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十章

自從童年，我就熱愛紫羅蘭和音樂。我出生在茨維考。我父親是一個補鞋匠，母親是一個洗衣婦。她一發火就用捷克話罵我。我的童年陰鬱而寡歡。我一經成年，便開始四處流浪。我拉小提琴。我是一個左撇子。臉蛋麼——橢圓形。未婚；給我介紹個為人誠摯的老婆吧。我覺得這次戰爭非常野蠻；不過，戰爭終究過去了，就像一切都消逝了一樣。每個老鼠都有自己的窩……我喜歡松鼠和麻雀。捷克啤酒便宜些。啊，要是一個人能穿上鐵匠打的鐵鞋，該多好呀——多麼節省！所有國家的部長都被賄賂了，所有的詩盡是廢話。一天，在一個集市上，我見到一對雙胞胎；他們答應給你一個獎，如果你能辨認他們兩人，紅發的弗立茲猛揍其中一個雙胞胎，把他耳朵打腫了——那就是不同點！天啊，我們笑得多厲害！毆打，偷竊，屠殺，一切是好是壞，全在於處境。

只要錢到我的手裡，我就用；你拿到的就是你的，其實並沒有什麼你的或他的錢；你在硬幣上又沒見什麼簽名寫在那兒：比如，屬於穆勒什麼的。我喜歡金錢。我一直希冀找到一個忠誠的朋友；我們在一起玩音樂，他會將他的房子和果園遺贈給我。金錢啊，親愛的金錢。親愛的小錢。親愛的大錢。我到處閒逛；到處找活兒。一天，我碰到一個穿戴瀟灑的傢伙，他老是說他酷似我。廢話，他一點兒也不像我。但我不跟他爭辯，他有錢，和有錢人做鐵哥兒們也會變得有錢。他希望我替代他開車，好讓他去解決一樁金錢上的麻煩事。我殺了這騙子，搶劫了他。他躺在森林裡，地上覆蓋著雪，烏鴉在哀鳴，松鼠在跳躍。我喜歡松鼠。那可憐的穿戴優雅的先生躺在地上，死了，離他的車不遠。我能開車。我喜歡紫羅蘭和音樂。我出生在茨維考。我父親是一個禿頂的戴眼鏡的補鞋匠，母親是一個洗衣婦，雙手紅紅的。當她憤怒時——

又重新寫上一遍，加上一些新的荒唐的細節……這樣，由一個映現出來的形象來申訴一切。並不是我要在異國的土地上尋求一個避難所，也不是我要蓄鬍鬚，而是菲利克斯，殺我的人要這樣做。啊，要是我了解他就好了，經過多年的親密接觸，我應該覺得躲在我繼承的靈魂的寓所裡是有趣的。我應該了解他靈魂裡的每一條縫隙；所有通往過去的走廊；這樣，我就能享用它的一切設施。但我只是非常匆忙地審視了一下菲利克斯的靈魂，我只是粗略地知道他的性格，兩三件偶然知曉的脾性而已。我應該練著用左手來做事情嗎？ 不管這樣的感覺是多麼糟糕，還多多少少可以對付。但，比方說，要忘記當我讓他準備好挨我的子彈時，他，一個軟蛋，是如何順從我的要求，卻是非常困難的。那些冰冷的百依百順的爪子！回憶起他是如此地聽話，真讓我覺得困惑。他的腳指甲是如此堅硬，我的剪子幾乎不能一下子就咬住它們，修剪下來的腳指甲繞在剪子的刀口上，就像打開玉米牛肉罐頭時那鋸齒形金屬皮將開罐的刀包住一樣。一個人的意志果真這麼強大，能將另一個人變成一個傀儡？我真的給他修臉了嗎？簡直不可思議！是的，當我回憶一切時，最讓我難受的是菲利克斯的順從，那可笑的、不假思索的、自動的順從。但，正如我說過的，我擺脫了這種情緒。更糟糕的是我無法忍受鏡子。事實上，我蓄留鬍鬚是想將我與我自己顯得不同，而不是想將我與其他人顯得不同。可怕的事——過分的想像力。所以，就很容易理解像我這樣異常敏感的人因為一面黑暗的鏡子裡的映像，或者因為他自己的影子死在他的腳旁，und so weiter這樣瑣碎的小事而陷入糟糕的境地。停，你們這些人——我像一個德國警察一樣舉起碩大的白皙的手掌，停！不要有任何憐憫的嘆息，人們，不要。不要憐憫！我不接受你們的任何同情；在你們中間一定會有一些人憐憫我——憐憫一個像我這樣的被誤解的詩人。 “霧靄，氤氳……在霧靄中有一絲琴聲在顫抖。”不，那不是詩，那是從老達斯蒂偉大的作品《犯罪與墮落》裡摘來的。對不起：Schuld und SŸhne德國版本）。在我這方面來說，悔恨是不可能的：即使一個藝術家的作品不被理解，不被接受，他也不會悔恨的。至於那保險費——

