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查爾斯·斯特里克蘭的著述已經夠多的了，似乎不用我再增加筆墨加以贅述。況且，能夠樹立起一個畫家豐碑的應該是他的作品。但是，事實上我比大多數人都更熟悉和了解他，我初次遇見他是在他成為畫家之前。他在巴黎的那段困難歲月裡，我經常和他見面，但如果不是為了躲避戰爭的烽火而來到塔希提島的話，我也沒有想到會把對他的回憶訴諸筆端。眾所周知，在塔希提島他度過了他生命中的最後幾年，在島上我碰巧也遇到了一些很熟悉他的人，於是我發現自己正是那個可以闡明他悲劇人生中最為湮沒階段的人。如果堅信斯特里克蘭的偉大是對的，那麼作為一個親身接觸過他，並對他很了解的人，我個人的敘述就不能說是多餘的了。假如有個人跟艾爾·格列柯像我同斯特里克蘭一樣熟稔，為了讀到這個人寫的關於格列柯的回憶錄，我們為什麼捨不得花些時間呢？
但是，我不會以這些藉口為自己辯解。我忘了是誰曾經建議過，為了讓靈魂受益，一個人每天應該做兩件不喜歡的事情。說這話的人是個智者，這句話本身也是個格言，我一絲不苟地遵守。所以每天硬著頭皮起床，逼著自己睡覺。在本性上我是一個嚴格的苦行主義者，我每週都會讓肉體經受一次更加嚴酷的磨難。我沒有漏讀過一期《泰晤士報》的文學增刊。試想每天洋洋萬言的書籍被寫出來，作者們滿懷希望地看著它們出版，惴惴不安地等待著命運的安排，這也是有益身心的磨煉。若一本書能夠從書堆中脫穎而出，這希望會是多麼的渺茫！那些所謂成功的書也只不過是季節性的。只有天知道作者遭受了多少痛苦，歷經了多少苦難，承受了多少傷心，才能僥倖給讀者幾個小時的休閒，或者打發掉他們在旅途中的單調與乏味。我可以從書評中作出判斷，這些書中很多都是作者精心的力作，有些是殫精竭慮，有些甚至是終其一生的嘔心瀝血之作。我從中得到的教訓是，作者應該從創作的喜悅和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中獲得回報，對於其他別的東西都可以漠然待之，根本不用去在乎什麼讚揚或責難、成功或失敗。
現在戰爭來了，隨之而來的是一種新的態度。年輕人已經求助於我們過去不了解的神祇，已經有可能看到那些繼我們之後的年輕人活動的方向了。年輕的一代，他們意識到了力量與喧囂，不再敲門，蜂擁而至，佔據了我們的座位。空氣中吵吵鬧鬧，充斥著他們的喊叫。某些老一代人，模仿著年輕人滑稽的行為，努力說服自己他們尚未落伍，他們用最高音量大聲叫喊，但是他們口中猶如戰鬥時的吶喊已經變得空洞；他們就像可憐的蕩婦，試圖用眉筆、化妝和脂粉，靠尖聲的媚笑來喚回青春的幻影；聰明一點的則做出優雅的姿態。在他們多少有點抑制的微笑中有著某種放縱的譏諷，因為他們還記得自己也曾經把穩坐釣魚台的一代踩在腳下，那一代人也曾高聲喊叫，也曾帶著這種譏諷，他們也曾預見這些勇敢的火炬手們有朝一日會讓位於人。世上沒有什麼終極箴言，當尼尼微城把自己的偉大吹上天時，新的福音已經作古。那些說豪言壯語的人以為他們的話很新穎，可實際上這些話前人已經說過百遍，連腔調都幾乎沒有變化。鐘擺來回搖擺，這一循環永不停歇。
有時，一個人在一個時代活了相當長的時間，而且有了一定地位，當進入另一個時代，他會感到陌生，而這種違和感呈現了人類喜劇中最為奇特的景象。比如，今天還有誰想得到喬治·克雷布呢？這位當時著名的詩人，大家一致認為他是個天才，而由於現代生活的複雜性進一步加強，這種一致公認的情況變得比較罕見了。他從亞歷山大·蒲柏那一派學得寫詩的技巧，用押韻的雙行體形式創作道德故事。後來，法國爆發了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詩人們都開始作新歌、唱新曲了，可克雷布先生還是繼續用押韻的雙行體寫他的道德故事，我認為他肯定已經讀過那些年輕人所寫的攪動世界的詩歌了，而且我還能想像得到，他會認為這些新詩膚淺貧乏。當然，這些新詩大多的確如此。但是濟慈和華茲華斯的頌歌，還有柯勒律治的一兩首詩歌，以及雪萊的更多的幾首詩歌，發現了前人所未探及的廣袤的精神領域。克雷布先生雖然已經過氣，但他仍然繼續用押韻的雙行體寫他的道德故事。我也曾斷斷續續地讀過一些年輕一代的作品，在他們當中，可能有更加熱烈的濟慈和更加空靈的雪萊，他們已經發表了很多被世人所願意記憶的作品，但我說不好這一點。我欣賞他們的詩藝——他們的青春已經很完美，再說什麼前途無量似乎已經荒唐。我驚嘆於他們風格的恰如其分，但是雖然他們用詞豐富（從詞彙量上看，似乎在搖籃裡時，他們就翻讀過羅傑的《詞彙寶典》了），在我看來，他們的詩歌卻言之無物：在我腦海中，他們知道得太多，感受得太明顯，他們輕拍我後背的親密勁兒或者全身撲向我懷中的熱烈情感，我還真受不了；他們的激情有點貧血，他們的夢想有點平淡枯燥。我不喜歡他們。我也已經過氣，我也會繼續用押韻的雙行體來寫道德故事，但是，如果說我這麼做只是為了自娛自樂的話，我就會是天大的傻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