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上文所描述的那些事情發生後的第二天早上十點，我們的區法院開庭審理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的案子。
我要預先說明，而且我要堅持說明：我並不認為自己有能力傳達法庭上所發生的一切，不僅無法傳達得十分完整，而且無法傳達得有條有理。我總感到，如果一切都記下來並加以必要的說明，那就需要寫整整一本書，甚至是一大部書。因此請大家別埋怨我只介紹使我個人感到震驚和我特別牢記的內容。我可能主次不分，甚至完全忽略最明顯、最必要的特點……不過我看最好還是不要道歉吧。我將盡力而為，讀者自己也會明白，我只能盡我所能去做。
首先，在我們進入法庭大廳之前，我要提一下這一天使我特別驚訝的那些事情。其實，感到驚訝的不僅我一個人，正像後來發現的那樣，而是所有的人都很驚訝。原因就是：大家都知道關注這案子的人實在太多了，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等候開庭，社會上有許多議論、假設、感嘆和猜測，而且已經持續了兩個月了。大家都知道這案子在整個俄國鬧得沸沸揚揚，但畢竟沒有想到這案子會在我們這裡，甚至在全國各地，對所有的人都產生了像那天法庭上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強烈的震撼。這一天到我們這兒來的客人不僅來自本省省城，而且來自俄國的其他城市，甚至來自莫斯科和彼得堡。來的人中間有律師，甚至有幾位名人，也有一些貴婦人。旁聽證全部發完。法官席後面甚至劃出了一塊特殊的地方專門安排特別有名望的男賓，那裡一長溜椅子上坐著各種重要人物，這種情形在我們這裡從前是不允許的。婦女特別多，有我們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我看至少佔旁聽人數的一半。單單來自各地的律師就很多，簡直不知道把他們安排在什麼地方，因為所有的旁聽證早就發完，被大家軟磨硬泡統統要走了。我親眼看到在大廳盡頭的審判台後面，匆忙地用一道特別的柵欄臨時圍了一塊地方，把來自四面八方的律師都放了進去，而他們還認為能夠站在那裡已經非常幸運，因為要騰出地方，事先把所有椅子都從柵欄裡搬走了，於是聚在裡面的那一大堆人緊緊地擠成一團，摩肩接踵地一直站在那裡聽完“案件”的審理。有些太太，特別是外地來的，刻意打扮一番之後，出現在大廳的廂座裡，但大多數太太都顧不上穿著打扮。她們的臉上流露出一種神經質的、貪婪的、差不多是病態的好奇。必須指出，聚集在大廳裡的各界人士中間有一個重要的特點，那就是根據多方面的觀察，幾乎所有的婦女，至少是她們中的絕大多數都站在米佳一邊，認為對他應判無罪。也許，主要是因為大家都把他想像成一個善於征服女性心靈的人。她們知道，將有兩個爭風吃醋的女人出場。其中之一便是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她特別引起大家的興趣；關於她的稀奇古怪的傳聞特別多，說她對米佳特別癡情，儘管他成了一名罪犯，卻不改初衷，流傳著種種奇談怪論。特別提到她的傲慢（她幾乎從未拜訪我們城裡的任何人），她的種種“貴族關係”。據說她打算請求政府准許陪伴犯人一起流放，並在礦井下面和他結婚。她們也懷著同樣激動的心情期待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的情敵——格魯申卡在法庭上出現。她們懷著折磨人的好奇心期待著兩個情敵在法庭上見面——一個是傲慢的貴族小姐，一個是“輕佻放蕩的女人”；不過我們的太太們對格魯申卡的了解比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要多些。我們的太太們過去也曾見過這個坑害了“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和他不幸兒子的女人”，她們幾乎人人都感到奇怪，父子倆怎麼會對這樣一個“極平常的、毫無姿色的俄羅斯市井女人”入迷到如此程度。總之，有各種各樣的議論。我確切知道，在我們城里為了米佳曾發生了幾起嚴重的家庭齟齬。許多太太與自己的丈夫激烈爭吵，因為雙方對這一可怕的案件意見不一。經過爭吵以後，這些太太的丈夫們進入法庭大廳時不但對被告沒有好感，甚至十分恨他。總之可以肯定地說，與太太們相反，男士們在情緒上是與被告對立的。可以看到一張張嚴厲、陰沉的臉，有些人的臉色簡直是惡狠狠的，而且這是大多數。米佳在我們城裡逗留期間確實得罪過其中的許多人。當然有些旁聽者的心情幾乎是愉快的，對米佳的命運根本不關心，但對將要審理的案子本身卻並非毫不在意；大家都關心它的結果，大部分男士迫切希望懲處犯人，大概只有律師除外，因為他們所重視的不是案情的道德因素，而僅僅是所謂現代法學精神。著名的費丘科維奇的光臨使大家激動不已。他的才能聞名遐邇，他到外省為那些轟動一時的刑事案件出庭辯護已經不是第一次了。經過他辯護的這類案件總是聞名全俄，而且經久不忘。關於我們檢察官和首席法官也流傳著幾個笑話，據說我們的檢察官非常害怕碰上費丘科維奇，他們倆早在彼得堡開始乾這個行當時便是宿敵。我們這位十分自負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從彼得堡時起一直認為自己受了委屈，他的才能沒有得到應有的賞識，現在卡拉馬佐夫家族的案件使他精神振奮，指望通過這一案件使自己暗淡的生涯重放異彩，但他唯一擔心的是費丘科維奇。至於害怕費丘科維奇的說法其實不完全正確。我們的檢察官並非是那種在危險面前灰心喪氣的人，正相反，危險越大他的自尊心越強烈。總而言之，應該指出，我們的檢察官過於急躁和病態地敏感。他往往全身心地投入某個案子，審理案子尤其認真，好像他的前程和家業全都取決於他的最後裁決似的。法學界對他的態度不免加以嘲笑，因為我們的檢察官正是靠這種品質獲得了某種知名度，雖然遠非聞名全國，但與他在我們法院中所處的微不足道的地位相比，可以說他的名聲已經相當大了。人們特別嘲笑他對心理分析的偏愛。依我看，大家都錯了：我們的檢察官，作為一個人和一種性格，我覺得他要比許多人想像的嚴肅得多。但這個過分敏感的人從自己的法律工作開始之初就未能擺正自己的位置，以後一輩子也改不了。
至於我們的首席法官，那隻能說他是一個有教養的、仁慈的、務實的、具有現代思想的人。他相當愛虛榮，但對自己的前程並不太關心。他生活的主要目的是成為進步人士。他有種種關係，也有財產。對卡拉馬佐夫家這個案子，正如後來知道的那樣，他的態度相當激烈，但僅僅是從一般意義上而言。他感興趣的只是這個案子為什麼出現，屬於哪一類，為什麼把它看成是我們社會基礎的產物，是俄羅斯氣質的特徵等。他對案子涉及的個人性格，它的悲劇，對於被告以及有關人員的個性，他的態度相當冷漠並很不現實，不過話說回來，也許應該這樣。