我知道，我知道：對小說家來說，這是一個很糟糕的錯誤，即在敘述故事的整個過程中——就我記得的而言——我很少注意到我的主要動機；貪得無厭。事情為什麼會是這樣呢？我安排了一個與我酷似的人的死亡，在這麼做的時候，我所追求的目的顯得如此有所保留和含糊其辭。奇異的疑惑向我襲來：難道我真的這麼、這麼在意賺錢嗎，難道我真的那麼希冀得到那筆尚未確定數目的錢嗎（就錢而言，值一條人命的數；對他的消失的合理補償），或者，根本就是另一回事兒，僅僅是記憶而已？對於我來說，不可能寫成另外的樣子（始終誠實），並給與在奧洛維烏斯書房裡的談話以任何特殊的含意。 （我描寫那書房了嗎？） 我還想說一下與我死後的情緒有關的另一件事：雖然在我的靈魂深處對於我的作品的完美性沒有任何疑慮，相信在那黑白森林裡躺著一個酷似我的死人，然而，作為一個新的天才，對聲譽仍然非常陌生，但卻充滿了自我克制和自豪，我希望——簡直到了令人痛苦的程度——寫出一部傑作來（三月九日在一片陰霾的森林中完稿並簽字），讓人們讚賞，或者說，可以騙騙世人——每一件藝術作品都是欺騙——而獲得成功；至於說保險公司支付的稿費，暫且這麼說吧，在我的心目中佔據次要的位置。哦，是的，我是一位純粹的浪漫小說藝術家。

正如詩人吟唱的，失去了，事後會覺得更為珍貴。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麗迪亞終於和我在國外見面了；我到她住的旅館去見她。 “別這麼撒野，”當她正要撲到我的懷裡時，我嚴肅地警告道。 “記住，我的名字叫菲利克斯，我只是你的一個相識的朋友。”她穿著寡婦的喪服很自在，就像我的藝術蝴蝶結領帶和修剪得齊整的鬍鬚適合我一樣。她開始說……是的，一切如預料的那樣毫無瑕疵地進行著。當牧師在火化儀式上以職業的顫抖的腔調說起我時，她看來非常真誠地哭泣了，“……這個人，這個具有崇高心靈的人，他——”我告訴她我未來的計劃，很快便開始追求她了。 現在我和我的小寡婦結婚了；我們住在一個安謐的風光旖旎地方的一座農舍裡。我們在那能望見下面藍色海灣的小巧玲瓏的愛神木園子裡度著漫長而慵懶的時光，經常談起我那可憐的死了的弟弟。我不斷地告訴她我弟弟生活中新的趣聞。 “命運，kismet，”麗迪亞嘆了口氣說。 “至少現在，他在天國會因為我們的幸福而感到慰藉。”

是的，麗迪亞和我在一起很幸福；她不再需要任何別人了。 “我多麼高興，”她有時說，“我們終於擺脫掉阿德利安了。我總是可憐他，花很多時間和他在一起，但實際上，我真受不了這個人。我納悶他現在在哪兒。也許喝得個半死，可憐的人兒。這也是命運！” 在上午，我閱讀和寫作；也許很快就要用我的新名字發表一兩部小玩意兒了；一位住在附近的俄羅斯作家高度讚賞我的風格和生動的想像力。 麗迪亞偶然會收到奧洛維烏斯的短箋——比方說，新年的祝賀啦。他總是請她向她的丈夫致以最誠摯的問候，他沒能有認識她丈夫的愉悅，很可能這時他想：“啊，這個寡婦這麼容易被安慰。可憐的赫爾曼·卡洛維奇！” 你感受到結尾的味道了嗎？我是按照經典的方法來炮製一個結尾的。書中的人物都描述了一番，可以結束故事了；在結束故事時，他們存在的延續性要正確地，但也是最後地，加以描寫，和原先描述的他們各自的生活相吻合；同時，也允許有一點兒調侃的筆調——諷喻一番人生的保守性。

