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第六章

大鋼琴最先被搬走——由一幫冰山搬運工搖搖晃晃地搬出，由我捐獻給貝爾的學校，我有許多理由盡量滿足學校的要求：我不是一個容易被嚇唬的人，但一旦被嚇唬了就會非常害怕，和女校長第二次見面的時候，我扮演義憤填膺的查爾斯·道奇森差一點失敗，幸虧我成為一則轟動新聞的主角——我將與一位無懈可擊的社會名流、我們最虔誠的哲學家的遺孀結婚。相反，路易絲則認為放棄這樣一件奢侈品是人格侮辱和犯罪行為：她說，這種演奏會上用的大鋼琴，其價格至少和她那輛舊赫卡忒敞篷車差不多，而她無疑並沒有像我以為的那麼有錢，正如那個邏輯難題所表述的：重複兩次的謊言並不能產生一條真理。為了安慰她，我逐漸為音樂室（假如時間上的連續可以轉為空間上的突然變化）添入她喜歡的時髦玩意兒：音響設備、迷你電視機、立體聲放音機、手提式管弦樂器、越來越先進的錄像機、將所有這些東西開啟並關閉的遙控器，以及自動電話撥號機。貝爾生日那天她送給她一台有助入睡的雨聲機；為了慶賀我的生日，她糟蹋了一個神經病患者的夜晚，送給我一座價值千元的床邊鬧鐘，黑色鐘面上沒有數字，只有十二根黃色半徑線，這使我對這鬧鐘視而不見，或者說假裝看不見，就像對一個醜陋的熱帶城市裡的可惡乞丐那樣。作為補償，這件可怕的東西有一條秘密光束，將阿拉伯數字（2:00、2:05、2:10、2:15，諸如此類）投射在我新換的睡覺區域的天花板上，從而破壞了橢圓形窗戶神聖、完整、好不容易才達致的嚴絲合縫。我說如果她不把鐘退給那個賣鐘的渾蛋，我就要去買一把槍來把鐘面打爛。她把鐘拿走，換了一件“專為喜歡原創的人製造的東西”，一把鍍銀雨傘，形似大號長筒軍靴——“任何和雨有關的東西都對她有著奇怪的吸引力”，她的“精神分析師”在給我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在男人寫給男人的信中，此君寫的那些最是愚不可及。她還特別喜歡價格昂貴的小動物，但對此我毫不妥協，所以她從來沒買她特別想要的長毛吉娃娃。

我對“知識分子路易絲”並沒有多少期望。我唯一一次看見她落淚且好笑地低聲悲嘆，是在我們婚後第一個星期天，那天的所有報紙都刊登了兩位阿爾巴尼亞作家（一位禿頂老詩人和一位長發的童書女編撰）的照片，兩人分享了當年的最具聲望獎，而之前她已經告訴每個人我肯定會獲得該獎項。但另一方面，她只是草草翻了翻我的小說（儘管她將熱心閱讀《海濱王國》，這本書是我從一九五七年開始慢慢從體內拖出的長腦蟲，希望它不會斷裂），同時消費了所有文學社姐妹所熱議的“嚴肅”暢銷書，她喜歡在那些姐妹消費者面前標榜自己是作家夫人。 我還發現她自以為是現代藝術鑑賞家。她對我大光其火，因為我說我懷疑欣賞綠色條紋穿過藍色背景與雜誌目錄上所謂“營造了無限時間和永恆空間的真正東方氣氛”的解釋有任何联系。她指責我試圖摧毀她的世界觀，因為我堅持認為（希望這只是我在耍小聰明），只有趣味庸俗的人——他們總是被那些雇來一本正經報導展覽會的傻瓜所誤導——才能容忍從垃圾箱裡撿回來的破布、果殼和廢紙，並冠之以“溫暖的色調”、“善意的嘲諷”之類的名詞。但是最動人也最糟糕的或許是她真誠地相信畫家畫的就是“他們的感受”；相信藝術系學生滿懷感激和驕傲地詮釋一幅粗糙凌亂、倉促完成於普羅旺斯的風景畫，精神分析學家會解釋說烏雲壓頂暗示著畫家與父親之間的衝突，麥浪起伏則暗示著他的母親過早地死於一起沉船事故。

