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秋天，加斯帕·默里遭到了解僱。
他並不感到奇怪。華盛頓的氛圍和以前完全不一樣了。儘管他犯的罪行比尼克松嚴重得多：資助尼加拉瓜大搞恐怖主義的反政府武裝，為了解救人質和伊朗做武器交易，把活蹦亂跳的婦女和女孩變成貝魯特街上的一具具屍體，可他還是受到了美國人民的擁戴。裡根的副手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似乎即將成為美國的下一屆總統。加斯帕發現，挑戰總統或發現總統欺騙的人不再像七十年代那樣被視為英雄，而是被認為是不忠於美國甚至反美的人。加斯帕不知道總統玩了什麼把戲。
儘管不十分驚訝，但加斯帕還是感覺受了傷害。二十年前他就加入了《今日》欄目組，努力幫助它成為在美國受人擁戴的電視節目。被電視網解僱似乎像是對他整個工作生涯的否定。電視網給的慷慨的分手費並不能完全撫平他的傷痛。
他興許不該在最後一次節目的末尾再次對裡根總統加以嘲笑。告訴觀眾他即將離去之後，加斯帕說：“請你們記住：如果總統告訴你們現在正在下雨，而且他的樣子看上去非常非常真誠——無論如何，請你們看看窗外……還是得親自驗證一下。”弗蘭克·林德曼對他的這番話非常生氣。
加斯帕的同僚在電氣餐車給他辦了個歡送會，華盛頓的許多頭面人物都參加了他的歡送會。夜深以後，加斯帕靠在餐廳的吧台上做了一番演講。他悲傷而激憤地說：“我愛這個國家。1963年，我第一次踏上美國的土地就愛上了它。我愛美國是因為美國是個自由國度。我母親從納粹德國逃了出來，但家裡的其他人卻沒能逃出來。希特勒上台以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控制新聞界，把新聞界作為政府的附庸。列寧也是一樣。”加斯帕喝了好幾杯紅酒，他說出的話也更為坦誠了。 “美國之所以是個自由社會是因為美國有不聽命於政府的報紙和電視節目，可以讓棄之於憲法而不顧的總統原形畢露，蒙受羞恥。”說著他舉起酒杯。 “敬不受約束的新聞記者們，敬你們的無禮，願上帝保佑美國。”
第二天，一貫愛痛打落水狗的蘇茜·卡農發表了一篇言辭尖酸的長文奚落加斯帕。她在文中暗示，加斯帕在越南的服役和在美國的歸化都是為了掩蓋他對美國恨意的絕望嘗試。蘇茜還把他描述為一個無情的性愛狂魔，他不僅在六十年代從卡梅隆·杜瓦那裡偷走了伊維·威廉姆斯，還從喬治·傑克斯那里奪走了維雷娜。
結果他發現自己很難找到另一份工作。試了幾個星期之後，另一家電視網給他提供了駐歐洲記者的工作——不過常駐波恩。
“你應該能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維雷娜說。她一貫看不起失敗者。
“沒有哪個電視網會僱我做新聞主播。”
兩人在客廳一直待到深夜，看完電視正要上床睡覺。
“但那可是在德國啊？”維雷娜說，“這種職位不是為那些正在積累經驗的年輕人準備的嗎？”
“這可不盡然。東歐正處於混亂之中。未來一兩年，東歐可能出現一些有趣的新聞。”
維雷娜不打算讓加斯帕美化那個職位。 “還有比那更好的工作，”她說，“《華盛頓郵報》不是要請你寫專欄嗎？”
“我一輩子都在電視行業工作。”
“你還沒去地方的電視台試過，”維雷娜說，“說不定你就是他們想要的大魚呢！”
“不行。在他們眼中，我儘管曾經風光過，但已經是個走下坡路的人了。”想到這兒，加斯帕不禁羞辱得全身發抖，“我不准備去地方電視台。”
維雷娜臉上浮現出蔑視的神情。 “別想讓我跟你一起去德國。”
加斯帕早就想到會出現這種情況，但還是因為她的直率吃了一驚。 “為什麼不能和我一起去？”
“你會說德語，可我不會。”
加斯帕的德語也不好，但他不打算拿語言說事。 “這將會是一次冒險。”他說。
“現實點，”維雷娜粗暴地說，“我還有個兒子。”
“這對傑克也將是一場冒險。他將在雙語的環境中長大。”
“喬治會上法庭，阻止我把傑克帶出國。我們需要共同監護傑克。不管怎麼說，我都不會帶他出國。他需要父親和奶奶。另外，我的工作又該怎麼辦？加斯帕，我在事業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已經有了十二個手下，這些手下現在都在政府各部門為自由主義遊說。你不會真的想讓我放棄領導他們的工作吧。”
“那好，我想我會回來度假的。”
“你是認真的嗎？我們這算是什麼關係？我想你很快就會和一個金髮辮子的德國少女上床了吧。”
加斯帕一生中的大多數時間私生活的確很混亂，但他從沒欺騙過維雷娜。失去她的前景突然看上去是那麼地不可承受。 “我會忠實於你。”他毅然決然地說。
維雷娜看出了他的苦惱，語氣軟了下來。 “加斯帕，你的話讓我很感動。我想你這是在說真的。但我很清楚你是什麼人，你也很清楚我是什麼人。我們倆都不可能禁慾很長時間。”
“你聽我說，”加斯帕乞求道，“美國電視界所有人都知道我在找工作，德國的外派記者是我唯一能得到的工作機會。這你明白嗎？我被逼得無路可走了。我沒有其他選擇。”
“我明白，並且為你感到遺憾。但我們必須現實一點。”
加斯帕覺得讓維雷娜同情比被維雷娜責難更糟。 “不管怎麼說，我不會永遠這樣。”他挑釁地說。
“真的不會嗎？”
“當然不會，我會東山再起的。”
“在波恩嗎？”
“美國的電視上今後將更多地出現來自歐洲的頭條新聞。你看著吧！”
