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第四章

“博揚”出版公司（我和莫羅佐夫的出版公司“青銅騎士”是其主要競爭對手）下轄一家書店（不僅出售本地流亡者書籍，也從莫斯科引進小說）和一個外借圖書館，佔據了一幢類似公館建築的三層小樓。我在巴黎的時候它左右兩邊是車庫和電影院：四十年前（在逆向變形的景觀中）車庫的位置曾是一座噴泉，而電影院的位置則是仙女群像。這幢房子本來屬於墨林·德·馬洛尼家族，世紀初落入德米特里·德·米多夫，一位俄羅斯的世界主義者手中，他和朋友S·I·斯捷潘諾夫在此建立了反專制陰謀集團總部。斯捷潘諾夫喜歡回憶老式叛亂的暗號：客廳窗簾拉下一半，窗台上擺著雪花石膏花瓶，這是向約定前來的俄國訪客表示一切正常。當年的地下革命活動常帶有審美色彩。米多夫死於一戰後不久，而恐怖分子——那些朋比為奸的人都屬於恐怖分子——早已失去了斯捷潘諾夫所謂的“風格魅力”。我不知道後來是誰得到了這幢房子，也不知道奧克斯（奧西普·利沃維奇·奧克斯曼，約一八八五年至約一九四三年）是如何租到它來經營生意的。

房子黑沉沉的，除了三扇窗：樓上中央有兩方毗鄰的長方形光亮，d8和e8，歐洲大陸的標記法（字母表示縱列，數字表示棋盤的橫排），另一方光亮就在樓下的e7。天哪，我把寫給未知的布拉戈夫小姐的便條忘在家裡了麼？沒有，它還在我前胸口袋裡，在那條破舊、珍貴、又熱又長的三一學院圍巾下面。我停下來，右邊是一扇邊門——標著“雜誌”，左邊是正門，門鈴上方貼著象棋王冠。最後我選擇了王冠。我們下的是閃電快棋：我的對手立即行動，打開前廳d6的電扇。你不禁要問也許這幢房子並沒有下面五層來構成整個棋盤，而在神秘的地下室裡，也許新來的人根本猜不透邪惡獨裁者的滅亡過程。 奧克斯是個骨瘦如柴的高個兒老頭，長了一顆莎士比亞式的腦袋，一開口就說他有機會恭迎《描繪器》的作者感到十分榮幸——而我趁機將帶來的便條往他張開的手掌裡一塞，就想抽身離開。他和歇斯底里的藝術家打過交道。沒有人能抵禦他那平淡溫文的待人之道。

“是的，我都知道了，”他說著，握住我的手拍了拍，“她會打電話給你的；說實話，要是誰不得不僱那位反复無常、心不在焉的年輕女士，我可一點也不羨慕。我們上樓去我的書房，除非你情願——不，我想不會，”他繼續說道，推開左手那扇雙重門，不知何意又將燈光打開了一會兒，眼前出現一間陰冷的閱覽室，一張鋪著厚毛呢的長桌，幾把骯髒的椅子，幾座俗氣的俄國古典雕像，與之格格不入的是天花板上的精美繪畫，一串串紫色、粉色、琥珀色的葡萄圍繞著一大群赤身裸體的孩子。右側（另一盞燈被試著打開）是一條短通道，通往書店，記得我在那里和一個不講禮的老太太吵過架，我不想為自己的幾本小說掏錢，可她死活不同意。然後我們走上樓梯，曾經是富麗堂皇，現在則成了維也納夢幻喜劇裡也難得一見的東西——兩邊的欄杆很不搭調，左邊是新裝的坡道欄杆，醜極了，右邊卻仍是精雕細刻的原物，雖然難逃厄運，破敗不堪，但依然保留著獨具神韻的木雕以及形如放大棋子的支柱。

“我很榮幸——”我們一走進他所謂的Kabinet（書房），奧克斯又從頭開始說起來。書房在e7，堆滿了賬簿、打了包的書、拆了包的書、房子一般的書、成堆的報紙、小冊子、校樣以及薄薄的白色平裝本詩集——悲慘的廢品，用的都是當時流行的冷靜、節制的標題——Prokhlada（冷靜），Sderzhannost（節制）。 他這種人，說話總是被這樣那樣的原因打斷，但在我們這個神聖的銀河系，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他將基本的或者詩意的句子表述完整，除非再次被打斷，除非和他說話的人死了（“醫生，我正要跟他說……”），或者突然進來一條龍。事實上每次被打斷都有助於斟酌措辭，發現最終形式。同時沒有結束的句子令人痛苦焦慮，會毒害心靈。這比到家之前不能擠掉臉上的粉刺更糟糕，而同樣糟糕的是被判無期徒刑的人回憶起被可惡的警察消滅在萌芽狀態的最後一次未遂強姦。

“我深感榮幸，”奧克斯終於把話說完了，“能夠在這座歷史建築中恭迎《暗光描繪器》的作者，以我愚見，那是您最出色的作品！” “的確是愚見，”我盡量按捺住自己（雪崩前尼泊爾的乳白冰塊），說，“你這蠢貨，因為我那部小說叫《投影描繪器》。” “是啊，是啊，”奧克斯說道（真是一個十分可愛的人，一位紳士），沉默了很久，其間剩下的門窗和燈全都打開，彷彿童話電影裡夢幻般的花朵，“一時口誤不值得如此嚴厲的指責。投影，投影，當然！對啦——說到安娜·布拉戈夫（另一件沒有說完的事——或者，誰知道呢，是令人感動的嘗試，用一件有趣的逸事來轉移我的注意力並讓我平靜下來），我不敢肯定你是否知道我是巴特拉的表兄。三十五年前在聖彼得堡她和我在同一個學生會做事。當時我們準備刺殺總理。真是過分！必須嚴格確定他的日常路線；我是負責監視的人之一。每天站在某個角落，裝扮成賣香草冰激凌的小販！你能想像嗎？我們的計劃毫無結果，全被阿澤夫挫敗了，那個偉大的雙重間諜。”

