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聲不吭。他是抽鴉片的。孩子們說他已經讓鴉片把他的鬍鬚也熏黃了。也許確實如此。她覺得那可憐的人很不幸，他每年要到他們這裡來，作為對現實的一種逃避；然而，她每年都有同樣的感覺：他不信任她。她說，“我要進城去。要我給您帶點郵票、紙張或煙草嗎？”而她覺得，他總是畏縮地拒絕。他不信任她。這是他妻子乾的好事。她想起了他妻子對他的惡劣態度。在聖約翰胡同那個可怕的小房間裡，當她親眼看見那可惡的婆娘把他從屋子裡趕出去時，她簡直嚇得目瞪口呆。他蓬首垢面；他的外衣染上了污跡；他像一個無所事事的老年人那樣疲憊厭倦；而她居然會把他趕出房間去。她用令人討厭的腔調說道，“現在我要和拉姆齊夫人談一會兒，”於是，拉姆齊夫人看到他一生中數不盡的苦難似乎都浮現在眼前了。他連買煙草的錢也沒有嗎？他不得不伸手向她要錢嗎？要兩個半先令？要十八個便士？啊，想起那個女人使他遭受的種種屈辱，她簡直難以忍受。可現在他總是避開她，（她猜不透這是出於什麼原因，也許是因為那個女人虧待了他，使他對於女性敬而遠之。）他從來不把任何事情告訴她。但她還能為他再做些什麼呢？已經給他騰出了一個陽光充足的房間。孩子們都待他挺好。她從來沒有對他有過一絲一毫不歡迎的表示。實際上，她往往特意去對他表示友好：您要郵票嗎？您要煙草嗎？這本書也許您會喜歡？她常用諸如此類的方式來對他表示關心。畢竟——畢竟（想到這兒，她不知不覺地挺直身軀，她難得注意到的自己的美麗姿容，就展現在她眼前），畢竟，一般來說，她不費吹灰之力就能使人們喜歡她。例如，喬治·曼寧和華萊士先生，儘管他們是知名人士，他們會在黃昏時分來到她這兒，安靜地在爐火旁邊和她娓娓而談。她不能不察覺到，她具有火炬般光彩照人的美，她把這美的火炬帶到她所進入的任何一個房間。儘管她盡可能用紗巾把它掩蓋起來，儘管她的美強加於她的那種單調的負擔使她畏縮，她的美還是顯而易見的。她受人讚賞。她被人愛慕。她曾走進坐著哀悼者的房間，人們在她面前涕泣漣漣。男子們，還有婦女們，向她傾訴各種各樣的心事。他們讓自己和她一起得到一種坦率純樸的寬慰。卡邁克爾先生竟然避開她。這使她感到異常不快。這傷了她的心。而且是不明顯地、不恰當地傷了她的心。在她對她的丈夫感到最強烈的不滿之時，碰到這不愉快的事情，這使她耿耿於懷。現在卡邁克爾先生穿著黃拖鞋，腋下夾著一本書，懶洋洋地拖著腳跟走過，對她的邀請漠然點了點頭。她感覺到他不信任她；她感到她想給他人以幫助和安慰的種種願望，不過是虛榮心罷了。她如此出於本能地渴望幫助別人、安慰別人，是為了使自己得到滿足，是為了使別人對她讚歎：“啊，拉姆齊夫人！可愛的拉姆齊夫人……拉姆齊夫人，可真沒說的！”並且使別人需要她，派人來邀請她，大家都愛慕她。她心中暗暗追求的不就是這些東西嗎？因此，卡邁克爾先生像現在那樣避開她，走到一個什麼角落裡去，沒完沒了地吟他的離合詩，她不僅覺得她助人為樂的天性被人冷落了，並且使她意識到她本身的某些渺小之處，感覺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多麼美中不足，多麼卑鄙，多麼自私自利。憔悴而疲憊不堪，她確切無疑地知道（她的面頰瘦削，頭髮灰白）她已經不再是一個使別人的眼睛迸射出喜悅的光芒的美人兒了，她最好還是集中思想去講那個漁夫和他老婆的故事，以便使那個極其敏感的孩子，她的幼子詹姆斯，平靜下來（她的子女中再也沒有像他那樣敏感的了）。