維雷娜的表情悲傷起來。 “該死，你還真去那不成？”
“我告訴過你，我必須去。”
“那好，”維雷娜遺憾地說，“別指望你回來的時候我還在這。”
加斯帕從沒去過布達佩斯。年輕時他總是把目光投向西邊的美國。另外，到現在為止，匈牙利一直被共產主義的陰雲所籠罩。但在1988年的11月，伴隨著匈牙利經濟的崩潰，一些奇妙的事情發生了。一小部分有改革意識的年輕共產黨人控制了政府，其中的米克洛斯·內梅特成為了匈牙利政府的總理。內梅特上台以後作了許多改變，首當其衝的便是創立的股票市場。
加斯帕覺得這一舉措令人震驚。
僅僅在六個月前，匈牙利共產黨強盜一般的總書記還告訴《新聞周刊》雜誌的記者，多黨制的民主在匈牙利“永無可能”，可內梅特卻頒布了一部新的法律，允許獨立的政治“俱樂部”在匈牙利境內展開活動。
這是件相當大的事情。但這些變化能永久持久嗎？莫斯科會很快將其鎮壓嗎？
加斯帕在一月的大雪中飛往布達佩斯。在多瑙河畔，大雪厚厚地覆蓋在新哥特式建築的宏偉國會大樓上。加斯帕正是在國會大樓和內梅特見了面。
加斯帕在麗貝卡·海爾德的幫助下採訪到了這位新總理。儘管以前沒見過麗貝卡，但他從戴夫·威廉姆斯和瓦利·弗蘭克那聽說過麗貝卡的事情。一到波恩，加斯帕就去拜訪了麗貝卡：她是加斯帕能找到的最便利的德國聯繫人。這時，麗貝卡已經是德國外交部裡的一個大人物了。更妙的是，她是米克洛斯·內梅特助理弗雷德里克·比羅的好朋友，加斯帕猜測他們甚至可能是一對戀人。比羅為加斯帕安排了這次採訪。
比羅在國會大樓的大廳裡迎接加斯帕，他帶加斯帕穿過迷宮般的走廊和步道，到達總理辦公室。
內梅特只有四十一歲。他個子很矮，棕黃色的濃密長發一直披到前額。他的表情顯露出智慧和決心，但也有幾分緊張。採訪時他坐在橡木書桌後面，神經質地讓助理圍繞在他左右。顯然他知道自己不僅僅是在和加斯帕交談——而是在向美國政府喊話——同時，莫斯科也在監視著他的一舉一動。
和大多數總理一樣，他談的大多數是加斯帕料得到的陳詞濫調。他說，匈牙利會有一些艱難的時刻，但終究會變得越來越強大。這種套話沒太大意思，加斯帕心想。內梅特需要談些更為實質的內容。
他問內梅特，匈牙利現存的政治“俱樂部”有沒有可能成為自由的政黨。
內梅特凝視了加斯帕一眼，用堅定而清晰的語調說：“這是我們最大的理想之一。”
加斯帕掩藏著自己的吃驚。鐵幕國家從來沒有過獨立的政黨。內梅特這麼說當真不當真？
加斯帕問內梅特，共產黨是否會放棄在匈牙利社會的“領導”地位。
內梅特又凝視了他一眼。 “再過兩年，我想政府的首腦也許就不是政治局成員了。”他說。
加斯帕差點驚叫出聲。
加斯帕撞上了大運，而且這次的運氣出奇好。 “蘇聯會像1956年那樣出兵干涉嗎？”
內梅特第三次凝視著他。 “戈爾巴喬夫才是那個揭開鍋蓋的人，”他緩慢卻清晰地說，然後又補充道，“蒸汽的確會傷人，但改變是不可逆的。”
加斯帕知道，他已經采寫到了自己在歐洲的第一個重大報導。
幾天后，他觀看著自己的採訪在美國電視上播出的錄像帶。麗貝卡坐在他一旁觀看。麗貝卡五十來歲，她鎮靜，自信，待人和氣，但舉手投足之間顯露出一股權威。 “是的，我認為內梅特所說的每句話都很認真。”她似乎在回答加斯帕在報導中提出的問題。
在報導的末尾，加斯帕在漫天的雪花飛舞中，對準放置在國會大廈前的攝像機鏡頭髮表了一番評論。 “東歐仍然天寒地凍，”他在電視屏幕上說，“但和以往一樣，春天的種子正在地下萌動。匈牙利人民顯然希望改變。但他們的蘇聯主子允許嗎？米克洛斯·內梅特認為克里姆林宮出現了容忍改變的新風。只有時間才能告訴我們他的判斷是否正確。”
到這加斯帕的採訪就結束了。讓他吃驚的是，電視網在他的報導後面加了另一段影像內容。在這段播出的內容中，新就任總統喬治·布什的國務院發言人正在接受鏡頭中沒有出現的採訪者的採訪。 “共產主義軟化的跡像是不可信的，”這位發言人說，“蘇聯企圖給美國造成一種安全的假象。我們沒理由懷疑克里姆林宮在感受到威脅時干涉東歐的意願。現在我們的當務之急是加強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核威懾力。”
“老天，”麗貝卡說，“他們生活在哪個星球上啊？”
1989年2月，坦尼婭回到了華沙。
她很傷心把瓦西里一個人留在莫斯科，這主要是因為她會很想他，但一小部分原因是怕他又把性感女郎帶回公寓。她不太相信這種事真的會發生。瓦西里遊戲人生的日子已經結束了。但她還是有點小小的擔憂。
不過華沙的任務尤其重要。波蘭正處於動蕩之中。團結工會不知怎地又死灰復燃了。令人吃驚的是，七年前踐踏自由，違背誓言鎮壓獨立工會的雅魯澤爾斯基將軍竟然無可奈何地同意和反對派召開圓桌會議。
在坦尼婭看來，雅魯澤爾斯基並沒有改變——改變的是克里姆林宮。雅魯澤爾斯基還是過去的那個暴君，但他已經不相信蘇聯能給他支持了。在德米卡看來，克里姆林宮一定告訴他波蘭必須在沒有蘇聯幫助的狀況下自己解決問題。當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頭一次這麼說的時候，雅魯澤爾斯基還不信。東歐國家的領導人都不相信蘇聯會是這個態度。但那是三年前的事情了，現在蘇聯的這種態度已經開始漸漸深入人心了。
坦尼婭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沒有人知道。此生中坦尼婭從沒聽過這麼多有關改變、解放和自由的談論。不過共產黨人還在控制著蘇聯和蘇聯的盟國。坦尼婭和瓦西里把他們的秘密公之於世，向世人公佈伊万·庫茲涅佐夫真身的日子快到了嗎？過去，這種希望總是被蘇聯坦克的履帶給碾壓個粉碎。
