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第一章

這倒數第二部分，是我多少有些被動的生活中精神飽滿的一段，卻特別難以下筆，它令我想起學生受罰，我曾被一位最嚴厲的法國家庭教師懲罰——將某句諺語抄寫cent fois（噓聲和唾沫）——因為我在她那本《簡明拉魯斯詞典》的插圖旁加上我自己的畫，因為我在課桌下探索小表妹拉拉姬的雙腿，她在那個令人難忘的夏天和我一起上課。說真的，我已經在腦海裡將我一九六○年代後期趕往列寧格勒的故事重複了無數遍，面對濟濟一堂的聽眾朗讀拙作或敘述夢幻人生——而我始終懷疑這一淒涼的旅程是否必要、能否成功。但你和我爭辯，你態度溫和而堅決，是的，你命令我詳述那次旅程，為了使我女兒的悲慘命運增添幾分有意義的假象。 一九六○年夏天，克里斯蒂娜·迪普拉組織殘疾孩子在拉里夫以東的懸崖和公路之間夏令營，她通知我說，她的一個助手查理·埃弗里特帶著我的貝爾私奔了，之前他燒毀了——她比我更清楚地目睹了一個古怪的儀式——自己的護照和一面小美國國旗（專門為了這個目的而去紀念品小店買來），“就在蘇聯領事館後院中央”；這位新生的“卡爾·伊万諾維奇·韋特洛夫”，和十八歲的伊薩貝拉——前貴族的女兒——在伯爾尼舉行了某種模擬婚禮後倉皇逃往俄國。

與這封信同時到達的有一份邀請，請我前往紐約和一位著名同行探討我何以會突然闖到暢銷書榜首，有來自日本、希臘、土耳其出版商的詢問，還有一張寄自帕爾馬的明信片，上面潦草地寫著：“路易絲和維克多為《王國》喝彩。”而我根本不知道維克多是誰。 我將所有工作撇在一邊，在多年禁慾之後，再次陷入秘密調查的刺激中。早在我和艾麗斯·布萊克結婚之前，暗中刺探就已經是我的拿手好戲，就像契訶夫擅長給病人灌腸，艾麗斯後來熱衷於一部冗長不堪的偵探小說，肯定也是受到了我的某個暗示的激發，彷彿飛鳥的羽毛，靈光一閃，與之相連的是我在廣闊而迷濛的宗教儀式中的經驗。我為長輩提供了一些小小的幫助。那棵樹，一棵開滿藍色花朵的白蠟樹，我曾看見有兩位“外交官”——托爾尼科夫斯基和卡利卡科夫——利用樹皮的傷口來接頭，而如今它依然矗立在聖貝納迪諾山頂上，幾乎毫髮無損。但為了精簡結構，我從這個乏味的愛情故事中刪去了這一有趣的樹種。然而此刻它的存在卻有助於我躲開——至少是暫時躲開——深深的遺憾所帶來的瘋狂和痛苦。

要想找到卡爾在美國的親戚簡直就像兒戲；也就是說，那兩位形容憔悴的姑媽都厭惡這孩子，她們彼此之間都還不至於這樣厭惡。一號姑媽向我保證說他根本沒有離開瑞士——他們仍然將他的第三類郵件轉到波士頓送到她手裡。二號姑媽是費城怪物，她卻說他喜歡音樂，正在維也納無所事事。 我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舊疾復發來勢洶洶，我不得不住院幾乎整整一年。所有醫生都命令我徹底休息，但我不得不和出版商一起應對一場曠日持久的訴訟，因為我的小說被那班冬烘的審查官指控為淫穢。我再次病勢沉重。我尋找貝爾的努力不知怎麼竟和我的小說導致的爭議糾纏在一起，我感到幻覺困擾著我，壓迫著我，我只覺得一幢高樓矗立在眼前，清晰得如同人們看見高山和船隻一樣，樓裡的每一扇窗戶都燈光閃耀，它正試圖向我逼近，穿過病房的某一堵牆，搜尋最薄弱的一點，馬上就要破牆而入，直撞我的病床。

直到六十年代後期，我才得知貝爾的確嫁給了韋特洛夫，不過他被派往某個遙遠的地方，不知是從事什麼工作。然後就來了一封信。 信由一位德高望重的商人（我稱他為AB）轉來，隨信附了一張便條，說他做“紡織品”生意，儘管學的是做“工程師”；說他代表“一家在美國的蘇聯公司以及一家在蘇聯的美國公司”；說他轉寄的這封信來自一位在他的列寧格勒辦事處工作的女士（我稱她為多拉），事關我的女兒，“雖然他無緣認識她，但他認為她需要我的幫助”。他還說一個月後他就要飛回列寧格勒，如果我能“聯繫他”，他將十分高興。多拉的信是用俄語寫的。 尊敬的瓦季姆·瓦季莫維奇！ 您也許收到過很多我們國家的人寄來的信，他們都讀到過您的書——那可不是件容易事！然而，寫這封信的人卻並非您的崇拜者，而是伊薩貝拉·瓦季莫維娜·韋特洛夫的一個朋友，與她同住一室已有一年多了。

她病了，聽不到丈夫的任何消息，身無分文。 請您務必和寫便條的人聯繫。他是我的老闆，也是遠房親戚，他答應捎來您的回信，瓦季姆·瓦季莫維奇，如果可能的話，也請捎來一點錢，但最重要，最重要的事（glavnoe, glavnoe）是，請您親自（lichno）來一趟。請告訴他您能否來，如果來，我們能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見面討論一下目前的情況。生活中的一切都很緊急（speshno，“緊急”，“不能耽擱”），但有些事特別緊急，比如這一件。 為了讓您相信她就在這里和我在一起，是她要我給您寫信，而她自己寫不了，我附上只有您和她才能讀懂的小線索或標誌：“……還有睿智的小路（i umnitsa tropka）。”