麗迪亞還是像原先一樣易忘，不利索…… 留給結尾的最後部分，pourl a bonne bouche，是一件令人好笑的東西，很可能和在小說的最初部分中一閃而過的一件很不起眼的物品有關： 你仍然可以在他們臥房的牆上看到那幅彩色粉筆肖像畫，和往常一樣，赫爾曼每瞧它一眼，就會哈哈大笑，就會詛咒。 完。再見，老屠格涅夫！再見，達斯蒂！ 夢幻，夢幻……相當陳腐的夢幻。不過，誰在意？ …… 讓我們再回到我們的故事吧。讓我們更好地控制自己吧。讓我們省略掉旅程中某些細節吧。我記得當我抵達匹格南，幾乎快到西班牙邊境了，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找一份德國報紙；我確實找到了一些報紙，但都還沒有報導這次事件。

我在一家二流的旅館裡租了一個房間，一個偌大的房間，石頭地，牆像硬紙板，牆上似乎畫著赭褐色的通向隔壁的門，一面穿衣鏡，穿衣鏡只反射一個映像。寒冷極了；也算是壁爐的那玩意兒，壓根兒不供熱，比舞台的佈景裝置好不了多少，當女僕抱來的柴片燒完了，房間似乎更冷冽了。我在那兒度過的夜晚充斥了最荒唐最讓人精疲力竭的幻景；清晨，我渾身感到黏糊糊的，像針刺一樣，我走進了狹窄的街道，呼吸那令人噁心的濃烈的氣味，完全淹沒在南方市場擁擠的人群中了，看來很清楚，我不能再待在那鎮上了。 我渾身不停地打顫，腦袋發漲，前往syndicat dOinitiative，在那兒一個能說會道的人給我介紹了附近幾個避暑勝地：我喜歡既舒適而又偏僻的，薄暮，當一輛公共汽車將我放在一個我選擇的地址時，我感到很驚訝一切都如我想要的一樣。

在栓皮櫧樹叢中立著一棟看上去相當不錯的旅館，與世隔絕，孤零零的，大部分的百葉窗關閉著（只有在夏季才是旺季）。從西班牙吹來的強勁的風吹拂著含羞草的絨球。在一個讓人想起小教堂的樓裡，一個有治療效益的噴泉在噴著泉水，在它紅色的陰暗的窗戶角上掛著蛛網。 幾乎沒人住在那兒。那兒有一個醫生，他是旅館的靈魂和公共餐桌的主管：他坐在公共餐桌的上方，淨他一個人說著話兒；一個穿著羊駝毛大衣、嘴像鸚鵡喙一樣的老頭兒，不斷地哼唧著，當他的腳輕輕地發出啪嗒啪嗒的響聲時，機靈的女傭便送上他在鄰近溪里釣的鱒魚來；一對庸俗的年輕夫婦從馬達加斯加來到這裡；一個矮小的穿細紋棉布gorgerette的老女人，她是學校老師；一個帶著一大家子的珠寶商；一個過於講究的年輕人，開始時自稱為子爵夫人，後來為伯爵夫人，最後（到我寫此書的時候）為侯爵夫人——全在於醫生的慫恿（他竭其所能增加旅館的名聲）。讓我們也別忘了那個從巴黎來的一臉悲哀的掮客，一個享有專利的火腿肉的代理商；也別忘了那粗壯的神父，他不斷地嚼舌頭，嘮叨附近一家修道院的美；說得更文雅一點，他會噘起他肥肥的嘴唇，像是要給情人一個吻似的。我想，這就是旅館全部的住客。眉毛濃重的經理反背著手站在門旁，帶著陰險的眼神注視著按禮節程序進行的晚餐。屋外狂風怒號。

這些新的印像對我頗有好處。菜餚很好。我的房間向陽，從窗戶可以遠眺有趣的景色，風狂吹著它刮倒的橄欖樹的幾件襯裙。在遠處，在藍湛湛的天際，呈現紅紫色的寶塔糖似的山影，極像富士山。我很少到外面去：那使我害怕，我腦中的轟鳴，永遠不停的撞擊聲，讓人睜不開眼的三月的風，那要人命的山間的氣流。但，不管怎麼樣，我第二天還是進了城去買報紙，報紙上仍然沒有報導這件事，由於這種延宕讓我覺得簡直受不了，我決定過幾天再說。 在公共餐桌上我雖然盡力回答所有的提問，我給人的印象恐怕還是粗魯的，不善交際的；醫生勸我在飯後到沙龍去，我沒去，那沙龍既窄小又悶熱，有一架變了調兒的豎式小鋼琴，絲絨手扶椅和一張圓桌子，上面胡亂放滿了旅遊廣告。醫生蓄山羊須，一對水靈靈的藍眼睛，一個圓圓的小肚子。他吃飯的樣子既冷漠而又令人生厭。吃水煮荷包蛋時，他用麵包皮對著蛋黃偷偷地那麼一轉，蛋黃便整個兒地落在麵包皮上了，就著滿滿一口唾液，塞進了他那潮濕的粉紅的嘴裡。在一道葷菜後，他用他那沾滿滷汁的手指從別人的盤子裡將骨頭都收集起來，包好，塞進他鼓鼓囊囊的大衣口袋裡；他這樣做，顯然希望人們把他當作一個怪癖的人看待：“COest pour lespauvres chiens，”他會說（現在仍然這麼說），“畜牲比人要好”——這一說法引起了（還在引起）激烈的辯論，神父變得格外激動。