一到華沙，達努塔·戈爾斯基就請她到家共進晚餐。
站在門口按響門鈴的時候，坦尼婭回憶起上次看到達努塔時，達努塔正被穿著迷彩服的波蘭秘密警察拖出同一間公寓。達努塔的丈夫馬利克打開一瓶雷司令白葡萄酒，桌子上擺著一盤不是很多的香腸和一小碟芥末。
“我在牢裡待了十八天，”達努塔說，“我想他們之所以把我放出來是因為我煽動其他的囚犯。”她仰著頭笑著。
坦尼婭佩服她的勇氣。如果是個同性戀的話，我一定會愛上達努塔的，坦尼婭想。她愛過的所有男人都很有勇氣。
“現在我已經是圓桌會議的一員了，”達努塔說，“我們每天把所有的時間都放在了開會上。”
“真的有一個圓桌嗎？”
“真的，有個大圓桌。我們的原則是沒有人主導。但在實際上，會議由萊赫·瓦文薩主持。”
坦尼婭非常吃驚。一個沒受過多少教育的電工竟然主宰了決定波蘭命運的討論。這曾經是她外祖父，布爾什維克工人格雷戈里·別斯科夫的理想。但瓦文薩是反對共產黨的。在某種程度上，她對外祖父沒有活到看到這諷刺的一幕感到有些高興。這也許會傷透他的心。
“圓桌會議傳出了什麼消息嗎？”坦尼婭問。
達努塔還沒來得及回答，馬利克就說：“這只是一種手段。雅魯澤爾斯基想通過收編反對派的領導者，在不改變現有體制的條件下使他們成為政府一部分，並以此來削弱反對派的力量。他想運用這個策略繼續執政。”
達努塔說：“馬利克也許對。不過他的伎倆不可能奏效。我們要求成立獨立的工會，創辦自由的報紙，進行真正的選舉。”
坦尼婭很震驚。 “雅魯澤爾斯基已經在討論自由選舉的事情了嗎？”波蘭已經有了虛假的選舉，但只有共產黨和他們的盟友才能被推舉為候選人。
“談判幾次進行到破裂的邊緣。不過雅魯澤爾斯基將軍需要停止罷工，因此他重新開啟了圓桌會議，我們在圓桌會議上要求再次進行選舉。”
“你們為什麼而罷工？”坦尼婭問，“我是想知道你們的基本訴求是什麼？”
馬利克再次打斷了她們的談話。 “你知道人們是這麼說的嗎？'共產黨統治波蘭四十五年了，但我們卻依然連廁紙都沒有。'還不是窮鬧的！社會主義根本不起作用。”
“我老公說得對，”達努塔又說話了，“幾週以前，華沙的一家商店宣布將從下一周的周一開始預收電視機的定金。其實店裡沒有電視機，只是希望能弄到點。星期五開始卻已經有人在排隊了。星期一早晨排隊的人達到了一萬五千人——只是希望在名單裡加入他們的名字。”
達努塔走進廚房，端出一碗坦尼婭喜歡的香氣四溢的酸黃瓜湯。 “接下來會怎麼樣？”坦尼婭邊吃邊問。 “會有真正的選舉嗎？”
“不會。”馬利克說。
“也許吧，”達努塔說，“最新提出的動議是三分之二的議席留給共產黨，餘下的議席通過自由選舉進行分配。”
馬利克說：“所以選舉還是虛假的！”
達努塔說：“但這總比現在要好吧？坦尼婭，你看呢？”
“我說不上來。”坦尼婭說。
融雪季還沒到來，莫斯科還覆蓋著厚厚的一層雪。在這個萬物復甦的季節，匈牙利新總理前來莫斯科，拜訪蘇共中央總書記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
知道米克洛斯·內梅特要來以後，葉夫根尼·菲利波夫會議的幾分鐘前在總書記的辦公室門外截住德米卡。 “這種烏七八糟的事情必須馬上停止。”
根據德米卡的觀察，菲利波夫這些天來越來越煩躁不安。他的灰白頭髮很不整潔，到哪都匆匆忙忙。菲利波夫六十歲出頭，臉上永遠皺著眉。他穿的寬鬆西服，留的板寸頭早就過時了：西方的年輕人把這稱為複古妝。
菲利波夫痛恨戈爾巴喬夫。現任蘇聯領導人代表著菲利波夫一生反對的所有東西：以寬鬆的製度代表嚴格的黨章；突出個人的能動性，反對中央計劃；和西方交朋友，而不是向資本帝國主義宣戰。德米卡都快要可憐上這個把生命浪費在進行一場注定要失敗的戰爭的男人了。
至少德米卡希望這是一場注定要失敗的戰爭。改革派和保守派的鬥爭還遠未結束。
“烏七八糟的事情指的是什麼啊？”德米卡警覺地問。
“當然是獨立的政治黨派了！”菲利波夫像是說什麼暴行一樣說出這個字眼。 “匈牙利人開啟了一種十分危險的模式。雅魯澤爾斯基在波蘭也開始做同樣的事情。難以想像，雅魯澤爾斯基竟然會這麼幹。”
德米卡理解菲利波夫的震驚。很難想像，波蘭的這位暴君竟然開始談論把團結工會作為波蘭未來的一部分，並允許不同的政黨按照西方的模式進行競選。
菲利波夫還不了解全部的情況。德米卡為塔斯社在華沙工作的妹妹給他發來了許多精確的情報。雅魯澤爾斯基遇到了難纏的對手，團結工會就是不肯改變立場。他們不只是說說，他們真的在準備一場選舉了。
這正是菲利波夫和克里姆林宮保守派所極力避免的情況。
“這樣的發展太危險了！”菲利波夫說。 “他們為反革命和修正主義趨勢打開了大門。問題到底出在哪呢？”
“問題在於我們不再有錢去支援這些衛星國——”
“我們沒有衛星國，我們只有盟國。”
“不管怎麼稱呼，如果我們不肯出錢去換取他們的服從，他們就不肯按照我們說的去做。”
“過去我們有一支捍衛共產主義的軍隊——但現在沒了。”
菲利波夫的誇張言辭中有一部分是事實。戈爾巴喬夫宣布從東歐撤出二十五萬軍隊和一萬輛坦克——出於經濟上的必要考量，但也是種和平的姿態。 “我們養不起這樣一支軍隊。”德米卡說。
菲利波夫像是馬上要爆發一樣義憤填膺。 “你難道沒有發現，你正在談論我們從1917年所開始奮鬥的一切將要消亡了嗎？”