“那個漁夫變得心情沉重，”她大聲朗讀。 “他不願意去。他想，'這是不應該的。'然而，他還是去了。當他來到海邊，海水是深紫的、藍黑的、灰暗的、混濁的。它不再是黃綠色的了，但它是平靜的。當他站在海邊說道——”
拉姆齊夫人真希望她的丈夫不要選擇這樣的時刻在他們面前停下腳步。為什麼他不像他剛才所說的那樣，去看孩子們玩板球呢？但他沒說話；他瞧了一眼，點了點頭，表示讚許，又繼續往前走去。他悄悄地走了過去，他看見他前面的籬笆一次又一次圍繞著他腳步的停留而旋轉，象徵著某種結論；他看見他的妻和孩子；他重新看到那些經常點綴他思想進程的、插著蔓延開去的紅色天竺葵的石甕，在天竺葵的葉瓣之間，書寫著（好像它們是一張張的紙片）、記載著快速閱讀時潦草地記錄下來的筆記——他看到了這一切，忽然想起了《泰晤士報》上一篇文章中關於每年訪問莎士比亞故鄉的美國人的估計數字。如果莎士比亞從未存在過，他問道，這個世界的面貌和今天的現狀會大不相同嗎？文明的進展是否取決於偉大的人物？現在普通人的命運，是否要比古埃及法老王時代人們的命運好一點？然而，他又思忖，普通人的命運，是否就是我們藉以衡量文明程度的標準呢？也許並非如此。或許最偉大美好的文明，有賴於一個奴隸階級的存在。倫敦地下鐵道中開電梯的工人，永遠是不可缺少的。這想法使他感到不快。他仰起了頭。為了避免這種結論，他要想個辦法來削弱藝術的支配地位。他要論證，這個世界是為芸芸眾生而存在的；各種藝術僅僅是強加在人類生活之上的裝飾品而已；它們並沒有表現出人生的真諦。對於生活來說，莎士比亞也不是必不可少的。他自己也搞不清，究竟為什麼他要貶低莎士比亞而去袒護永遠站在電梯門口的工人。他憤然從樹籬上揪下一片葉瓣。所有這些論點，到了下個月，都將裝在盤子裡獻給卡迪夫學院的青年學子，他想，在這兒，在他家的陽台上，他不過是在搜尋糧秣、用點野餐罷了（他扔掉了他剛才怒氣沖衝揪下來的那片樹葉），就像一個人騎在馬上，一面順手摘下一叢玫瑰，或者採下幾枚核桃來塞滿他的兜儿，一面晃晃悠悠安閒自得地穿過童年時代就熟悉的鄉村的阡陌田壟；這拐彎的岔道，那籬邊的階梯，那穿越田野的捷徑，這一切都是他所熟悉的。他往往帶著他的煙斗，把一個黃昏就這麼消磨過去，一面思考著，一面在這些古老而熟悉的狹路小巷和公共草坪往復徘徊，這些地方使他浮想聯翩，那兒使他想起一次戰役的戰史，這兒使他聯想到一位政治家的生平，還有詩歌和軼事，甚至還有人物形象，這位思想家，那位戰士，等等；這一切都非常生動而清晰，但是最後這些小巷、田壟、草地、果實累累的核桃樹和開滿紅花的樹籬，把他引向那條道路另一端的拐彎處，他總是在那兒跳下馬來，把它系在一棵樹上，獨自步行前進。他走到草坪的邊緣，眺望下面的海灣。
