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第二章

在我的意識中，嬰兒伊薩貝爾生命的最初四年與貝爾的少女時代截然分開，中間是七年的空白，就好像我有兩個不同的孩子，一個是臉蛋紅撲撲的快樂小東西，另一個則是她蒼白憂鬱的姐姐。 我貯藏了一大堆耳塞；事實證明全是多餘的：育兒室裡並沒有傳來哭叫聲干擾我的工作——《奧爾加·雷普寧博士》，一個虛構的俄國教授在美國的故事，一九四六年（那年安妮特離開了我）由洛奇公司出版（經過一段時間惱人的連載，需要無休無止的校對），熱衷押頭韻的評論者稱讚它是“幽默和人道的結合”，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十五年後我會為他們可怕的樂趣付出什麼。 我喜歡看著安妮特給我和孩子在花園裡拍彩色快照。我喜歡帶著著了迷的伊薩貝爾沿著奎恩瀑布河漫步，穿過落葉松和山毛櫸樹林，每一束光線，每一片陰影，都似乎伴有孩子愉快的讚許。我甚至同意一九四五年夏天的大部分時間在鄉村玫瑰度過。就在那裡，有一天，當我和蘭利太太一道從最近的酒舖或報亭回來，她的話，她的語調或動作，令我驀然戰栗，恐懼地猜測，從一開始這可憐的傢伙愛的就不是我妻子，而是我。

我一直以來都對安妮特懷著痛苦的溫存，如今從對孩子的情感中體會到新的痛切感（誠如妮內拉用粗俗的俄語所說，我因為她“顫抖”，她認為那也許對嬰兒不好，即便你“削減了過火的行為”）。那是我們婚姻中人性的一面。而性慾的一面則已徹底瓦解。 她從產房回來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我腦海中依舊出現漆黑的長廊，迴盪著她痛楚的哭喊，每個轉角處都有恐怖的彩窗——那是傷口的殘像——糾纏著我，耗盡了我所有的精力。當我內心的一切都已痊癒，當我對她蒼白的魅力重燃慾火，其深度和強度徹底終結了她勇敢但徒勞的不懈努力，她不懈努力地試圖重建我們之間的某種愛情和諧而不背離清教原則。她現在竟大著膽子——可憐小女孩的膽子——堅持要我去找一位精神病醫師（蘭利太太的推薦），他會指導我在過度充血時“軟化”思想。我回答說她的朋友是妖怪而她是笨蛋，這是我們結婚多年來吵得最兇的一次。

那對大腿柔滑的雙胞胎早已和她們的自行車一起返回出生的小島上。其貌不揚的女士來幫忙料理家務。到一九四五年底我實際上已不再踏進妻子冰冷的臥室。 一九四六年五月中旬，我前往紐約——坐了五個小時火車——和一個出版商共進午餐，他為我的短篇小說集（《逐出邁達》）開的價錢要比善良的洛奇更高。用完愉快的午餐，在這百無聊賴的天氣，灰濛蒙的陽光中，我來到公共圖書館，而鬼使神差般的，她正奔跳著走下那幾步台階，多莉·馮·博格，已經二十四歲了，剛巧我，肥胖的名作家，四十多歲正當年，正拾級而上與她迎面相遇。十多年前的巴黎朗誦會使我濃密的金發中生出縷縷白髮，除此之外，我不相信自己竟有那麼大的變化，讓她開口便說幾乎認不出我來了，要不是她特別喜歡《見到真相》封底那張凝神沉思的照片。我卻能認出她，因為我從未忘記她的形象，並時常重新調整：記憶中最近的一次印跡是她祖母一九三九年回复我妻子的聖誕問候而從倫敦寄來的一張明信片大小的照片，照片上的她是一個學生劇中的摩登女郎，雙肩裸露，手持鵝毛扇，粘著假睫毛，相當入時。我們就在台階上站了兩分鐘——她雙手抱著一本書緊貼胸前，我站在下面，右腳踏在她站的那級台階上，用一隻手套拍打著膝蓋（眾多男高音歌手唯一為人所知的姿勢）——就在那兩分鐘裡我們交流了許多基本信息。