我無法阻止她購買時髦的繪畫樣品，但我很明智地將其中一些非常討人厭的東西（比如一組由“天真”囚犯炮製的塗鴉）引入圓形餐廳，當我們有客人共進晚餐時，這些畫就會在燭光中朦朧游動。平常我們吃飯都在廚房和女傭住處之間的快餐桌上。路易絲在那張桌上新添了一台卡布奇諾咖啡機，又在房子另一頭的蛋白石房間里為我安了一張笨重華麗、帶床頭墊的床。隔壁浴室裡的浴缸不如我原來那個浴缸舒服，每周有兩三個晚上，我都得克服諸多不便遠赴我們的婚房——經過客廳、咯吱作響的樓梯、樓梯平台、二樓走廊，並穿過貝爾房間門縫裡透出的莫測光線；但我珍視我的隱私，雖然我也厭惡它的缺陷。我戴著路易絲所謂的“土耳其假髮”，禁止她敲地板和我聯絡。最後我讓人在我房里安裝了內線電話，只在某些緊急情況下使用：我想是即將崩潰時的精神狀態，常在夜間發病時產生的末世妄想症；還有半瓶的安眠藥，只有她才能偷到。

我沒有將東側的兩個房間重新安排成螺旋形空間供路易絲使用——“也許我也需要一間工作室？”——也沒有將貝爾連同她的床和書統統搬到樓下蛋白石房間，只留下我一個人睡在樓上的臥室，而是固執地決定讓貝爾留在她的房間，只讓路易絲睡在她隔壁，儘管路易絲挑剔地提出反對意見，比如要搬走我放在地下圖書室裡的寫作器具，把貝爾和她的所有東西驅逐到那個溫暖、乾燥、安靜的巢穴。儘管我知道自己永遠不會屈服，但是房間、家甚在腦海裡變換位置的過程卻使我徹底病倒了。尤有甚者，我感到——也許我錯了——路易絲對“繼母對繼女”的那一套非常熱衷。我並不後悔娶她，我認識到她的魅力和她所起的作用，但我對貝爾的寵愛是我單調的感情平原上唯一的高山，唯一的亮點。我在很多方面都極為愚蠢，就是無法處理一個看似模範的家庭裡的糾紛和矛盾。早上一醒來——或者是意識到惟有起床才能騙過凌晨失眠的那一刻——我就在猜測那一天路易絲會發明什麼新方法來騷擾我的女兒。兩年後，這個老傻瓜和他輕浮的妻子讓貝爾去瑞士過了一段漫長乏味的假期，然後將她留在海科斯和特萊克斯之間的拉里夫，留在一個“淑女學校”裡（結束童年，結束天真青澀的想像），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間在奎恩的三口之家生活，才是我以詛咒和淚水來回顧的，而不是我早年所犯下的錯誤。

她再也不和繼母說話；如果不得不交流，就用手勢：比如，路易絲誇張地指一指冷酷無情的鐘，貝爾則敲敲永不離身的水晶手錶，表示反對。她對我的愛已經完全消失，當我想敷衍地擁抱她，她會輕輕閃開。她又拾回了茫然若失的蒼白表情——剛從羅斯代爾來時那表情曾令她五官晦暗。加繆取代了濟慈。功課越來越差。她不再寫詩。一天，我和路易絲正在收拾行裝準備出發去歐洲（倫敦、巴黎、比薩、斯特里薩以及——用小印刷字體——拉里夫），我從旅行箱內側的絲綢夾層裡取出一些舊地圖，科羅拉多，俄勒岡，當內心有個聲音催促著說出“夾層”時，我突然發現一首她很久以前寫的詩，當時路易絲還沒有闖入她真摯的青春生活。我認為讀一下這首詩對路易絲有好處，便將這張練習簿上撕下的紙遞給她（撕口歪歪斜斜，但仍看得出來是我的簿子），只見那幾行鉛筆字寫的是：

“幾乎是龐德式的純粹，”路易絲評論道——我很生氣，因為我認為龐德是個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