我看不出繼續逗留還有什麼意義，但他拿出一瓶干邑白蘭地，於是我喝了一杯，因為我又開始發顫了。 “你的《描繪器》，”他一邊說，一邊翻閱起賬簿，“在我店裡賣得不錯，很不錯：去年上半年賣出二十三本——對不起，是二十五本，下半年賣出十四本。當然，真正的聲望，不只是商業上的成功，而要依靠在外借部的表現，而你的作品在外借部都很受歡迎。空口無憑，我們上樓去書架看看。” 我跟隨精力充沛的主人上了樓。外借圖書館像巨大的蜘蛛一般擴張，像可怕的腫瘤一般鼓脹，像不斷伸展的譫妄世界一般壓迫著頭腦。在昏暗的書架間我看見一方光明的綠洲，一群人圍坐在橢圓桌子旁。那色彩鮮明而濃烈但同時又如此遙遠，宛若神燈中的圖景。紅色的葡萄酒、金色的白蘭地伴隨著熱烈的討論。我認出其中有批評家巴錫列夫斯基，對他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的赫里斯托夫和博亞爾斯基，我的朋友莫羅佐夫，小說家希普格拉多夫和索科洛夫斯基，暢銷社會諷刺小說《我們時代的英雄》的作者，一無所長的老實人蘇克諾瓦洛夫，還有兩位青年詩人，拉扎雷夫（詩集《寧靜》）和法爾圖克（詩集）。有幾個人把頭轉向我們，和善的莫羅佐夫甚至竭力站起來，咧嘴笑笑——但我的主人說他們正在討論事情，不該去打擾。

“你看到了，”他補充道，“一本新文學評論《素數》的醞釀；至少他們認為正在醞釀：而實際上，他們在喝酒閒扯。現在請讓我帶你看樣東西。” 他把我帶到遠遠的一個角落，得意洋洋地將手電筒對準放我作品的書架。 “看，”他喊道，“賣出多少啦。《瑪麗公主》全都賣完了，我是說——該死的，我是說《塔瑪拉》。我喜歡《塔瑪拉》，我是說你寫的《塔瑪拉》，不是萊蒙托夫或魯賓斯坦寫的。原諒我。到處是該死的名著，人都被弄糊塗了。” 我說我有些不適，想回家了。他提出陪我回去。或者我可以叫出租車？我不想。他不時用粉嘟嘟的手指鬼鬼祟祟地將手電筒朝我臉上照，看我是否真會暈倒。他一邊安慰著我，一邊領我走下旁邊的樓梯。至少，春天的夜色讓人感覺真切。

奧克斯沉思片刻，抬頭望一眼燈光明亮的窗子，然後朝一個值夜班的人招招手，那人正撫摸著出來遛狗的鄰居家那隻可憐巴巴的小狗。我看見我那位體貼周到的同伴和那個身穿灰披風的老傢伙握了握手，然後指一指飲酒狂歡者的窗子，然後看看手錶，然後給那人小費，和他握手道別，彷彿步行到我住所的十分鐘路程是充滿艱險的朝聖。 “好吧，”他走到我身邊說道，“假如你不想叫出租車，就讓我們走著去吧。他會照顧我那些被囚禁的客人。我想多聽你談談你的工作和生活。你的同僚都說你'傲慢而且孤僻'，就像奧涅金向塔吉雅娜描述自己那樣，但我們不可能都是連斯基，對不對？讓我利用這次愉快散步的機會描述一下我和你那位大名鼎鼎的父親的兩次會面。第一次是第一屆國家杜馬時期在歌劇院裡。我當然認得杜馬那些傑出議員的肖像。我當時還是個窮學生，坐在頂層樓座，看見他出現在玫瑰色包廂，帶著妻子和兩個小男孩，其中一個必定就是你。另一次是十月革命即將勝利時在一場時政討論會上；他緊接著克倫斯基發言，我們那位慷慨激昂的朋友和你父親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說起英文來沉著冷靜，不用任何手勢……”

“我的父親，”我說道，“在我出生前六個月就去世了。” “唉，我似乎又犯了一個愚蠢的錯誤，”奧克斯說，摸摸索索地掏出手帕，擤擤鼻子，動作誇張得好像果戈理《欽差大臣》中扮演市長的瓦爾拉莫夫，將擤出來的東西仔細包好，裝進口袋。 “是的，我無緣見到你。但是那形像一直留在我的腦海裡。那對比真是鮮明。” 我後來又遇到過奧克斯，至少有三四次，在二戰前日漸艱難的那幾年裡。他常常對我會心地眨眨眼睛，彷彿我們之間有某種隱秘而調皮的秘密。他那座堂皇的圖書館最終被德國人奪走，而德國人又把它讓給俄國人，後者才是那場曠日持久的遊戲中技高一籌的掠奪者。奧西普·利沃維奇本人則將死於一次勇敢的逃亡——光著雙腳，內衣浸透鮮血——當他就要成功逃出納粹集中營的“實驗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