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第一章
學習駕駛“猞猁”（這是我對新買的那輛白色小轎車的暱稱）的過程既滑稽又不乏戲劇性，但經歷了兩次事故和數次小修小補之後，我發現無論就法律而言還是最終就健康狀況而言，我都能夠適應前往西部的長途旅行。確實有過極度痛苦的時刻，當我回想起和艾麗斯開著那輛老伊卡羅斯去里維埃拉旅行的情景，那感覺就彷佛遠處的群山驀地再也不像淡紫色的雲彩。即使她偶爾允許我駕駛，那也只是出於好玩，因為她這人太喜歡鬧著玩。我至今還傷心地記得那回我開車居然撞上了郵遞員靠在卡納封入口粉牆上的自行車，當自行車晃晃悠悠地倒在我們面前時，我的艾麗斯嫵媚地哈哈大笑，腰都直不起來了！
夏天的其餘時間我都在詩情畫意的落基山脈各州逍遙，沉醉於山艾樹生長地區所透露的東部俄羅斯氣息，沉醉於雪丘與蘭花之間、點點天幕之下、小沼澤之側、高山林木線之上忠實再現的北部俄羅斯的芬芳。然而——就是這些了嗎？究竟是何種形式的神秘追求使我像孩子般弄濕雙腳，使我氣喘吁籲爬上斜坡，使我湊近臉去注視每一株蒲公英，使我為每一粒剛好掠過視野的五彩微塵驚起？夢見空手而來的感覺究竟怎樣——手裡本該握著什麼？槍？魔杖？對此我不敢深究，生怕傷害了單薄自我下受傷的皮膚。
我逃過這個學年，提前“學術休假”，令奎恩大學的評議員們無言以對，在亞利桑那州度過冬天，著手創作《看不見的板條》，該書和讀者手上的這本非常相似。無疑我尚未準備充分，又或許在難以言傳的情感陰影裡跋涉太久；總之我在太多的意義層面上將它扼殺，就像悶熱木屋裡的俄國村婦，在曬完乾草或被酩酊大醉的丈夫鞭打之後將自己的嬰兒忘個乾淨。
我繼續前往洛杉磯——遺憾地獲悉我所依靠的那家電影公司在艾弗·布萊克去世後即將倒閉。早春時分，我在返回途中重又發現了許多童年時代的幻景，在一處處嫩綠的高海拔白楊樹叢中，在針葉林覆蓋的山嶺上。在幾乎六個月的時間裡，我再一次從這家汽車旅館遊蕩到那家汽車旅館，我的車被白痴司機刮擦、撞壞了好幾次，最後我用它換了一輛天藍色轎車，貝爾後來說那顏色就跟大閃蝶的一樣。
還有一件怪事：我以預言家的謹慎態度在日記裡記錄了所有的歇腳點、汽車旅館（魏爾倫會說是Mes Moteaux！）、湖邊風光、山谷風光、高山風光、新墨西哥州的羽蛇宮、得克薩斯州的洛麗塔小屋、孤獨白楊林——如果再多種一些，它們就能遍及整條河流，以及足以使全世界的蝙蝠——和一個垂死天才——開心的落日。 LATH，LATH，看那些小丑！看那些熱疹發作一般的行程表，我都好好保存著，就好像我知道那些汽車旅館預示著我和親愛的女兒將要踏上的旅程。
一九四七年八月下旬，我回到奎恩大學，曬得更黑，脾氣也比以前更急躁。我把所有家當都從儲藏室搬到了可愛能幹的索洛維小姐幫我物色的新住處（拉齊戴爾路一號）。這是一幢別緻的兩層灰磚樓房，狹長的客廳裡有一扇觀景窗和一架白色大鋼琴，樓上有三間一塵不染的臥室，地下室裡有一個藏書室。這幢樓原本屬於已故的奧爾登·蘭德奧弗，本世紀上半葉最偉大的美國文學家。在喜形於色的大學評議員的幫助下——毋寧說是我趁他們興高采烈地歡迎我回到奎恩大學之際——我決定買下這房子。我喜歡房子裡洋溢的學者氣息，我極其敏感的上皮層嗅覺膜難得獲得這樣的款待，我也喜歡它的幽靜，那隱藏在栽滿落葉松和秋麒麟草的斜坡之上的蓬亂花園。
