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二章

“你童年是怎麼樣的，麥克納博？”（艾弗非要這樣叫我，因為他覺得我看上去很像某個形容憔悴但還算英俊的演員，此人在生命最後幾年或者至少是出名的最後幾年一直用那個名字。） 極為殘酷，難以忍受。這世上應該有一部自然或介乎自然間的法律來反對如此不人道的人生開端。若不是我的病態恐懼在十歲前後被更抽象、更陳腐的焦慮（諸如無限、永恆、身份等等問題）所取代，也許我早在找到節律之前就失去了理智。那不是因為什麼小黑屋、單翼落難天使或者沒有盡頭的走廊，也和地上髒水坑里的夢魘魔鏡無關——絕不是那種所謂臥室的恐怖，卻更為可怕，那純粹是某種不為人知的殘忍，聯繫著其他生存狀態，那些狀態既不屬於“過去”也非屬於“未來”，對於凡人來說是絕對地無邊無界。這樣一種痛苦的聯繫，直到幾十年之後我才有更多的了解，所以“我們不要過早考慮”，就像死刑犯拒絕那塊骯髒的蒙眼佈時所說。

青春期的快樂令我暫時解脫。我逃過了自尋煩惱的階段。感謝我那甜蜜的初戀，果園裡的小女孩，種種探險的遊戲——她分開五指，指尖綴著驚喜的珍珠。在我叔祖的私人劇院，家庭教師讓我和他分享舞台上的純情少女。兩個淫蕩少婦用蕾絲睡衣和女妖洛勒賴的假髮套把我打扮起來，讓我睡在她倆中間，如同黃色小說裡所寫的“羞赧的小侄子”，而她們的丈夫剛打了野豬回來，正在隔壁房間裡鼾聲如雷。十一二歲的時候，我常去各地的親戚家過暑假，灰濛蒙的夏日天空，古老俄羅斯的深宅大院，我領略著數世紀前的盥洗室和閨房，領略著溫柔的女僕和時髦的調情。總之，如果說我的幼年歲月有可能為某位幼兒心理學家提供什麼學術論文素材，而使其樹立一世英名，那麼我的少年時代則將會、也確實為某位步入暮年的小說家獻上大量色情段落，它們像爛李子、壞梨子一般遍布其所有作品。說真的，眼前這本回憶錄的大部分價值在於它是一份分類目錄，涵蓋了我的俄文小說，尤其是英文小說裡眾多人物形象的家譜、血統以及有趣的出身情況。

我難得見到我父母。他們離婚、再婚、再離婚的速度快得驚人，假如我的命運監護人稍不留神，也許我已經被拍賣給了一對瑞典裔或蘇格蘭裔的陌生夫婦，看看他們那飢餓的眼神、悲哀的眼袋。一位不同尋常的姑婆，布雷多男爵夫人，天生的托爾斯泰，完全取代了更近的血親。我當時不過七八歲，胸中卻藏匿著不可救藥的瘋子的所有秘密，甚至在她（已屬很不正常）看來，我都是萎靡懶惰的；實際上，我從來就是以極其出格的方式沉溺於白日夢中。 “振作些！”她喝道，“看那些小丑！” “什麼小丑？在哪兒？” “噢，到處都是。就在你身邊。草木是小丑，文字是小丑。場景、數字都是小丑。把兩件東西放在一起——玩笑、形象——就有了一個三料小丑。來吧！玩吧！虛構世界！虛構現實！”

