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十一章

幾乎每一節俄語課都是她帶著我的某一首詩或某一篇散文去某位俄國夫人那兒，庫帕羅夫小姐或者羅帕庫夫太太（都不怎麼懂英語），請她們用一種臨時代用的沃拉卜克語口頭解釋給她聽。當我向艾麗斯指出，這樣隨意學習是在浪費時間，她就另外尋覓一種能讓她讀懂我作品的魔法。那時（一九二五年）我已經開始創作第一部小說（《塔瑪拉》），她哄我給了她一份剛打出來的第一章，拿著它找到一家將實用文件——比如俄國難民向各類人民委員會鼠窩裡的老鼠發出的各種申請和懇求——翻譯成法文的機構。答應為她提供“直譯文本”——為此她支付了外匯——的那個人將打字稿收了兩個月，在交還給她時告誡說我的“文章”有著幾乎不可克服的困難，“通篇諺語和普通讀者根本不熟悉的文體”。就這樣，一個坐在簡陋、凌亂、嘈雜的辦公室裡的無名傻子成了我作品的第一個評論者，第一個翻譯者。

我之前對此事一無所知，直到有一天我發現她低垂著滿頭棕色鬈髮看幾張大紙，邊邊角角都塗滿惡狠狠的紫色字母，幾乎被戳爛了。那時候我很天真地反對任何形式的翻譯，部分原因是我曾嘗試將兩三篇早年習作譯成英文，卻導致一種病態的反感——以及令人發狂的頭痛。艾麗斯拳頭支著面頰，眼睛倦怠而疑惑地轉動著，抬起頭看看我，帶著幾分羞怯，卻又閃現出一絲從未有過的荒謬和難堪。第一行我就發現一處大錯，第二行又是一處錯，再也懶得讀下去，順手把整篇東西撕個粉碎——對此，我那備受挫折的愛人毫無反應，除了一聲不置可否的嘆息。 無法進入我的創作，為了彌補這遺憾，她決定自己當作家。從一九二○年代中期直到她那短暫、不幸、被虛擲的人生結束，我的艾麗斯從未間斷過一部偵探小說的寫作，連續寫了二稿、三稿、四稿，其中的情節、人物、場景，所有一切都在一次又一次令人大惑不解的瘋狂刪改中不斷變化——所有一切，除了人名（我連一個都沒有記住）。

她不僅缺乏文學天賦，甚至對於那些風靡一時卻曇花一現的“犯罪小說”提供者中少數富有才華的作家，也沒有能力去模仿，儘管她帶著模範罪犯般的熱情飢不擇食地閱讀這類“犯罪小說”。那麼，我的艾麗斯又如何知道為什麼這裡必須改動，那裡必須刪除？是何種天才的本能命令她銷毀全部草稿，就在，恰恰就在她猝死的前夜？這個古怪女孩所能想像——異常清晰地想像到的，只是最後那本完美小說的平裝本封面，在那深紅色的封面上，惡棍毛茸茸的拳頭緊握一枚手槍形狀的打火機直指讀者——而讀者要到書裡所有人物都一命嗚呼之後才會想到這打火機，其實就是手槍。 且讓我在我們七年的錦繡生活中挑出若干預兆未來的時間點，它們在當時隱藏得如此巧妙。

一場絕妙的音樂會中，我們沒能買到相鄰位子的票，中場休息時我注意到艾麗斯熱情地迎接一個神色憂鬱的女人，她頭髮乾枯、嘴唇削薄，我肯定在什麼地方見過她，就在最近，但她毫不起眼的外貌打消了我繼續搜尋模糊回憶的念頭，我也從未向艾麗斯問起此人。她將成為我妻子的最後一位老師。 每一個作者在發表了處女作之後都會認為，喝彩的就是他本人的朋友或者客觀的同儕，而辱罵攻擊的只能是嫉賢妒能的流氓和庸才。無疑當巴黎、柏林、布拉格、裡加以及其他城市的俄語雜誌上發表了有關《塔瑪拉》的評論，我原本也會懷有同樣的錯覺；但那時我已沉浸於第二部小說《兵吃後》，處女作已經萎縮成我心中一縷彩色的塵埃。 《兵吃後》開始在流亡者月刊《帕特麗雅》上連載，月刊編輯邀請我和“艾利達·奧斯波夫娜”出席一個文學茶會。之所以提起，僅僅因為這是我這個深居簡出的人屈尊光顧的少數沙龍之一。艾麗斯幫著做三明治。我一邊抽煙斗一邊觀察著那些人吃東西的習慣，包括：兩位大小說家、三位小小說家、一位大詩人、五位小詩人（男女均有）、一位大批評家（德米安·巴錫列夫斯基）以及九位小批評家，包括那位無與倫比的“普羅斯塔科夫——斯科基寧”——一部俄國喜劇的名稱（意思是“傻瓜與野獸”），他的勁敵赫里斯托夫·博亞爾斯基用來稱呼他。

