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四章

我的神經衰弱有一個常見症狀，雖不是最嚴重，卻是每次發作後最難恢復的，屬於倫敦專家穆迪首次命名的“數字幻覺”綜合徵。他將我的病情收入了他最近再版的選集裡。他的敘述充斥著可笑的胡說八道。 “幻覺”一詞毫無意義。 “俄國貴族N先生”絕沒有任何“衰退跡象”。他向這位愚昧的名人求診時也不是“三十二”歲而是“二十二”歲。更糟糕的是，穆迪把我和一個所謂的VS先生混為一談，在上述論文中，此君與其說充當了我的“幻覺”描述的附錄，還不如說他的感覺入侵了我的感覺，兩者從頭到尾都被攪在一起了。該病的症狀的確很難清楚描述，但比起穆迪教授以及與我同病相憐的那位又俗氣又囉嗦的人物來，我自認為能夠做得更出色。 病情最糟糕時是這樣的：入睡後一小時左右（通常在深更半夜並藉陳年蜂蜜酒或察吐士酒的小小協助）我會醒來進入暫時的瘋狂狀態。視線所及的某處暗淡光線會引發腦部劇痛，而無論好心的僕人如何周到，也無論我如何小心翼翼地親自遮嚴窗簾和落地百葉窗，總會留下該死的縫隙，使人為的燈光或自然的月光透入，當我從一場令人窒息的噩夢中驚醒，喘息著抬起頭來，再微弱的光粒子也足以成為莫可名狀的危險信號。光點穿過朦朧的縫隙，那意味深長的黑暗間隙尤其令人恐懼。光點的閃爍頻率也許對應著我急速的心跳，或者從光學而言，與濕潤睫毛的眨動有關，但其中的原理無關緊要；它之所以令人恐懼，乃是因為我於無助的痛苦中認識到竟如此愚蠢地未曾預見到這件事，而這件事注定會發生，它表現出一個預言式的問題，這問題必須解決，以免我一命嗚呼，這問題本應已經解決，如果我事先考慮過，如果我在這一至關重要的時刻不是這樣沉睡不醒、反應遲鈍。這問題本身與算數有關：光點之間的關係必須測定，或者就我的現狀而言，必須猜出來，因為我反應遲鈍無法數清楚，更不用說要回想那個確切數字究竟是多少了。錯誤意味著立遭報應——被巨人甚或更兇惡的魔鬼砍去腦袋；相反，正確的猜想則能讓我躲進魅惑之鄉，要到達那裡就必須掙扎出謎題的荊棘，越過深深的裂縫，那裡的風景如田園般虛空抽象，雕刻著意蘊豐富的蔓葉圖案——一條小溪（brook），一處叢林（bosquet）——那些形狀詭異的大寫字母，比如哥特體的B，在陳年舊書中開啟每一個章節，讓孩子一看見就心驚膽戰。但是當我身處遲鈍與恐懼之中，又怎能悟到解決方法竟如此簡單，又怎能悟到小溪、樹枝（boughs）以及遠方之美（beauty of the beyond），所有這一切都是以神（Being）的首字母開始的呢？

當然有的晚上理智會立即恢復，我重新拉好窗簾並很快入睡。但更多時候，更重要的時候，我感覺很壞，還會經受那貴人式的幻覺，不得不花上幾小時才能徹底消除那種視覺痙攣，有時候就連日光都難以戰勝它。我每到一個新的地方，第一天晚上總是無一例外地可怕，第二天就極為憂鬱。我深受神經痛的折磨，我終日緊張不安，頭上生出膿皰，臉上鬍子拉碴，我不願意陪布萊克兄妹去參加一個海濱聚會，儘管我本人也得到了，或者是據說也得到了邀請。實際上，在艾麗斯別墅最初幾天的經歷，在我的日記裡被嚴重歪曲，在我的腦海裡模糊不清，因此我實在不敢肯定艾弗和艾麗斯是否直到星期三或星期四才不見踪影的。不過有一點我記得很清楚，他們非常周到地為我預約了一位戛尼斯的醫生。這次見面是一次極佳機會，以當地的有識之士來檢驗我那位倫敦的有識之士是何等無能。

