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十二章

我們在巴黎的最後那個冬季臨近結束的時候，在某個神秘時刻，我們之間的關係出現了轉機。新的溫暖、新的親密、新的溫柔，潮湧般增強並掃除了所有距離的錯覺——爭吵，沉默，猜疑，退入自愛的城堡，諸如此類——這一切阻礙了我們的愛，而錯都在我自己身上。我無法想像一個伴侶會比她更加親切、更加快活。親暱的舉動，充滿愛意的稱呼（對我是用俄語的形式）又重新進入我們的日常交流。我打破了寫作詩體中篇故事《望月》時的清規戒律，和她一起在樹林裡騎馬，或者盡心盡職地陪她去看時裝表演和先鋒派贗品畫展。我克服了對“嚴肅”電影（用政治上的牽強附會來詮釋令人傷心的問題）的鄙夷，她卻偏愛這類電影，而不喜歡美國電影的插科打諢和德國恐怖電影的特技攝影。我甚至還去她所在的一個相當差勁的英國女士俱樂部作了一場報告，談了我在劍橋大學的情形。最後，我向她透露了下一部小說（《投影描繪器》）的情節。

一九三○年三月底或四月初的一天下午，她偷偷朝我房間裡張望，我讓她進來，她遞給我一頁打印稿的複印件，標號444。她說這是她那部冗長故事裡某個片段的初稿，她將不再對那個故事作任何增加，而要刪削。她說，她感到很為難。戴安娜·凡內，一個配角，總的說來是個相當不錯的姑娘，逗留巴黎期間在一所馬術學校裡邂逅一個行為怪異的法國人，科西嘉裔，或者是阿爾及利亞裔吧，熱情，冷酷，狂躁。他誤以為戴安娜是他以前的戀人——儘管她打趣地抗議，可他還是堅持這麼認為——也是一個英國姑娘，他已經有很多年沒見到她了。這裡有一種幻象，作者說，一種揮之不去的幻想，戴安娜活潑輕佻，聰敏幽默，在二十來節馬術課中接受了朱爾斯的感情；但隨後他對她的關注越來越真實，而她卻不再和他見面。他們之間什麼也不曾發生，但他就是無法接受勸告，仍然錯將她當作自己曾經擁有或自以為曾經擁有的那個姑娘，因為那個姑娘也極有可能只是此前某一段戀情所殘留的幻象，或是記憶中的囈語。這是一個極為怪異的情境。

而手裡的這一頁應該是那個法國人給戴安娜的最後一封信，是外國人說英語的口氣，預示著悲劇即將發生。我要把它當作一封真實的信來讀，而且作為一名經驗老到的作家，我要對接下來的情節或者悲劇提出建議。 “有一件事，”我說著，將這頁紙仔細折好裝進衣袋，以備今後研究之用，“有一件事這個小姑娘應該知道。這不是一個浪漫的科西嘉島人寫的獄中情書；這是一個對英語一知半解的俄國人在敲詐勒索，把俄語裡的陳詞濫調翻譯成英語了事。令我迷惑的是你不過知道三四個俄語詞彙——kak pozhivaete，do svidaniya——但是作為作者，你是如何設計出那些微妙的措辭，模仿出只有俄國人才會犯的英語錯誤？我知道，模仿能在家族成員中遺傳，但我還是——”

艾麗斯答道（以她那種古怪有趣而non sequitur的推理方法，四十年後我將這用在《阿迪斯》的女主人公身上），是的，確實如此，我說得很對，肯定是她俄語課上得太多太雜亂，要糾正這種不同尋常的印象，只需全信用法語就行了——順便提一下，她聽說俄語的確從法語借了不少陳詞濫調的表達。 “但那是不相干的，”她繼續說道，“你不知道——關鍵是接下來的情節該怎樣——我是說，怎樣才合乎邏輯？我那位可憐的姑娘該怎樣對付那個混蛋，那個野獸？她不安，她迷惑，她恐懼。最後的結果應該是鬧劇，還是悲劇？” “應該是廢紙簍，”我咕噥道，放下手中的筆，將她嬌小的身軀抱在我的腿上，在這年春天，我經常這樣抱她——一九三○年，感謝上帝，這個致命的春天。

“把那東西還給我，”她柔聲乞求道，想把手塞進我的睡袍口袋，但我搖搖頭，把她摟得更緊了。 潛伏在我心底的嫉妒本應被煽動成怒火，因為我猜測我妻子其實是抄錄了一封確實存在的信——給她寫信的，說不定是一個骯髒、可憐的流亡詩人，頭髮溜光，眼睛亮晶晶的會說話，常常在流亡者沙龍和她見面。但是研究再三，我認為那恐怕還是她自己寫的，其中插了幾處法語裡來的語病（supplications, sans tarder），還有的則可能是下意識里沃拉卜克語的流露，畢竟她在跟著那些俄語老師上課時一直用這種語言，又在花里胡哨的練習本上做了許多兩種語言、三種語言的練習。因此，我並沒有讓自己迷失在惡意猜測的叢林裡，而只是將那頁薄薄的紙片，那一行行高高低低、顯然是她自己打的文字，保存在我面前那個褪了色、裂了口的公文包裡，連同其他紀念品，其他死者的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