醫生得知我是一個德國人和音樂家後，似乎相當高興；從他望我的眼神中，我看得出來不是我的臉（我的臉正由於缺乏修刮而開始長出鬍子來）引起興趣，而是我的國籍和職業，醫生從我的國籍和職業看到對旅館聲譽有利的東西。他會在樓梯上，在長長的雪白的過道上，強拉我跟他聊天，他會沒完沒了地饒舌，一會兒說銷售火腿的經紀人怎麼差勁，一會兒說神父不能容忍別人怎麼讓他感到痛心。雖然這多少讓我分了一點兒心，但還是讓我的神經受不了。

當夜幕降臨，院子裡惟一的一盞燈將樹枝的影子投進我的房間，我廣袤空洞的靈魂裡充斥了令人乏味的可怖的困惑。哦，不，我從來沒有懼怕過屍體，就像破損的摔壞的玩物不會讓我感到驚駭一樣。在揮之不去的回憶中，我懼怕的是我會精神崩潰，不能堅持到我必須達到的那不同凡響的、十分幸福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的時刻；藝術家勝利的時刻；那令人驕傲的、拯救人的、祝福的時刻：我畫的肖像畫是一個極大的成功，抑或是一個可憐的徹底的失敗？ 我待在那兒的第六天，大風狂號，旅館簡直像是一隻暴風雨中在海上飄搖的船：窗戶乒乒乓乓地響，牆體吱吱嘎嘎；濃密的綠色樹叢被刮彎向一邊，樹葉發出颯颯的響聲，陡然間，又折迴向前，鞭打著房子。我曾試圖到花園裡去，但不得不馬上弓下身來，帽子還能被抓住真是奇蹟，我只好又回到了房間裡。站在窗前，在這一切的混亂和乒乓作響之中，我沒有聽見開飯的鑼聲，當我下樓去吃午飯，坐上我的座位時，已經是第三道菜了——番茄醬雜碎，口味很一般——但是醫生喜歡的菜餚。開始我並沒在意他們談論什麼，由醫生在駕輕就熟地引導著話題，但突然間我注意到所有的人在望著我。 “Et vous——你，”醫生對我說，“你對這件事是什麼看法？” “什麼事？” “我們在談論，”醫生說，“一起謀殺事件，chez vous，在德國。這個人簡直是畜牲，”他繼續說下去，希冀會有一個有趣的談話，“保了壽險，卻要了另一個人的命——” 我不知道我是怎麼回事，我突然舉起手，說：“餵，夠了，”放下手，捏緊了拳頭，我往桌子砰一下砸去，桌上的銀製餐巾套環跳將了起來，我大聲吼道，我自己也認不得我的聲音了：“住嘴！住嘴！你們怎麼敢這樣，你們有什麼權利這麼說？這麼侮辱人——不，我受不了！你們怎麼敢侮辱——我的國家，我的人民……閉嘴！閉嘴，”我更加大聲地喊道：“你們！……敢於當著我的面說德國——閉嘴！” 他們全沉默不語了好長時間——自從我的拳頭砸了桌子起，銀製餐巾套環便開始滾動起來了。它一直滾到桌子的一端；珠寶商最小的兒子小心翼翼地抓住了它。絕對美妙的靜寂。我相信甚至風也停止砰然作響了。醫生拿著刀叉，凝然不動了：一隻蒼蠅停棲在他的前額。我感到喉嚨一陣抽搐；我扔下餐巾，走出了餐廳，每一張臉都自然而然地凝望著我離去。 我在大步走時，在大廳停也沒停便隨手抓了一份攤放在桌上的報紙，一回到房間便爬到床上去。我渾身顫抖，越來越厲害的抽噎讓我感到窒息，憤懣使我痙攣不已；我的手指關節上不知怎麼沾上了番茄醬。當我讀報時，我仍然有餘暇告訴自己這全是胡說八道，只是偶然的巧合而已——法國人怎麼可能聽說這事兒呢，但在一瞥之中，我的名字，我以前的名字映入了眼簾…… 我已不很清晰地記得我從這份報紙上了解了什麼：從那之後，我閱讀了成堆的報紙，它們雜亂地堆積在我的心田上；它們現在躺在什麼地方，我也沒時間去整理它們。不過，我清晰地記得我立刻抓住了兩個事實：首先，謀殺者的身份已經知道了，第二，受害者的身份不明。報導並不是一位特派記者寫的，而是可能根據德國報紙的報導摘編的，有些事實報導得不僅粗枝大葉，而且非常傲慢，介於政治性爭論和鸚鵡學舌之間。