早在法官們出現之前，大廳裡已經擠得水洩不通。我們的法院大廳是全城最好的，寬敞、高大、音響效果很好。法官席設在略微高出地面的平台上，它的右側安放了一張桌子和兩排供陪審員坐的扶手椅。左側是被告席和辯護律師的席位。在大廳中央，靠近法官席的地方有一張放“物證”的桌子。桌子上放著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沾滿血蹟的白色絲睡衣；一把不祥的、被認為是凶器的銅杵；米佳那件袖子上沾有血污的襯衫；他那件因為當時把血淋淋的手帕塞進口袋、如今背面口袋處帶有血斑的常禮服；那塊原來沾滿鮮血，如今已經發黃了的手帕；那把米佳在佩爾霍金家裡裝上子彈準備自殺、後來在莫克羅耶被特里豐·鮑里瑟奇悄悄拿走的手槍；那隻原來裝了三千盧布準備給格魯申卡的、題了詞的信封，一條原來扎在信封上的粉紅色綢帶；還有其他許多東西，我無法一一記住。稍遠一些，在大廳深處便是旁聽席，但在柱形欄杆前面還放了幾把扶手椅，供已經作過證詞，但尚需留在大廳裡的證人用。十點整，由首席法官、一位法官和一位榮譽民事法官組成的審判人員入席。不用說，檢察官也馬上出來了。首席法官是個粗壯結實的人，偏矮的中等身材，一副似患有痔瘡的灰黃色的面孔，五十歲左右，一頭修剪得短短的均已經花白的黑髮，掛著一條紅綬帶，但我記不得戴的是什麼勳章了。我覺得，也不僅是我，大家都覺得，檢察官似乎非常蒼白，臉色幾乎發青，不知為什麼似乎一夜之間突然消瘦了，因為我在前天看到他時氣色還很正常。首席法官首先問法警：陪審員都到齊了嗎？ ……不過我看不能再這樣繼續講下去了，因為有許多東西我沒有聽清楚，有些東西沒有詳細注意，有些東西又忘了，而最主要的是因為，就像我在前面講過的那樣，如果把所有的講話和發生的事情全部記下來，那我確實既沒有那麼多時間，也沒有那麼多的篇幅。我只知道，辯護律師和檢察官雙方對陪審員資格提出異議的不太多。那十二名陪審員的情況我還記得：四名是我們本地的官員，兩名是商人，六名是本城的農民和小市民。我記得早在開庭以前，我們上流社會的有些人，特別是太太們，頗為驚訝地問道：“這些微妙、複雜、涉及心靈世界的案子怎麼可以交給幾個官員，甚至農民去作出生死攸關的決定呢？這些官員，尤其是這幾個莊稼漢能懂得什麼呢？”確實，這四個進入陪審團的官員職位低微，而且都已白髮蒼蒼，只有一個稍稍年輕些，他們在社會上默默無聞，靠著菲薄的薪俸勉強度日，他們的妻子年老色衰，多半上不了場面，還有一大堆說不定是光著腳的子女，公務之餘常常用打牌來消磨時光，自然從來也沒有讀過一本書。兩名商人樣子體面，但都出奇地寡言少語和呆板；其中一個剃光了鬍子，穿著德國式的衣服；另一個留著灰白鬍子，在脖子上掛著紅綬帶，上面別著一枚勳章。至於那幾個莊稼漢和小市民，那就更沒有什麼可說的了。我們城裡的那些小市民幾乎與農民一模一樣，他們甚至還種地呢。其中兩個也穿著德國式的服裝，因此看上去比其他四個更骯髒、更醜陋。人們確實會產生這樣的想法，拿我自己來說吧，剛對他們打量一下，馬上也產生了這樣的想法：“這些人怎麼能理解案情呢？”然而他們板著臉，表情嚴肅，給人一種異常嚴峻乃至威武的印象。
首席法官終於宣布開始審理退職九等文官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卡拉馬佐夫被殺案，我記不得他當時的原話了。法警奉命帶上被告，於是米佳走了進來。大廳裡一下子安靜下來，連蒼蠅飛過的聲音都能聽到。我不知道別人怎樣想，米佳的模樣給我的印象卻非常不好。主要原因是他出現在法庭上的時候打扮得像個花花公子，那件嶄新的常禮服剛趕製好。我後來了解到，這是他特意為這一天向原來在莫斯科還保留著他尺寸的裁縫定做的。他手上戴著一副嶄新的細軟羊皮黑手套，身上穿著時髦的襯衫。他邁著大步走進來，眼睛一眨不眨地正視著前方，毫無懼色地坐到自己的被告席上。這時，辯護律師，大名鼎鼎的費丘科維奇也進來了，大廳裡隨之響起了一陣似乎是壓抑著的嘈雜聲。他身材瘦長，兩條腿又細又長，蒼白纖細的手指也特別長，臉上鬍鬚刮得精光，頭髮很短，梳理得十分樸素，兩片薄薄的嘴唇不時撇上一撇，也不知是微笑還是嘲弄。他看起來有四十歲左右，要不是他的那雙眼睛，他的臉還算得上是端正的，可惜他兩隻眼睛本來就不大，也缺乏表情，又靠得特別近，中間只隔著隆起在鷹勾鼻上的那根細小的鼻樑骨。總之，這張臉分明呈現出鳥兒般的輪廓，不免使人驚訝。他身穿燕尾服，繫著白領結。我記得首席法官開始審問時向米佳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問他的姓名、身份等。米佳回答的口氣很生硬，聲音大得出人意外，首席法官的腦袋不禁哆嗦一下，大惑不解地看了他一眼。接著宣讀了被傳來參加法庭調查的人員名單，即證人和專家的名單。名單很長，四位證人未能到庭：米烏索夫現在正在巴黎，但他在預審時就提供了證詞；霍赫拉科娃太太和地主馬克西莫夫因病缺席；斯梅爾佳科夫突然自殺身亡，警察局已經出具證明。有關斯梅爾佳科夫猝死的消息在大廳裡引起了一陣強烈的騷動和竊竊私語。當然，許多旁聽者還根本不知道他已突然自殺身亡。但特別令人吃驚的是米佳突然的出格舉動：剛宣布關於斯梅爾佳科夫的消息，他突然從自己座位上向整個大廳大聲吼道：“惡狗有惡狗的報應！”
我記得，辯護律師衝到他跟前，而首席法官則威脅說要對他採取嚴厲措施，如果再有這類出格舉動的話。他不時地點頭，但似乎毫無悔改之意，多次壓低嗓門對辯護律師說：
“我不說了，我不說了！剛才是脫口而出的！我再也不說啦！”
當然，這個小小的插曲在陪審員和旁聽者的心目中造成了對他極為不利的印象。從中可以看出他的性格，自己暴露了自己。就在這種印象之下，書記官宣讀了起訴書。
起訴書相當簡短扼要，但很有說服力。其中僅僅列舉了幾條主要理由，說明為什麼要對某人起訴，為什麼要將他提交法庭審判等。但這文件卻給我留下了強烈的印象。書記宣讀的時候聲音洪亮，吐字清楚。這個悲劇似乎從頭至尾重新展現在大家面前，處於那不祥的、無情的光照之下，顯得那麼集中，那麼觸目驚心。我記得，一讀完起訴書，首席法官威嚴地大聲問米佳：
“被告，您承認自己有罪嗎？”
米佳突然從座位上站了起來。
“我承認自己在酗酒和放蕩方面是有罪的，”他又用一種出人意外的、幾乎是發瘋似的語氣高喊道，“在遊手好閒和惹是生非方面是有罪的。正當我決心永遠成為一個誠實的人的時候，卻遭到了命運的打擊！但對於老人的死，對於既是我仇人又是我父親的死，我是無罪的！對於他的錢被搶劫這件事，不，不，我是無罪的，而且也不可能有罪：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是卑鄙小人，但不是賊！”
