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第五章

我父親是個嗜賭的浪子，在社交圈里人稱“魔鬼”。弗魯貝爾為他畫過一幅肖像，吸血鬼一般蒼白的臉頰，杏核眼，黑頭髮。而留在調色板上的色彩，為我，瓦季姆，瓦季姆的兒子所用，在我最出色的英文版騎士故事《阿迪斯》（一九七○年）中，渲染出熱情兄弟的父親形象。 父親出身於王公家庭，祖上曾輔佐過十幾位沙皇，他本人則置身於田園詩般的歷史邊緣。他的政治觀屬於隨意、反動那一類。他過著複雜而令人眩暈的物慾生活，但他的教養卻零碎而平常。他一八六五年出生，一八九六年結婚，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死於手槍決鬥，對手是一個法國青年，之前兩人在灰色諾曼底度假勝地杜維爾的牌桌上發生爭執。 一個好心、荒唐、昏頭昏腦的老笨蛋將我錯當成另一個作家，這事兒也許並不令人特別沮喪。我自己也曾在演講中把席勒說成雪萊。但是，一個傻瓜的口誤或記憶錯誤會突然間建立起與另一個世界的聯繫，而就在此前，我還滿懷恐懼地想像自己也許永遠在模仿某個真實存在的人，在我眼淚和星號匯成的星座之外——那才令人無法忍受，那竟然也敢發生！

可憐的奧克斯曼的告別和道歉聲剛一消失，我立即扯掉蛇一般扼住脖子的條紋羊毛圍巾，用密碼記下我和他見面的每一個細節，又畫上一條粗粗的下劃線，打上一串問號。 我是否應該忽略這一巧合及其寓意？或者，我是否應該重新規劃整個人生？我是否應該放棄我的藝術，另選一項事業，鑽研國際象棋，或者，比如說去研究蝴蝶，或者做一個無名學者花上十幾年把彌爾頓的譯成俄文，使劣等文人退縮而使庸才拜服？但是只有小說創作，只有對變動不居的自我進行不間斷的再創造，才能使我多少保持神誌健全。最後，我不過是拋棄了我的筆名，那個膩味又難免誤導的“V·艾利鑫”（艾麗斯曾說過這個名字聽上去好像我是一幢別墅），而恢復我的本名。 我決定在流亡者雜誌《帕特麗雅》上首次連載新小說《挑戰》時就署這個名字。我已經用綠墨水（使我工作顯得更有趣的安慰劑）完成了小說第一章的第二或第三次謄清稿，這時候安妮特·布拉戈夫跑來談工作時間和條件。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日，她來了，遲到半小時，和很多人一樣毫無時間觀念，將遲到歸咎於無辜的手錶，似乎它是用來記錄動作而不是時間的。她大概二十六歲，金發，討人喜歡但算不上大美人。她的外套是定做的，裡面配一件白色荷葉邊絲襯衫，領間繫著蝴蝶結，看上去很喜慶，一側翻領上還別著一串紫羅蘭。剪裁合體的灰短裙更是讓她大出風頭，總之，她比普通的俄羅斯女孩兒更時髦，更講究。 我向她解釋說（後來她告訴我說，我的嘲諷口氣讓她吃驚，好像一個憤世嫉俗的人在品評一個可能的被征服者，聽起來很不舒服）我打算每天下午向她口授被改得面目全非的草稿，以及或多或少的謄清稿，由她“直接在打字機上”（pryamo v mashinku），這些我都有可能在A·K·托爾斯泰所謂“夜晚孤獨的時候”再次修改，她則必須在第二天重打。她沒有脫下嚴絲合縫的帽子，但摘了手套，噘起塗得粉艷豔的嘴唇，戴上大玳瑁眼鏡，這樣一來她似乎更漂亮了些：她急著想看我的打字機（她那冷若冰霜的莊重能讓聖賢變成好色的小丑），她得趕另一個約會，但只想看看那機器是否合用。她褪下綠色圓寶石戒指（我將在她離開後發現），似乎正要試著敲幾下，但仔細再看就滿意地發現這機器和她自己的是同一個牌子。