“赫魯曉夫說我們需要二十年才能在國力和軍力趕上美國。現在這個差距達到了二十八年。我們比1961年赫魯曉夫說這話時又落後了八年。葉夫根尼，你在努力維護的是什麼啊？”
“當然是我們偉大的蘇聯！在我們把軍隊撤出東歐，允許令人談之色變的修正主義在盟國中橫行的時候，你覺得美國人會怎麼想？他們在一邊偷樂著呢！布什總統是位冷戰的勇士，意圖顛覆我們。再不要自己騙自己了。”
“我不同意你的說法，”德米卡說，“我們裁軍裁得越多，美國越沒有理由擴建他們的核反應堆。”
“為蘇聯考慮，”菲利波夫說，“希望你是對的。”說完他就走開了。
德米卡同樣也希望自己說得對。菲利波夫指出了戈爾巴喬夫策略中的瑕疵，德米卡只能希望布什總統能理智點。如果美國人回應以和蘇聯同樣的裁軍措施，戈爾巴喬夫就會被證明是明智的，他在克里姆林宮的對手就會顯得愚蠢。但如果布什不做回應——或增加軍費上的支出——那顯得愚蠢的就是戈爾巴喬夫。他會被人看不起，他的競爭對手會利用這個機會顛覆他，世界就又要回到兩個超級大國對峙的舊時代了。
德米卡走向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套房。他希望能馬上見到內梅特。發生在匈牙利的一切非常令人激動。德米卡很想知道戈爾巴喬夫會對內梅特說些什麼。
蘇聯領導人的反應不可預知。他是個一生的共產主義者，卻不願將共產主義強加在其他國家頭上。他的策略很清晰：開放和改革，開放市場，重建國家的經濟。德米卡不知道他具體會用什麼方法，不知道他會在具體問題上作出什麼樣的選擇。德米卡一直對這位總書記保持著應有的警覺。
戈爾巴喬夫對內梅特並不十分熱情。匈牙利總理希望和戈爾巴喬夫總書記談上一個小時，最終卻只得到了二十分鐘時間。這將是一場艱難的會談。
內梅特和德米卡已經認識的弗雷德里克·比羅一起來到克里姆林宮。戈爾巴喬夫的秘書立刻把他們帶到了大辦公室。這件大辦公室是個屋頂很高的大房間，牆板被漆成了奶黃色。戈爾巴喬夫坐在角落裡一張漆成黑色的時髦木製辦公桌後面。除了電話機和檯燈，書桌上什麼都沒擺。來客們坐在了時尚的黑色皮椅上。辦公室裡的所有物品都包含著現代派的氣息。
內梅特沒做客套就直奔主題。他說他準備宣佈在匈牙利進行自由的選舉。他說的自由是實打實的：可能選出一個不是由共產黨員主導的政府。莫斯科對產生這樣的結果會如何考慮？
戈爾巴喬夫臉紅了，光頭上的粉紅色胎記似乎顏色深了許多。 “正確的道路是回歸列寧主義的本源。”他說。
這意味不了太多。每個試圖改變蘇聯的人都會聲稱他在回歸列寧主義的本源。
戈爾巴喬夫說：“回到斯大林時代以前的狀態，共產主義可以重新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
“才找不到呢。”內梅特直白地說。
“只有共產黨才能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對此我們不應存有僥倖心理。”
“我們不這樣認為。”內梅特似乎顯得有點不舒服。他臉色蒼白，聲音顫抖。內梅特看上去像是個挑戰教皇權威的大主教。 “我必須非常直白地問你個問題，”他說，“如果我們進行選舉，共產黨在選舉中失敗的話，蘇聯會不會像1956年那樣進行武力干涉？”
辦公室裡一片死寂。連德米卡都不知道戈爾巴喬夫會如何作答。
戈爾巴喬夫迸出了一個俄語的“不”字。
內梅特看上去像個死刑判決被撤銷的人一樣。
戈爾巴喬夫補充道：“至少我坐在這個位置上的時候不會。”
內梅特笑了。他不認為戈爾巴喬夫有被廢黜的危險。
他完全想錯了。克里姆林宮在世人面前是鐵板一塊，但從未像假裝的那樣統一和諧。外人一點不知道戈爾巴喬夫的執政是多麼地脆弱。內梅特對知道戈爾巴喬夫的真實意圖非常滿意，但德米卡卻比他更清楚內情。
不過內梅特的話還沒完。他從戈爾巴喬夫那裡獲得了巨大的讓步——答應蘇聯不會進入匈牙利，保證匈牙利的共產主義事業不會被顛覆！但內梅特卻用更令人震驚的厚顏無恥催逼戈爾巴喬夫做出進一步的保證。 “圍欄已經快癱了，”他說，“不是換上新的就是得完全廢棄。”
德米卡知道內梅特在說什麼。共產主義匈牙利和資本主義奧地利之間一百五十英里長的邊境線被一道不銹鋼電動圍欄隔離開。這道圍欄的維護費用非常高。換上一道新的圍欄得花上幾百萬美元。
戈爾巴喬夫說：“要換就換吧。”
“我們不換。”內梅特說。他也許的確很緊張，但對這個問題卻打定了主意。德米卡很敬佩他的這份勇氣。 “我們沒錢，我們也不需要圍欄，”內梅特說，“這是華沙公約組織的設施。如果你們需要圍欄，那你們就要出錢。”
“我們不會出錢，”戈爾巴喬夫說，“蘇聯再也不會出那種錢了。十年以前，原油四十美元一桶的時候我們白送給你們。現在想用九美元一桶的價格從我們這裡買嗎？別做夢了，我們自己都快破產了。”
“我們確定一下是不是了解彼此的意圖大致了。”內梅特說。內梅特在不停地出汗，他不停地用手帕擦汗。 “如果你們不付錢的話，我們就不建新圍欄，匈牙利和奧地利之間就缺少了一道有效的屏障。人們可以自由地進入奧地利，我們無法阻止他們。”
又一陣難忍的沉默過後，戈爾巴喬夫說：“就這樣吧。”
會談就此結束。再見的禮節潦草地一筆帶過。匈牙利人恨不得能早點離開克里姆林宮。他們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內梅特和比羅與戈爾巴喬夫握了手，飛快地離開了大辦公室。他們像是想在戈爾巴喬夫改主意前早點坐上回匈牙利的飛機似的。
