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第三章

在這部回憶錄裡，我那些妻子和我那些著作互相交織，如同某種水印或藏書票圖案；在這部晦澀的自傳中——晦澀，是因為它主要涉及的並非平淡無奇的歷史，而是海市蜃樓般的情感歷程與文學事件——我一以貫之地試圖盡可能以漫不經心得近乎殘忍的筆調講述我精神疾病的演變過程。而德門西婭也是我故事中的一個人物。 從一九二二年上半年備受折磨直到三十年代中期，我的健康狀況毫無好轉。在與真實而體面的生活進行的鬥爭中，我仍然會突然對支離破碎的空間產生幻覺和重組——萬花筒和彩色玻璃般的重組！我仍然覺得地心引力——造就我們這個永恆世界的恐怖而屈辱的因素——彷彿一枚醜惡的腳指甲長入我的身體，帶來難以忍受的刺痛感（無憂無慮的傻瓜對此無法理解，他覺得躲在某些東西之下以寫作和小錢逃避現實，這其中並沒有任何夢幻或痛苦——躲在我們賴以生存的書桌之下，躲在我們死於其上的病床之下）。我仍然無法弄清空間方位的抽象概念，因此對我而言任何給定的空間不是永遠的“右手邊”就是永遠的“左手邊”，最多在意志作出脊柱脫臼般的努力之後，兩者才能互相轉換。哦，親愛的，我無法告訴你，那些人那些事是怎樣地折磨著我！事實上，你當時甚至還沒有出生。

記得三十年代中期的某個時候，在陰暗可恨的巴黎，我拜訪過一位遠房親戚（就是那位“看小丑”夫人的侄女！）。她是外鄉人，上了年紀，非常和藹。她整天坐在一把直背扶手椅上，任憑三個、四個、更多的瘋孩子襲擊，貧困俄國貴婦資助協會僱她照看他們，而他們的父母則正在公共交通難以到達的寒酸之地工作，雖然那些地方本身並不那麼寒酸糟糕。我坐在她腳邊的一張舊墊子上。她滔滔不絕地說著，那麼穩當，那麼流暢，回憶往昔的輝煌歲月，寧靜、富裕、溫情。但是，那些流著口水斜著眼睛的小怪物卻會從屏風或者桌子後面衝到她跟前，搖她的椅子，扯她的裙子。即使他們的尖叫過於吵鬧，她也只是稍作退避，那絲毫沒有擾亂她臉上回憶的微笑。她手邊擱著一支驅蠅用的撣子，偶爾她會揮一下趕走那些膽大妄為的入侵者；但是自始至終，自始至終，她細水慢流狀的自語都不曾停止，而我明白我也不該去理會她身邊的騷亂和喧囂。

我認為我的生活、我的困境、成為我唯一樂趣的詞句讀音以及與錯誤的事物形狀所作的秘密鬥爭，所有這些都和那位可憐女士的尷尬處境有著某種相似。告訴你吧，那可是我的黃金歲月，需要防備的只有一小撮扮鬼臉的小妖怪。 我的藝術熱情、力量和清晰的風格未受影響——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如此。我享受——我迫使自己享受——工作的孤獨，以及另一種更微妙的孤獨，作者躲在明亮的手稿屏障之後面對讀者群時的孤獨，那散漫無形、藏匿於黑洞的讀者群。 從我的床頭燈到燈光閃亮的演講台一角，其間阻隔了無數雜亂的空間障礙，思慮周密的朋友們神奇地幫助我排除障礙，順利抵達各處遙遠的講堂，使我不必去搶奪一張又小又薄又粘手的汽車票，也不必冒險闖入迷宮般的地鐵車站。一旦我安然無恙地登上講台，將手寫或打出的講稿放上齊胸高的講台，我就會將在場的三百名竊聽者忘個一干二淨。一瓶兌了水的伏特加，是我宣講時心潮澎湃的唯一動力，也是我與物質世界的唯一聯繫。正如畫家打亮教士狂喜的褐色額角，以表現神啟的一刻，籠罩著我的光輝也神諭一般精確映照出文稿中每一處瑕疵。有一位傳記作家曾注意到我不僅會在削鉛筆和把逗號改為分號的時候放慢語速，甚至還會突然停下來凝神思考某個句子，重讀，劃掉，插進修改，然後“用一種目中無人、洋洋自得的神氣再次朗讀整個段落”。

