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九章

六月底，安德烈公爵來到軍隊總司令部。皇帝親臨的第一軍駐紮在德里薩河畔設防的野營裡；第二軍正在撤退，企圖與第一軍會師，據說第一軍和第二軍被人數眾多的法軍切斷了。大家對俄軍總的軍事形勢感到不滿；但誰也沒有想到俄國各省會遭到侵犯，誰也沒有估計到戰爭會越過波蘭西部各省。 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薩河畔找到他奉命去供職的巴克萊部隊。由於野營附近沒有一個大村莊或小鎮，人數眾多的將軍和隨軍廷臣就被安頓在兩岸方圓十俄里內最好的房子裡。巴克萊的駐地離皇帝行宮只有四俄里。巴克萊冷淡地接待安德烈公爵，帶著德國腔對他說，他將奏明皇上後給他委派職務，請他暫時留在他的司令部裡。安德烈公爵要找阿納托里，但他不在這裡，他到彼得堡去了。這消息倒使安德烈公爵高興。正在發生的大戰吸引了安德烈公爵的注意力，他能暫時擺脫由想起阿納托里而產生的煩惱，感到高興。開頭四天，安德烈公爵還沒有接到任務，他騎馬巡視整個營地，憑自己的知識，再同了解情況的人談話，竭力掌握這座設防營地的情況。但這個營地究竟是否有利，安德烈公爵還不能判斷。他憑自己的軍事經驗確信，在戰爭中深思熟慮的作戰計劃毫無用處（這是他在奧斯特里茨戰役中看到的），關鍵在於如何應付敵人的突然行動、怎樣作戰和由誰指揮作戰。為了弄清這個問題，安德烈公爵利用自己的地位和關係，深入了解軍隊的指揮情況、參加指揮的人員和派別，最後對戰局得出以下的概念。

皇帝還在維爾諾時，部隊就分成三個軍：第一軍由巴克萊指揮，第二軍由巴格拉基昂指揮，第三軍由托爾馬索夫指揮。皇帝留在第一軍，但不用總司令名義。命令裡沒有說皇帝將指揮軍隊，只說皇帝將隨軍親征。再有，不設御前總參謀部，而只設皇帝行轅本部。皇帝手下有行轅長官伏爾康斯基公爵，許多將軍、侍從武官、外交官和一大批外國人，但沒有參謀部。此外，隨駕而無專職的有：前任陸軍大臣阿拉克切耶夫、別尼生大將、皇太子康斯坦丁·巴夫洛維奇親王、一等文官魯勉采夫伯爵、前普魯士大臣斯坦因、瑞典將軍阿姆斐爾德、作戰計劃主要起草人普法爾、薩丁移民侍從武官長保盧奇、伏爾佐根等許多人。這些人在部隊裡雖然沒有軍職，但憑地位很有影響。軍長，甚至總司令聽到別尼生、親王、阿拉克切耶夫或者伏爾康斯基公爵的查詢或者建議，往往不知道他們用的是什麼身份，他們的命令或意見是他們自己的，還是代表皇帝，也不知道該不該執行。但這只不過是表面現象，皇帝帶著這些人親臨部隊的意義，從廷臣觀點來看是十分明白的（在皇帝面前大家都是廷臣）。那意義便是：皇帝名義上不是總司令，但事實上統率各軍，他的左右都是他的幕僚。阿拉克切耶夫忠實維持治安，是皇帝的隨身侍衛；別尼生是維爾諾省的地主，表面上盡地主之誼接待皇帝，其實是個出色的軍事顧問，而且隨時可以頂替巴克萊。親王待在軍中，因為他喜歡隨軍同行。前任普魯士大臣斯坦因待在這裡，因為他是個好顧問，亞歷山大皇帝很看重他的才能。阿姆斐爾德是拿破崙的死敵，一個十分自負的將軍，對亞歷山大一向有影響。保盧奇待在軍中，因為他說話大膽而果斷。侍從武官們來到這裡，因為他們總是跟著皇帝，形影不離。普法爾在這裡，因為他擬訂了反對拿破崙的計劃，並使亞歷山大相信這一計劃是正確的，現在他統管全部軍事。普法爾身邊還有伏爾佐根，伏爾佐根比普法爾自己更能明白地表達普法爾的思想，而普法爾是個高傲自大、目空一切的空頭理論家。