德米卡沉思著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戈爾巴喬夫讓他吃驚了兩次：首先是出人意料地對內梅特的改革表現出敵意，其次是不對匈牙利進行實質上的援助。
匈牙利人會廢棄圍欄嗎？這道圍欄是鐵幕的基本組成部分。突然可以越過邊境進入西方是比自由選舉更為重大的改變。
不過菲利波夫和其他的一些保守派分子還沒有投降。他們隨時對戈爾巴喬夫哪怕最為細微的一點軟弱表現保持著警覺。如果他們有政變的應急方案的話，德米卡絲毫不會感到奇怪。
娜塔亞打來電話的時候，德米卡正若有所思地看著辦公室牆上一張巨大的革命時期的照片。 “你知道什麼是蘭斯導彈嗎？”
“一種短程的地對地戰略核武器，”他回答說，“美國在德國佈置了七百枚蘭斯導彈。好在它們的射程只有七十五英里。”
“導彈的射程加長了，”娜塔亞說，“布什總統希望升級蘭斯導彈。新一代蘭斯導彈的射程將加大到二百八十英里。”
“該死，”這是德米卡所擔心的，卻正中菲利波夫的下懷，“可這根本就說不通啊。裡根和戈爾巴喬夫不久前不才撤出兩國的中程彈道導彈嗎？”
“布什覺得里根在裁軍方面步子邁得太大了。”
“這個方案是如何確定的？”
“克格勃在華盛頓的人說，這個方案是圍在總統身旁的一幫具有冷戰思維的鷹派人士定下的。他們的國防部長切尼就是一個有冷戰思想的狂熱分子。還有那個斯考克羅夫特。”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是美國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那個叫康多莉扎·賴斯的女人也一樣糟。”
德米卡很氣餒。 “菲利波夫會說：'我早就說會成這樣了。'”
“菲利波夫和其他一些人都會這麼說。事態的發展對戈爾巴喬夫很危險。”
“美國人的時間表呢？”
“他們將在五月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議上對西歐施壓。”
“該死，”德米卡說，“我們有麻煩了。”
深夜，麗貝卡·赫爾德正坐在漢堡公寓圓形餐桌旁，鑽研著攤開在桌面上的文件。一旁的案板上放著一個臟的咖啡杯和一個剩有三明治碎屑的盤子，這天的晚飯她吃了個三明治。她脫下了精幹的工作裝，卸了妝，洗完澡後換上了寬鬆的舊內衣和一條舊的絲質披肩。
麗貝卡正在準備自己的第一次美國之行。她將隨自己的上司副總理兼外長，同時又是她所在的自由民主黨的黨首漢斯-迪特里希·根捨一起去美國。他們的任務是向美國人解釋為什麼西德不再需要核武器。在戈爾巴喬夫的統治下，蘇聯不再像過去那樣具有威脅。升級核武器不僅不需要，而且有可能取得反效果，損害戈爾巴喬夫的和平舉動，為莫斯科的鷹派助力。
門鈴響的時候，麗貝卡正在讀西德情報機構有關克里姆林宮內權力鬥爭的評估報告。
她看了看表。這時是晚上九點半。她沒想到會有客人，身上穿的衣服也不適於待客。也許是同一幢樓裡的哪家鄰居前來叨擾，需要藉盒牛奶。
麗貝卡沒有資格使用貼身保鏢：感謝老天，她的職位還沒到引來恐怖分子的程度。但她還是在門上安置了一個窺視孔，可以在開門前查看來人的身份。
站在門外的竟然是弗雷德里克·比羅。
麗貝卡的心情很複雜。戀人的突然來訪讓她感到歡喜——但同樣也吃驚不小。到了五十七歲這個年紀，任何一個女人出現在戀人面前以前都希望好好準備一番。
但她又不能在化妝和換下內衣的時候讓比羅在走廊里幹等著。
麗貝卡打開門。
“親愛的。”比羅吻了吻她。
“很高興見你，但你打了我一個措手不及，”她說，“我現在看起來糟透了。”
比羅走進屋，關上門。比羅伸出胳膊攙扶住麗貝卡，認真地審視著他。 “亂蓬蓬的頭髮，戴著眼鏡，穿著睡袍，光腳，”他說，“你看上去美極了。”
麗貝卡笑了，帶比羅走進廚房。 “吃過晚飯了嗎？”她問，“要給你做點煎蛋捲嗎？”
“給點咖啡就行了。我在飛機上吃了點。”
“你來漢堡幹什麼？”
“我上司派我來的。”比羅在桌子旁邊坐下，“內梅特總理下週將出訪西德拜會你們的科爾總理。他想問科爾總理一個問題。和其他政治家一樣，他在發問之前就想知道答案。”
“什麼問題？”
“解釋這個問題需要些時間。”
麗貝卡把一杯咖啡放在比羅面前。 “慢慢解釋吧，我有一晚上時間。”
“希望不用花太長時間。”他把一隻手伸進麗貝卡的睡袍，沿著麗貝卡的腿往上摸。 “還有別的事要做。”他的手伸到了麗貝卡的內褲。 “哦！”他驚嘆道，“你穿的是寬鬆的內褲啊。”
麗貝卡臉紅了。 “沒想到你要來。”
比羅笑了。 “我可以把兩隻手都放進去——也許兩隻胳膊都能放進去。”
麗貝卡把比羅的手推開，走到桌子的另一邊。 “明天我要把這些內衣全扔了。”她坐在比羅對面，“別那我開涮了，說說你來幹什麼。”
“匈牙利將開放和奧地利的邊境。”
麗貝卡還以為自己聽錯了。 “你在說什麼啊？”
“我們準備開放和奧地利的邊境。讓邊境上的圍欄因年久失修而廢棄。這樣，我們的國民可以想去哪就去哪了。”
“你們不是認真的吧。”
“這不僅是個政治上的決定，而且是個經濟上的決定。圍欄馬上就不能用了，我們根本沒錢去修。”
麗貝卡開始有些明白了。 “可如果匈牙利人能夠出境的話，那其他國家的人也同樣可以。你們怎麼阻止捷克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人或是波蘭人……”