我的謄清稿字體很漂亮，但還是覺得看打字稿更舒服，而我現在又沒有專業打字員了。在同一份報紙登同樣的招聘啟事未免魯莽：萬一又把重燃希望的柳芭招來，可如何是好？那些倒霉事豈不是要重來一輪？ 我打電話給斯捷潘諾夫，希望他能幫忙；他認為能夠幫我，掩著嘴貼在神經質妻子的耳膜邊嘀咕了一番（我只聽見一句“誰能預料瘋子的行為”），然後她接過了話筒。他們認識一個正經女孩，在一家俄國幼兒園工作，四五年前多莉就在那家幼兒園上學。女孩名叫安娜·伊万諾夫娜·布拉戈夫。我是否認識奧克斯曼，居維葉大街俄國書店的老闆？ “算認識吧。但我想問你……” “好吧，”她打斷我，繼續說道，“他的打字員生病住院的時候，安妮特sekretarstvovala，不過打字員現在病好了，你可以……”

“很好，”我說，“但我想問你，巴特拉·阿布拉莫夫娜，你為何罵我是'難以預料的瘋子'？我可以向你保證我沒有強姦年輕女士的習慣……” “Gospod's vami, golubchik！（你怎麼這麼想，親愛的！）”斯捷潘諾夫太太嚷道，接著解釋說那是在責怪她丈夫接電話時心不在焉地坐在了她的新手袋上。 儘管我對她的話一個字都不信（太快！太伶牙俐齒了！），但我還是假裝相信了，並且答應去拜訪那位書商。幾分鐘後正當我要打開窗戶並在窗前脫光衣服（剛成鰥夫那會兒，溫柔的春夜是能想像到的最舒適的偷窺時間），巴特拉·斯捷潘諾夫又打電話來說，牛人（戰栗，當我的艾麗斯在莫羅博士海島動物園的時候，尤其當她看到“尖叫的動物”，半纏著繃帶逃出實驗室！）要在他的書店裡待到天亮，守著那些遺傳了噩夢的賬簿。她知道，嘿嘿（俄國人才有的笑聲），我有夢遊症，所以說不定我會去博揚書店逛逛，一刻也不遲緩，糟糕的措辭。我會去，真的。

結束令人不快的電話之後，我覺得在輾轉難眠和步行去居維葉大街之間已無須抉擇，居維葉大街通向塞納河，根據警方數據，在兩次大戰之間平均每年有四十名外國人以及天知道多少不幸的本國人溺亡於塞納河中。我從沒體會過一絲一毫的自殺衝動，那是對自我（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都是極其珍貴）的愚蠢浪費。但我必須承認，那天夜裡，在我的愛人去世四周年、五週年或五十週年的忌日，我的形象——一身黑衣、誇張的圍巾——一定令河濱警署的普通警員感到可疑。而尤其糟糕的跡像是，一個人不戴帽子邊走邊哭，令他感動的詩句不是他自己寫的，而是他誤當作自己寫的卻退縮不敢承認，並怯懦得不敢作任何改動： Zvezdoobraznost' nebesnyh zvyozd

Vidish' tol'ko skvoz' slyozy ... （唯有透過眼淚才能看見 天國的星射出星光。 ） 現在我當然大膽得多，大膽而自豪，遠勝過當年那個形跡可疑的小流氓——那天晚上有人看見他逡巡於一眼望不到盡頭的圍牆（七零八落地貼滿海報）和一排路燈之間，輕柔的燈光令人心動地點亮了上頭一片嫩綠的椴樹葉。現在我承認，那天、第二天以及此前的夜裡，我都受到某種夢境的困擾，我感到在這個星球或者其他星球上另有一個人，另有一段人生，而我的人生是他的異卵同胞，是對他的拙劣模仿，是他的劣等變體。我覺得，惡魔正迫使我模仿那個人、那個作家，無論是此刻還是將來，他都要比你那忠實的僕人更偉大、更健康、更殘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