大詩人鮑里斯·莫羅佐夫，一個灰熊般和藹的男人，被問及在柏林朗誦詩歌的情形，他答道：“Nichevo”（意思是“馬馬虎虎”，也隱含著“還算不錯”），然後講了一件關於德國流亡作家聯盟新任主席的並不令人難忘的滑稽事。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女士對我說，她特別欣賞兵和後的那番關於丈夫的大逆不道的對話，還問我他們果真會把可憐的棋手扔出窗外嗎？我回答說會的，但不是在下一期，而且不會就此消失：他將永遠活在自己的棋局中，活在未來註釋者的多重驚嘆號裡。我還聽到——我的聽力幾乎和我的視力不相上下——大家談話的片斷，比如：“她是個英國女人，”坐在五排椅子之後的一位來賓對另一位來賓低聲解釋。 記錄所有這些也許過於瑣碎，除非意在將它們作為流亡者每一次類似聚會的平常背景，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條提醒語不時閃動在行話和閒話之間——隨口引用的丘特切夫或勃洛克的詩句，是摯愛而熟悉的永恆存在，是不為人知的藝術高峰，以驀然響起的華彩天籟，以榮耀與甜蜜、以無跡可尋的水晶鎮紙投射在牆上的一抹彩虹，來裝點悲愴的人生。那正是我的艾麗斯無法理解的。

再回到那些瑣事：我想起當時我提到發現《塔瑪拉》“譯文”中一處愚不可及的錯誤，把大家逗得開懷大笑。其中一句vidnelos' neskol'ko barok（能看見幾艘駁船）被譯成la vue etait assez baroque（風景是非常巴洛克式的）。著名批評家巴錫列夫斯基，一個敦實的金發小老頭，穿著皺巴巴的棕色套裝，笑得大肚子亂顫——但隨後他面露懷疑和不悅。茶會過後他突然過來和我搭話，粗魯地認定那個誤譯的例子是我捏造的。我記得我這樣回答，果真如此的話，那麼他本人很可能也是我的杜撰。 我們步行回家的時候，艾麗斯抱怨說她再也不想學著用一勺甜膩膩的土莓醬把一杯茶攪渾。我說我有意願忍受她存心流露的島國褊狹心理，但懇求她別再a la ronde宣布：“請不用管我：我喜歡俄語的語調。”那根本就是侮辱，如同對一個作家說他的書難以卒讀但印得很漂亮。

“我會補救的，”她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一直沒能找到合適的老師，總以為你才是唯一合適的——而你又不肯教我，理由是你太忙，你太累，你沒興趣，你的神經受不了。我最後找到一個人能說兩種語言，你的語言和我的語言，一人兼備兩種母語，而且都能應付裕如。我想到了納迪婭·斯塔羅夫。實際上是她自己的建議。” 納迪茲赫達·戈爾多諾夫娜·斯塔羅夫是斯塔羅夫（教名不重要）中尉的妻子。斯塔羅夫中尉曾是蘭格爾將軍的部下，現在在白十字會任職。我最近在倫敦見過他，在老伯爵的葬禮充當抬棺人，據說他是老伯爵的私生子或“過繼侄子”（誰知道是什麼意思）。他黑眼睛，黑皮膚，比我大三四歲；憂鬱凝重，非常英俊。頭上有一道內戰時留下的傷，會時不時引起嚴重抽搐，使他的臉突然變形，彷彿一個紙袋子被一隻無形的手揉皺。納迪茲赫達·斯塔羅夫是一個沉靜、平淡的女人，周身透出一股難以描摹的教友派信徒的嚴謹之氣。出於某種原因，無疑是治療的需要，她記錄下他臉部抽搐的間隙時間，可他本人卻對自己“放煙火”毫無感覺，除非他碰巧在照鏡子。他有一種陰森的幽默感，一雙柔皙的手以及柔和的嗓音。

我現在才意識到和艾麗斯在音樂廳裡談話的就是納迪茲赫達·戈爾多諾夫娜。我說不准俄語課始於何時，她的熱情會持續多久；最多一兩個月吧。上課地點不是在斯塔羅夫夫人的住處，就是在兩位女士經常光顧的俄國茶室。我有一張電話號碼單，這樣也許可以告誡艾麗斯我總是能夠確認她的行踪，每當我覺得自己快瘋了，或是需要她在回家路上買一罐我最喜歡的褐梅香煙。然而，她並不知道其實我根本不敢給她打電話，唯恐她不在她說的地方，那會使我痛苦，哪怕僅僅幾分鐘，我也無法面對。 一九二九年聖誕節前後，她若無其事地告訴我，俄語課已經停止很久了：斯塔羅夫夫人去了英國，而且有傳言說她不會回到丈夫身邊了。看來，中尉真算得上風雲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