我們的第一次合作非常糟糕。我已經謹慎地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緊張的演員，但卻沒有考慮到同台演出者會錯過或誤會一半的提詞。她請我不要說得那麼快。她講出一些蠢話擾亂了我的思路：“俄語裡沒有這種表達”，或者“沒人聽說過那個詞（vzvoden'，駭浪）——為什麼不說'巨浪'，如果你就是這個意思？”每當憤怒打斷了我的節奏，使我不得不多費時間在不再熟悉的刪除和加字號的迷宮中清理句子，她就會往椅背上一靠，彷彿挑釁的殉道者一般等待著，竭力忍住呵欠或者審視自己的指甲。她優雅而魯莽地敲打了三個小時後，我檢查她的成果。稿紙上盡是拼錯、打錯和醜陋的塗改痕跡。我非常委婉地說她似乎並不習慣處理文學性（也就是不單調的）東西。她回答說我錯了，她酷愛文學。事實上，她說，前五個月裡她剛讀過高爾斯華綏（俄文版）、陀思妥耶夫斯基（法文版）、普多夫——烏蘇洛夫斯基將軍的歷史巨著《沙皇伯龍斯坦》（俄文原版），以及《大西洋島》（我以前沒有聽說過，但詞典裡說作者是法國小說家皮埃爾·博努瓦，出生於塔恩河畔的阿爾比）。她知道莫羅佐夫的詩歌嗎？不知道，無論何種形式的詩歌她都不太關注；它與現代生活的節奏不合拍。我責怪她一本我的小說都沒讀過，她聽了很不高興，也許還有些害怕（這個小傻瓜是怕我解僱她），立即保證從現在開始留心我的所有作品，當然更要把《挑戰》牢記於心，她的保證竟使我產生一種充滿色情意味的奇怪滿足。

讀者肯定已經註意到我只是非常籠統地提及我在一九二○年和一九三○年代創作的俄文小說，因為我假定他熟悉這些小說，或者能夠輕而易舉地買到英文版。然而此刻，我必須多說說這部《挑戰》（原題“Podarok Otchizne”，可以譯為“獻給祖國的禮物”）。一九三四年我開始向安妮特口授小說第一章的時候，就知道這將是我最長的一部小說，儘管我沒有預見到它的長度幾乎趕上了普多夫將軍那部講述猶太智者如何篡奪聖俄羅斯的無恥空洞的“歷史”小說。我前後用了四年時間寫完該書的整整四百頁，其中的許多頁安妮特至少打了兩遍。小說大部分內容在流亡者雜誌上連載，直到一九三九年五月我和她去美國——當時還沒有小孩；不過書的出版，俄文本是在一九五○年（屠格涅夫出版社，紐約），英文譯本則又要等上十年，英文譯本的題目不僅是指迷惑傻瓜的那種眾所周知的方法，而且恰如其分地表現出主人公兼敘述者維克多的蠻勇本性。

小說開頭以懷舊的筆觸描寫一個俄國人的童年（比我的童年幸福得多，雖然幾乎同樣富有）。之後是在英國度過的青年時期（與我本人在劍橋的經歷不無相似）；接著是在巴黎的流亡生活，第一部小說的創作（《一個鸚鵡愛好者的回憶錄》）以及各種文學陰謀活動中饒有趣味的糾結。中間完整插入由主人公維克多“挑戰”撰寫的一本書：是有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簡要評傳，我的這位作者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觀點很可惡，並指責他的小說荒誕不經，其中的黑鬍子殺人犯純屬耶穌基督傳統形象的反面，而那些哭哭啼啼的妓女則是從早年間的傷情小說借來的。下一章寫流亡評論家的憤怒和迷惑，他們都是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宗教信念的傳道士；小說最後，那位年輕的主人公接受一個交際花的挑戰，完成了一項無謂的壯舉：步行穿越一片危險森林進入蘇維埃境內，再逍遙地信步返回。

以上內容概要應當是最遲鈍的讀者也能從《挑戰》中記住的，除非他一合上書本，部分腦細胞就被電解破壞了。如今健忘成了安妮特脆弱魅力的一部分，健忘掩蓋了一切，在一切行將結束之際，彷彿夏日暮色中的薄靄，湮沒了山巒、雲彩，甚至它自身。我知道我好幾次見到她，膝頭懶懶地擱著一本《帕特麗雅》，雙眼追隨書頁上的文字鐘擺般晃動，表明她在閱讀，最後一直抵達《挑戰》連載底部的“未完待續”。我也知道小說的每一個字以及大部分逗號都是她打的。但事實上她什麼也沒有記住——那也許是因為她自始至終都認定我的文字不僅“難”而且密（“簡直密不透風”，再次引用巴錫列夫斯基對我的讚揚，那一刻——來得恰是時候——他意識到小說第三章中興致勃勃的主人公維克多所嘲諷的正是他的舉止和思想）。我得說我樂意原諒她對待我作品的態度。在公眾朗讀會上，我欣賞她在公眾場合的微笑，希臘雕塑般的“古老”笑容。當她的父母恐懼地要求看我的作品時（就像疑心的內科醫生要求檢查精液樣本），她錯把另一個人的小說給了他們，因為兩本書的題目愚蠢地相似。唯一真正令我震驚的是，我偶爾聽到她告訴某個白痴女友，我的《挑戰》是“切爾諾留波夫和多勃羅舍夫斯基”的傳記！她和我爭辯起來，因為我反駁說只有瘋子才會給兩個三流政論作家作傳——何況還要把他們名字的第一個音互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