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第七章

瓦因多爾城堡，貝爾就讀的迷人的瑞士寄宿學校，位於羅訥河畔迷人的拉里夫城一座三百米高的迷人山坡上，由奎恩大學法語系的某位瑞士籍女士在一九五七年夏天向路易絲推薦。另外還有兩所條件基本類似的“淑女”學校，但路易絲選擇了瓦因多爾，僅僅因為一句偶然的評論，評論者甚至不是她的瑞士朋友，而是在一家偶然選中的旅行社里偶然遇見的一個女孩，她用一句話概括了這所學校的品質：“有很多突尼斯公主。” 學校教授五門主課（法語、心理學、禮儀、縫紉、烹飪）和各類體育活動（由前著名滑雪運動員克里斯蒂娜·迪普拉指導），還有十幾門輔修課可供選擇（能讓最是相貌平平的女孩留在學校直到結婚），包括芭蕾舞和橋牌。另外一個額外的好處——特別適合孤兒或被遺棄的孩子——是有一個夏季學期，以遠足和自然課來填補一年裡最後的剩餘時間，幾個幸運的女孩在女校長德蒂爾姆女士家中度過，那是阿爾卑斯山間的一座小木屋，海拔比學校更高出大約一千兩百米：“在晴朗的夜晚從城堡眺望，”學校簡介中用四種語言寫道，“只見小木屋的孤獨燈光在黑黝黝的群山中明明滅滅。”學校每年還為當地的各類殘疾孩子組織某些野營活動，由我們那位擅長醫術的運動女指導負責。

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有時候，很難得，我會背著路易絲——她堅決不肯花五十美元去聽貝爾斷斷續續地說二十個單音節詞——從奎恩打電話給貝爾，但這樣幾次電話之後，我卻收到德蒂爾姆女士的一封短信，請我不要再打電話讓貝爾不安了，於是我只好退縮進黑暗的殼。黑暗的殼，我內心的黑暗之年！可奇怪的是，那些年恰好是我創作《海濱王國》之時，那是我最具活力、最熱鬧也是商業上最成功的小說。它的需求、它的趣味和喜愛、它複雜的意象，多少彌補了我親愛的貝爾不在身邊帶給我的遺憾。它也必然會減少我和她之間的通信（那些善意、隨性、矯揉造作的信，她很少費神作答），儘管我幾乎沒有意識到。如今痛苦地回想當時，更令人吃驚，自然也更令我費解的是，我的自娛自樂竟嚴重影響了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年（那一年她和一個留著金鬍子、思想激進的美國青年私奔了）我們的探望次數及時間。有一天我們討論現在的日記時，你驚訝地發現，在那三年暑假期間，我僅僅見過“親愛的貝爾”四次，僅僅兩次的逗留時間有數週。不過我得說明，她堅決不肯回家度假。當然，我不該將她扔在歐洲。我應該選擇在那個地獄般的家裡，在一個幼稚的女人和一個憂鬱的孩子之間痛苦地忍受到最後。

小說創作也影響了我的婚姻生活，使我變成一個缺乏激情、過於寬容的丈夫：我聽任路易絲可疑地頻繁出城看眼科專家，那些專家的名字電話本上根本找不到，同時也忽略了她對羅絲·布朗的管教，羅絲是我們家聰明伶俐的女傭，一天要用肥皂洗三次澡，還認為帶花邊的黑色內褲“能吸引男人”。 但是創作造成的最大傷害卻是它對我講課的影響。對於它，我就像該隱一般獻出我夏日的鮮花，又像亞伯一般獻出校園裡的綿羊。因為創作，我的學術昇華過程已達到極致。與人類的最後一線聯繫已被切斷，不僅是我的身體完全在講堂上消失，甚至我已錄下整個課程，通過學校閉路系統輸入戴著耳機的學生的房間。有謠言說我準備辭職；事實上，一個愛玩文字遊戲的傢伙在一九五九年春季號的《奎恩季刊》上發表匿名文章說：“據說他的孟浪已要求在榮退前獲得一次晉升。”