報導的語氣使我難以形容地震驚：關於我的報導是如此地不合適，如此地不可思議，以至於有一陣我甚至想它提到的人也許和我僅僅同名而已；因為在報導一個笨蛋將整個一家子宰了的消息裡用的也是這樣的筆調。我猜想這可能是國際警察使用的一種策略；一種愚笨的想嚇唬我的企圖，讓我狼狽；但是，在我還沒明白這個道理時，我最初處於一種瘋狂的驚駭之中，眼前淨跳動著火星，總是在幻想中見到那專欄的文字——這時，突然響起了敲門聲。我將報紙塞進床底下，說：“請進。” 是醫生。他嘴裡正在咀嚼什麼。 “Ecoutez，”他說，幾乎沒有跨過門檻，“有一點兒誤會。你錯誤地理解了我的意思。我想——” “出去！”我吼道，“滾出去！” 他臉色頓時變了，沒有關門便走了。我跳將起來，砰然猛一下子將門關上。我從床底下將報紙拖了出來，但我再也找不到我剛才讀的東西了。我從頭到尾找了一遍：什麼也沒有！我有否可能幻想讀了它呢？我開始再在一頁一頁報紙中尋找；當一樣東西掉了，無法尋找回來，也沒有任何自然的規律為這種尋覓提供一種邏輯，而且一切又是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地無形無踪而任意，這無疑是一場噩夢。是的，在報紙裡沒有任何關於我的報導。壓根兒什麼也沒有。我一定是處於十分可怕的盲目激動的狀態中，幾秒鐘後，我發現那是一份德文的舊報紙，而不是我剛才讀的巴黎出的報紙。我又鑽進床底下，把那份報紙拿出來，重讀了這則措詞繁瑣的，甚至是誹謗性的報導。現在我明白了我為什麼那麼震驚——因為我覺得受到了侮辱：報導沒一個字提到我們的相像性；不僅對我們的相像性沒有任何評說（比方，它們至少可以這樣說：“是的，一種絕妙的相像性，然而什麼什麼標誌顯示那不是他的屍體。”），而且壓根兒沒有提相像性——這就造成一種印象，那是一個流浪漢，他的外表和我的完全不一樣。他的屍體一個晚上也不可能腐爛；他的面容反而會具有一種大理石般的神色，使我們之間的相像性更為突出；即使屍體幾天之後發現，讓快樂的死亡之神腐蝕它，那它的各個腐爛的階段也會和我的合拍——該死，恐怕我這麼說太輕率了，但我的心情現在也顧不上去尋找文雅的字句了。這故意的對我來說最寶貴和最重要的一切的無知使我覺得是一種極端膽怯的伎倆，在事情一開始，所有的人完全知曉這不是我，根本沒有人錯認為那屍體是我。這麼粗糙草率地講這個故事本身似乎在顯示一種我永遠、永遠不可能犯的疏忽；不過，總是有惡棍隱藏起嘴來，將豬樣的鼻子移開，沉默著，渾身顫抖，在暗暗地樂，是的，一種複仇的快樂；是的，復仇的，在嘲笑著，真叫人受不了—— 又有人來敲門了；我猛一下彈跳起來，喘著氣。醫生和經理出現了。 “Voil^，”醫生用一種深深受傷的口吻對經理說，手指著我。 “那兒——這位先生不僅為我從未說的話而生氣，而且還侮辱我，不聽我的解釋，非常粗魯。請你跟他談一談。對這種脾氣我真不習慣。” “Ilfaut sOexplique——你必須說清楚，”經理惡毒地凝視著我說。 “我可以肯定那位先生——” “滾蛋！”我吼道，蹬著腳。 “你們對我做的這一切——真叫我受不了——你們敢這麼侮辱我，對我報仇——我要求，聽見了嗎，我要求——”醫生和經理兩人都舉起了手心，腳伸得直直的，在我周圍順時針方向昂視闊步轉起圈來，嘴裡嘟嘟囔囔對我說著話，越來越近地向我盛氣凌人地走來；我再也受不了了，激憤已經過去，隨之而來的卻是想哭，突然（讓想要打贏的人去打贏吧）我撲在床上，劇烈地抽泣起來。 “神經，神經問題，”醫生說，神奇般地緩和了下來。 經理微微一笑，離開了房間，非常輕地關上了門。醫生給我倒了一杯水，說要給我拿鎮靜劑來，撫摸著我的肩頭；我還在抽泣，但對自己的狀況非常清醒，懷著冷冷的嘲弄明白這會給我帶來的羞恥，同時，我又感受到這種達斯蒂-達斯蒂的神經質的魅力，隱隱約約感受到某種對我有利的東西，我便繼續搥胸頓足，當我用醫生給我的帶著肉味兒的偌大的骯髒的手帕擦腮幫時，他輕輕地拍拍我，安慰地喃喃地說： “只是一個誤會！