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繼有過三四個妻子，其中第一個，遇見她時的情形多少有些怪異，那過程彷彿一場拙劣的陰謀，細節如此荒謬，而主謀不僅對其真實目的茫然無知，還硬要採取明擺著不可能成功的愚蠢行動。正是由於這些錯誤，他不經意間織就一張網，又由於我本人造成的一系列失誤，我最終深陷網中，聽憑命運的擺佈，而這正是這場陰謀的唯一目的。 那是我在劍橋大學的最後一年（一九二二年），春季學期中常有人向我“這個俄國人”諮詢果戈理《欽差大臣》裡演員化妝的細節問題，這部戲的英語版將由螢火蟲劇團上演，團長艾弗·布萊克是一名出色的業餘演員。他和我在三一學院受教於同一位導師，他反反复复模仿那老頭兒裝腔作勢的樣子——當我們在皮特俱樂部吃中飯的時候，他這表演一刻不曾停止，實在令我心煩意亂。關於正經事的討論則更是無聊。艾弗·布萊克想讓果戈理劇中的市長大人穿睡袍出場，因為：“難道該劇不就是那個老流氓的一場噩夢嗎？難道俄文劇名Revizor不正是從法文詞reve——'夢'衍變來的嗎？”我答道，我認為這是個餿主意。

也許他們彩排過，但肯定沒叫我去。事實上，如今我突然發現自己根本不知道他的戲最後有沒有登台。 此後不久，我再次遇到艾弗·布萊克——是在某次聚會上，他還邀請我和其他五個人去藍色海岸的別墅避暑，據他說那別墅是剛從一位老姑媽那兒繼承來的。他當時喝得爛醉如泥，約一個星期之後，他即將離開的前一天晚上，當我提起那個熱情洋溢的邀請，他大吃一驚，而不巧的是，那會兒只有我一個人接受了邀請。我們倆都是遭人嫌棄的孤兒，我說，我們應該團結。 一場疾病迫使我在英國多待了一個月，直到七月初我才給艾弗·布萊克寄了張明信片，客氣地告訴他我將在下週抵達戛納或尼斯。實際上我肯定提到抵達時間極有可能是周六下午。 從車站打電話顯然是徒勞：電話一直佔線，而我這種人也不可能有耐心待在一個地方作無謂的苦思冥想。但我的整個下午全給毀了，下午是我一天中最寶貴的時段。我剛踏上這次長途旅行時，曾自欺欺人地認為我精神不錯；可這時我感覺糟透了。這樣的季節，天氣居然會陰暗潮濕。那些棕櫚樹，只有海市蜃樓中的看上去才對勁。不知什麼原因，根本找不到出租車，簡直像一場噩夢。最後我好不容易上了一輛臭氣熏天的藍色小巴士。這怪物沿著蜿蜒的公路，轉了不知多少個彎道，停了不知多少個招呼站，終於將我送達目的地，前前後後共用了二十分鐘——這時間足夠我從海濱抄近路步行到這裡了，這條近路的每一塊石頭、每一叢灌木，我很快就會銘記在心，就在這個神奇的夏天。而眼下這段痛苦的旅程絕無神奇可言！我之所以答應來這裡，是希望能在“智慧的淚水”（貝內特？巴比利恩？）中治愈神經衰弱，避免精神錯亂。我腦袋的左側如今是一條痛苦的保齡球道。而右側，一個嬰兒正從前排座位上的母親的肩頭，向我射來兩道空洞的目光。我旁邊坐著個一襲黑衣、滿臉贅肉的女人。車子在綠盈盈的大海和灰撲撲的石牆間搖晃，我強忍著終於沒讓自己吐出來。最後我們終於抵達卡納封村（斑駁的法國梧桐、別緻的茅舍、一所郵局、一座教堂），我的全部感覺都匯聚成一個金色的形象——皮箱裡的那瓶威士忌，我準備帶給艾弗的，發誓趁他沒有發現就非要嘗它一口。我向司機打聽，但他置之不理，倒是在我前面下車的一位小個子牧師——他模樣酷似烏龜，生就一雙巨足——也不看我一眼，就指指一條橫馬路。艾麗斯別墅，他說，走三分鐘就到。正當我拖起兩個旅行包朝那條馬路走去，不期而至的陽光突然照亮了前方的角落，而我那位假定的主人出現在對面的人行道上。我依然記得——雖說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 ——當時腦海裡閃過一絲疑惑，不知我是否帶對了衣服。只見他穿著高爾夫燈籠褲和布洛克鞋，卻偏偏沒穿襪子，露出一截粉紅色的小腿，看著真叫人難受。他正準備去，或者說，假裝正準備去郵局給我發電報，建議將這次旅行推遲至八月份，到那時他手上一份在戛尼斯的工作將不再會威脅到我們的狂歡聚會了。而且，他希望塞巴斯蒂安——鬼知道是誰——也許還會來參加葡萄節或歐薄荷節。他咕噥著，從我手裡接過那個小一些的旅行包——裡面裝著洗漱用品、藥品以及一部即將完成的十四行詩集（最後交由巴黎的一家俄文流亡者雜誌發表）。接著當我放下皮箱裝煙斗的時候，他又伸手過來抓皮箱。之所以如此不厭其煩地記錄這些細枝末節，我想是因為它們無意中預示著一樁重大事件。艾弗打破沉默，皺起眉頭告訴我說他非常歡迎我來做客，但有一件事他在劍橋的時候就應該警告我。也許用不了一個星期，我就會因為某件傷心事而煩不勝煩。格倫特小姐——他以前的家庭教師，一個鐵石心腸的聰明人——喜歡喋喋不休地說起他的小妹妹永遠不會違反“孩子不准出聲”的規矩，確實也永遠不會聽見這條規矩向任何人提及。那所謂傷心事就是他的妹妹——算了，也許，還是等我們和那些行李都好歹安頓下了，他再解釋妹妹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