“我們無法阻止他們。”
“……還有我們東德人。老天，我的家人終於可以離開東德了！”
“是的。”
“這種事不會發生，蘇聯不會允許。”
“內梅特去過莫斯科，就這事已經和戈爾巴喬夫交涉過了。”
“戈比怎麼說？”
“他沒說什麼。他的確有點不高興，但不打算進行干預。他也出不了換圍欄的錢。”
“可是……”
“兩人在克里姆林宮會談的時候我也在場。內梅特直接問他，蘇聯準備像1956年那樣出兵干涉嗎？他的回答是沒打算。”
“你相信他嗎？”
“我相信。”
這將是一件能改變世界的大事情。麗貝卡窮極政治生涯一直在為此做著努力，但卻不信這一幕真的會發生：她的家人可以從東德過來了！他們終於自由了！
比羅說：“可能有個障礙。”
“我就擔心這個。”
“戈爾巴喬夫說蘇聯不准備出兵干涉，但沒說不對我們繼續經濟上的製裁。”
麗貝卡覺得這不是什麼問題。 “匈牙利的經濟將調頭向西，會發展很快的。”
“這正是我們的願望。但這需要時間。人們會面臨困難。克里姆林宮也許希望我們的經濟在有時間調整之前迅速崩潰。這樣反改革的勢力就又會冒頭了。”
麗貝卡知道，比羅說得沒錯。這對匈牙利的改革是個嚴重的威脅。 “我知道要實現經濟的發展非常難。”她沮喪地說。
“別灰心，我們找到了辦法，我就是為這來的。”
“你們的辦法是什麼？”
“我們需要從歐洲最富裕的國家得到支持。如果我們能在德國的銀行弄到很高的授信額度的話，就能抵擋住蘇聯施加的壓力了。下週，內梅特將向科爾請求貸款。我知道你無法親自授權，但我希望你能給我引導。看看科爾總理會怎麼說。”
“如果能開放邊境，無法想像他會說不。除了政治上的收穫以外，這對德國經濟也意味著很多。”
“我們也許需要許多錢。”
“需要多少？”
“也許十億德國馬克。”
“別擔心，”麗貝卡說，“你們會拿到的。”
從眾議員喬治·傑克斯眼前的這份報告來看，蘇聯的經濟正變得越來越糟。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政治上的分權、更多的消費品、裁減武器——並不足以使蘇聯經濟走出泥潭。
中央情報局的報告說，蘇聯的東歐衛星國在壓力之下希望仿照蘇聯實現經濟的自由化，但這種改變是緩慢而循序漸進的。如果有哪個國家公開反對共產主義，戈爾巴喬夫就會把坦克開進去。
參加眾議院情報監管委員會會議的喬治覺得這個結論聽起來不那麼對頭。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已經在公開市場和政治民主方面走在了蘇聯的前頭，戈爾巴喬夫也沒做什麼去攔阻它們。
但布什總統和切尼國防部長卻認為邪惡的蘇聯會無所不為。和以往一樣，中央情報局在壓力下盡撿他們喜歡的說。
會議讓喬治覺得不滿和焦慮。他搭乘整潔的國會山地鐵回到佳能辦公大樓，他在大樓裡有個擁有三個擁擠房間的套房。套房大堂有張前台，有個為等待客人準備的沙發，還有個開會用的圓桌。大堂一邊是秘書辦公室，裡面放滿了僱員的辦公桌，書架和文件櫃。另一邊是喬治自己的辦公室，辦公室裡有一張辦公桌和一張會議桌，牆上掛著張鮑比·肯尼迪的照片。
他驚奇地在下午要接見的人員名單裡看到了來自阿拉巴馬州安尼斯頓的克拉倫斯·鮑耶牧師，這位牧師想就民權方面的問題和他聊聊。
喬治永遠忘不了安尼斯頓。安尼斯頓是自由之行運動參與者受到暴徒襲擊，所乘的大巴被燃燒彈焚燒的地方。暴徒們真心想殺害喬治，那是喬治生命中唯一一次差點被殺的經歷。
儘管不記得為什麼，可他一定同意了對方的會面請求。喬治猜想求見他的阿拉巴馬牧師必定是個非洲裔美國人，但卻驚奇地發現助理帶進來的是一位白人。鮑耶牧師和喬治年齡相仿，穿灰西裝白襯衫，戴著條黑領帶，也許是要在華盛頓走很多路的緣故，他的腳上踏著雙運動鞋。他頭髮漸稀，長著松鼠一般的栗紅色頭髮和兩隻大板牙。喬治覺得鮑耶牧師依稀有點眼熟，隨鮑耶一起來的是個十來歲的少年人。
“我試著把耶穌基督的福音帶給安尼斯頓兵營裡的士兵和其他一些人，”鮑耶牧師向喬治介紹了自己，“會眾中的許多人是非洲裔美國人。”
喬治覺得鮑耶很真誠。他的會眾中黑人白人都有，這有點不同尋常。 “牧師，你怎麼會對民權方面的問題有興趣？”
“先生，我年輕時是個種族隔離主義者。”
“許多人都是，”喬治說，“我們從中都得到了教訓。”
“我不僅得到了教訓，”鮑耶說，“還用幾十年時間做深深的懺悔。”
這番表態看起來有點過了。一些求見眾議員的人或多或少有點瘋。喬治的僱員們盡力把瘋子從求見名單上去除，但不時總會有那麼一兩條漏網之魚。但喬治覺得鮑耶很理智。 “你說的是懺悔嗎？”喬治故意拖延著時間。
“傑克斯眾議員，”鮑耶嚴肅地說，“我來是向你道歉的。”
“為什麼道歉？”
“1961年我用一根鐵橇打了你，我想我打斷了你的胳膊。”
喬治剎那間明白對方看上去為何這般眼熟了。他是安尼斯頓那些暴徒裡的一員。鮑耶試圖用鐵橇擊打瑪麗亞，喬治替瑪麗亞擋了這一擊。直到現在，天冷時喬治的胳膊仍然會有點隱痛。喬治驚訝地看著眼前這位一腔熱忱的神職人員。 “原來是你啊。”他說。
“先生，就是我。我沒有什麼理由好說的。我知道自己在幹什麼。我做錯了。但我從來沒忘記過你。我只是想讓你知道我有多抱歉。我想讓兒子克拉姆親眼見證我對過犯的懺悔。”
喬治感到很窘迫。以前他從來沒有經歷過類似的事情。 “看來你當上了牧師。”他說。