他大聲說完以後便坐了下來，顯然渾身在顫抖。首席法官又對米佳作了簡短的訓誡，要求他針對問題回答，不要橫生枝節和發瘋似的叫嚷。然後他下令進行法庭調查。所有證人被領進來宣誓。這時候我才一下子見到了他們所有的人。不過，被告的兩位弟弟被准許無需宣誓便可出庭作證。經過神甫和首席法官一番訓誡以後，證人被領走了，盡可能讓他們分散坐開。然後開始單獨地傳訊他們。
我不知道首席法官是否將檢察官的證人和辯護律師的證人分成了小組並規定了傳訊他們的程序。這一切大概都有安排。我只知道首先傳訊的是檢察官的證人。我要重申，我並不打算逐一描述審訊過程。何況我的描述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多餘的，因為檢察官和辯護律師辯論時的發言中，提供和聽取證詞的整個過程和全部含義似乎都歸結為一點並且作了鮮明而突出的說明，而這兩篇精彩的發言，至少有個別段落，我作了完整的記錄，我將在適當的時候向讀者轉述。此外我還要向諸位轉述審訊中一段非同尋常，完全意想不到的插曲，它突然發生在法庭辯論之前，並且對嚴峻的、生死攸關的審理結果無疑產生了影響。我只想指出：從審訊一開始，這件“案子”所具有的某種異乎尋常的特點鮮明地表現出來並為大家所覺察到了，那就是：與辯護方面所擁有的手段相比，起訴方面異常強大。當各種事實在這座森嚴的法庭上開始集中歸納起來，令人毛骨悚然的鮮血淋淋的全部罪行開始揭露出來的時候，大家一下子明白了這一點。也許從一開始大家就明白了，這完全是一件無需爭議的案子，這裡面沒有任何疑問，實際上任何辯論都無必要，即使要辯論，那也無非是過過場罷了，犯人確實有罪，肯定有罪，絕對有罪。我甚至以為，即使太太們無一例外地迫切希望證明那個有趣的被告無罪，但她們卻又深信他確實有罪。不僅如此，我還覺得，如果他的罪行不能得到證實，她們可能會失望，因為如果證明了犯人無罪，那結局便不會有這樣的轟動效應了。至於他將被證明無罪，那麼說來也怪，所有的太太直到最後一分鐘幾乎還都深信不疑：“他有罪，但是出於人道精神，按照現在流行的新思想、新感情，會證明他無罪”等等。就為了這一點她們才迫不及待地聚集到這兒。男人們更感興趣的是檢察官和大名鼎鼎的費丘科維奇之間的鬥爭。大家驚訝地問自己：即使像費丘科維奇那樣有才華的人，對這件毫無希望的案子，對一個空蛋殼能有什麼作為呢？因此他們全神貫注地註視著他的每一步驟。但費丘科維奇直到最後，直到演說之前，在大家的心目中還是個謎。有經驗的人預感到他有自己一套辦法，他已經有了某種設想，他為自己確立了一個目標，但究竟是什麼目標，簡直無法猜透。但是他的信心和自信十分明顯。此外，大家立即欣喜地發現，他來到我們這兒的時間非常短暫，也許總共不過兩三天，卻已經驚人地熟悉了案情，連“它的微妙之處都作了研究”。後來大家津津有味地談起他怎樣及時地使檢察官方面的所有證人“上鉤”，盡量迷惑他們，更重要的是給他們的道德名譽抹黑，從而自然而然地使他們的證詞變得不可信。不過大家認為，他這樣做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賣弄，可以說是為了顯示律師的才華，表明他絲毫也沒有忽略律師慣用的手法，因為大家確信，他通過“抹黑”的辦法不可能得到什麼重大的、實質性的好處，其實他比誰都清楚這一點，但他還儲備某種思想，擁有某種暫時深藏不露的辯護武器，只要時機一到，他就會馬上亮出來。儘管如此，由於他意識到自己有力量，所以暫時始終好像是在表演和嬉鬧。例如，在審問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維奇時，辯護律師利用提問的機會窮追不捨，緊緊抓住他不放，他是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貼身的僕人，曾提供了“通向花園的門是開著的”這個有分量的證詞。需要指出的是，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維奇出庭作證的時候，面對法庭的威嚴氣勢和眾多的聽眾，他絲毫沒有驚慌，神態相當平靜，甚至顯出凜然不可侵犯的樣子。他提供證詞的時候充滿了自信，就好像正跟瑪爾法·伊格納季耶芙娜私下交談，無非態度稍為恭敬一些而已。要打亂他的方寸是不可能的。開始時檢察官對卡拉馬佐夫家的詳細情況向他盤問了很久。一幅家庭生活的圖畫非常鮮明地展現在人們面前。大家聽到並看到，證人忠厚老實，沒有任何偏見。儘管他對已故的主人非常尊敬，但他還是聲稱，譬如說，主人對待米佳的態度有失公允，“沒有負起教育孩子的責任，要是沒有我，這小孩早被蝨子咬死了，”他在講述米佳童年時補充說，“當父親的在處理孩子母親遺留的田產方面也不該欺侮孩子。”檢察官問他有什麼根據可以證明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在賬目上使兒子吃了虧，使大家奇怪的是，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維奇絲毫提不出任何有說服力的材料，但仍然堅持說老子與兒子的賬算得“不對”，他確實“應該再付給兒子幾千盧布”。我要順便說一下，這個問題——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是否真的剋扣了米佳的應得財產，檢察官後來念念不忘地向所有能作證的證人全都提過，連阿廖沙和伊凡也未能例外，但證人中誰也提不出確鑿的證據；大家都證實有這樣的事實，但誰也無法提供哪怕是一點點確鑿的證據。格里戈里詳細描述了吃午飯時德米特里·費奧多羅維奇闖進來狠狠揍了父親並威脅說還要回來殺死他的這個場面之後，在場的人都產生了極壞的印象，更何況老僕人講得很平靜，沒有添油加醋，用的是自己特有的語言，結果卻顯得非常有說服力。至於米佳凌辱他，打他耳光，把他打倒在地，他說他並不生氣，早已原諒他了。對於死去的斯梅爾佳科夫，他一邊畫著十字，一邊說他是個能幹的小伙子，但是有些傻裡傻氣，被病折磨得好苦，最糟的是他不信上帝，那都是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和他的大兒子教的。對於斯梅爾佳科夫的誠實，他幾乎是熱情地作了肯定並立即講了一件事：有一次，斯梅爾佳科夫撿到了老爺丟失的錢，他沒有藏起來，立即交給了老爺，老爺為此“賞了他一個金幣”，從此以後老爺什麼事都相信他了。老僕人固執地堅持說通向花園的門是開著的。他們盤問他的事情特別多，我無法全部記住。最後終於輪到辯護律師提問了，他首先問信封的事——就是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好像”為了“給某個女人”三千盧布的那隻信封。 “您作為多年來一直服侍老爺的僕人是否親眼見過這只信封？”格里戈里回答說，他沒有見過，而且“一直到現在大家開始談論之前”，他根本沒有聽到誰說起過這筆錢。關於信封這個問題，費丘科維奇問了凡是可以作證的所有證人，其窮追不捨的精神就像檢察官盤問田產分割的事一模一樣，而且從所有的人那兒只聽到一種回答——誰都沒有見過那隻信封，雖然許多人都聽說過。大家從一開始就發現了辯護律師對這一問題窮追不捨的態度。