除了上述俄國人和外國人（特別是外國人，他們身處異國，非常大膽，每天敢於提出驚人的新主意），還有許多次要人物，他們來到軍中，因為他們的上司都在這裡。 這個傑出、高傲、忙碌的龐大集體，思想分歧，意見各異，安德烈公爵從中看出，有以下幾種明顯的派別。 第一派是普法爾和他的信徒，他們是軍事理論家，認為軍事是一門科學，具有不變的規律，例如迂迴戰、包圍戰，等等。普法爾和他的信徒主張根據空頭軍事理論把軍隊撤退到腹地，凡是違反這個理論的都是野蠻無知或別有用心。屬於這一派的有德國親王、伏爾佐根、文森海羅德等人，他們多半是德國人。 第二派同第一派對立。有一種極端，照例必有另一種極端。這一派在維爾諾就主張打破任何作戰計劃，進攻波蘭。這派除了主張大膽行動外，還是民族主義的代表，因此在爭論中格外偏激。這派都是俄國人，如巴格拉基昂，初露頭角的葉爾莫洛夫等人。當時流傳著有關葉爾莫洛夫的一則笑話，說他要求皇上施恩，封他為德國人。這派人說，他們緬懷蘇沃洛夫，反對空想，反對只在地圖上插針，主張行動，打擊敵人，禦敵於俄國國門之外，不要挫傷士氣。

第三派是前兩派的折中派，最得皇帝的信任。這一派多半不是軍人，阿拉克切耶夫也屬於這一派。他們也像那些庸夫俗子，沒有信念，卻裝出有信念的樣子。他們說，同白拿伯（他們又稱拿破崙為白拿伯了）那樣的天才作戰，需要深思熟慮的計劃和淵博的科學知識，這方面普法爾是個天才，但同時不能不承認理論家往往有片面性，因此不能完全相信他們，也要聽聽普法爾的反對派的意見，聽聽有實際作戰經驗的人的意見，他們就選擇中間路線。這派人主張按普法爾計劃堅守德里薩營地，但改變其他各軍的行動。儘管這種行動不能達到任何目的，這派人還是認為這樣最好。 第四派的最重要代表是皇太子，他忘不了他在奧斯特里茨戰役的狼狽處境，他當時頭戴鋼盔，身穿騎兵制服，像檢閱一樣走在近衛軍前面，想漂漂亮亮地打垮法軍，卻不料一下子就落到第一線，好容易才在一片混亂中逃生。這派人發表意見過分坦率。他們害怕拿破崙，看到他的強大和自己的軟弱，而且直言不諱。他們說：“除了悲傷、羞辱和滅亡，不會有任何結果！瞧，我們放棄了維爾諾，放棄了維切布斯克，我們還得放棄德里薩。唯一聰明的辦法就是趁我們還未被逐出彼得堡，趕快講和！”

這種意見在軍隊上層很流行，在彼得堡也有人支持，一等文官魯勉采夫出於其他政治原因也主張講和。 第五派是巴克萊的信徒，他們崇拜他，覺得他不是個普通人，而是陸軍大臣和總司令。他們說：“不管怎麼樣（他們開頭總是這樣說），他畢竟是個誠實能幹的人。再沒有比他更好的人了。應該讓他掌握實權，因為沒有統一指揮，戰爭就不能勝利。讓他統一指揮，他就會像在芬蘭那樣大顯神威。我們的軍隊組織嚴密，強大有力，並撤退到德里薩沒有遭到任何損失，應該完全歸功於巴克萊。現在要是用別尼生代替巴克萊，那就會全部完蛋，因為別尼生在一八〇七年就已表明庸碌無能。” 第六派是別尼生派，他們的說法相反，認為沒有人比別尼生更能幹，更有經驗，不論怎麼樣，到頭來還得請教他。這一派人認為，我軍撤退到德里薩是奇恥大辱，是一系列錯誤的結果。他們說：“錯誤犯得越多越好，至少好讓大家更快明白，這樣下去不行。我們需要的不是巴克萊，而是像別尼生這樣的人。別尼生在一八〇七年就已大顯身手，拿破崙本人都對他作了公正的評價。我們只願意讓別尼生這樣的人掌權。”