我在早餐桌前呆坐片刻——在羅絲·布朗滿懷同情的注視下——就像穴居者一般雙手抱頭，躲避頭頂岩石的崩裂（女人也會做同樣的姿勢，當聽見隔壁房間有什麼東西落地）。當然，我當即做出決定。我隔著輕薄的裙子順手拍拍羅絲年輕活力的屁股，大步走向電話機。 幾小時之後我已經在紐約和AB一起用餐了（而下個月我將會從倫敦和他通幾次長途電話）。他十分矮小，完全是橢圓形身材，禿頂，小腳上一雙昂貴的鞋子（而他的其他包裝看上去沒什麼檔次）。他說一口略帶俄語口音的蹩腳英語，說不定是一個猶太俄國人。他認為我應該先去見見多拉。他為我定好了和她見面的確切地點。他告誡我說旅客準備前往蘇聯這怪異奇境的第一步非常庸俗，他將被分派進一個旅館房間（nomer），只有當他得到批准之後，才能辦理“簽證”。面對著堆積如山、佈滿褐斑、浸透黃油、塗好魚子醬的黃褐色俄式煎餅（AB執意不讓我付錢，雖然《海濱王國》讓我賺了很多錢），他用富有詩意的語言詳盡講述了最近一次特拉維夫之行。

我的下一個行動——倫敦之行——原本會非常愉快，要不是我總被焦慮、煩躁和痛苦的預感所壓迫。通過幾位大膽的紳士——一位是艾倫·安多弗頓的舊情人，另兩位是我已故恩人的摯友——我一直和賓特（蘇聯情報部門對於著名的、太過著名的英國情報機構的簡稱）保持著某種清白的聯繫。所以我完全有可能搞到一張假護照，或者多少有些摻假的護照。既然我也許會再次利用這些資源，在這裡就不便確切透露我的化名。不用說，我的化名和真姓之間具有某些有趣的相似之處，如果我被抓住，能夠助我蒙混過關，那可以是因為心不在焉的領事在辦理文書時出錯，也可以是因為對瘋子所持的正式文件視若無睹。且讓我們假定我的真名是“奧勃隆斯基”（是托爾斯泰虛構的名字）；那麼化名就有可能是，比如說，“O·B·隆”，也就是，橢圓形的模糊天空。我還可以把這個名字進一步改為，比如說，奧勃倫·伯納德·隆，來自都柏林或鄧恩伯頓，用它在五六個大洲生活好多年。

我不滿十九歲就逃離俄國，在一片危險的森林中跨過地上一名紅軍士兵的屍體。在之後的半個世紀裡，我抓住一切適當的機會在作品中痛罵、嘲笑、折磨蘇聯政權，將它扭曲成各種滑稽的形狀，彷彿擰一條血淋淋的毛巾，彷彿猛踢魔鬼身上散發惡臭的毒瘡。事實上，那個時期在我所屬的文學界不再有人能夠始終如一地批判布爾什維克的殘暴和愚昧。因此我清楚地意識到兩個事實：第一，如果我用自己的名字，就不可能在歐羅巴、阿斯托里亞或列寧格勒的任何一家旅館訂到房間，除非我作出某些特殊修正，某些飽受卑屈的放棄；第二，如果我直接以隆先生或布隆先生的名字與旅館方面交涉，一旦被盤問，就會麻煩不斷。所以我決定不被盤問。 “我過邊境時是否該留鬍子？”在《埃斯梅拉達和她的帕蘭德如斯》第六章，思鄉心切的古爾科將軍若有所思地說道。

“最好留著，”哈利·Q，我最快樂的一位顧問說道。 “但是，”他補充道，“一定要在我們粘好OB的照片並蓋上章之前就開始留，還要保證之後不掉體重。”於是我開始留鬍子——在極為痛苦的等待過程中，等待我無法仿造的旅館房間和無法偽造的簽證。鬍子完全是維多利亞時代的風格，粗獷濃密，黃褐色中夾雜著幾莖銀灰。它上抵我紅潤的臉頰，下及我的西裝背心，和黃灰相間的鬢髮混為一體。特殊的隱形眼鏡不僅改變了我的眼神，顯得有些呆滯，甚至多少改變了眼珠的形狀，本來是方方的，好像獅子，現在成了圓圓的，好像木星。而直到我返回之後，才發現我身上穿的、包裡帶的那些定做的舊褲子，在腰帶內側竟赫然繡著我的真名。 我那本保存完好的舊英國護照，曾被那麼多彬彬有禮的官員草率處理，他們從來沒有打開過我的書（護照的偶然持有者唯一真實的身份證明），在走完了一個規矩和能力都不允許我詳述的程序之後，那本護照在很多方面都保持原樣；但它的某些其他特徵、具體細節和信息欄目，則通過某種新手段、某種神秘魔法、某種天才技巧而得到“變更”，至於變更的方法，“在別處還沒人能勘破”，實驗室裡的伙計們會用這種圓滑的措辭來表明人們對一項新發明的懵懂無知，而這項發明也許拯救過無數間諜和亡命之徒。換言之，沒有人，沒有一個不熟知內情的法醫化學師，能夠懷疑，更不用說證明，我的護照是偽造的。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對此事如此不厭其煩、喋喋不休。也許，是因為我想逃避，不願意講述我的列寧格勒之行；但我再也不能敷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