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沒有誰比蘿絲·沃特福德對我更好的了。她身上結合了男性的才智和女性的任性，她寫的那些小說很獨特，而且讀後讓人心緒不寧。正是在她的家裡，有一天我遇見了查爾斯·斯特里克蘭的妻子。那天沃特福德小姐正在舉辦茶會，她那小房間比平時更為擁擠，每個人似乎都在聊天，而我則安靜地坐著，覺得有些尷尬。我性格太內向，所以無法加入任何一堆人的談話，他們好像都在專注於談論自己的事情。沃特福德小姐是一位相當不錯的女主人，看見了我的窘態就徑直朝我走來。
“我想讓你和斯特里克蘭太太說會兒話，”她說，“她對你的書可是推崇備至。”
“她是乾什麼的？”我問道。
我意識到自己的孤陋寡聞，如果斯特里克蘭太太是位很有名氣的作家，我想在我和她說話之前也要把情況摸清楚。
蘿絲·沃特福德為了加強她回答的效果，故意把眼簾一垂，裝出一本正經的樣子。
“她經常舉辦午餐聚會，你只要別那麼靦腆，她會邀請你的。”
蘿絲·沃特福德是個玩世不恭的女子，她把生活看成是寫小說的機會，把大家作為她小說的素材。如果大家顯示出欣賞她的才能，她就會時不時地邀請他們到她的府上，適度破費地款待他們一番。她對大眾對名人們崇拜的弱點既感到快樂，又有點鄙夷，但不管怎樣，在他們面前她扮演著端莊得體的知名女作家的角色。
我被領到斯特里克蘭太太面前，我們在一起聊了有十分鐘的時間。除了她的聲音很悅耳外，我沒發現她有什麼特別之處。她在威斯敏斯特有一棟房子，能夠看到尚未竣工的大教堂，因為我們住在同一個街區，所以便覺得親近了一層。對於所有那些住在泰晤士河和聖詹姆斯公園之間的居民來說，陸海軍商店就是連接他們的紐帶。斯特里克蘭太太要了我的地址，幾天之後我便收到了她午餐會的邀請。
我的約會很少，所以便欣然接受了邀請。我到得有點晚了，因為我害怕到得太早，所以繞著大教堂走了三圈，進屋時我發現聚會的人已經到齊了。沃特福德小姐已經在那兒了，還有傑伊太太、理查德·特維寧、喬治·羅德也已落座，我們都是作家。那是早春晴朗的一天，大家的興致很高，我們談論了很多的事情。來之前，沃特福德小姐甚是糾結，是照她青春年少時的唯美主義打扮呢，她過去參加各種聚會常常要身著淡綠，手持一朵水仙；還是照她成熟女性儀態萬方，穿著高跟鞋和巴黎款的女裝，戴著一頂新帽子打扮呢。結果她的打扮介於兩者之間，這反而讓她有了更高的興致，我還從未聽過她用如此俏皮刻薄的語言談論我們共同的朋友。傑伊太太清楚語不驚人死不休是機智的靈魂，她用比耳語高不了多少的聲音發表高見，羞得雪白的桌布也會染上玫瑰色的紅暈。理查德·特維寧滔滔不絕地發表著奇談怪論，而喬治·羅德意識到不必再展示他口吐蓮花的才華了，所以只管張開大嘴，不斷地往裡填上食物。斯特里克蘭太太說得不多，但是她有一種可愛的本事，讓談話圍繞共同的話題，一旦談話出現冷場，她就會插入適當的話語使談話再次進行下去。她這一年三十七歲，身材較高，體態豐滿，卻不顯得肥胖；她說不上漂亮，但是她的面容招人喜愛，也許這要歸功於她善良、褐色的雙眸。她的膚色不太好，一頭烏髮梳理得很精巧。她是三個女人中唯一一個沒有化妝的，與其他人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她似乎更為淳樸和自然。
餐廳的佈置很符合那個時代的品位，非常樸素，高高的木製白色護牆板，綠色的牆紙上掛著惠斯勒的蝕刻畫，用四四方方的黑色框架鑲嵌著。綠色的窗簾上有著孔雀圖案的設計，筆直地懸掛著，地毯也是綠色的，圖案是白色的小兔在枝繁葉茂的樹林裡追逐嬉戲——顯然是受到威廉·莫里斯的影響。壁爐架上擺著白釉藍彩陶器。彼時，在倫敦一定會有五百家餐廳都是如此一模一樣的格調，這種風格雅緻，富有藝術氣息，但是也有一些沉悶。
當我們離開時，我和沃特福德小姐一路同行，天氣很不錯，再加上她戴著新帽子提高了興致，我們決定漫步穿過聖詹姆斯公園。
“剛才的聚會真不錯。”我說。
“你覺得飯菜可口吧？我告訴過她，如果她想讓作家們登門，就一定得讓他們吃好。”
“讓人佩服的建議，”我答道，“可是為什麼她想跟作家們來往呢？”
沃特福德小姐聳了聳肩。
“她覺得作家有意思，她想趕潮流，我想她很單純。可憐的人兒，她認為我們都很了不起，反正請我們去吃午餐會讓她很開心，對我們也沒有壞處，就衝這一點，我就喜歡她。”
現在回想起來，無論是遠離塵囂居於漢普斯特德廟堂之高的雅士，還是處於切恩街寒酸畫室的文人，那些追逐名人的人想方設法要把他們揭個底兒朝天，而我認為斯特里克蘭太太是這群人中最不會傷害到人的那一類。她還是少女時是在安靜的鄉下度過的，從穆迪圖書館借來的書不僅給她帶來了不少浪漫故事，而且帶來了關於倫敦的浪漫遐想。她對閱讀有著真正的激情（在她這一類人中是很少見的，大部分人對作者本人的興趣濃於對作品的興趣，對畫家的好奇甚於對其畫作的品鑑），她為自己創設了一個想像中的世界，在那裡她生活得自由自在，那種自由是她在日常的現實世界中絕對無法獲得的。當她開始了解了作家們之後，就好像她親自登上了舞台去歷險，而不是在舞台腳燈的另一頭遙望舞台上的演出。她看見這些作家粉墨登場，真正感到了自己生活的圈子擴大了很多，因為她不僅親自款待了他們，而且在他們封閉的幽居中拜訪他們。她接受了這些人遊戲人生的種種規則，並認為這些規則對於作家們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但她自己片刻也沒有想到要按照他們的規則去調整自己的行為。他們的倫理標準稀奇古怪，就像他們身著的奇裝異服，他們的理論和悖論狂野不羈，如同某種娛樂讓她覺得趣味盎然，但是對她的信念沒有一絲一毫的影響。
“有沒有一位斯特里克蘭先生呢？”我問道。
“哦，當然有，他在城裡做事，我想他是個證券經紀人，他這人非常古板無趣。”
“他倆感情好嗎？”
“他們彼此相敬如賓，如果你在他們家吃晚餐你就會遇見他，但斯特里克蘭太太不常請人吃晚餐。他很安靜，對文學或者藝術沒有一丁點兒興趣。”
“為什麼討人喜歡的女人總是嫁給乏味的男人啊？”
“因為有頭腦的男人是不會娶討人喜歡的女人的。”
我對這話想不出怎麼回答好，所以我又問斯特里克蘭太太是否有孩子。
“對，她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他倆都在上學。”
這個話題已經沒什麼可說的了，我們又開始談起了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