我真這樣做了。天哪，我真就這樣做了。為了紀念最初的那些白日夢，我虛構了這位姑婆，而現如今，她正沿著記憶前廊的大理石台階，顫顫巍巍地走來，側著身子，側著身子，可憐的跛腳夫人，用那黑色手杖的橡皮頂端觸著每一級台階的邊緣。 ［當她喊出“look at the harlequins”（看那些小丑）的時候，彷彿一行壓迫得人喘不過氣來的詩句從她那含混的唇齒間飛出，聽上去像是由“lookaty”（看那些）——諧音“lickety”（極快的）——溫文爾雅地引出“harlequins”（小丑），後者攜著一股歡快的氣氛到來，重音落在“har”上，充滿激盪人心的忠告語氣，隨後滴落下金幣般的音節。 ］ 我十八歲的時候，布爾什維克革命爆發——我承認，這裡使用不規則動詞只是出於敘述節奏的需要。童年時折磨我的精神錯亂復發，因此這年冬天以及第二年春天的大部分時間我都不得不在皇村的皇家療養院裡度過。一九一八年七月，我住在遠房親戚波蘭地主姆斯季斯拉夫·恰爾涅茨基（一八八○年至約一九一九年）的宅邸，發現自己慢慢康復了。秋天的一個夜晚，可憐的姆斯季斯拉夫的小情婦告訴我一條小路，這條童話般的小路蜿蜒穿過一大片密林，在約翰三世（索別斯基）統治時期，最後一頭歐洲野牛就是在這片林子裡死於第一代恰爾涅茨基的矛下。我踏上了這條小路，肩上背著小包，年輕的心裡懷著自責和焦慮的恐懼——又何必隱瞞呢。在俄羅斯黑暗歷史的最黑暗時刻拋下親戚出走，我這樣做對嗎？我可知道如何在陌生國度獨自生存？一個特別委員會（由姆斯季斯拉夫的父親主持，他是一位受人尊敬但道德墮落的數學家）審核了一所合格學校的所有課程，頒給了我畢業證書，儘管我從未踏進過這個學校一步，但是單憑這張證書而沒有參加可怕的入學考試，我能被劍橋大學錄取嗎？我跋涉了整整一個晚上，穿越月光布下的迷宮，想像著已滅絕的動物在林間窸窣徘徊。終於朝霞染紅了我手中的舊地圖。我覺得自己已經跨過了邊界線，突然眼前冒出一個沒戴帽子、長了張蒙古人面孔的紅軍士兵，他正在林中小徑旁摘越橘。他從樹枝上取下帽子，盤問我道：“小傢伙（yablochko），你這是去（kotishsya）哪兒？讓我看看你的證件（Pokazyvay-ka dokumentiki）。”

我摸索著口袋，掏出了要找的東西；他猛地撲來，被我一槍打死；他撲面倒地，就好像在閱兵場上突然中暑，倒在了國王腳下。每一棵樹都別過臉去，我趕緊逃走，手上還緊握達格馬拉給我的那把可愛的左輪手槍。直到半小時之後，當我最終到達森林另一端，進入一個多少有些傳統的共和國時，我的小腿才停止了顫抖。 我在一些早忘記名字的德國和荷蘭小鎮遊蕩了一陣，最後跋山涉水進入英國。倫敦的倫勃朗旅舍就是我下一個落腳地。我藏在羊皮口袋裡的兩三顆小鑽石比冰雹融化得更快。正當本書作者——當時還是一個自我流放的青年（摘自一則舊日記）——瀕臨一貧如洗之境，竟意外找到了一位贊助人，斯塔羅夫伯爵，這位莊重迂腐的共濟會會員曾在廣闊的國際交往舞台為多處俄羅斯駐外大使館增添榮耀，一九一三年起便定居倫敦。他說起母語來字斟句酌，但也不排斥華麗隨意的表達。不管怎麼說他毫無幽默感。有個馬耳他小伙子伺候他（我討厭喝茶又不敢開口要白蘭地）。尼基弗爾·尼科季莫維奇——他的教名和姓氏念起來像繞口令，據說他多年來一直仰慕我那位美貌而古怪的母親。關於母親的情況我主要是從一部滿是陳詞濫調的匿名回憶錄中得知的。也許澎湃的激情是最方便的偽裝，但另一方面，他對她那紳士般的忠誠足以解釋他為什麼要為我支付在英國的學費，並且在他一九二七年去世以後留給我一小筆津貼（布爾什維克革命毀了我們家族，同樣也毀了他）。然而，我必須承認，當我看見他那臨死時的雙眼猛然射出光芒時，不由得非常不安，他的臉龐蒼白而威嚴，是俄羅斯作家常常形容的“被仔細刮過（tshchatel'no vybritoe）”，那無疑是因為根據讀者們（早就死了）的假想，父輩鬍鬚的靈魂必須得到安葬。我盡量記錄下這些質疑的片斷，為的是探尋那位貴婦人的音容笑貌，他曾經握著她的手護送她登上折篷馬車，等她坐穩並打開陽傘之後，才重重地挪進輕快的馬車；但與此同時我又不禁要懷疑，我們這位大公是否果真擺脫了流行於當時所謂外交界高層的反常行為。尼·尼坐在安樂椅上，就像某部長篇小說中所寫，一隻肥胖的手擱在扶手上，另一隻手，戴著圖章戒指，碰了碰面前土耳其式桌子上一個鼻煙盒似的東西，其實那裡面裝著幾顆止咳藥球或者止咳露，淡紫色的、綠色的，還有，我想，珊瑚色的。應該補充說明的是，根據我後來得知的一些情況，對於他本人的任何猜測都是完全錯誤的，除了他對我以及另一個年輕人——此人的母親是聖彼得堡一個聲名狼藉的交際花，不喜歡折篷馬車而喜歡電動馬車——那種父親般的關愛；不過那些藥球卻是確實無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