她正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戲劇史。父母和祖父母定居倫敦。我有一個孩子了，對不對？我腳上的鞋子很漂亮。學生都說我的課精彩極了。我快樂嗎？ 我搖搖頭。我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可以見到她？ 她以前一直很迷戀我，噢對了，那時候我常常愛憐地把她抱在膝頭開心地玩“喘氣叔叔”遊戲，讀一行跳一行，現在那一切都又回到眼前，而她顯然希望能對此做些什麼。 她詞彙量驚人。一句話概括她。筆桿子眼中汽車旅館的幻境。她有車嗎？ 這個，真是突然（大笑起來）。也許，她可以藉他那輛老轎車，不過他可能不喜歡這主意（指一指正在人行道上等她的那個其貌不揚的年輕人）。他剛買了一輛豪華悍馬，好帶她到處玩玩。 能否請她告訴我什麼時候見面。

她讀過我每一本小說，至少是每一本英文小說。她的俄語已經荒疏！ 讓我的小說見鬼去吧！什麼時候見面？ 我得讓她想一想。她也許會在學期末來看我。特里·托德（此刻正瞄著數台階，準備上來）曾是我的學生；他第一篇論文就得了D，只得離開奎恩。 我說得D的人我歸入永恆的忘鄉。她所謂“學期末”只怕是遙遙無期。我要更確切的時間。 她會通知我的。她下週給我打電話。不，她不會洩露自己的電話號碼。她要我看那個小丑（他正踏上台階）。天堂是個波斯語詞彙。只有波斯人才會那樣再相見。她也許會到我辦公室坐坐，只是敘敘舊而已。她知道我有多忙…… “噢，特里：這就是那位作家，寫《翡翠和皮條客》的那位。” 我已經不記得原本是來圖書館查什麼書的。無論是什麼都不會是那本聞所未聞的書。我上上下下茫無目的地跑了好幾個廳；難堪地上了廁所；但除非閹割自己，否則難以消除她那置身陽光下的新形象——淺色的直發，雀斑，淡淡的噘起嘴唇，莉莉絲般的細長眼睛——儘管我知道她不過是通常所謂的“小流浪者”，也許，就因為她是那樣的人。

我講完春季學期最後第二講“名著欣賞”課。我講完最後一講。助教為這門課的期末考試發下藍簿子（我因為健康原因提前結束了課程），然後收回，三四個無可救藥的學生仍滿懷希望地在教室裡各自的位子上發瘋般地塗寫。我主持了當年最後一場喬伊斯討論會。小博格男爵夫人早已把“學期末”拋在腦後了。 春季學期的最後幾天，一個特別愚蠢的保姆告訴我有個女孩——叫什麼名字她沒聽清，不知是托爾伯德還是達爾伯格——打電話來說她正在去奎恩大學的路上。恰好我名著欣賞課上有個名叫莉莉·塔爾博特的學生沒有來參加考試。第二天我去辦公室批閱桌上那堆令人痛苦的捲子。奎恩大學正式試卷。一切學術都建立在普遍恐怖的假設上。在相連的右面和左面的答題紙上答題。先生，請問“相連”到底是什麼意思？您是要我們描述故事裡所有的鳥還是只描寫一隻鳥？三百個學生中照例有十分之一會將“Sterne”拼成“Stern”，將“Austen”拼成“Austin”。

