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第一章

《陽光下的謀殺》（當我無助地躺在紐約醫院裡時，《投影描繪器》英譯本被改了書名）和《紅禮帽》都賣得不好。我那部優美奇特、雄心勃勃的《見到真相》剛令人振奮地登上西海岸某報暢銷書榜榜尾，便倏忽消失了。在此情形下，我無法拒絕一九四○年奎恩大學因我在歐洲的聲譽而提供的教職。我將在那裡獲得永久教職，並在一九五○年或一九五五年晉升為正教授：確切日期沒能在舊日記中找到。 儘管我開了兩門每週一次的歐洲名著講座，週四還有喬伊斯研討班，報酬優渥（開始每年五千美元，到五十年代為一萬五千美元），又為世界上最慷慨的雜誌《美人和蝴蝶》寫了幾篇短篇故事，稿費豐厚，但我並沒有感到很舒適，之後《海濱王國》一書（一九六二年）彌補了我在俄國損失的小部分財產（一九一七年）並驅走了所有經濟上的憂慮，直到煩惱之秋最終結束。我通常不保存負面批評和嫉妒辱罵的剪報；但我確實珍視下面的說法：“這是史上僅知的例證：一個歐洲貧兒儼然變成他自己的美國大叔（amerikanskiy dyadyushka，oncle d'Amerique），”我那忠實的德米安·巴錫列夫斯基如是說；他是流亡者濕地中難得一見的大蜥蜴之一，一九三九年步我後塵來到殷勤好客、值得欽佩的美國，並以產卵之速創建了一本俄語季刊，三十五年後的今天仍在擔任主編，在英雄遲暮之年。

我們最後租的那套帶家具公寓位於一幢漂亮建築（布法羅大街十號）樓上，主要是為了我的需要，因為公寓裡有一間非常舒適的書房，龐大的書櫥裡擺滿有關美國知識的書籍，包括一套二十卷本百科全書。安妮特本來看中一幢俄國鄉間別墅式樣的房子，管理部門也給我們看了；但她放棄了，因為我向她指出，在夏天顯得涼爽奇趣的房子，在其他季節都會覺得寒冷怪異。 安妮特多愁善感影響健康，令我十分焦慮：她那優美的脖子似乎愈加細長了。略帶憂鬱的表情使她那張具有波提切利氣質的臉龐新添了一份不討人喜歡的美：她越來越喜歡在猶豫或沉思時緊縮臉頰，這使她顴骨下方凹陷的輪廓更加明顯。我們難得做愛，而她冰冷的花瓣始終緊閉。她心不在焉的毛病越來越嚴重：夜間迷路的貓都知道這個忘記關廚房窗子的怪癖女神也會讓冰箱門開著；浴缸常常氾濫成災，而她卻在打電話，一臉無辜地緊皺雙眉（她哪裡顧得上我的痛苦，顧得上我日益加重的精神疾病！），打聽一樓那人偏頭痛或絕經的狀況；她對我曖昧不清的態度還導致她忽略了本應採取的預防措施，於是當秋天我們搬進蘭利家那幢倒霉的房子之後，她告訴我說她剛剛去看過的那位醫生長得極像奧克斯曼，另外她已經懷孕兩個月。

一個天使正等在我局促不安的腳底下。命中註定的絕望將侵襲我那可憐的安妮特，當她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應付美國家務事的錯綜複雜。住在一樓的女房東轉眼之間就解決了她的難題。兩個迷人的百慕大翹臀女生，穿著民族服裝，法蘭絨短褲和敞開的襯衫，長得一模一樣，在奎恩大學學習著名的“酒店”專業，來為她做飯、收拾房間，她也順便讓她們幫我們幹些家務。 “她是名副其實的天使，”安妮特用動聽矯情的英語向我透露。 我認出這女人正是俄語助理教授，我曾在校內一幢磚樓裡見過，她那個系特別乏味，當時他們的系主任，性格溫順、眼睛近視的老諾特伯克邀我旁聽一個高級小組課（我govorim po-russki. Vy govorite? Pogovorimte togda——就是這種可怕的玩意兒）。所幸我和奎恩大學的俄語語法課一概無關——不過我妻子在蘭利太太的指導下幫助初學者，最終得以解悶。

