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第一章
一種奇怪的自我保護意識迫使我們刻不容緩、義無反顧地將已逝愛人的所有物品處理乾淨。不然，她每天接觸並恰當安放的東西就會擁有自己可怕、瘋狂的生命而膨脹開來。如今她的衣服穿著它們自己，她的書頁翻著它們自己。這些怪物將圈套越拉越緊，勒得我們喘不過氣來，它們擺錯了地方，變成了畸形，因為她再也不會來照料它們了。而即便是我們中最勇敢的人也不敢直面她鏡子的注視。
而另一個問題是：該如何處理它們。我不能像淹死小貓那樣淹死它們；事實上，我都沒辦法淹死一隻小貓，更不用說她的刷子或提包了。我也不能眼看著一個陌生人把它們收起來，帶走，再折回來拿走更多。所以，我就只能離開這房子，告訴女傭隨便用任何方式處置所有不要的東西。不要的東西！在我離開的那一刻，它們顯得那麼正常而毫無惡意；我甚至想說它們彷彿受了驚嚇。
起先我準備在巴黎市中心的一家三流旅館安頓下來。我要整天拼命工作來驅除內心的恐懼和孤獨。我完成了一部小說，又開始另一部，寫了四十首詩（各種膚色的強盜及兄弟），十幾個短篇，七篇小品，三篇言辭犀利的評論，一篇滑稽仿作。為了不致在夜間失去理智，我不得不服用一種特效安眠藥或者花錢找一個床上伴侶。
我記得五月裡（一九三一年還是一九三二年）一個危險的黎明；就像海涅詩中寫到的那個五月，所有鳥兒（主要是麻雀）都在啁啾，聲音單調得如同魔鬼——這就是為什麼我知道那肯定是一個精彩的五月清晨。我臉朝牆壁躺著，昏昏沉沉地思考著一個不祥的問題：“我們”是否應該比平時更早些出發開車去艾麗斯別墅？然而一個障礙阻撓了我的旅程：汽車和房子都已變賣，這是艾麗斯在新教墓地親口告訴我的，因為她的信仰和命運之主禁止火葬。我將臉從牆壁轉向窗子，艾麗斯就躺在靠窗一側，烏黑的頭顱緊挨著我。我一腳踢掉床單。她一絲不掛，除了腿上的黑絲襪（這很奇怪，但同時令我回想起平行世界中的某樣東西，因為我的思想橫跨在兩匹馬戲團的馬上）。在某個色情腳註裡，我想起自己不下一萬次提到過，沒有什麼能比女孩的脊背更誘人，尤其是她側臥時臀部高聳、單腿略彎的曲線。 “J'ai froid，”當我撫摸那女孩的肩膀，她說道。
俄語中有一個詞可以指任何形式的叛變、不忠和背信棄義——izmena，蛇一般、波紋綢一般的詞彙，原意是變化、改變、變形。當我時時刻刻都在思念艾麗斯，我從未想到過這個詞的衍生義，但如今它突然跳出來，向我揭露魅惑的存在，揭露美麗少女淪為娼妓的事實——立即引起大聲的抗議。一個鄰居砸牆，另一個鄰居敲門。受驚的女孩抓起她的手提包和我的雨衣，匆忙逃離房間，卻闖進來一個滿臉鬍子的可笑男人，上身穿著睡衣，光腳套著膠鞋。我的尖叫越來越強，憤怒和沮喪的尖叫，最終變成歇斯底里發作。我想有人試圖送我進醫院。無論如何，我必須另找住處，一刻也不要遲緩，這話讓我馬上聯想到她寫的那封情書，心裡不由一陣痛苦的痙攣。
一小方鄉間景色不斷在我眼前飄動，彷彿光的幻影。我將食指擱在法國北部地圖上隨意滑動；指尖停在一個叫做佩蒂弗爾的小鎮上，小蟲也好，小詩也好，聽上去頗有田園意味。乘公共汽車就可到達離奧爾良不遠的路邊車站，我想。對於我的住處，我只記得地板很奇怪地傾斜著，和樓下咖啡館傾斜的天花板吻合。我還記得小鎮東面有一個青蔥的公園，還有一座古老的城堡。在那兒度過的夏天不過是我晦暗的意識玻璃上一團色彩污跡；但我確實寫了幾首詩——至少其中一首寫一班雜技演員在教堂廣場上的演出，四十年來重印了好多次。