“如果您允許的話，現在我能否向您提一個問題。”費丘科維奇出人意外地突然問道，“預審中表明，那天晚上，在臨睡之前，您用來擦拭您疼痛的腰部、指望用來治好病的那種鎮痛劑，或者說那種藥酒是用什麼做的？”
格里戈里莫名其妙地看了看發問者，沉默片刻後喃喃地說道：
“放了洋蘇葉。”
“只有洋蘇葉嗎？您記不記得還有其他東西嗎？”
“還放了車前草。”
“也許還有辣椒吧？”費丘科維奇好奇地問。
“辣椒也放了。”
“還放了其他東西。全浸泡在酒裡嗎？”
“泡在酒精裡。”
大廳里傳出一種輕微的笑聲。
“您瞧，甚至用了酒精。您擦了背部，您太太念了只有她一個人知道的虔誠的禱詞。大概瓶子裡剩下的部分都喝掉了吧，是這樣嗎？”
“我喝掉了。”
“您喝了很多吧？大概多少？有一酒杯吧？”
“大概有一茶杯。”
“甚至有一茶杯。也許有一杯半嗎？”
格里戈里不作聲了。他似乎有點明白了。
“一杯半的純酒精——那可真不賴，您以為怎樣？不用說通向花園的門，就是'天堂的門敞開著'也可以看見了？”
格里戈里還是不吭聲。大廳裡又傳出一陣輕輕的笑聲。首席法官挪動了一下身子。
“您是否確切知道，”費丘科維奇步步緊逼，“你看到通向花園的門是開著的那一刻，您是不是睡著了呢？”
“我站在那兒。”
“這還不能證明您沒有睡著（大廳裡又是一陣輕笑聲）。那時如果有人問您，譬如說現在我們這兒是公元什麼年份，您能回答嗎？”
“這我可不知道。”
“現在我們這兒是公元什麼年份，耶穌降生後的第幾年，您不知道嗎？”
格里戈里帶著迷惑不解的表情站在那兒，兩隻眼睛呆呆地盯著自己的折磨者。說來也很奇怪，他居然真的不知道現在是公元幾年。
“您或許還知道您手上有幾個手指吧？”
“我是奴才，”格里戈里突然響亮而清楚地說，“要是長官想取笑我，我也只好忍受。”
費丘科維奇聽了不由得愣了一下，這時首席法官也作了乾預，訓誡式地提醒辯護律師，應該提出更為恰當的問題。費丘科維奇聽完以後，不失莊重地鞠了一個躬，聲明他的提問已經結束。當然，旁聽的人和陪審員心中不免留下一絲懷疑，懷疑一個處於某種治療狀態中甚至能夠看到“天堂的門”，而且連今年是耶穌降生以後多少年都不知道的人所提供的證詞是否可信。因此，辯護律師還是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在格里戈里離開之前還出現了一個插曲。首席法官問被告：他對提供的證詞有什麼話要說？
“除了門以外，他講的全是實話。”米佳大聲地說道，“他替我捉過蝨子，我感謝他，他原諒了我毆打他的事，我感謝他；老人一生老老實實，對我父親忠心耿耿，抵得上七百條哈巴狗。”
“被告，說話用詞要有分寸。”首席法官嚴肅地說。
“我不是哈巴狗。”格里戈里嘟囔著說。
“那麼我是哈巴狗，我是！”米佳大聲說，“要是你聽了感到委屈，那麼就由我自己來承擔，並請求他原涼：我是禽獸，以前對他太殘忍了！我對伊索也太殘忍了。”
“哪一個伊索？”首席法官又厲聲問道。
“就是對彼埃羅……我父親，對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
首席法官一再莊重而嚴厲地告誡米佳說話要謹慎些。
“您這是自己在損害您在法官心目中的形象。”
在向證人拉基京發問時，辯護律師提出的問題同樣非常巧妙。我要指出，拉基京是最重要的一個證人，檢察官無疑是重視他的。原來他什麼都知道，知道的事情特別多。他到所有人的家裡都去過，什麼都看到，跟所有的人都談過話，對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的身世和卡拉馬佐夫一家人了解得一清二楚。其實，關於裝有三千盧布的那隻信封的事他也只是聽米佳本人說起過。然而他都詳細地描述了米佳在京都酒店裡所干的那些好事和有損他聲譽的言談舉止，也講述了綽號叫“樹皮擦子”的斯涅吉廖夫上尉的故事。至於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在田產分割上是否算計米佳這個特殊的問題，連拉基京本人都說不出什麼來，只能用輕蔑的口氣泛泛而論，搪塞過去。他說：“在亂七八糟的、都不明白自己是怎麼一回事的卡拉馬佐夫性格中間，誰能搞清楚他們誰對誰錯，誰欠誰呢？”他把眼前正在審理的這件罪行的全部悲劇說成是根深蒂固的農奴制的流俗和由於缺乏相應制度而陷於無序狀態的俄羅斯的產物。總之，讓他發表了一些意見。這次訴訟使拉基京先生初露頭角並受到人們的注意。檢察官知道這位證人正在給雜誌寫一篇關於這個犯罪案件的文章，後來他在自己的演說（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引用了該文的一些觀點，這就是說他已經讀過這篇文章了。證人所描繪的那幅陰暗而不祥的圖畫為“公訴狀”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明。總之，拉基京的陳述以其獨立不羈的思想和非凡高尚的氣勢折服了聽眾。就在他談到農奴制和苦於混亂的俄羅斯的時候，甚至突然響起了兩三起掌聲。但拉基京到底還是一個年輕人，犯了一個小小的錯誤，馬上被辯護律師巧妙地利用了。他在回答有關格魯申卡的某些問題時，由於正陶醉在自己無疑已經意識到的成功以及勃發的崇高激情之中，居然用帶點輕蔑的口吻說阿格拉費娜·亞歷山德羅芙娜是“商人薩姆索諾夫豢養的情婦”。他事後甘願付出昂貴的代價來贖回這句話，因為費丘科維奇馬上利用這話話抓住了他。這是因為拉基京完全沒有料到辯護律師會在短時間內對案情了解得一清二楚，連那些隱私他都知道。
“請問，”當輪到辯護律師提問時，他面帶非常客氣，甚至是恭敬的微笑說，“您就是拉基京先生吧，您寫過一本由教區當局出版的小冊子，書名叫《已故長老佐西馬的修隱生活》，裡面充滿了深刻的宗教思想，書裡還有獻給主教的美好而虔誠的題詞，我不久前曾愉快地拜讀過了。”
“我不是為了發表而寫的……後來他們卻發表了。”拉基京嘟囔說，似乎由於某種原因突然心虛了，甚至感到羞愧。
“啊，這太妙了！像您這樣的思想家，甚至可以應該廣泛地關注任何一種社會現象。由於主教的庇護，您那本很有教益的小冊子廣為流傳並產生了相應的效應……不過我現在主要向您請教一個問題：您剛才說您和斯韋特洛娃女士相當熟悉，是這樣嗎？”（按：格魯申卡的姓原來是“斯韋特洛娃”。我僅僅是在開庭審理的這一天才初次知道。）
“我不能對我所認識的人全都負責……我是一個青年人……而且誰能為他所遇到的每個人負責呢……”拉基京的臉刷地漲得通紅。