和我見面的容克爾教授，是夫妻拍檔。迄今為止兩人合作行醫已有三十年，每逢週日，夫妻倆在海灘上某個偏僻因而相當污穢的角落裡互作分析。病人都認定他們每到週一就特別警惕，而我卻沒有之前以為的那樣警惕，在酒吧里喝了個酩酊大醉，才趕到容克爾夫婦和其他醫生居住的那個鄙陋的小地方。那地方的前門看上去還像樣，四周都是花卉水果市場，可你再瞧瞧後門。開門迎接我的是那位女主人，又矮又胖又老，穿著長褲，這在一九二二年算得上大膽時髦了。這一主旋律在廁所（我得在裡面裝滿一個小得可笑的藥水瓶，那點容量對醫生來說足夠了，對我卻不行）窗外繼續，輕風拂過一條巷子，那巷子窄得勉強夠三條長襯褲接連跳跨出三步。我對此發表了一番意見，還評論了診室裡的一扇彩色玻璃窗，窗上畫著一位淡紫色女郎，和艾麗斯別墅樓梯上的那位簡直一模一樣。容克爾太太問我是喜歡男孩還是喜歡女孩，我環顧周圍謹慎答道，我不知道她能提供什麼。她沒有笑。就診並不成功。在診斷顎神經痛之前，她要我在頭腦清醒的時候去看看牙醫。就在街對面，她說。我記得她當時就打電話為我預約，卻記不清是當天下午就去了還是等第二天才去的。牙醫名叫莫爾納（Molnar），其中那個n就像洞窟中的一顆沙礫；大約四十年後我在《海濱王國》中用到了他。

一個女孩——我以為是牙醫的助手（但她的衣著打扮似乎太休閒了）——正蹺著腿坐在走廊裡打電話，揮了揮手指間的香煙，向我指指一扇門，根本沒有放下電話。我走進一間沉悶寂靜的房間。好位子都被佔了。一個雜亂不堪的書架上方掛著一幅毫無新意的巨幅油畫，高山湍流，一棵倒下的松樹橫亙其上。書架上的幾本雜誌已經在此前的診療時間裡漫游到一張橢圓形桌子上，桌子上原本也堆了不少小東西，其中有一個空花瓶，一個手錶大小的遊戲盤。那是一個極小的圓形迷宮，裝著五顆銀豌豆，必須靈巧地轉動手腕把豆子引入耳輪中心。是為候診的孩子準備的。 沒看見醫生。角落裡一張扶手椅上坐著一個胖子，腿上擱著一束康乃馨。一張棕色的沙發上坐著兩個老太太——互不相識，因為她們之間保持著禮貌的距離。離她們稍遠有一條鋪著軟墊的長凳，坐著一個文質彬彬的年輕人，也許是個小說家，手裡握著一本小記錄冊，不時用鉛筆逐條寫著什麼——大概是在描述他雙眼溜到的各種東西——天花板、牆紙、油畫以及窗邊那個男人的毛茸茸的頸背，此人正背著手站著，目光越過隨風招展的內衣，越過容克爾夫婦家廁所的淡紫色玻璃窗，越過屋頂和山丘，百無聊賴地落向遠處的群山，我則百無聊賴地暗想，也許那棵枯松還在山里，橫亙在畫中的流水上。

突然房間另一頭的門砰的被推開，一陣笑聲傳出，牙醫走進來，滿面紅光，繫著領結，一身不太合適卻喜氣洋洋的灰套裝，佩著相當時髦的黑色臂章。然後是握手和祝賀。我開口提起預約的事，卻被一位高貴的老婦人——我認出正是容克爾夫人——打斷，說是她搞錯了。與此同時，米蘭達，也就是我剛剛見到的牙醫女兒，將她舅舅手上的長枝康乃馨插進桌上一個插滿花的花瓶，而桌子竟也奇蹟般地舖上了桌布。在熱烈的掌聲中一個侍女把巨大的蛋糕端上桌子，夕陽紅色的蛋糕上用奶油寫著“50”的字樣。 “想得真周到！”鰥夫高聲叫道。茶水送上，一些人團團坐著，一些人站著，手裡都握著杯子。我聽見艾麗斯在我耳邊熱情地警告說這是加了香料的蘋果汁，不是酒，於是我舉起的雙手從托盤前縮回來，托盤子的是米蘭達的未婚夫，我曾看見此人抽空核對嫁妝的一些細節。 “我們沒有想到你會來”，艾麗斯不小心說漏了嘴，因為這種partie de plaisir我是不可能受邀出席的（“他們具有牢固而崇高的地位”）。不，我認為這裡所列舉的關於醫生和牙醫的模糊印象肯定大多被看作酒後午睡中的夢境。這一切已經在記錄中得到證實。瀏覽隨身日記中的最早記錄，電話號碼和人名從那些或真實或多少有些虛構的事件中推搡著擠出來，我發現夢境和其他扭曲“現實”的敘述都是用一種向左傾斜的特殊字體記錄下來的——至少在早期日記中如此，而後來我不再遵照普遍採用的區別方法。在我進入劍橋之前，很多資料都顯示了這類筆跡（但那個士兵確實倒在了國王的亡命之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