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十章

就在艾弗釣魚回來之前，我搬進了維多利亞莊園，她天天都來看我。那還不夠；但到了秋天艾弗移居洛杉磯，與同父異母的兄弟一起擔任太陽神電影公司的導演（三十年後，艾弗死於多佛後多年，我為這家電影公司寫了劇本《兵吃後》，根據我當時最暢銷卻遠非最優秀的小說改編），而我們則搬回心愛的別墅，坐著非常漂亮的藍色伊卡羅斯轎車，那是艾弗貼心的結婚禮物。 十月份的時候，我的讚助人——如今已垂垂老矣——來到芒通，他每年必來此地度假，艾麗斯和我順便去拜訪，事先並沒有通知他。他的別墅比我們的別墅不知要氣派多少。他步履蹣跚地走到艾麗斯跟前，蒼白的手掌握住她的手，混濁的藍眼珠盯住她至少五秒鐘（就社交場合來說，未免太久），禮節性地沉默著，然後擁抱我，並按照可怕的俄羅斯傳統方式吻了我兩頰三下。

“你的新娘”，他說道，我知道他用這個詞是指未婚妻（而他說的英語，事後艾麗斯說就跟艾弗模仿我的腔調——那叫人忘不了——完全一樣），“將和你的妻子一樣美！” 我馬上告訴他——用俄語——一個月前就由戛尼斯市長為我們主持了簡短的婚禮。尼基弗爾·尼科季莫維奇又盯著艾麗斯看了一會兒，終於吻了吻她的手，我高興地看到她抬手的姿勢恰到好處（毫無疑問，是艾弗指導的結果，他利用一切機會對妹妹動手動腳）。 “我誤解了傳聞，”他說道，“但無論如何，我很高興能結識這樣一位楚楚動人的女士。請問，你們將在哪裡，在哪座教堂宣誓？” “在我們即將建造的廟宇，爵士，”艾麗斯答道——帶著一絲傲慢，我覺得。 斯塔羅夫伯爵“咬了咬嘴唇”，就像俄羅斯小說裡老人常做的那樣。弗洛德——佛羅金小姐——一位上了年紀的表姐，幫忙照看房子的——不失時機地進來，帶艾麗斯去了隔壁一間凹室（那兒裝飾著一幅謝羅夫一八九六年的華麗畫作，是妖冶的布萊格德茨夫人身著高加索盛裝的肖像）去喝一杯好茶。伯爵希望和我談些正事，趁著“他注射之前”的十分鐘。

我妻子娘家姓什麼？ 我告訴了他。他想了一會兒，搖搖頭。她母親叫什麼？ 我也告訴了他。同樣的反應。婚姻的財產情況如何？ 我說她有一幢房子、一隻鸚鵡、一輛汽車以及一筆小小的收入——我不知道具體數目。 他又想了好一會兒，問我是否願意在白十字會找一份永久性工作？和瑞士無關。這是一個幫助全世界俄裔基督徒的機構。工作會有旅行、有趣的聯絡、重要崗位的升遷。 我拒絕了，態度堅決得令他猝不及防，手裡的銀色藥盒跌在地上，無辜的藥球全撒在肘邊的桌子上。他氣惱地一揮手，將它們全擼到地毯上。 那麼我到底準備做什麼？ 我說我將繼續我的文學美夢和噩夢。我們將在巴黎度過一年的大部分時光。巴黎正在成為流亡者文化和貧困的中心。

我認為我能掙多少錢？ 好吧，誠如尼·尼所知，貨幣正在通貨膨脹的漩渦中失去自身的價值，但是我最近在戛尼斯遇到流亡前已經成名的作家鮑里斯·莫羅佐夫——他曾在當地literaturnyy界做過有關巴拉丁斯基的講座，他給了我一些頗有啟發的“生存範例”。以他為例，一首四行的詩能買一份bifsteck pommes，而在《流亡者新聞》發表幾篇文章則足夠付一間chambre garnie的月租。更何況還有在大型禮堂舉行的朗誦會，至少一年兩次，每次帶給他的收入相當於一百美元。 我的讚助人思考了一會兒後說，只要他活著我就會在每月初收到一張五十美元的支票，還說他將在遺囑裡贈與我一筆錢。他說出了金額。可憐得令我大吃一驚。這讓我略略品嚐到出版商預支款的滋味，出版商在長時間輕敲鉛筆、值得期待的停頓之後所提供的預支款也是如此令人失望。