這就是他的命運，他獨特的命運，不管它是否符合他的願望：他就這樣來到了一小片正在被海水緩慢地侵蝕的土地，站在那兒，像一隻孤獨的海鳥，形單影只。這就是他的力量，他的天賦——他突然間把過剩的才華全部揚棄，收斂起幻想、降低了聲調，使他的外表更為直率、簡樸，甚至在肉體上也是如此，但他並未喪失思想的敏銳，就這樣，他站在那片小小的懸崖上，面對著人類的愚昧和黑暗：海水在侵蝕、沖垮我們腳下的那片土地，而我們對此卻毫無知覺——這就是他的命運，他的天賦。當他下馬之時，他已經拋棄了一切浮誇的態度和姿勢，丟掉了所有的核桃和玫瑰之類紀念品，他奔放的想像力收斂了，以至於他不僅把他的聲譽，甚至把自己的姓名也拋到九霄雲外，即使在那樣孤寂的狀態之中，他仍舊保持著一種不放縱幻想和不沉溺於幻景的警惕性，就是這種求實的姿態，使他在威廉·班克斯身上（間歇地）、在查爾士·塔斯萊身上（奉承地）、現在又在他的妻子心裡（她抬起頭來望見他站在草坪的邊緣）深深地激起仰慕、同情和感激之情，就像插進海底的一根航標，海鷗在它上面棲息，浪花拍打著它，它孤單地屹立在浪潮之中履行它的職責，標明了航道，在滿載旅客的歡樂的航船中，激起一種感激之情。
“但是八個孩子的父親可沒有選擇的餘地，”他聲音不高地喃喃自語，他的冥想中斷了，他轉過身來，嘆了口氣，舉目尋找正在給他的幼兒朗讀故事的妻子的倩影，他裝滿了他的煙斗。他要是能夠執著地關注人類的愚昧，人類的命運以及海水侵蝕我們腳下的土地這些現象，他可能會獲得某種結果；但他卻轉過身來，從日常生活瑣事中去尋求安慰，這和他剛才面臨的那種莊嚴的主題相比，是如此渺小，以至於使他想要忽視、貶低這種安慰，似乎被人發現他在一個悲慘的世界中過著幸福生活，對一位光明磊落的男子漢來說，這是一種最可恥的罪惡。確實如此，他大體上是幸福的：他有他的妻子；他有他的兒女；他已應邀於六個星期之後去對卡迪夫學院的青年學子講幾句關於洛克、休謨、貝克萊以及法國大革命之原因的“廢話”。但是，這件事以及他從其中獲得的樂趣，他從他的講演，從青年人的熱情，從他妻子的美麗，從斯旺齊學院、卡迪夫學院、愛克斯特學院、南安普敦大學、凱特密內斯特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對他的讚揚中所獲得的榮譽和滿足——這一切都必須用“講幾句廢話”這幾個謙遜的字眼來加以貶低和掩飾，因為，實際上他並未完成他原來應該完成的事業。這是一種掩飾；這是一個不敢公開承認他自己感覺的人所用的遁詞。他不能說：這是我所喜歡的——這就是我的本色；而威廉·班克斯和莉麗·布里斯庫感到相當惋惜和彆扭，他們感到迷惑不解：他為什麼必須如此矯揉造作地掩飾？為什麼他老是需要別人捧他？為什麼他在思想的領域中如此勇敢，而在生活的領域中如此懦弱？他既可敬又可笑，多麼令人驚奇！
訓導和說教是超出人類能力的事情，莉麗猜想。 （她正在收拾畫具，把它們放到一邊去。）如果你被人們所推崇；你肯定會不知不覺就栽個跟頭。他要什麼，拉姆齊夫人就給什麼。要是情況突然變化，肯定會使他心煩意亂，莉麗說。他從他的書堆裡鑽了出來，發現我們在玩耍和閒聊。請想一想，這和他所思考的東西相比，是個多麼大的變化，莉麗說道。
他正對著他們逼近過來。他突然止步，默然注視著大海。現在他又轉身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