“我理解，我太理解了！”費丘科維奇大聲說道，好像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趕緊道歉似的。 “您和其他任何人一樣，樂於結識一位年輕、漂亮的女性，而這位女性也樂於接待本城的優秀青年，不過……我只想了解一個情況：據我們所知，大約在兩個月前斯韋特洛娃非常希望與卡拉馬佐夫的小兒子阿列克謝·費奧多羅維奇認識，如果您讓他就穿著那套修士服去見她，只要您把他帶去，她答應給您二十五個盧布。眾所周知，這件事恰好就在構成本案的那件慘禍發生的那天晚上。您把阿列克謝·卡拉馬佐夫帶到斯韋特洛娃女士家裡，我想問您的就是當時您有沒有收到斯韋特洛娃女士獎賞的二十五個盧布？”
“那是開玩笑……我看不出為什麼這件事會使您感興趣。我收下這錢只是為了開個玩笑……準備以後歸還……”
“所以您收下了。但您至今都沒有歸還，或者已經歸還了？”
“這太無聊了……”拉基京嘟囔著說，“我不能回答這類問題……我當然會歸還的。”
首席法官開始乾預了，但辯護律師宣布，他對拉基京先生的提問已經結束。拉基京先生離開證人席時形像已經不那麼好了。他那番高尚的發言留給人們的印像已經被破壞了。費丘科維奇目送他下去，似乎指著他向聽眾說：“瞧，你們的原告有多高尚！”我記得，這時候米佳也免不了要鬧些名堂：他被拉基京議論格魯申卡的口氣所激怒，從自己的座位上突然大叫：“貝爾納！”首席法官向拉基京提完了全部問題，接著問被告：他有沒有想要說明的地方，米佳便響亮地喊道：
“他向我這個被告還借過錢呢！他是個可恥的貝爾納和爭名逐利的傢伙，不信上帝，欺騙主教！”
米佳自然因為說話粗魯而再一次受到告誡，但拉基京先生卻徹底完了。斯涅吉廖夫上尉的作證也不順利，但完全是另有原因。他出庭時襤褸不堪，穿著骯髒的衣服和靴子。儘管採取了一切預防措施，並事先作了“專門檢查”，但還是突然發現他完全喝醉了。關於米佳侮辱他的問題，他突然拒絕回答。
“上帝保佑他。伊柳沙不讓說。將來上帝會給我補償的。”
“誰不許您說？您指的是誰？”
“伊柳沙奇卡，我的兒子。'爸爸，爸爸，他是怎樣侮辱你的啊！'這是他在一塊大石頭旁說的。現在他快要死了……”
上尉突然號啕大哭，撲過去跪在首席法官腳下。在聽眾的哄笑聲中，很快把他帶走了。檢察官預先指望的那種印像根本就沒有產生。
辯護律師繼續運用各種手段。他對案情了解得那麼深入細緻，使大家越來越感到驚訝。舉例說，特里豐·鮑里瑟奇的證詞本來可以產生相當強烈的印象，對米佳極為不利。他幾乎扳著手指算出，米佳在慘禍發生前一個月第一次到莫克羅耶期間花費不可能少於三千盧布，或者說“差不了多少，單是花在茨岡女人身上的錢就不知有多少！他賞給我們那些長滿蝨子的鄉巴佬的錢不是什麼在街上隨手扔給每人半個盧布，而至少每人要送一張二十五盧布的票子，再少是不會給的。直接從他那兒偷走的錢不知有多少！人家偷了，哪裡還會留下什麼把柄。再說他自己就隨隨便便胡亂扔錢，哪裡還會抓小偷呢！而我們那些鄉下人全是強盜，全都不講良心。而姑娘們，我們鄉下的那些姑娘又得到了多少錢！我們那兒的人從此都發了大財，確實是這樣，而以前都是窮光蛋。”總之，每一筆花費他都記起來了，並且作了精確的計算。因此，所謂只花掉一千五百盧布，而其餘的錢藏在香囊裡的說法越發顯得不可思議了。 “我親眼看見，看見他手裡拿著三千盧布就像拿著一個戈比一樣，是我親眼目睹的，難道我們都不識數了嗎？”特里豐·鮑里瑟奇大聲說道，想盡量討好“長官”。當輪到辯護律師提問的時候，他幾乎沒有打算反駁證詞，卻突然談起了一件事：米佳被捕前一個月，在他第一次縱酒狂飲的時候，馬車夫季莫費和農民阿基姆在莫克羅耶客棧前室的地上撿到過米佳喝醉後掉下來的一百盧布，他們將這筆錢交給了特里豐·鮑里瑟奇，他為此給了每人一個盧布。 “那麼您當時是否將這一百盧布還給了卡拉馬佐夫先生呢？”特里豐·鮑里瑟奇無論怎樣支吾其詞，但在盤問了農民之後他只好承認曾撿到一百盧布，但他說當時就原封不動地全部還給了德米特里·費奧多羅維奇，“老老實實地交到他手裡，不過他自己當時完全醉了，未必能想起來”。但畢竟因為他在傳訊農民作證之前曾經否認過撿到一百盧布，那麼他說已經把那筆錢還給了醉醺醺的米佳的證詞自然非常值得懷疑。這樣一來，由檢察官提供的一個最危險的證人在退庭時受到了懷疑，他的名譽遭到很大的損害。兩個波蘭人也發生了相同的情況：他們出庭時態度傲慢，神情泰然。他們大聲地作證說，首先，他們倆都是“為沙皇陛下”效勞，而“米佳先生”卻要用三千盧布收買他們，而且他們親眼看見他手上有一大筆錢。穆夏洛維奇說話時夾雜了許多波蘭話，他看到這樣反而在首席法官和檢察官的眼裡抬高了自己的身份，因此更加來勁了，最後完全用波蘭語說話了。但費丘科維奇還是張開了自己的網抓住了他們：再次被傳訊的特里豐·鮑里瑟奇無論怎樣躲躲閃閃，到頭來也只好承認他的一副紙牌被佛魯勃萊夫斯基偷換了，而穆夏洛維奇在坐莊時做了手腳。卡爾加諾夫在作證時也證實了這一點，因此兩個波蘭人甚至是在聽眾的哄笑聲中帶著羞辱離開的。
隨後所有最危險的證人幾乎都碰到了同樣的情況。費丘科維奇居然有本領使他們每個人在道德上露出了破綻，最後讓他們灰溜溜地離開。一些好事之徒和法學專家只是在那裡一味地欣賞，卻總不明白這一切究竟能起什麼重大的決定作用，我要再次說一遍，因為大家都感到指控是無法反駁的，而且越來越變得具有說服力和悲劇性了。但大家從那位“偉大的魔術師”的自信心中發現，他非常鎮靜，因此大家都在期待著：“這樣的人”決不會無緣無故地離開彼得堡到這兒來，這樣的人決不會無功而返。
醫學鑑定對被告也沒有幫上多大的忙。正如後來證實的那樣，費丘科維奇本人似乎對它也沒有抱太大的希望。之所以要進行醫學鑑定，主要是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堅持，她特地從莫斯科請來了一位名醫。辯護方面當然也不會因為醫學鑑定而有什麼損失，搞得好的話也可能有好處。不過由於醫生們產生了某些分歧，其結果多少有點滑稽。出場的幾位專家是：從京城請來的著名醫生，本城的醫生赫爾岑斯圖勃，以及年輕的醫生瓦爾溫斯基。後面兩位也屬於檢察官傳訊的一般證人。首先以專家身份被傳訊的是赫爾岑斯圖勃。這是一個七十歲的老人，頭髮雪白，已經謝頂，中等身材，體格健壯，在我們城里大家都很重視他，尊敬他。他是一位盡心盡職的醫生，一個好人和虔誠的教徒，屬於赫恩胡特派或“摩拉維亞兄弟會”——我也不太清楚。他在我們城裡已經住了很久，平時舉止特別莊重。他心地善良，富有愛心，免費為窮人和農民治病，親自到他們簡陋的小屋去，留下錢讓他們買藥，但他的脾氣固執得像一頭騾子。如果他有了什麼想法，要他改變是不可能的。順便提一下，城裡的人幾乎都知道，這位外地的名醫到我們這裡總共呆了短短的兩三天，卻對赫爾岑斯圖勃的才能已經說了一些非常難聽的話。雖然這位莫斯科醫生每次出診收費至少要二十五個盧布，但我們城裡有些人還是對他的到來感到高興，不惜重金，紛紛去請他治療。在他沒有來之前，這些病人自然都是由赫爾岑斯圖勃治療的，而現在這位名醫卻到處尖銳批評他的治療方法，到後來他一進病人家就乾脆問：“您這病原來是誰給看的，是赫爾岑斯圖勃嗎？