“起先我沉溺於酒精。因為貪杯，我丟掉了工作、家庭和汽車。之後的一個星期天，上帝把我帶到了貧民區棚屋裡的一個小型聚會點。那天牧師布的道正好關於《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四十節的內容：'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喬治聽過很多圍繞這段經句的佈道。這段經句說的是，對人犯錯，就是對基督耶穌犯錯。比其他人受難更多的非洲裔美國人從這段話中得到了很大的安慰。這段經句甚至被貼在了伯明翰十六街浸禮會教堂的信息發布窗上。
鮑耶說：“我去那個聚會點只是為了嘲弄嘲弄那些基督徒們，沒想到出來的時候卻已經得到了拯救。”
喬治說：“牧師，很高興聽你訴說內心轉變的故事。”
“眾議員先生，我不應該得到您的原諒，但我希望能得到上帝的諒解。”說完鮑耶站起身，“我不會佔用您更多寶貴的時間。謝謝你。”
喬治也站起身。他覺得自己對這個沉浸在強烈情感中的男人回應得還不夠充分。 “在你離開之前，”他說，“我們握一握手吧。”他把鮑耶的兩隻手都抓在手裡，“克拉倫斯，如果上帝能原諒你的話，我想我也能。”
鮑耶哽咽了。握住喬治的手時，他的淚水不禁開始往下流。
衝動之下，喬治擁抱了他，發現鮑耶的身體微微有些顫抖。
過了一會兒，喬治鬆開手，後退兩步。鮑耶想說話，但什麼都說不出來。他哭泣著轉過身，離開了喬治的辦公室。
鮑耶的兒子走過來和喬治握手。 “眾議員先生，謝謝你，”男孩聲音顫抖著說，“我無法形容你的原諒對我父親來說有多重要。先生，你是個偉大的人。”說完，他跟在父親身後走出了喬治的辦公室。
喬治坐回椅子上，感覺到有些暈眩。這真是太好了，他心想。
晚上，他把這件事告訴了瑪麗亞。
瑪麗亞卻沒有表示同情。 “被打斷的是你的胳膊，你有權原諒他們，”她說，“但我不想這麼簡單地原諒種族隔離分子。我想看到鮑耶牧師在監獄裡服幾年刑，或是做上一段苦工。在那之後，我或許會接受他的道歉。你應該知道，在現在這個社會，腐敗的法官、暴虐的警察和炸彈製造者依然逍遙於法外。他們沒有為自己所做的壞事而被繩之以法。其中一些甚至領上了養老金。這種人也需要原諒嗎？我不想讓他們因為得到原諒而心安理得。我很高興他們因為負罪感而受傷。這是他們得到的最低限度的懲罰。”
喬治笑了。年過五十，瑪麗亞變得越發好戰了。她是國務院裡最資深的僱員之一，同時得到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的尊敬。瑪麗亞的舉手投足之間洋溢著自信和權威。
喬治和瑪麗亞在瑪麗亞的公寓。喬治收拾桌子的時候，瑪麗亞在用香料燒一條鱸魚。屋子裡瀰漫著一股香氣，喬治不由得垂涎欲滴。喬治給自己滿上一杯夏敦埃白葡萄酒，然後在蒸鍋裡放上一棵花椰菜。瑪麗亞比過去稍微重了點，她決定採納喬治提供的清淡食譜。
晚飯吃過以後，他們帶著咖啡杯走到沙發前。瑪麗亞的心情很不錯。 “離開國務院後回首往事時，我希望自己能夠說，比起進入國務院的時候，這個世界已經安全多了。”她說。 “我希望我的侄子侄女和教子傑克能夠在沒有超級大國屠殺的威脅下撫養自己的孩子們。這樣我就能說自己的一輩子過得值了。”
“我理解你的感受，”喬治說，“但看上去卻像是在做白日夢。這可能嗎？”
“也許吧。蘇聯和其盟國比二戰後任何時候更處於崩潰的邊緣。我們駐莫斯科的大使認為，勃列日涅夫主義已經完蛋了。”
勃列日涅夫主義叫囂蘇聯控制著東歐，這和門羅主義授予美國在南美相似的權力是一個道理。
喬治點了點頭。 “如果戈爾巴喬夫不再想統治社會主義帝國的話，美國在地緣政治上將獲得很大的裨益。”
“我們將盡力幫助戈爾巴喬夫留在台上。但因為布什總統堅信這是戈爾巴喬夫設的局，所以我們沒有這麼做。他還在計劃著要增加我們在歐洲的核武器呢！”
“他的計劃將破壞戈爾巴喬夫的執政根基，助長克里姆林宮的鷹派勢力。”
“是的。不過明天會來些德國人對他進行說服。”
“希望他們能說服成功。”喬治抱有懷疑地說。
“我也這麼希望。”
喬治喝完了咖啡，但還不想走。他享用了食物和美酒，感到非常愜意。另外，他還很喜歡和瑪麗亞交談。 “告訴你，”喬治說，“除了我兒子和我媽媽，在這個世界上我最喜歡你。”
“那維雷娜呢？”瑪麗亞直截了當地問。
喬治笑了。 “她正在和你以前的男朋友李·蒙哥馬利約會。蒙哥馬利現在是《華盛頓郵報》的主編，我想這次她是認真的。”
“這很好。”
“你還記得……”喬治也許不應該提這個，但他已經喝了大半瓶紅酒了，說上些胡話又有什麼大不了的呢。 “你還記得我們在這張沙發上做愛的事情嗎？”
“喬治，”瑪麗亞說，“這事我不常乾，怎麼可能忘呢？”
“不幸的是，我也沒忘。”
瑪麗亞笑了，卻說：“很高興你沒忘。”
喬治萌生出一股懷舊之情。 “那是多少年之前的事了？”
“是十五年前尼克松辭職的那天晚上。你那時又年輕又英俊。”
“那時的你和現在一樣漂亮。”
“你這個花言巧語的傢伙！”
“我們那時很愉快，對吧？我是指我們兩人的做愛。”
“愉快，”瑪麗亞假裝受到冒犯的樣子，“僅僅是愉快嗎？”
“感覺非常享受。”
“是的。”
喬治的心裡充滿了喪失機會的遺憾。 “我們後來是怎麼了？”
“我們有不同的路要走。”
“是的。”片刻的沉默過後，喬治問，“想再來一次嗎？”
“我還以為你永遠不會再提了呢！”
他們接了吻，喬治馬上想起了他們第一次接吻時的感覺：那麼放鬆，那麼自然，那麼心安理得。