我回到巴黎後，發現那位好心的朋友斯捷潘·伊万諾維奇·斯捷潘諾夫，獨立媒體的著名記者（他非常幸運，是極少數恰好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前帶著財產移居國外的俄國人之一），不僅為我組織了不知是第二次還是第三次公眾朗誦會（俄語中此類表演被專稱為“vecher”——“晚會”），甚至還邀請我住在他家，一幢有十間臥室的舊式大房子裡（在庫奇大道，還是羅施大道？在它近旁，或曾經在它近旁，矗立著一座將軍塑像，忘了此君大名，但它肯定躲在我舊筆記的某個角落裡）。
當時住在這幢房子裡的有斯捷潘諾夫老兩口，他們已婚的女兒博格男爵夫人，她十一歲的孩子（男爵本人是商人，被他的公司派往英國），以及格里戈里耶·賴克（一八九九年至約一九四二年），一個溫和、憂鬱、清瘦的年輕詩人，毫無天賦，每星期以“盧寧”的筆名為《新聞報》寫作哀歌，同時擔任斯捷潘諾夫的秘書。
晚上我無法避免下樓去參加文學界和政界重要人物的聚會，聚會每每在富麗堂皇的客廳或餐室舉行，餐室正中擺著一張巨大的長桌，牆上掛著一幅斯捷潘諾夫幼子的油畫立像，一九二○年他為了救一名落水的同學而溺亡。亞歷山大·克倫斯基是聚會的常客，他是個近視眼，嗓音粗嗄，生性快活，喜歡魯莽地舉起鏡片瞪著陌生人看，或者說句現成的俏皮話來和老朋友打招呼，那刺耳的聲音多年以前就在俄國革命的怒吼中失去了大部分力量。著名小說家、諾貝爾文學獎新得主伊万·希普格拉多夫也會出席，他才華橫溢，魅力四射，灌下幾杯伏特加之後就會說那種俄國黃色故事給至交們逗樂，故事的藝術技巧在於其鄉土熱情以及對我們私處的溫情尊崇。另一個不怎麼有趣的人物是瓦西里亞·索科洛夫斯基，伊·A·希普格拉多夫的宿敵（IA給他取了一個怪異的綽號“傑里米”）。此人孱弱瘦小，穿一身鬆垮垮的套裝，自本世紀初起就一卷接著一卷地寫某個烏克蘭家族的社交秘史，這個家族在十六世紀還只是一個卑微的三口之家，但是到了第六卷（一九二○年）已儼然成為一個村莊，擁有豐富的民俗與神話。能看到老莫羅佐夫那粗野機敏的面龐、蓬亂骯髒的頭髮以及明亮冷淡的眼睛，的確令人愉快；而出於某種特殊原因，我仔細觀察了矮胖冷峻的巴錫列夫斯基，不是因為他剛剛或將要和他那位年輕情婦大吵一場——她是個大美人，會寫打油詩，還很露骨地和我調情——而是因為我在我們倆共事的文學雜誌最近一期上取笑他，我希望他已經看到。儘管巴錫列夫斯基的英文不足以翻譯諸如濟慈的詩（他認為濟慈是“工業時代之初前王爾德主義的美學家”），但他就是忍不住技癢。最近他談到我寫的東西是“並非完全討人厭的矯揉造作”，就輕率地引用濟慈廣為人知的詩句，將它譯成俄語：
Vsegda nas raduet krasivaya veshchitsa
譯回來就是：
漂亮的廉價首飾總是令我們高興。
然而，我們的談話竟然簡短得讓我沒法知道他是否欣賞我那令人捧腹的教誨。他問我如何看待他正同莫羅佐夫（只會說一種語言）談起的那本書——即莫洛亞“討論拜倫的那部給人深刻印象的大作”，而當我回答我發現這是一部給人深刻印象的垃圾時，我們這位嚴肅不苟的批評家喃喃說道，“我認為你根本沒讀過這本書”，接著繼續教育那位靜默的老詩人。