我們在第十六區德普雷奧街二十三號租了一套兩居室公寓。一條走廊連接兩個房間，並通向前側的浴室和廚房。原則上我單獨睡，也願意如此，於是我把雙人床讓給艾麗斯，自己睡在客廳沙發上。公寓管理員的女兒來做飯和打掃房間。她的烹飪水平實在有限，所以我們經常打破單調的蔬菜湯和水煮肉，去一家俄羅斯餐館打牙祭。我們將在那套窄小的公寓裡住上七個冬天。 多虧我那親愛的監護人兼贊助人（約一八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一位對右翼分子影響深遠的老派世界公民——的先見之明，到結婚的時候我已經成為某個生活安逸的國家的公民，並因此不必忍受荒謬簽證的恥辱（那真是頒給貧民的許可證），也不必愚昧地執迷於那些引得布爾什維克統治者奸笑的“文件”，他們在官樣文件和革命規章之間發現了共同點，在蹣跚難行、陷入公民權困境的僑民以及喪失政治權利的蘇維埃農奴之間找到了契合點。因此，我可以帶著妻子去世界上任何一個度假地，而不必為簽證等上好幾個星期，然後在返回暫居國——對我們而言是法國——時又遭拒簽，只為我們那些珍貴而卑劣的文件出了點小問題。現如今（一九七○年），我的英國護照已經被同樣有效的美國護照所取代，但我仍然珍藏著那張一九二二年的照片，照片上的我是個神秘的年輕人，眼睛裡含著神秘的微笑，一頭鬈髮，繫著條紋領帶。我記得春天我們去馬耳他和安德魯西亞，而每年夏天，大約七月初，我們都開車去卡納封，住上一兩個月。一九二五年那隻鸚鵡死了，一九二七年那個小男僕失踪了。艾弗來巴黎看望過我們兩次，但我覺得她還應該在倫敦見過他，她每年至少要去倫敦一次會“朋友”，那些朋友是誰，我不知道，但聽上去並無大礙——至少就某一點而言是如此。

我本該更快樂。我本打算更快樂。我的健康繼續顯現不祥的狀況，處在越來越脆弱的邊緣。我對工作的信心從未動搖，但艾麗斯始終處於局外，儘管她懷著感人的誠意希望參與，而且我的工作越順利，就越與她格格不入。她漫無目的地聽了幾次俄語課，卻斷斷續續的，這樣過了很久，最後令她對這門語言深惡痛絕。我很快注意到，在她面前講俄語，只講俄語的時候（聚會開始一兩分鐘因為她語言不通而出於禮貌講一些簡單的法語），她已不再像以前那樣努力做出一副專心和機敏的表情了。 這件事，往好裡說不過是煩人，往壞裡說就是讓人傷心了；不過它並沒有使我神誌失常，而有些事情卻有這樣的危險。 嫉妒，這個在我年少輕狂時從未謀面的假面巨人，現在卻抱著雙臂立在眼前，在每個角落與我對峙。我那甜美、溫順、柔弱的艾麗斯某些小小的性怪癖，曲折變化的性愛，恰到好處的撫摸，自如準確地調整柔軟的身體以適應每一種激情，這一切似乎都應當以豐富的經驗為前提。在開始懷疑她的現在之前，我覺得必須多多懷疑她的過去。在幾個感覺極糟的晚上，我對她百般盤問，她卻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以前的羅曼史不值一提，殊不知如此緘口不談留給我更多想像，甚至不如將事實大肆渲染誇張一番。

她少女時代的三個情人（這個數字是我從她嘴裡搶得的，採用普希金筆下瘋狂賭徒的激烈手段，可惜運氣差遠了）都不知道名字，所以彷彿幽靈；缺乏任何個性特徵，所以完全相同。他們如同芭蕾舞團裡最卑微的龍套，當她獨舞時在後面踩著最簡單的步子，與其說是舞蹈不如說是乏味的體操，顯然沒有一個能成為團裡的男主角。相反，她這位女主角則是一顆微暗的鑽石，每一面天賦都將熠熠生輝，但迫於周圍無聊的壓力，只能暫時限制自己的舞步和姿勢，表現為故作冷漠、躲躲閃閃的賣弄風情——等待莊重的序曲一結束，身穿閃亮緊身衣、大腿肌肉堅實的健兒就會從舞台側面騰空躍出。我們以為被選中充當這個角色的人就是我，但我們錯了。 只有將那些不真實的形象投射到大腦屏幕上，我才能緩解聚焦於幽靈的肉慾嫉妒所帶來的痛楚。但我常常選擇聽任這痛楚的折磨。艾麗斯別墅裡，我工作室的落地窗通向一個紅磚鋪成的陽台，和我妻子的臥室一樣，當落地窗以某個角度半開著時，能夠將兩邊不同的風景融為一體。在連接各個房間的修道院式拱門後面，她的床、她的身體——頭髮和一側肩膀——都被窗玻璃斜斜地反射出一部分，而這些從我寫作的那張老式寫字台上是看不到的；但同時透過玻璃也能看見伸手可及的現實中的綠色，貼牆蔓延的一排柏樹。於是她半倚著床半倚著蒼茫的天空寫信，信紙被釘在我那張較好的棋盤上。我知道如果問她寫給誰，回答會是“哦，給一個老同學”，或者“給艾弗”，或者“給老庫帕羅夫小姐”，我還知道這封信將被送進那條懸鈴木馬路盡頭的郵局，而我絕不會看見信封上的名字。但我還是隨她寫下去，讓她適意地飄浮在枕頭的救生帶上，飄浮在柏樹和園牆之上，而我則一直測量著——嚴肅而不顧一切地——疼痛的觸角能在黑暗中沉到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