哼，簡直瞎胡鬧！”這些話自然傳到了赫爾岑斯圖勃的耳朵裡。現在這三位醫生一一出庭作證。赫爾岑斯圖勃醫生直截了當地聲稱：“被告智力失常是顯而易見的。”他提出的種種理由我在這裡就省略了，最後他又補充說，這種不正常的情況不僅可以從被告以前的行為中看出來，更主要的是現在，甚至目前都可以看出來。法庭請他說明現在，此時此刻這種失常現象表現在什麼地方的時候，這位老醫生天真而直率地指出，被告一進入大廳，“就有一種不合時宜的、非常特別和古怪的表情，他像一個軍人那樣邁著大步，兩隻眼睛直視前方，其實他本來應該看左面，那邊旁聽席上坐著不少太太，他是女性的熱烈愛好者，照理應該非常關心現在太太們對他會有什麼看法”，老人以自己獨特的語言結束了發言。這裡還需要補充說明一點，那就是他常說俄語，而且很喜歡說，但不知為什麼他說的每句話都帶有德國腔，而且他從來也不感到有什麼不好意思，因為他一輩子都有個毛病，便是他自以為俄語說得最標準，“甚至比俄國人還好”，他還非常喜歡引用俄國諺語，每次都要人相信，俄國諺語是世界上最精彩、最富於表現力的諺語。我還要指出，他在談話時，也許是因為思想不集中，常常會忘記最普通的詞，這些詞他掌握得很熟練，但不知為什麼突然在他腦子里卡住了出不來。不過即使他講德語，往往也會發生這種情況，這時候他總是在自己面前不停地揮手，好像在尋找並要抓住那個丟失了的詞語，在他沒有找到丟失的詞語以前，誰也無法迫使他把已經開始的談話繼續下去。他剛才所說的被告進入大廳後照理應該把目光投向太太們的一番話在聽眾中引起一陣輕輕的嬉笑聲。我們這裡的太太們非常喜愛這位老人，她們知道他一輩子都沒結婚，是個虔誠和純潔的人，在他眼里女人都是些高尚的理想人物。因此他這番出人意外的話使大家都感到非常奇怪。
莫斯科來的那位醫生在出庭作證時斷然聲稱被告的頭腦不正常，“甚至到了極為嚴重的程度”。他巧妙地大談特談“感情倒錯”和“躁狂”並得出結論說，根據收集到的全部證據，被告還在被捕前幾天無疑已經處於感情倒錯的病態之中，儘管他犯了罪，甚至意識到在犯罪，但幾乎是身不由己的，他完全沒有能力克服當時控制著他的病態的精神衝動。除了感情倒錯之外，醫生還發現了躁狂症狀，據他說這預示著將來會直接導致完全的精神錯亂。 （注意：我現在用自己的話加以轉述，而當時醫生是用科學的專門術語解釋的。）“他的全部行為違背了常理和邏輯，”他繼續說，“且不說我沒有看到的那些事情，也就是作案過程以及這件慘禍的來龍去脈，可是就在前天和我談話時，他的目光也莫名其妙的呆滯。不該笑的時候他會突然笑起來，經常無緣無故地發火，說一些奇怪的話：什麼'貝爾納'啦，'倫理學'啦，還說些不該說的話。不過醫生認為最能說明這種躁狂症狀的是：一提到他認為自己受了矇騙的那三千盧佈時，被告就怒不可遏，可是在談到或想到其他的種種挫折或自己所受的委屈時卻又相當平靜。此外，還有證據表明，只要一涉及三千盧布，他完全像過去一樣會暴跳如雷，可是證人們又說他沒有私心，也不那麼貪婪。至於說到我那位學識淵博的同行的意見，”莫斯科的醫生在結束髮言時譏諷地補充說，“他認為被告出庭時目光應該看著那些太太而不該直視前方，那我只想指出，類似結論不僅顯得滑稽可笑，而且也是根本錯誤的。雖然我也完全同意被告進入決定他命運的大廳時不應該直視前方，這確實可以看作是他此刻精神不正常的徵兆，但同時我卻要肯定地說，他不該去看左邊的那些太太，相反，他應該向右看，應該用目光去尋找辯護律師，因為他的全部希望都寄託在律師的幫助上，他的全部命運取決於律師的辯護。”醫生將自己的意見表達得非常果斷和堅決。但最後出庭作證的瓦爾溫斯基醫生所得出的出人意料的結論卻使兩位學識淵博的專家的分歧顯得特別滑稽可笑。在他看來，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去，被告的精神狀態完全正常，雖然在被捕前他確實應該處在一種神經質和過度興奮的狀態，但發生這種情況可以有多種非常明顯的原因：譬如妒忌，憤怒，不斷酗酒等。但這種神經質的狀態不包括前面所說的那種特殊的“感情倒錯”的成分。至於說到被告進入大廳時該向左看還是向右看，“依鄙人之見”，被告進入大廳時，正應該直視前方，就像他實際上做的那樣，因為他對面坐著首席法官和法官，他的全部命運取決於他們，“因此，他直勾勾地看著前面，恰恰足以證明這時候他的腦子完全正常”。年輕的醫生帶著幾分激烈的情緒結束了自稱為“鄙見”的證詞。
“太棒了！醫生！”米佳從自己座位上叫了起來。 “正是這樣！”
米佳的插話自然被法庭制止了，但年輕醫生的意見無論對法官還是聽眾都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因為正如後來表明的那樣，大家都同意他的見解。不過，赫爾岑斯圖勃後來以證人身份作證時，卻完全出乎意外地突然提供了對米佳有利的證詞。作為本城的老居民，他很久前就認識卡拉馬佐夫一家，在提供了幾項對“公訴”很有意義的證詞後，突然似乎想起了什麼，補充說道：
“不過這位可憐的青年人本來可以得到比現在要好得多的命運，因為無論在童年時代還是以後，他的心地一向非常善良，因為我知道這一點。但俄羅斯諺語說：'如果一個人有頭腦，那很好，如果再有一個聰明人來做客，那就更好，因為那時就有兩個頭腦，而不是一個……'”
“一人聰明好，兩個聰明更加妙。”首席法官不耐煩地提示他，他早知道老人有個習慣——說話慢慢吞吞，拖腔拉調，一點不在乎人家對他的印象，也不在乎人家等得多麼著急，相反他很看重那種生硬、平淡無奇，而又洋洋自得的德國式的俏皮話。這小老頭可是非常喜歡說俏皮話的。
“啊，是的，我也是這麼說的，”他固執地接過話，“一人聰明好，兩人聰明好上加好。但另一個聰明人沒有去找他，他卻把自己的聰明放走了……這話是怎麼說的，他將它放到哪兒去了？那個詞兒——他把自己的聰明放走了，可是放到哪兒去的那個詞我忘記了，”說著他用手在自己的眼前比劃了一下，“噢，對了，是什帕齊連。”
“遊蕩？”
“對，對，遊蕩，我也是這麼說的。他的聰明溜出去遊蕩了，跑到了遙遠的地方，連自己也迷路了。不過話得說回來，他是個高尚而很重感情的青年，啊，我還記得他很小的時候被丟在他父親後院裡的那模樣，光著腳在地上亂跑，小褲子只吊在一個釦子上……”
這個正直的小老頭的口氣裡突然可以聽出一種多愁善感、誠摯感人的聲調。費丘科維奇猛地哆嗦了一下，似乎有了某種預感，趕緊集中思想听他講下去了。
“啊，是的，我自己當時還是一個年輕人……我嘛，唉，對了，那時候我才四十五歲，我剛到這裡。當時我覺得這孩子挺可憐，我就問自己：為什麼我不能給他買一磅……是啊，一磅什麼呢？我忘了那東西叫什麼了……一磅孩子們非常喜歡吃的那種東西，叫什麼來著，叫什麼來著……”醫生又用手比劃著，“是那種長在樹上，採下來送給大家的……”
“是蘋果嗎？”
“哦，不——不——是的！論磅，論磅秤的，蘋果是按十個計算的，不論磅，不，數量很多，個兒很小，放進嘴裡，咔啦一響……”
“是胡桃嗎？”