Moi，qui dis toujour…我經常說我們受夠了戰爭……你有你的缺陷，我們有我們的缺陷。把政治忘了吧。你根本沒有理解我們說的話。我只是問你怎麼看那件謀殺案的……” “什麼謀殺案？”我一面抽泣一面問。 “哦，une sale affaire——一件糟透了的案子：和一個人換了衣服，殺了他。但請寬心，我的朋友，不僅在德國有謀殺，我們也有我們的蘭德羅斯，感謝老天，所以，不光是你們國家有謀殺。Calmezvous，都是神經問題，當地的水對神經特別有益處——或者說得更具體一點，對胃有益處，ce qui revient au m me，dOailleurs。” 他又繼續拍了我一會兒，然後站起來。我把手帕還給了他，並謝謝他。 “知道嗎？”當他站在門道裡時，他說。 “那小伯爵夫人對你著迷了。所以，你今晚應該給我們演奏鋼琴。”（他用手指模仿顫音的樣子）“我相信，你會讓她跟你上床的。” 他實際上已經在過道上了，但突然改變了主意，走了回來。 “在我青春嬉鬧的歲月裡，”他說，“我們學生想尋歡作樂，我們中最冒瀆的傢伙喝得特別醉，當他神誌無知時，我們給他穿上牧師的黑衣法袍，將他腦袋剃上一圈，半夜去敲一個修道院的門，一個修女來開門，我們中一人對她說：'Ah，ma sIur，voyez dans quel triste Ztat sOest mis ce pauvre abbZ——瞧這個可憐的牧師的樣子！收下他吧，在你們的房中讓他從醉酒中睡醒過來吧。'想想看，修女們收下了他。我們笑得個半死！”醫生蹲下點兒大腿，拍拍它們。我突然想到，天曉得也許他說所有這些（偽裝他自己……使別人以為他是另一個人）是懷著一個秘密的企圖，也許有人派他來監視……我重又充滿了憤懣，但一瞧他那傻乎乎因微笑而顯現出來的皺紋，我便控制住了自己，假裝大笑；他非常滿足地揮揮手，終於，終於走開，讓我一個人待著了。 儘管和拉斯柯爾尼科夫奇異地相像——不，那是錯誤的。刪去。下面該寫什麼呢？是的，我決定我該做的第一件事是獲得盡可能多的報紙。我奔下樓去。在一級樓梯上，我遇到了肥胖的牧師，他以憐憫的眼光瞧我：從他油光光的微笑中，我可以看出醫生已經將我們的和解告訴了所有人。 一走進院子，我立刻被風震懾了；但我沒有後退，而是急切地往大門走去，公共汽車出現了，我打手勢，爬了上去，我們從坡上沖將下去，屁股後面捲起一溜瘋狂飛揚的白色塵土。在城裡，我買了幾份德國日報，並利用這個機會到郵電局去了一次。沒有我的信，同時我發現報紙上充斥了新聞，太多的新聞，唉……今天，在一整個星期的文學寫作之後，我平靜了下來，心中只感到一種輕蔑，但那時，報紙那種冰冷的嘲弄口氣簡直要讓我發瘋。 這是我讀報後最後摘編的總的情景的描述：三月十日星期日中午，在一座森林裡，一位來自科尼格斯道夫的理髮師發現了一具屍體。他怎麼到那座森林的，那兒甚至在夏天也少有人去，為什麼他在夜裡才將他的發現告訴世人，仍然是沒有解答的謎。接著是那滑稽極了的我想我已經提到過的故事：那輛我故意停在森林邊的汽車不見了。地上一系列印著T字形的車轍表明了車牌，而科尼格斯道夫具有驚人記憶力的居民記得看見過一輛藍色的小型號的鋼絲網輪胎的伊卡勒斯，我家附近修車場裡那些聰明而可愛的人還加上了有關車的馬力和汽缸的信息，他們不僅知道汽車的牌號，而且還知道製造發動機和底盤的廠家。 一般人認為，就在那一刻，我仍然在什麼地方開著伊卡勒斯——這當然是相當可笑的了。現在，在我看來，很明顯有人從公路上看見了我的車，沒有費多大事兒就私佔了它，匆匆忙忙中也沒有去注意躺在附近的屍體。 與此相反，那注意到屍體的理髮師卻說附近壓根兒沒有什麼汽車。他是一個可疑的人，那傢伙！