妮涅利·伊利妮夏娜·蘭利不只是一種意義上的難民，她剛離開自己的丈夫，那位“了不起的”蘭利，他那部《美利堅馬克思主義史》是整個低能一代的《聖經》（現已絕版）。我不知道他們分開的原因（做了一年美國人之後，這是那女人親口告訴安妮特的，安妮特又用傻乎乎的弔唁口氣轉告我）；但我的確見到了蘭利教授，並且很不喜歡他，那是在他離開此地去牛津前夜的正式宴會上。我不喜歡他是因為他竟敢質疑我教授的方法——純粹的文本分析，沒有系統講解寓言和準希臘神話之類的廢話；另一方面，他的“馬克思主義”顯得滑稽而十分溫和（就他妻子的口味而言，也許是太溫和了），如果與美國知識界普遍存在的對蘇維埃俄國的盲目崇拜相比較。記得在我們英語系最著名人士為我舉辦的宴會上，突然鴉雀無聲，大家偷偷傳遞狐疑的臉色，當聽到我形容布爾什維克政府靜如庸人，動如野獸；在國際上以貪婪和欺詐與螳螂競爭；為改變本國文學的平庸狀況，先寬宥上一時代留下的天才作家，然後用他們自己的血將他們遮蓋。有一位教授，一位左翼道德家和富有獻身精神的壁畫家（那年他正在試驗汽車塗料），聽後大步走出屋子。不過，第二天他就寫來一封華麗堂皇的致歉信，說他不能真的對《埃斯梅拉達和她的帕蘭德如斯》（一九四一年）的作者生氣，儘管該書“風格混雜，具有巴羅克意象”，但仍堪稱傑作，“撥動了痛切的心弦，他作為一名執著的藝術家從不曾體會到內心有如此震動”。評論我作品的人都持相同觀點，一方面指責我低估了列寧的“偉大”，同時不乏讚美之詞，最後就連我這個輕蔑而嚴肅的作者也不由不為之感動，我在巴黎時的作品從未得到過應有的肯定。甚至奎恩大學的校長——此君怯懦地同情那些鼓吹蘇維埃化的時髦之士——也確實站在我一邊：他來看望我們時告訴我說（妮涅利悄悄爬到我們樓梯口偷聽）他非常驕傲，等等等等，而且他發現我“最近（？）一部書相當有趣”，儘管他不得不為我抓住一切機會在課堂上批評“我們偉大的盟國”感到遺憾。我哈哈大笑，回答道比起我準備在學期末做的題為“蘇維埃文學中的拖拉機”的公開演講，這種批評簡直就是小孩的親吻。他也大笑起來，又問安妮特，和一位天才生活在一起是什麼感覺（她只是聳了聳優美的肩膀）。所有這些都是非常美國式的，消融了我冰冷心臟的一整個心房。

還是回頭來說說善良的妮涅利吧。 她出生時（一九○二年）的教名是諾娜，二十年後應她父親——一個天生的勞碌命加馬屁精——請求改名為妮涅利（或者妮內拉）。她把名字寫成英語是Ninella（妮內拉），但朋友都叫她妮內特或妮莉，就像我妻子的教名安娜（諾娜喜歡這樣叫她）被叫做安妮特和妮蒂。 妮內拉·蘭利生得結實粗壯，面色紅潤（兩側紅暈分佈不均），一頭短髮染成大媽般的薑黃色，棕色的眼睛比我還要瘋狂，薄嘴唇，俄國式大鼻子，下巴上長著三四根毛。在年輕的讀者前往萊斯博斯島之前，我想說，就我所知（我是一名無與倫比的間諜），雖然她對我妻子表現出荒唐而過分的愛意，但其中沒有任何性愛成分。我當時還沒有那輛白“猞猁”，安妮特沒能在生前見到它，所以是妮內拉帶她坐一輛破舊老爺汽車去買東西；詭計多端的房客則放著他自己的小說不用，而從閣樓上（閣樓天窗正對那條來往於購物中心的馬路）蘭利家的藏書中找出神秘的舊版平裝書和難以卒讀的小冊子，親筆籤上大名送給那對美麗的雙胞胎。正是妮內拉讓她那個可愛的“妮蒂”擁有那麼多白毛衣。正是妮內拉每天兩次邀請我妻子去她家喝茶或咖啡；但這女人必定不踏進我們屋子一步，至少我們在家時如此，藉口是我們房間裡仍有她丈夫留下的煙臭：我回答說這是我抽的煙——於是那天晚上，安妮特就說我真不該抽那麼多煙，特別是在室內；她還告訴我樓下那位抱怨說我來回走動的時間太晚太長，恰好在妮內拉頭頂。對啦——還有第三個不滿：我為什麼不把百科全書按字母順序放回原處，就像她謹慎的丈夫那樣？因為（他說）“書放錯地方就等於遺失了”——好一句警句。

親愛的蘭利夫人對她的工作並不特別滿意。她在奎恩大學以北三十英里的地方有一幢湖濱木屋（“鄉村玫瑰”），離霍尼韋爾學院不遠，她在那兒教暑期班，甚至準備與他們建立更密切的關係，如果奎恩大學的“反動”氣氛持續不變。事實上，她唯一怨恨的是年邁的科爾恰科夫太太，科爾恰科夫太太曾當眾指責她說話帶有Sdobnyy（柔和）的蘇維埃腔調，而且措辭粗俗——這些都不容否認，儘管安妮特認為我這樣說完全是個冷酷無情的資產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