為了讓奎恩大學心懷感激，我還決定徹底調整我對其聲譽的貢獻。我取消了喬伊斯研討班，這個班一九四五年只吸引到（假如可以用這個詞的話）六名學生——五名不苟言笑的研究生和一名不十分正常的二年級本科生。作為補償，我在每週工作量裡增加了第三場名作欣賞講座（這回包括了）。不過，主要創新處在於我大膽展示了自己的知識。在奎恩大學的最初幾年，我已積累了兩千多頁的文學評論文章，均由我的助手完成打字（我發現我還沒有介紹他：沃爾德馬·埃克斯庫爾，一位才華橫溢的波羅的海年輕人，絕對比我有學問；行啊，埃克斯！）。這些文章我都請人影印，至少可供三百名學生使用。每個週末學生都會收到一疊四十頁的稿子，那都是我在報告廳裡背誦給他們聽過的材料，背誦時的內容還會有所增加。 “有所增加”是對大學評議員的一種讓步，他們振振有詞地認為要不是這一招就根本沒必要去聽我上課。這三百份兩千頁的講義必須由閱讀者簽名，並在期末考試前還給我。起初這制度出現過一些漏洞（比如說，一九四八年還到我手裡的只有一百五十三份不完整的講義，而且很多沒有簽名），但總的說來還是可行的，或者說本該是可行的。
我的另一項決定是讓自己與同事保持較以往更多的聯繫。當我一絲不掛地站在決定命運的台秤上，雙臂懸垂彷彿史前穴居人，只見刻度表上的紅色指針顫顫悠悠指在一個非常保守的數字上；新來的女僕——一個漂亮的黑人姑娘，很像是埃及人——幫助我弄清了老花鏡和近視鏡之間的那片混沌究竟是什麼：一個了不起的勝利，為此我買了幾件新“服裝”，正如我筆下的奧爾加·雷普寧博士在同名小說中所說——“我不知道你丈夫為什麼總愛穿那些一點也不現代的服裝”。我常去酒吧，大學裡的小酒吧，試圖結識一些傑出的年輕男士，但不知怎麼最後總是和那些職業酒吧女混到一起。我在隨身日記裡記下了二十來位教授的地址。
新朋友中最值得珍視的是天賦非凡的詩人奧迪斯，五十五歲，外表虛弱，神情悲哀，有些尖嘴猴腮，黑髮中夾著幾縷白髮，他父親的祖上是一位能言善辯、命運多舛的吉倫特派成員，與他同名（“Bourreau, fais ton devoir envers la Liberte！”），但他自己卻一個法語詞也不識，說一口美式英語，帶著單調的中西部口音。另一位我願意屈尊一顧的有趣人物是路易絲·亞當森，我們英語系主任的年輕妻子：她的祖母西比爾·拉尼爾，一八九六年在費城獲得過全美女子高爾夫球冠軍！
傑勒德·亞當森在文學界的聲望遠遠高過更顯要、更痛苦、更謙虛的奧迪斯。傑里是個鬆垮垮的大塊頭，當他年屆六旬，過了一輩子唯美的禁慾主義生活之後，娶了那個美若白瓷、反應敏捷的姑娘，這讓他那個特殊小團體頗為驚訝。他那些關於約翰·多恩、維庸、艾略特的著名論文，他的哲理詩，以及最近撰寫的《俗人連禱文》等等對我而言都毫無意義，但他是個風趣的老酒鬼，幽默而博學，能讓最不善交際的局外人也心無掛礙。我經常參加聚會，發現自己樂此不疲，善良的老諾特伯克及其妹妹福尼姆、快樂的金教授一家、亞當森夫婦、我最喜歡的詩人，還有其他十來個人，都竭盡所能地款待我安慰我。