我寬敞的書桌上（“夠兩個人睡”，坐在我隔壁的但丁研究權威，愛說葷段子的金教授這樣說），電話鈴響了，那位莉莉·塔爾博特開始以一種可愛、含蓄、故作親密的語氣，口若懸河、令人難以置信地解釋她為什麼沒來參加考試。我記不得她的臉、她的身材是怎樣的，但撩撥我耳朵的聲音低沉悅耳，包含著青春的魅力和願以身相許的暗示，使我不禁嘲笑自己竟在課堂上忽略了她。當她即將言歸正傳之際，一陣急促、俏皮的敲門聲轉移了我的注意力。多莉微笑著走進來。微笑著，她抬抬下巴示意我把話筒擱好。微笑著，她擄開考卷，跳上書桌，裸露的小腿正對著我。曾以為會是最高雅的熱情，在這部回憶錄中竟成了最俗套的場景。我慌忙抑制住心中的渴望，十三年前當我愛撫一個截然不同的多莉時，這渴望就已在我生命的複雜隱喻中燒穿一個洞。最終的痙攣搖動檯燈，走廊對面的教室裡爆發出一陣掌聲，金教授春季課程的最後一堂課結束了。

我回到家，看見我妻子獨自坐在門廊的鞦韆椅上輕輕地左右晃著，在讀一本布爾什維克雜誌《紅色玉米地》。她的文學供應商不在家，去給那些未來的誤譯者期末考試了。伊薩貝爾剛在外面活動過，這時候在門廊樓上她自己屋裡午睡。 當百慕大娘兒們（妮內拉毫不客氣地這樣稱呼她們）還在這裡滿足我卑微需求的時候，我在完事之後並沒有任何負疚感，會像平時那樣帶著溫柔的冷笑面對我的妻子；但今天這種情形卻使我感覺自己的皮肉上被塗了一層尖酸的黏液。她伸出手指摁住書頁，抬頭瞥了我一眼：“那女孩兒去你辦公室了嗎？”我的心跳倏地停了一拍。 我的口氣就像某個小說人物在作“肯定”回答：“她家里人，”我說，“寫信給你說她要來紐約讀書，但你根本沒把那封信交給我看。Tant mieux，她真夠煩人的。”

安妮特似乎完全糊塗了：“我是說，”她說道，“或者我想說的是，有一個叫莉莉·塔爾博特的學生一個小時前打電話來解釋她為什麼沒有參加考試。你說的女孩兒是誰啊？” 於是我們把這兩人分清。經過某種道義上的斟酌（“你知道，我們倆都欠她祖父母的情”），安妮特承認我們確實不必招待小流浪兒。她似乎記起了那封信，因為其中提到她守寡的母親（現已搬進一座舒適的老年之家，那原本就是我在卡納封的別墅，是我不顧律師的善意反對而改建的）。是的，是的，她把那封信錯放在哪兒了——也許某一天會找到，就夾在某一本圖書館的書裡，那本書從來就沒有被還回那座不知何在的圖書館。一種奇怪的安撫流過我可憐的靜脈。她心不在焉的故事總會令我由衷大笑。於是我由衷地大笑起來。我吻了吻她那異常柔嫩的太陽穴。

“多莉·博格現在長什麼樣子？”安妮特問道，“她小時候長相很普通，自以為是，很沒規矩。非常討厭，事實上。” “她現在還是那樣，”我不耐煩地喊道，就在這時我們聽見小伊薩貝爾在叫：“我醒了，”透過窗縫，“Ya prosnulas。”春天的微雲飛得那麼輕快！草地上的紅肚皮畫眉啄起蟲子來那麼敏捷！啊——是妮內拉，終於到家了，從車裡鑽出來，結實的胳臂下夾著一大捆活頁冊。 “呵，”我突然興奮起來，自言自語道，“老妮涅利身上到底還是有些美好溫馨的地方！”而區區幾個小時後地獄之燈熄滅，我在失眠的痛苦中輾轉反側，扭動四肢，試圖在枕頭與背、床單與肩、被單與腿之間找到相通點，來幫助我，幫助我，哦，幫助我到達雨中黎明的伊甸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