警察抓他似乎是世界上最自然不過的事了；人們為了小得多的事情而受到斬首的懲罰，但你可以放心這類事兒沒有發生，人們根本就沒有去懷疑他可能是謀殺者；沒有，他們馬上毫無保留地、以冷酷無情的果斷就說是我了，彷彿他們快樂地急切地要判我的罪，彷彿那是一種複仇，彷彿我早就得罪了他們，他們早就急於想懲罰我了。他們不僅奇怪地、草率地、想當然地判斷死者不可能是我；他們不僅看不到我們的相像性，而且，他們預先就排除了這種可能性（因為人們不願看見他們討厭看見的東西），警方感到十分驚訝，並且作出了一個出色的邏輯推理：我竟然給一個跟我毫不相像的人穿上我的衣服來欺瞞世人。這種推理的愚蠢性和悍然的不公正性真是可笑得很。他們下一步便是推測我可能心理上弱智；甚至於推想我可能是瘋子，有幾個認識我的人肯定了這一推想——其中就有那笨蛋奧洛維烏斯（我納悶其他人是誰呢），他的證詞就說我經常給自己寫信（真想不到）。 警察感到絕對迷惑不解的是受害者（報界特別喜歡用“受害者”這個詞）怎麼會穿上我的衣服，或者說得更完美一點，我是怎麼強迫一個活人不僅穿上我的西服，而且穿上我的襪子和鞋，那鞋對他來說太小了，理應感到很疼的——（嗯，關於給他穿鞋，我可以在事後給他穿上，聰明的傢伙！） 他們認為這不是我的屍體的做法跟一位文學評論家的做法一樣，他一見一本書的作者不是他所喜歡的，他就下結論這本書沒有價值，於是，就在這最初的假設下構築他想構築的評論。他們面對菲利克斯跟我酷似的奇蹟，卻只注意那些細小的相當無關緊要的缺陷，如果人們抱著一種更為深刻的、更為專業的態度來評論我的傑作，就會忽略這些瑕疵，就像一本描寫美麗的書是不會因為一個錯排或寫作時的疏漏而受損一樣。他們提到手的粗糙，甚至找到具有巨大意義的老繭，注意到所有四肢的指甲修剪得乾乾淨淨；有人——就我所信而言，此人就是那發現屍體的理髮師——請偵探注意，指甲是由一位非常職業的專家修剪的，這對一個專業人員（太可愛了）來說是重要的細節——這應該歸咎於他，而不是我！ 雖然我竭力想了解麗迪亞在審問時的態度，但還是不能。由於沒有人懷疑被謀殺者不是我，她當然成為牽連的對象：這肯定是她的錯——她應該懂得既然現在保險賠償金早已成泡影，用寡婦的眼淚和號哭來頂撞已無濟於事。從長遠來說，她會精神崩潰的，她永不會對我的無辜產生疑問，總是想拯救我的腦袋，會說出我弟弟的悲劇性故事的；但這也沒有用處，因為很容易就可以查出我從來就沒有什麼弟弟；而那關於自殺的說法，得，不可能想像官方會相信那扳機牽線技巧的細節。 對於我安全目前最具重要意義的是被謀殺者的身份不明，也不可能知曉。同時，我一直以他的名義在生活，我到處留下了踪跡，所以，一旦發現我——用一下公認的一個名詞——將誰的腦袋打開了花，我可能很快便會被追查出來。但要發現也很難，一切都對我夠合適的了，我太困頓了，不想再重新籌劃一次，再重新行動一次。事實上，我已經以極大的技巧將這一名字變成了我的，他們怎麼可能將它從我這兒剝奪去呢？我看上去就像我的名字，先生們，它適合我就像它曾經適合他一樣。你們要是再不理解，就是傻瓜了。 至於汽車，它遲早會被發現的——那也幫不了他們多少忙；因為我本來就打算讓人們發現它的。多好笑！他們以為我乖乖地坐在駕駛盤前，但事實上，他們將發現一個非常普通、受到極大驚嚇的賊。 我還沒有提到不負責任的粗製濫造的作家、炮製偵探小說的行家和開鮮血淋漓的診所的歹徒般的江湖醫生認為有必要賞給我的那些恐怖的形容詞；我也不會去記述精神分析的那號人的正兒八經的爭論，這只有寫捧場文章的作家才會感興趣。所有這些胡說八道在一開始就讓我感到生氣，特別是將我和這個或那個吸血鬼白痴聯繫在一起，他們曾經幫助提高了書的銷售量。比方說，有一個傢伙自作聰明地將受害者的腳鋸掉一些，因為屍體的長度超過了車主的高度，他最終把汽車連同受害者一起燒了。讓他們見鬼去吧！我和他們沒有任何相同的地方。