“對了，就是胡桃，我說的也就是胡桃，”他心安理得地肯定說，彷彿剛才根本不在搜索枯腸要找出這個詞，“我給他送去一磅胡桃，因為從來也沒有人給這孩子送過一磅胡桃，我舉起了一隻手指對他說：'孩子，聖父。'他笑了起來，跟著我說：'聖父——聖子。'接著他又笑了，含糊不清地說：'聖子——聖靈。'最後他又笑了，盡量學著說'聖靈'。後來我就離開了。第三天我經過那裡，他大聲叫住我：'叔叔，聖父，聖子。'只是忘記了聖靈這個詞兒，不過我提醒了他，我又非常可憐起他來了。可是他被帶走了，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過他。一轉眼過了二十三年，一天早晨我坐在診療室裡，我已經是個白頭老翁了，突然走進來一個容光煥發的青年人，我怎麼也認不出他來，但他舉起一隻手指，笑著說：'聖父，聖子和聖靈！我剛到這裡，就來感謝您送了我一磅胡桃：因為當時從來沒有人給我買過一磅胡桃，只有您給我買了一磅胡桃。'這時候我想起了我幸福的青年時代和那個光著腳在院子裡亂跑的可憐的小男孩，我的心被感動了，我說：'你是一個知恩圖報的青年人，因為你一輩子都還記得我在你童年時期給你的一磅胡桃。'我擁抱了他並為他祝福。我哭了。他笑了，後來也哭了起來……因為俄羅斯人在該哭的時候常常會笑。但他是哭了，這是我親眼看見的。可是現在，唉！……”
“現在我也在哭，德國人，現在我也在哭，你這個好人啊！”米佳突然從自己座位上大聲喊道。
不管怎麼說，這件可笑的小事給聽眾留下了某種良好的印象。但對米佳最有利的要數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提供的證詞了，現在我馬上就來談她的證詞。一般說來，在被告方面的證人，即被辯護律師召來的證人出場時，命運之神似乎突然真的向米佳微笑了——而最有意思的是——連辯護律師都感到非常意外。不過在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之前，法庭先傳訊了阿廖沙。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似乎是否定公訴方面一個主要論點的有力證據。
這件事即使對阿廖沙來說也純屬意外。他被傳喚，免於宣誓。我記得，從詢問一開始各方面對待他都十分客氣和充滿好感。顯然在這之前他有好名聲在外。阿廖沙作證時的態度謙虛而謹慎，但他的證詞中明顯地流露出對自己不幸的哥哥的熱烈同情。他在回答一個個問題時，勾畫出了哥哥的個性：他也許既是一個暴躁而迷戀情慾的人，同時又是個高尚、驕傲、慷慨、豁達的人，必要的話，甚至可以犧牲自己。不過他承認，他的哥哥近來因為迷上了格魯申卡，因為跟父親爭風吃醋，所以處於一種萬分難受的境地。但是他斷然否定了對哥哥殺人越貨的指控，雖然他承認這三千盧布幾乎成了米佳的一塊心病，米佳認為這筆錢是父親用欺騙的手段少付給他的遺產，雖然他並不貪婪，但是一談到這三千盧布就暴跳如雷。對於檢察官所說的兩位“女人”，即格魯申卡和卡佳爭風吃醋的事，他有些閃爍其詞，對其中一兩個問題甚至完全不予回答。
“您的哥哥至少是否對您講過他打算殺死自己的父親？”檢察官問，“如果您認為必要的話。您可以不回答。”他補充說。
“他沒有直接說過。”
“怎麼？間接說過？”
“有一次他對我說過他恨父親並且擔心……在忍無可忍的時候……在極端厭惡的時候……也許會殺死他。”
“您聽了以後相信他了嗎？”
“我不敢說是相信了。但我一直堅信，某種崇高的感情在緊急關頭會拯救他，事實上已經拯救了他，因為殺死我父親的不是他。”阿廖沙用全大廳都能聽到的洪亮的聲音堅定地說出了最後一句話。檢察官哆嗦了一下，像一匹戰馬聽到了號角聲。
“請您相信，我完全相信您的想法是非常真誠的，我絲毫也沒有把您的這種想法看成為由於您愛您不幸的哥哥而引起的，也沒有把它們混為一談。您對您家裡發生的悲慘事件的獨特看法，在預審過程中我們已經知道了。不瞞您說，您的看法非常獨特，並且跟檢察機關獲得的所有其他證詞相矛盾。因此我認為有必要再一次問您：究竟是哪些事實支配了您的思想並使您堅決認為您哥哥是無辜的，有罪的是另一個人？您在預審中已經直接把這另一個人指出來了。”
“在預審中我只是回答了幾個問題，”阿廖沙小聲而又平靜地說，“我自己並沒有指控斯梅爾佳科夫。”
“您總還是指出來了吧？”
“我是根據德米特里的話才那樣說的。還在審訊以前我就听說了他被捕的情形，他當時就指出兇手是斯梅爾佳科夫。我完全相信哥哥是無罪的。如果殺人的不是他，那麼……”
“是斯梅爾佳科夫？為什麼恰好是斯梅爾佳科夫呢？為什麼您堅信您哥哥是無罪的呢？”
“我不能不相信哥哥。我知道他決不會對我說謊。我根據他臉上的表情看出他沒有對我說謊。”
“只是根據他臉上的表情嗎？這是您的全部證據嗎？”
“我沒有更多的證據了。”
“除了您哥哥的話和他臉上的表情，您再也沒有任何一點細小的證據來證明斯梅爾佳科夫有罪嗎？”
“是的，沒有別的證據。”
檢察官的提問到此為止。阿廖沙的回答使聽眾大失所望。還在開庭以前我們這兒已經對斯梅爾佳科夫議論紛紛了，有人聽到了什麼消息，有人指出了什麼事實，還說阿廖沙收集了許多有利於哥哥、說明僕人有罪的過硬證據，可是到頭來卻什麼也沒有，除了一些道德觀念，什麼證據都沒有，而那些觀念對於被告的親兄弟來說是十分自然的。
接著費丘科維奇開始提問。他問阿廖沙：被告在什麼時候對他說他恨父親，有可能會殺死他；在慘禍發生前最後一次見面時是否聽到他講過這些話。阿廖沙在回答這些問題時，似乎突然哆嗦了一下，似乎直到此刻才想起並明白了什麼事情。
“我現在回憶起了一個情況，我自己都差不多完全忘記了，不過那時候我很不理解，而現在……”
阿廖沙顯然直到現在才恍然大悟，他興奮地回憶起他和米佳最後一次見面的情形。那天傍晚，在回修道院的路上，在一棵樹下，米佳捶打著自己的胸膛，“胸膛的上部”，再三對他說，他有恢復自己名譽的辦法，辦法就在這裡，就是這兒，在胸脯上……“我當時以為他捶打胸膛就是指自己的內心，”阿廖沙繼續說，“是說他在內心可以找到一種能使他擺脫眼前面臨的，甚至不敢向我吐露的奇恥大辱的方法。我得承認，我當時以為他說的是父親，他一想到要去找父親並對他施加暴力便羞愧得渾身發抖，其實他所指的好像就是胸前的什麼東西，因此我還記得當時我腦子中曾經閃過一個念頭，就是心臟根本不在那個部位，而在下面，而他捶打的那個地方在心臟上面，是在這兒，離脖子很近，他一直指著這個位置。當時我覺得我的想法很愚蠢，可是他當時指的也許就是那個里面縫了一千五百盧布的香囊！……”
“正是這樣！”米佳突然從被告席上大聲喊道，“正是這樣，阿廖沙，是的，我當時用拳頭捶打的就是香囊！”
費丘科維奇趕緊跑到他跟前，請他安靜下來，隨後又立刻緊緊盯住阿廖沙不放。阿廖沙為自己的回憶所陶醉，熱烈地講出了自己的假設，他認為哥哥所說的恥辱很可能就是指他身上帶的那一千五百盧布，這筆錢本來可以抵作欠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的一半債務，但是他沒有給她，最後還是決定作了別的用途，就是作為帶走格魯申卡的費用，如果她同意的話……