那年夏天，我和第三任妻子最後一次見到貝爾。艾倫·加登（梔子花真該以他的名字來命名，瞧他紐孔裡的梔子花是多麼漂亮、多麼神氣）在數年的公開姘居之後，剛和年輕的弗吉尼婭結為夫婦。他們將無憂無慮地生活下去，直到兩人年齡相加達到一百七十歲，不過還有殘酷不幸的一章仍待虛構。我費盡心機地寫著這一章的開頭幾頁，在一張錯誤的書桌邊、在一家錯誤的旅館裡、在一片錯誤的湖面上，面對著左手肘邊錯誤的小島景緻。唯一正確的東西是面前一瓶加蒂納拉紅酒。正當我在處理一句支離破碎的句子，路易絲來到我身邊，她剛從比薩回來，我猜——暗自好笑又覺得事不關己——她準是在那兒和某個舊情人鴛夢重溫了。她心懷不安而對我言聽計從，我藉機帶她到瑞士，對此她簡直恨之入骨。和貝爾約定在拉里夫大酒店晚餐。和她一起來的就是那個金發青年，兩人都穿著紫色長褲。酒店的司廚長隔著菜單向我妻子低語幾句，她便起身扯下我的舊領帶讓那個年輕鄉巴佬圍在喉結和細脖子上。原來他祖母和路易絲祖父——一個並非十分清白的波士頓銀行家——的第三個表弟是姻親。這回上來的是主菜。之後我們在大堂喝了咖啡和櫻桃酒，查理·埃弗里特給我們看了他和貝拉（貝拉！）負責的盲童（他們能夠不看見營地裡單調的刺槐和河邊牛蒡草中一圈圈燒成灰燼的垃圾）夏令營的一些照片。他二十五歲。他說他花了五年時間學俄語，現在流利得就像一頭受過訓練的海豹。有個例子證明這比較正確。他是富於獻身精神的“革命者”，是無可救藥的傻瓜蛋，一無所知，迷戀爵士樂、存在主義、列寧主義、和平主義以及非洲藝術。他認為短小精悍的傳單和目錄比厚重的舊書“有意義”得多。這個可憐蟲身上散發出一股甜膩、陳腐而病態的氣息。在漫長難熬的用餐和喝咖啡過程中，我一次也沒有——一次也沒有啊，親愛的讀者！ ——抬頭看過我的貝爾，但就在我們即將分別（永久分別）之際，我確確實實看了她一眼，從她的鼻孔到耳邊新添了兩條細紋，鼻樑上一副祖母眼鏡，頭髮中分，青春的美麗已蕩然無存，而其餘韻在今春去冬之前我到拉里夫看她時還依稀可見。他們必須十二點半之前回去，唉——並不是真心實意的“唉”。

“希望你很快就回奎恩來看我們，很快就來，多莉，”我說道。我們一起站在人行道上，海藍色的天空映著黑黢黢的山脈，烏鴉磔磔叫著，排成一行漸漸飛遠，飛遠。 我無法解釋這口誤，而貝爾被激怒了，她從來沒有這樣憤怒過。 “他在說什麼？”她嚷道，看看路易絲，又看看她的心上人，再看看路易絲。 “他什麼意思？他為什麼叫我'多莉'？究竟誰是'多莉'？為什麼，這是為什麼（轉向我），你為什麼要這麼叫？” “Obmolvka, prosti（對不起，是口誤），”我答道，彷彿已奄奄一息，試圖將這一切統統變成一場夢，一場關於那可惡的最後時刻的夢。 他們迅速走向他們的克洛普轎車，他半推著她，手裡的車鑰匙劃破空氣，在她左側，在她右側。海藍色的天空沉默著，晦暗而空寂，除了一顆星星形狀的星星，多年以前我曾為它寫過一首俄語哀歌，在另一世界。

“真是一個有魅力、有教養、溫厚、性感的小伙子！”當我們步履沉重地走進電梯，路易絲開口說道，“你今晚有興致嗎？馬上就來，瓦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