另一點讓我氣極了的是報紙登載了我的護照照片（在這照片中，我真的看上去像一個犯罪分子，跟我壓根兒不像，他們如此陰險地將照片修飾了），而不是其他的一張什麼照片，比方說，某張我在專心地讀一本書的照片——照片是牛奶巧克力色彩的，相當昂貴；還是同一個攝影家，他拍了我另一個姿勢的照片，手指放在腦門上，嚴峻的眼睛從微皺著的眉宇下往上瞧著你：這是德國小說家喜歡採用的姿勢。真的，他們本有許多選擇的。有許多很好的快照——譬如說，那張拍我在阿德利安地皮上穿著游泳褲的快照。 哦，順便說一句——幾乎忘了這事兒了，警察在仔細調查過程中，察看了每一叢樹叢，甚至於挖土搜查，什麼也沒有發現；什麼也沒有，除了一件明顯的東西，那就是：一隻酒瓶——盛放家釀的伏特加酒的酒瓶。酒瓶自六月一直躺在那兒了：據我記得，我曾經描寫過麗迪亞怎麼將酒瓶藏起來……真遺憾，我沒有也在哪兒埋藏一把俄國巴拉拉伊卡三弦琴，這樣可以讓他們在碰杯痛飲，在吟唱“Pazhal‡y zhemen-‡h，dara-g測-ah…”“請憐憫我吧，親愛的……”時去想像一場斯拉夫式的謀殺。 但，夠了，夠了。所有這一切的混亂都是由於人的惰性、頑固和偏見，不能在與我酷似的人的屍體上認出我來。懷著酸楚與輕蔑的心情，我接受這赤裸裸、未被承認的事實（難道對事實的把握不會由此而受損嗎？），但我堅信與我酷似的人是無懈可擊的。我沒有任何可自責的。我的批評者們在事後將錯誤——虛假的錯誤——強加在我的頭上，貿然而毫無根據地得出結論，我的想法是十分錯誤的，並由此而找出細微的漏洞來，其實我自己對這些漏洞早就意識到了，它們對一個藝術家的總的成就是無傷大雅的。我認為，在籌劃和執行整個計劃的過程中，已經達到技巧潛力的極限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完美的結局是定然的；一切都會不以我的意志為轉移，而以創造性的本能圓滿地完成。正是為了取得認可，拯救我的思想的產物，給它以合法的地位，向全世界解釋我的傑作的深刻性，我創作了這個故事。 在細讀了最後一張報紙，對一切都有所了解，揉皺並扔掉了它後，我心裡充滿了一種熱烈的衝動，一種緊迫的願望，去採取一些只有我才能欣賞的步驟；這時，也只是在這種心境下，我坐到桌前，開始寫作。假如我對我的文學才能毫無把握，對出色的文學技巧毫無所知——那麼起先就是一場如同爬山的艱苦勞作。我喘息，打住，又繼續寫下去。我的苦功讓我精疲力竭，但給我一種奇異的快樂。是的，一種激烈的補贖，一種非人道的中世紀式的清洗；但它證明是有效的。 自從我開始的那一天已經過去一整個星期了；我的工作快接近尾聲了。我很平靜。旅館裡每一個人都對我非常友善；友善的甜蜜。眼下，我在一個靠近窗戶的小桌子上單獨用膳。醫生讚賞我與別人的分離，他在不顧我能聽見的情況下對人們解釋說，一個神經質的人需要安靜，按一般的規律，音樂家總是神經質的人。在用餐時，他經常從公共餐桌的一端越過整個房間跟我說話，推荐一樣菜餚，或者開玩笑地問我是否願意就今天和大夥兒在一起吃飯，而他們都以非常友善的眼神望著我。 但我是多麼疲倦，多麼困頓。一天接著一天，比方說就前天吧——除了兩次短暫的間斷之外，我一口氣寫了十九個小時；難道你以為我在那以後就睡覺嗎？不，我不能睡著，我整個身子繃得緊緊的，快要折斷了，彷彿我被壓在輪子底下一樣。現在，當我快要寫完我的故事，並沒有什麼東西可加的時候，要與這些舊稿紙分手卻是極大的痛苦；但我必須與它們分手；在重新審讀一遍，修改了之後，我將稿件封進信封，勇敢地寄走了，我想，我隨後必須旅行到非洲去，到亞洲去——到哪兒都無所謂——雖然我並不想動，我多麼希冀安靜。讓讀者去想像一個生活在別人名下的人的處境吧，這並不是因為他不能獲得另一本護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