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上面所說這些話只是一個鋪墊。
我寫第一本書時還很年輕，受到命運的垂青，我的處女作甫一問世便引起轟動，各色人等競相與我結識。
我剛被引介到倫敦的文人圈子裡時，自己既熱切又羞怯，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還難免有些許的憂鬱。很長時間我都沒有光顧那個圈子了，如果現在很多小說裡描寫的是真實的，則如今已經今非昔比了。圈子所在的地點也不同了，切爾西和布魯姆斯伯里取代了漢普斯特德、諾丁山門和肯辛頓的高街。那時，不到四十歲就出名就會被認為是出類拔萃，而現在超過了二十五歲才出名會讓人覺得很荒唐。我想在那些日子裡我們有點羞於表露自己的感情，害怕過分張揚會引起嘲笑。我不相信在放浪形骸的文人圈裡會有什麼嚴謹的純潔文化，但我也不記得那時會有在今天似乎大行其道的濫交。我們把怪誕的行為遮上一層體面緘默的幕布，並不認為這是虛偽的。我們講話含蓄，並不直截了當，而且那時女人也沒有完全取得獨立自主的地位。
我住在維多利亞火車站附近，記得我不得不坐公交車走很遠的路，才能到達熱情好客的文人圈子人們的家裡。在怯懦心理作祟下，我要在街上來回徘徊幾次，才能鼓起勇氣按響門鈴。隨後，惶恐不安地被領進一個透不過氣、高朋滿座的房間。我被介紹給一個又一個名人雅士，他們對我的書的褒獎之詞更讓我局促不安。我覺得他們指望我說些妙言雋語，但我直到聚會結束，也沒有想出什麼風趣的話來，我只好用端茶倒水，把切得亂七八糟的黃油麵包遞給別人來掩飾我的尷尬。我不想讓人注意到我，這樣我就能放鬆地觀察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和聆聽他們睿智有趣的談話。
我記得聚會上有一些身材高大，腰板筆直，大鼻子而眼神放光的女人，穿著如同甲胄的服裝；也有一些身材矮小，像小老鼠一樣的老處女，說話細聲細氣，眼睛滴溜亂轉。我一直既好奇又好笑，她們始終戴著手套去吃抹著黃油的麵包片，隨後，我又觀察到她們在以為沒人注意的時候，把手指上的殘留物往椅子上揩，那種漠然的勁頭讓我著實佩服。這種行為肯定對家具不好，但我也能想到，當輪到這家的女主人回訪她們家的時候，她也會對她朋友家的家具實施同樣的報復手段的。有些女人穿著時髦，她們說她們怎麼也看不出為什麼一個人寫出一部小說就要穿得邋裡邋遢。如果你身材很好為什麼不去盡量展現呢？一雙小腳上穿著時尚的鞋子，絕不會讓編輯拒絕採用你的稿子。但是，另外一些女人打扮很輕浮，她們身著“藝術的織品”，戴著蠻荒風格的珠寶首飾。男士們的打扮很少有怪裡怪氣的，他們盡可能地讓自己看上去不像作家，希望別人把他們看作是老於世故的人，無論走到哪裡，都像城市裡公司的高管。他們總顯得有點疲態，我過去壓根兒不認識什麼作家，我發現他們很奇怪，但是我認為對我來說，他們似乎不太真實。
我記得那時我總覺得他們的談話不同凡響，他們中的一個同行弟兄剛一轉身，他們便會用幽默的談吐將他刺得體無完膚，讓我聽得瞠目結舌。藝術家有著世上別的行當的人無法比擬的優勢，他們不僅可以嘲笑他們朋友的外貌和性格，還可以嘲笑他們的作品。他們的談鋒所向機智銳利，口若懸河，讓我自嘆弗如。在那些日子裡，聊天要像藝術一樣養成，一句巧妙的對答會大受賞識，遠遠超過鍋下荊棘燃燒時的劈啪聲受到的關注。格言警句那時還不是笨伯們機械模仿的工具，彬彬有禮的閒談中隨便用上幾句便會妙趣橫生。令人難過的是，我現在絲毫不記得那些靈光閃爍的妙語了。然而，當談到我們所從事的藝術的另一面——作為交易的細節來時，我認為那種交談到頭來也不會讓人舒服。我們品評完最近一本新書的成就後，就會自然而然地猜測這本書賣出了多少冊，作者得到了多少預支稿費，最終他可能會得到多少收益。隨後，我們還可能談到這家出版商，那家出版商，把一家出版商的慷慨和另一家的吝嗇做對比。我們還會爭論是應該把稿子交給一個版稅豐厚的出版商好，還是交給一個會“推廣”，彰顯書稿價值的出版商好；有些出版商廣告做得差，而另外一些則很不錯；有些出版商很老套，而另外一些則很摩登。再後來，我們還會談到代理商以及他們能夠為我們爭取到的利益，也會談到各種類型的編輯和他們歡迎哪類稿件，一千字他們能給多少稿費，以及他們付稿費是及時或是拖拉。這些對我來說，都非常具有浪漫的意味，它給了我一種成為某個神秘兄弟會成員的親密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