瑪麗亞的身體變了，變得不那麼緊繃，更加柔軟，觸摸下的皮膚也更加干爽。他猜測自己的皮膚也起了同樣的變化：摔跤練出來的腹肌早就沒有了。但這根本不算什麼。瑪麗亞飢渴地把嘴唇和舌頭迎向他的嘴唇和舌頭。投入感性又深愛著的瑪麗亞的臂膀時，喬治同樣也感到飢渴難耐。
瑪麗亞解開他的襯衫鈕扣。喬治脫襯衫的時候，瑪麗亞站起身，飛快地褪去了身上的裙子。
喬治說：“在更深入之前……
“你說什麼？”瑪麗亞重新又坐下了，“你還要重新考慮嗎？”
“正相反，我已經準備好了。順便提一下，你的胸罩很漂亮。”
“謝謝你，你馬上就能把它從我身上脫下了。”說著，她開始解喬治身上的皮帶。
“我有話想說，但又怕壞了現在的氣氛……”
“有話就說，”瑪麗亞說，“趁現在把話說出來。”
“我意識到了一些事情，我想我早該意識到了。”
瑪麗亞含笑看著他，什麼話都沒說。喬治奇怪地感覺到，瑪麗亞完全知道他要說些什麼。
“我意識到我愛你。”喬治說。
“你真的愛我嗎？”
“是的。你介意嗎？我可以愛你嗎？我是否把好氣氛破壞了呢？”
“你真傻，”她說，“我已經愛你好多年了。”
一個溫暖的春日，麗貝卡抵達了華盛頓的國務院。花床上盛開著水仙，麗貝卡對不久之後的會見充滿了希望。蘇聯及其盟國受到了削弱，甚至可以說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德國有機會得以統一，重新獲得自由。他們只需要把美國在正確的方向上稍微推動一下就能心想事成。
麗貝卡想告訴收養她的母親卡拉，她正在華盛頓代表自己的國家，與世界上最有勢力的一群人進行交涉。二戰的時候，卡拉在柏林收養了十三歲時驚恐萬狀的她，賦予她自信使她成為國際知名的女政治家。我得弄張照片寄給她，麗貝卡心想。
她和上司漢斯-迪特里希·根舍以及幾個助理走進充滿現代藝術氣息的國務院大樓。國務院大樓兩層的大堂裡《保護人類自由》的大幅壁畫，壁畫上顯示了美國軍隊所保護的五類自由。
僅僅在電話中聽到過其睿智聲音的瑪麗亞·薩默斯迎接了來訪的德國人一行。麗貝卡驚奇地發現薩默斯竟然是個非洲裔美國人。接著她為自己的大驚小怪感到有些內疚：非洲裔美國人當然也可以在國務院佔據如此高位。過了一會兒，麗貝卡意識到大樓裡的確沒有幾張黑人面孔。瑪麗亞是國務院裡不常見的幾個黑人，她的驚訝是有理由的。
瑪麗亞很友好，也很歡迎她們來，但很快瑪麗亞就發現國務卿詹姆斯·貝克爾的態度完全不同。德國人在他的辦公室門外等了五分鐘，很快就到了十分鐘。瑪麗亞非常窘迫。麗貝卡開始擔心起來。這不會是單純的意外。讓德國副總理在門外等待是算計好了的羞辱。貝克爾一定對他們抱有敵意。
麗貝卡聽說美國人會做出這種事。之後美國人會說來客是因為他們的政治觀點而受到了怠慢。回國之後，媒體上會出現令他們尷尬的報導。羅納德·裡根對英國反對黨領導人尼爾·基諾克就做過這種事情，因為基諾克也是個裁軍的倡議者。
麗貝卡倒不是很在意這種羞辱。男性政治家經常擺出這樣的做派。這和男孩喜歡拽著他們的陰莖耀武揚威沒有本質的區別。但國務卿的怠慢卻代表著將要進行的會談不會有太大的成效。這對國際形勢的緩和來說是個壞消息。
十五分鐘以後，他們被帶進了國務卿的辦公室。貝克爾是個說話帶有得克薩斯口音的瘦高個。他衣著得體，頭髮剪得非常整齊。他明顯心不在焉地和漢斯-迪特里希·根舍握了下手，然後對根舍說：“我們對德國的態度感到很失望。”
好在根捨不是個容易被欺負的軟蛋。根舍擔任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已經有十五年了，知道如何對談判對手的無理態度視而不見。根舍光頭戴眼鏡，臉上總是一副好戰的表情。 “我們覺得美國的政策已經過時了，”他平靜地說。 “歐洲的局勢變了，你們應該把歐洲局勢的變化也納入考量。”
“我們必須保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核威懾力量。”貝克爾像念咒一樣重複著。
根舍明顯地控制著自己的不耐。 “我們不能同意——我們的人民也不能同意。五個德國人里至少有四個希望把核武器從歐洲撤出去。”
“他們被克里姆林宮的宣傳愚弄了。”
“我們生活在民主社會。最終，這種事還需要人民來做決定。”
美國國防部長切尼也在國務卿辦公室。 “克里姆林宮的一個主要目標是實現歐洲的無核化，”他說，“我們不能落入他們的圈套。”
根舍明顯被在歐洲問題上比他見地要淺的切尼的說三道四惹怒了。他像是一個對不開竅學生講課地老師一樣無望。 “冷戰已經結束了。”他說。
麗貝卡吃驚地發現，討論正在向徒勞無功的方向發展。沒人認真聽對方在說什麼：雙方事先都已經打定了主意。
麗貝卡的判斷無誤。在說了些負氣的話之後，會談不歡而散了。
她沒等到拍照的時機。
離開的時候，麗貝卡搜腸刮肚地思慮著挽回局面的方法，但什麼都沒想到。
瑪麗亞·薩默斯在國務院大廳對麗貝卡說：“會談沒有朝我預想的方向發展。”
這不是道歉，但瑪麗亞所在的地位迫使她只能這麼說。 “沒事，”麗貝卡說，“很可惜雙方交流不夠，沒取得什麼收穫。”
“我們可以想辦法把更高層的人聚在一起討論這件事嗎？”
正準備說自己不知道時，麗貝卡突然冒出一個主意。 “也許有辦法，”她說，“何不把布什總統帶到歐洲看一看呢？讓他親眼目睹一下歐洲正在發生的變化。讓他和波蘭人、匈牙利人交流一下。交流之後他或許會改變主意的。”
“你說得沒錯，”瑪麗亞說，“我會作出建議的，謝謝你。”
“祝你好運。”麗貝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