第七派是一批將軍和侍從武官，他們總是待在皇帝身邊，特別是歷朝年輕的皇帝身邊，而在亞歷山大皇帝身邊人數特別多。他們對他赤膽忠心，不僅僅因為他是皇帝，而且因為他是一個人，就像尼古拉·羅斯托夫一八〇五年崇拜他那樣。他們從他身上不僅看到各種美德，而且看到人類的優秀品質。這派人對皇帝辭去軍權雖表示欽佩，但又認為他過分謙虛，堅決要求他們所崇拜的皇帝不要太自謙，應該公開宣布他是全軍統帥，並組織御前總司令部，必要時可向有經驗的理論家和實踐家諮詢，親自統率軍隊，這樣就能大大鼓舞士氣。 第八派人數最多，他們同其他各派人數的比例是九十九比一。他們既不主張和平，也不贊成戰爭，不贊成進攻，也不贊成在德里薩河畔或其他地方設防。他們不支持巴克萊，不支持皇帝，不支持普法爾，不支持別尼生。他們只有一個願望，一個重大的願望：盡量為自己謀利益，爭享受。他們利用皇帝行轅裡錯綜複雜的陰謀活動渾水摸魚，拼命撈取在平時想像不到的好處。有人不願喪失既得利益，今天同意普法爾，明天贊成他的對手，後天又聲稱對這事沒有任何意見，以逃避責任和討好皇上。有人為了撈到好處，博得皇上青睞，大聲鼓吹皇帝前一天暗示過的事，在會議桌上搥胸頓足，聲嘶力竭，提出要同反對的人決鬥，以此表示為了公共利益，不惜犧牲自己。再有人利用兩次會議休會、反對派不在場的時機，乾脆要求獲得一次津貼，知道這時人家不會拒絕他。第四種人總是有意向皇帝顯示他在埋頭苦幹。第五種人為了達到與皇帝共同進餐的宿願，拼命證明某種意見正確或錯誤，並舉出多少有說服力的論據。

這一派人獵取盧布、勳章和官爵，他們但看皇帝的顏色行事，皇帝的風向標指向哪裡，他們就一窩蜂擁向哪裡，弄得皇帝更難改變方針。在動盪不定的局勢中，在令人膽戰心驚的危機下，在陰謀、虛榮和各種觀點情緒衝突的旋風中，加上民族不同，這第八派是只關心個人利益的人數最多的一派，他們把大局攪得一片混亂。不論發生什麼問題，這群雄蜂在前一個問題上還沒嗡嗡完，就又轉向新的問題，用它們的嗡嗡聲來壓倒和淹沒人們真誠的爭議。 安德烈公爵來到軍隊以後，從八派中形成了第九派，他們開始大聲發言。這派人都上了年紀，通情達理，老成乾練，富有政治經驗。他們不支持對立意見中的任何一方，冷眼旁觀司令部裡的一舉一動，並且考慮怎樣從這種猶豫不決、模棱兩可、混亂軟弱的局面中脫身出來。

這派人認為，這種糟糕的局面主要是由於皇帝帶著他的軍事人員來到軍隊裡；軍隊裡沾染了優柔寡斷的風氣，這種風氣在朝廷裡還可以，在軍隊裡卻是有害的；皇帝應該治理國家而不應該指揮軍隊；擺脫這種局面的唯一辦法是皇帝和他的隨從撤離軍隊；為了保護皇帝個人的安全，五萬人馬就不能參加作戰；一個能力最差，但不受限制的總司令也比一個能力最強，但受皇帝牽制的總司令強。 就在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薩閒住的時候，這派的一名重要代表國務秘書希施科夫上書皇帝，巴拉歇夫和阿拉克切耶夫也在上面簽名表示同意。希施科夫利用皇帝恩准議論國家大事的特權，在奏章裡藉口皇帝應在京城鼓舞民眾鬥志，恭請皇帝離開軍隊。 由皇帝喚起民眾保衛祖國，這個建議被皇帝接納了。於是皇帝留守莫斯科激勵民眾鬥志，就成了俄國勝利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