戶里肯定也是常年分文不剩。但是我這位朋友的浪漫情事一定早就傳到了這個語言能力超強的小個子男人的耳朵裡。在那個動亂的年代，一個跨國銀行的高層當然不能錯過這個機會，為鄰近地區的最高長官的情人送上一份人情。 “好了，女士們，我有一些消息要告訴你們。我聯繫上了艾瑞克·高登，一個曾在馬德里支行工作的同事，戰爭爆發後沒多久他就離開了西班牙，現在已經定居倫敦了。他認識一個住在馬德里的英國人，參與過這些活動，當時在一家西班牙公司工作。壞消息是，現在沒有辦法聯繫上這個人，最近幾個月他幾乎銷聲匿跡了。好消息是，他向我提供了另一個人的資料，這個人對這類人員轉移非常熟悉，因為他一直居住在馬德里。他是一名記者，最近因為遇到些麻煩才回了英國，我想大概是受傷了，他沒有細說。從這個人身上我們也許能找到辦法，他可以給我們提供門路，直接找到負責疏散難民的人。但是，他想要一些東西。” “什麼？”我和羅薩琳達異口同聲地問。 “他想跟您單獨談談，福克斯太太。”他對羅薩琳達說，“越快越好。我希望您別怪罪我的冒失，但是在現在這樣的形勢下，我認為，提前跟他說清楚是誰想要從他那兒獲得信息比較恰當。” 羅薩琳達沒有回答，只是皺著眉頭緊盯著他，等著他說下去。萊昂很不自在地清了清嗓子，他一定以為他的這番張羅會得到非常熱情的回“你們也知道那些記者，不是嗎？他們就像食腐的鳥兒一樣，時刻都在等著得到點兒什麼。” 羅薩琳達思索了幾秒鐘才接過話茬。 “不只是他們，萊昂，不是只有他們是這樣。”她的話裡隱隱帶著一絲尖刻，“不管怎麼樣，幫我聯繫上他，讓我們看看他到底想要什麼。” 我在椅子上變換著姿勢，試圖掩飾自己的緊張，然後又擤了擤鼻子。其間這個大腹便便、說話像機關槍一樣的英國人撥通電話，讓接線員接倫敦。我們等了很久，秘書送上咖啡，羅薩琳達的心情好了起來，馬爾丁也鬆了口氣。電話終於通了。談話進行了不到三分鐘，她說的是英語，我一句話也沒聽懂。但是我聽出來她的語氣嚴肅而尖銳。 “好了。”結束的時候她簡單地說。於是我們向行長告辭，感謝他的幫助，接著又經過了那個忙忙碌碌長得像鶴一樣的秘書。 “他想要什麼？”我一出辦公室就焦急地問。 “A bit of blackmail。我不知道西班牙語怎麼說。就是一個人說他會為你做一件事，但你也得做些什麼作為交換。” “敲詐！”我說。 “敲——詐——”她用極其糟糕的發音重複著，有點太生硬了。 “什麼樣的敲詐？” “對胡安·路易斯的獨家專訪，還有幾個星期內在得土安參與社交生活的特權。作為交換，他承諾會幫我們聯繫上要找的那個在馬德里的人。” 在提出問題之前我咽了下口水。我真的很擔心她會說，想要對摩洛哥西班牙保護區的最高長官強加什麼條件，沒門！更何況對方是一個陌生的投機記者，而接受幫助的只是一個卑微的裁縫。 “那你怎麼跟他說的？”我終於壯著膽子問道。 她聳了聳肩，做出一個還能怎麼辦的表情。 “我讓他給我發一封海底電報，告訴我他預計到達丹吉爾的時間。” 馬庫斯·洛根到達的時候拖著一條傷腿，一邊的耳朵幾乎聾了，一個胳膊吊著繃帶。所有的傷都在左側身體上，那是當時離砲彈較近的一邊。爆炸發生的時候他正在馬德里報導國民軍的一次進攻，差點兒把命丟掉。羅薩琳達替他安排好了一切，派了一輛公車在丹吉爾碼頭迎接，直接送到得土安的國家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