聚會還沒結束，我就早早溜走。他們互致告別的聲音傳到我耳畔之際，我通常正漸入失眠狀態。
一天的大部分時間我都在寫作，深深埋進扶手椅，所有用具都十分方便地擺放在面前一塊特別的寫字板上，這是主人給我的，他非常熱衷於各種設計巧妙的小玩意兒。不知什麼原因，喪偶以來我的體重竟然開始增加，到現在不得不猛然掙扎幾下才能從那張過於親暱的座椅裡起身。只有一個小女孩常來看我；為了她我常將門虛掩。寫字板近身體一側彎出弧度，恰好容下寫作者的腹部，考慮得真是周到，而遠端一側裝著夾子和橡皮圈，紙和筆都能放妥；我這樣舒服慣了，甚至有些忘恩負義地埋怨主人沒有配上衛生設施——比如據說東方人使用的那種中空管子。
每天下午同一時間，房門會被靜悄悄地推開，斯捷潘諾夫夫婦的外孫女端著托盤走進房間，送來一大杯濃茶以及一碟再簡單不過的烤麵包片。她雙眼低垂走上前，小心翼翼地挪動雙腳，腳上穿著白色短襪和藍色跑鞋；茶水幾乎要潑出來了，她急忙停下腳步；然後繼續慢慢走來，彷彿一個發條玩偶。她長著亞麻色的頭髮，鼻子上有幾顆雀斑，我為她選了一條繫著黑腰帶的棉布格子裙，讓她神秘地走進我正在寫的這本《紅禮帽》（Krasnyy Tsilindr），在書中她成了優雅的小艾米，給予一個死囚犯一點曖昧的安慰。
多麼、多麼美妙的間奏曲！你可以聽到男爵夫人和她母親在樓下客廳里四手聯彈，毫無疑問十五年來她們這樣彈了一遍又一遍。我有一盒巧克力餅乾來補充烤麵包片的不足，來吸引我的小客人。寫字板被擱在一邊，取而代之的是她交叉的四肢。她的俄語說得很流利但夾雜著巴黎話的感嘆詞和疑問語氣，晃著一條腿，咬著餅乾，回答我提的那些人們常拿來問小孩的普通問題時，帶著鳥兒般的音調，聽來有幾分怪異；然後，當我們還在閒聊著，她卻驀地從我懷裡掙脫，向門口奔去，好像聽見有人在喚她，雖然鋼琴聲仍在繼續闔家歡樂的旋律，那種歡樂我無緣分享，事實上，也從未曾領略。
原本我只想在斯捷潘諾夫家住幾個星期；結果卻住了兩個月。開始時我感覺還不錯，至少覺得耳目一新，很舒服，但新用的一種安眠藥，初期效果很好，這時候卻開始拒絕應對某些幻想，對於這些幻想，正如隨後一個難以置信的事件所暗示的那樣，我本應該像男人一樣屈服，並且無論如何都要好好對待；而我卻趁多莉遷居英國之機，為我這副可憐的肉體找了一個新的安身處。這是塞納河左岸一幢簡陋但乾淨的廉價公寓裡的單間，“位於聖蘇比斯街角”，我的隨身日記措辭嚴肅，語焉不詳。裝舊壁櫥的地方安了一個原始的淋浴噴頭；但其他設施一概沒有。我每天出門兩三次，去吃飯，喝咖啡，或是到熟食店亂買東西，藉此稍稍散散心。我在隔壁街區找到一家專放老西部片的電影院，還有一個小妓院，四個妓女，年齡從十八歲到三十八歲，最小的那個長相最一般。
我將在巴黎生活很多年，作為俄國作家，被生計緊緊縛在這憂鬱的城市。回想起來，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那兒都沒有任何東西能迷住我，就像迷住我的同胞那樣。我不去想巴黎最黑的街道最黑的石頭上的血跡；那是不列入恐怖範圍的；我只是說，我不過將巴黎——那灰濛蒙的白晝、黑漆漆的夜色——當作真實忠誠快樂生活的偶然背景：綿綿細雨下腦海中的五彩詞句，寒屋桌燈下等待我的一頁白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