路易絲有一個愛打聽事的姑媽住在霍尼韋爾，所以每隔一段適當的時間我就能從路易絲那兒得知貝爾的健康狀況。一九四九年或一九五○年春天的某一天，我跟霍勒斯·佩珀米爾談完業務後碰巧在羅斯代爾的廣場酒品商店逗留，正當我走出停車場時，突然看見安妮特就在商業區另一頭的一家雜貨店前俯身照看嬰兒車。看到她低垂的脖子、憂鬱的表情、朝嬰兒車裡的孩子幽怨的一笑，一股強烈的憐憫傳遍了我的神經系統，我忍不住向她打了聲招呼。她轉過臉來看著我，甚至沒等我說出任何話——遺憾的話、絕望的話、溫柔的話——她就搖搖頭，不許我走近。 “Nikogda，”她喃喃說道，“不要，”我不忍心去猜測她那蒼白疲倦的臉龐所浮現的表情。一個女人從商店裡出來，感謝她照看那個陌生孩子——一個蒼白瘦弱的嬰兒，幾乎和安妮特一樣滿臉病容。我急忙轉身返回停車場，責備自己居然沒有馬上意識到貝爾現在肯定已經七八歲了。她母親濕潤明亮的眼睛一連幾個晚上都在註視著我；我甚至沒有力氣去參加某位奎恩友人舉行的複活節晚會了。
就在這段意志消沉的時期，有一天，我聽到大廳外門鈴響，黑人女僕——我戲稱她為小奈費爾提蒂——匆匆跑去打開前門。我跳下床，將裸露的身體緊貼住冰涼的窗台，但還是沒法看清來客是誰，雖然我盡量往前，甚至探進了春天的暴雨中。鮮花的清新芳香，團團簇簇的鮮花，使我想起另一個時間、另一扇窗。我辨認出花園門外停著的正是亞當森家那輛黑色轎車。兩個人？還是她一個人？是兩個人，唉——說話聲穿過走廊穿過我通透的房子傳進耳朵。老傑里懶得多爬樓梯，又莫名其妙地擔心傳染，就待在客廳裡。而他妻子的腳步聲和說話聲越來越近。幾天前我們第一次接吻，在諾特伯克家的廚房裡——搜尋冰塊卻發現了火。我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規定場景前將有短暫的幕間休息。
她走進臥室，放下兩瓶為身體虛弱者準備的波爾圖紅酒，將濕漉漉的毛衣從披散的栗褐色、紫褐色的鬈髮和裸露的鎖骨上脫下來。以藝術眼光看，以挑剔的藝術眼光看，我認為我的三個主要情人中屬她最美。一對高挑起的細眉，蔚藍色的眼睛總是顯現出（這個詞很確切）對人間天堂（恐怕這是她唯一知道的天堂）的驚嘆，粉紅的雙頰，玫瑰花蕾般的嘴唇，可愛而平坦的腹部。當她那位一目十行的丈夫還沒有翻完報紙的兩個版面，我們已經給他“戴上綠帽子”了。我穿上藍色便褲和粉紅色襯衫，跟隨她下了樓。
她丈夫陷在扶手椅裡，正在看一份剛從購物中心買來的倫敦週報。他連身上那件醜陋的黑雨衣都懶得脫下來，肥大的防雨布長袍讓人想起暴風雨中的驛馬車夫。不過現在他摘下了那副令人望而生畏的眼鏡，清清嗓子，喉嚨裡發出獨特的咕嚕聲。紫色的下巴微微顫動，他終於開始講話了：
傑里：你讀過這份報紙嗎，瓦季姆（重音錯誤地落在第一個音節上）？某某先生（一位特別活躍的批評家）把你的《奧爾加》（我這部小說以奧爾加教授為主人公；直到現在才出英文版）打垮了。
瓦季姆：我給你倒杯酒好嗎？我們祝賀他並痛罵他。
傑里：但是你看，他是對的。這是你寫得最糟糕的一部小說。就像那人說的，。他也會法語。
路易絲：不喝了。我們得馬上回家。快從椅子裡起來。再試一次。拿上你的眼鏡和報紙。就在那兒。再見，瓦季姆。明天早上我開車送他去學校後就給你帶藥來。
我默默地想，這一切和我年輕時在城堡裡的優雅通姦是多麼不同！當著一個鬱鬱不樂的大人物——吃醋的丈夫——的面，和新結交的情婦眉來眼去，那份浪漫的激動如今何在？為什麼對上一次擁抱的回味再也不會像以往那樣混合著對下一次擁抱的期待，如同水晶長笛裡突然綻放的玫瑰，白色牆紙上突然出現的彩虹？愛瑪看見一個時髦女郎往那男人的絲禮帽里扔下什麼東西？寫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