“是這樣，肯定是這樣，”阿廖沙突然興奮地大聲說道，“當時哥哥對我說的就是一半，一半的恥辱（一半這個字！他說了幾遍）他本來可以立即洗刷自己的恥辱，但不幸的是他性格太軟弱，他無法做到這一點……他預先知道他不可能這樣做，也沒有力量能這樣做！”
“您確切而清楚地記得，他捶打的正是胸部的那個部位嗎？”費丘科維奇急切地追問。
“我記得很清楚、很確切，因為我當時就是這樣想的：為什麼他要捶打上面那個部位，心臟的位置在下面，我當時覺得我的想法是愚蠢的……我腦子裡曾經閃過這個想法。所以我現在一下子想起來了。我怎麼一直把它給忘記了呢！他指的就是那個香囊，他說他有辦法，但他不願交出這一千五百盧布！在莫克羅耶逮捕他的時候，他曾經大喊大叫——這我知道，是人家轉告我的，他認為一生中最可恥的一件事就是他本來可以歸還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一半的債務（正好是一半！）不是以賊的身份站在她面前，但他最終還是沒有下定決心歸還，寧肯被她當做一個賊，而不願放棄這筆錢！他被那筆債務折磨得非常痛苦，非常痛苦！”阿廖沙感嘆萬分地結束道。
不用說，檢察官也很感興趣。他請求阿廖沙把這件事的詳細經過再敘述一遍，再三問阿廖沙：被告在捶打自己胸膛時是否真的確有所指？也許他不過是一般地用拳頭捶打自己的胸部。
“不是用拳頭！”阿廖沙大聲說，“他是用手指指的，指著這兒，很高的部位……我怎麼一直都把它忘記得乾乾淨淨呢！”
首席法官問米佳，對這個證詞他有什麼話說。米佳肯定地說，事情就是這樣，他指的就是他放在胸前、就在脖子底下的一千五百盧布，當然，這是恥辱。 “是我無法否認的恥辱，是我一生中最最可恥的行為！”米佳大聲喊道，“我能還而沒有還。寧願被她看成一名賊，卻堅持不還，而最可恥的是我事先知道我是不肯歸還的！阿廖沙說得對！謝謝你，阿廖沙！”
對阿廖沙的傳訊就這樣結束了。重要而又值得注意的是：總算發現了一個事實，儘管是一個微不足道的證據，僅僅是類似證據的一點跡象，但它畢竟多少能證實這只縫有一千五百盧布的香囊是確實存在的，而被告在莫克羅耶預審時聲稱這一千五百盧布是“我的”這些話也不是扯謊。阿廖沙很高興，他滿臉通紅地走到給他指定的座位上，他不斷地在心裡重複說：“我怎麼把這件事給忘記了！我怎麼會把這件事忘記了！怎麼到現在才突然想起來！”
開始傳訊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她剛一進來，大廳裡迅速出現了某種非同尋常的氣氛。太太們迅速拿起了帶柄眼鏡和望遠鏡，男士們紛紛交頭接耳，也有人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想看得清楚些。後來大家都證實說，她剛走進來，米佳的臉突然變得“像紙一般白”。她穿著一身玄色衣服，矜持地、幾乎是怯生生地走到給她指定的座位上。從她臉上很難看出有什麼慌張的樣子，但她那陰鬱的目光卻顯露出果斷的神色。應該指出，後來有相當多的人都證實，她當時的容貌特別美麗。她說話的聲音很輕，但很清晰，整個大廳都聽得見。她的語氣特別平靜，至少盡量顯得平靜。首席法官開始向她提問時十分謹慎，特別客氣，似乎生怕觸動“某根心弦”，十分體諒她的巨大不幸。但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本人在回答向她提出的一個問題時堅決聲明她是被告正式訂過婚的未婚妻，“直到他自己拋棄她為止……”她輕輕地補充說道。當問到她委託米佳到郵局給她親戚匯三千盧佈時，她毫不含糊地說：“我給他錢並不是要他馬上匯出去；我當時預感到他正非常需要錢……在那個時候……我給他這三千盧佈時講好他在一個月之內寄出就可以了。他根本犯不著後來為這筆債苦苦折磨自己……”
我不想轉述所有的問題和她的詳細回答，我只是轉達她證詞的主要意思。
“我堅信，他只要收到父親的錢，總會匯出這三千盧布的，”她在回答問題時說，“我始終相信他的誠實……高度的誠實……在錢財方面他堅信可以從父親那兒得到三千盧布，這件事他跟我講過好多次。我知道他和父親有糾紛，我一直相信，而且至今還相信他受了父親的欺負。我不記得他對父親說過什麼威脅的話。至少他在我面前沒有說過任何威脅的話。假如他當時來找我，我一定會馬上勸慰他，讓他不再為欠我的那倒霉的三千盧布而憂慮不安，可是他後來一次也沒有來找我……而我……又是那樣一種處境……不便叫他來見我……而且我也沒有任何權利為了這筆債務而對他提出什麼要求，”她突然補充說，她的口氣中流露出一種堅定的決心，“我自己有一次向他借的錢遠遠超過三千盧布，我拿了這筆錢，雖然當時我無法預料什麼時候才能歸還這筆債……”
在她語氣中似乎可以感到一種挑戰的意味。就在這時候輪到費丘科維奇提問了。
“這件事不是在這裡，而是在你們剛認識的時候發生的嗎？”費丘科維奇馬上接過話頭，小心翼翼地探問，他一下子預感到出現了某種有利的情況。我附帶說明一下，雖然在某種程度上說他是由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親自從彼得堡請來的，但他根本不知道米佳曾在另一座城市借給她四千五百盧布和她曾向他“磕頭跪拜”。這件事她瞞著他，沒有對他說過！這是很奇怪的。完全可以有把握地猜想：她自己直到最後一刻還不知道她在法庭上是否要把這件事說出來，到時候只能由靈感來決定。
不，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個時刻。她開始詳細講這件事，把一切都講出來了，把米佳對阿廖沙說過的這件事全都講出來了，包括她向他“磕頭跪拜”，事情的起因，她父親的處境，她到米佳那兒去的情形，但是一句話也沒有提到甚至沒有暗示過那是米佳通過她姐姐親自提出“讓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到他那兒取錢”的。她寬容大度地隱瞞了這個情節，不惜當眾承認是她一時心血來潮主動跑到一位青年軍官那兒，抱有某種希望……去向他借錢。這太令人驚訝了。我聽了直冒冷汗，渾身打戰，整個大廳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仔細聆聽每一句話。她說的這件事是沒有先例的，即使像她那樣剛愎自用、目空一切的姑娘也很難提供這樣坦率的證詞，把一切攬在自己身上，作出這種犧牲和糟蹋自己。為了什麼？為了誰？為了拯救一個背叛並侮辱了她的人，為了拯救他而出點力，使他在人們的心目中留下一個良好印象！確實，一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