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第二章

一九二五年以來我已經創作並出版了四部小說；到一九三四年初我即將完成第五部小說《紅禮帽》，講述一個砍頭的故事。這些書沒有一部超過九萬字，但我選擇和組合字詞的方法卻斷不可稱作省時的權宜之計。 小說初稿以鉛筆寫成，填滿了幾大冊學生用的藍皮本子，當達到修改飽和點時，盡是無法辨認的字跡和混作一團的塗改。與此相應，篇章凌亂無序，只有寥寥幾頁順序清楚，緊接著又是大段大段的插入部分，屬於後面或前面的某處情節。在分類整理和重編頁碼之後，我專心進入下一階段：謄清稿。以整潔的字跡用鋼筆抄寫在一本厚重耐用的練習本或賬本上。然後，似是而非的完美所帶來的所有愉悅將被又一次恣意改動逐漸抹去。當清晰難以為繼，第三階段開始了。我用僵硬的手指緩慢敲打那台忠心耿耿的老mashinka（機器）——斯塔羅夫伯爵送的結婚禮物，一個小時能打出大約三百字，而對於上世紀的某位暢銷小說家來說，一個小時則意味著手寫出整整一千字。

不過，在寫《紅禮帽》時，三年來傳遍我整個骨架、身體角角落落的神經痛，現在已經到達四肢，使打字幸運地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少吃我心愛的營養品，比如肥鵝肝和蘇格蘭威士忌，推遲定制一套新衣服，我估計自己的微薄收入勉強夠僱一個專業打字員，我將仔細安排三十個下午的時間，向其口授修改好的手稿。於是我在Novosti上登出一則醒目的招聘啟事，註明了我的姓名和電話。 有三四名打字員來應聘，我選中了柳博芙·謝拉菲莫夫娜·薩維奇，她的祖父是位鄉間牧師，父親是著名的社會革命黨人，新近在默東去世，剛剛完成了一部亞歷山大一世的傳記（枯燥冗長的兩卷本《君主和神秘主義者》，現在美國學生能夠找到一九七○年哈佛大學出版社的低劣譯本）。

柳芭·薩維奇於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起為我工作。她隨叫隨到，而且讓她工作多久她都願意（特別令人難忘的一次竟創下了一點到八點的紀錄）。假如評選俄羅斯小姐，而獲獎者年齡延長至三十歲以下，美麗的柳芭就極有可能獲此殊榮。她身材高挑，腳踝纖瘦，胸部豐滿，肩膀寬闊，紅潤的圓臉上一雙快活的藍眼睛。她似乎總覺得自己那頭紅發即將陷入凌亂，因為在和我說話的時候，時不時優雅地抬起手臂輕輕撫弄一側鬈髮。 Zdraste，再說一聲zdraste，柳博芙·謝拉菲莫夫娜——噢，多麼美妙的組合，柳博芙（lyubov）的意思是“愛”，而謝拉菲（seraph）則是一個改過自新的恐怖分子的教名！ 柳·薩真是一名出色的打字員。當我來回踱著，剛念完一句，句子便如穀種一般撒入她的犁溝，她已經挑起眉毛注視著我，等待接下來的撒播。即使我在這過程中突然想到更好的表達方式，也不願破壞我們合作中你來我往的美妙節奏，插入字斟句酌的痛苦停頓——它們如此乏味而令人萎靡，尤其當作者太在意自己的形象，並註意到這位聰明女士正等在打字機旁盼望著提出有益的建議；因此我僅僅滿足於在手稿上標出需要改動的段落，以便稍後塗改，儘管會褻瀆她完美無瑕的創作；當然，她只有在空閒時才樂意重打這一頁。

我們通常在四點左右休息十分鐘，或四點半，如果我無法勒住在打字機上噴著鼻息的飛馬。她會離開一會兒，關上一扇門又一扇門，動作輕巧得令人毛骨悚然，穿過走廊去簡陋的衛生間，然後又悄無聲息地再次出現在我面前，鼻子重新上過粉，臉上重新畫出微笑，而我則會為她準備好一杯廉價葡萄酒和粉紅色的華夫餅乾。就是在那些純真的幕間休息中，命運的主題樂章開始了。 我是否想知道一些事情？ （慢悠悠地啜飲，舔一舔嘴唇。）好吧，自從一九二八年九月三日我第一次在普蘭尼奧會堂為公眾朗誦作品以來，我總共舉行過五次朗誦會，每一次她都在場，都拼命鼓掌直到手掌（攤開手掌）發疼，並且暗下決心下次一定要機靈勇敢地擠開人群（是的，人群——沒必要這樣譏笑）握緊我的手，用簡簡單單的一個詞吐露全部心聲，哪一個詞呢，她從來沒能找到——所以，她總是無可避免地站在空無一人的大廳中央，面帶微笑，像個傻瓜。她有一本剪貼冊，收集對拙著的評論，其中既有莫羅佐夫、亞布洛科夫的錦繡文章，也有鮑里斯·尼耶特、博亞爾斯基之類劣等文人的垃圾文字，我會因此鄙視她嗎？四年前有人在埋葬我妻子骨灰盒的地方留下一束神秘的鳶尾草，我是否知道那個人就是她？我能否想像，我發表在六個國家的流亡者報刊上的每一首詩她都能夠背誦？我能否想像，遍布我所有小說的數千處動人細節她全都記得，比如野鴨的呱呱叫聲（《塔瑪拉》中）“在一個人臨終時彷彿有俄國黑麵包的滋味，因為他小時候曾把黑麵包分給鴨子吃”，還有那副象棋（《兵吃後》中）缺了一個馬，“代替它的是一枚籌碼，彷彿一個孤兒，來自另一副不為人知的棋局”。

以上這些持續了好幾個下午並且得到非常巧妙的提煉，而到了二月底一份《紅禮帽》完美無瑕的打字稿裝在精緻的信封中，由她親手（又是她）送到《帕特麗雅》雜誌社（巴黎最重要的俄文雜誌），此時我覺得自己已經陷入一個煩人的羅網。 對於美麗的柳芭，我不僅從未體會到任何慾望的痛苦，甚至正在由麻木冷淡變為徹底反感。她投來的目光越溫柔，我的反應就越不像紳士。在她的溫文優雅中暗藏粗俗的鋒芒，她整個性格中充斥著這種變了味的親切。我發現了一些令人可悲的東西，並且越來越厭惡，比如她的氣味，將一種非常昂貴的香水（我猜是“愛慕”）隨意灑在俄國少女不常洗澡的身體上，蓋住自然體味：一個小時左右“愛慕”香氣猶存，但之後被隱藏的部分開始頻繁出擊，而當她抬起手臂戴帽子的時候——不過沒關係，她是個好心人，我希望她如今是一位幸福的祖母。

如果我詳述我們最後一次見面的情形（同年三月一日），那我就是個無賴。只要說這一點就夠了：我口授濟慈《秋天頌》的俄語譯詩，當念到“到處飄浮輕霧，瓜果都已成熟”時，她放聲痛哭，然後涕淚交加地傾訴起來，一直把我折磨到晚上八點鐘。她終於離開之後，我又犧牲一個小時寫了一封長信告訴她不要再來了。順便提一下，那是她第一次在我打字機上留下一頁沒有打完的紙。我把它取下，數週之後我又發現它夾在文件裡，於是慎重地保存好，因為最終是由安妮特完成這項工作的，有幾個拼寫錯誤，最後幾行還有刪除的痕跡——以及提請注意的組合斜線，類似於雙劃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