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第二十章

擁擠的車廂隔間很昏暗，令人窒息，到處可見乘客的腿。雨滴在窗玻璃上慢慢向下流淌：它們的細流不是筆直的，而是曲曲彎彎呈之字形，時不時地暫停。藍紫色的夜燈映在黑色的玻璃上。火車搖晃著，抱怨著，急速穿過黑夜。那家療養院的名字到底是什麼呢？它的開頭是個“M”，它的開頭是個“M”，它的開頭是個……車輪在反复的急速滾動中亂了節奏，後來又找回了自己的節奏。當然啦，我會從斯塔洛夫醫生那裡得到療養院地址的。到了巴黎就從火車站給他打電話吧。有一個人在睡夢中把穿著厚皮靴的腳踢到我的小腿之間，然後又慢慢收了回去。塞巴斯蒂安說的“常住的那個旅館”指的是哪兒？我想不起來他在巴黎住過的任何一個具體的旅館。是啊，斯塔洛夫會知道他在哪裡的。 Mar……Man……Mat……我能及時趕到那裡嗎？我的鄰座的臀部擠了我一下，當時他正在打鼾，從一種呼嚕聲轉換到另一種呼嚕聲，聽起來更悲傷。我能不能及時趕到那裡見到他還活著……到達……活著……到達……他有事要告訴我，是再重要不過的事。昏暗的隔間搖搖晃晃，塞滿了雜亂無章伸展的人體模型，在我看來，這車廂似乎是我那個夢幻的一個片斷。他要在臨終前告訴我什麼呢？雨點拍打著窗玻璃，發出啪啪聲和叮咚聲。一片幽靈般的雪片落在窗玻璃的一角，融化了。我前面有一個人慢慢地恢復了生氣，在黑暗中搓弄紙張並咀嚼東西，然後又點了一支煙，香煙的圓光點瞪著我，就像庫克羅普斯的獨眼。我必須，必須及時趕到那裡。我收到信時為什麼沒有馬上趕往小機場呢？如果那樣的話，我現在就會和塞巴斯蒂安在一起了！是什麼病讓他生命垂危呢？是癌症嗎？是心絞痛——像他的母親一樣嗎？正如許多在生活的一般潮流中不關心宗教的人一樣，我匆忙地發明了一個溫柔的、溫暖的、淚眼模糊的上帝，並悄聲誦讀非正式的祈禱詞。讓我及時趕到那裡吧，讓他堅持住等我去吧，讓他告訴我他的秘密吧。現在到處都是雪了：窗玻璃長出了灰色鬍子。那個剛才嚼東西、抽煙卷的男人又睡著了。我能試著伸伸腿，把腳放在什麼東西上嗎？我用發燒的腳趾頭觸碰著，可是黑夜裡到處都是骨和肉。我渴望找一個木頭做的東西把腳腕和小腿墊高點，可是沒有找到。 Mar……Matamar……Mar……那地方離巴黎有多遠呢？斯塔洛夫醫生。阿列克桑德·阿列克桑德洛維奇·斯塔洛夫。火車哐當哐當地駛過道岔，不斷重複姓名中的［ks］音。某個不知名的車站到了。火車停下來的時候，從旁邊的隔間里傳來了說話聲，有人在講一個總也講不完的故事。還有隔間門被拉到一邊的聲音，一個面露悲傷的旅行者也拉開了我們的隔間門，可是發現沒希望找到座位。沒有希望。 Etat desespere。我必須及時趕到那裡。火車在車站停的時間多麼長啊！坐在我右邊的乘客嘆了一口氣，並試圖擦拭窗玻璃，可是玻璃仍然模糊，只透出一線朦朧閃動的黃光。火車又開動了。我的脊柱很疼，骨頭沉重。我盡量閉上眼睛想打個盹，可是我的眼皮里面有一層漂浮的圖案——還有一小束光，像一條纖毛蟲那樣游過，然後又從同一個眼角開始游動。我似乎從這束光裡看出了早已駛過的那個車站的路燈的形狀。然後出現了顏色；長著一隻大羚羊眼的粉紅色面孔慢慢地轉向我——然後是一籃鮮花，然後是塞巴斯蒂安的沒有修過的下巴。我無法再忍受這光學油彩盒了；我不斷小心翼翼地左右躲閃，邁的步子就像用慢鏡頭拍攝的芭蕾舞演員的舞步，最後走到了過道上。那裡燈光明亮，而且很冷。我抽了一會兒煙，然後踉踉蹌蹌地走向這節車廂的盡頭，在火車底部一個隆隆作響的骯髒空洞上才搖晃了一會兒，然後我又踉踉蹌蹌地走回過道，在那裡又吸了一支煙。我一生中還從來沒有過如此強烈的願望，想看到塞巴斯蒂安活著——朝他彎下腰去，傾聽他的話。他的最後一本書、我最近做的夢、他的信件的神秘性——這些都讓我堅定地相信，他會吐露出某種特殊的啟示。如果我發現他的嘴唇還動的話。如果我不是去得太晚的話。在兩個車窗之間的嵌板上有一張地圖，但是它與我的旅途沒有任何關係。我的臉映在窗玻璃上，很黯淡。 Il est dangereux……E pericoloso……一個兩眼紅紅的士兵與我擦肩而過，幾秒鐘之內我的手仍感到刺痛，因為剛才碰著了他的衣袖。我渴望洗個澡。我渴望把這粗魯的世界洗掉，以便帶著一種冷峻的純潔氣息出現在塞巴斯蒂安面前。他既然已無緣於塵世，我就不能用塵世的臭味刺激他的鼻孔。啊，我會看到他活著的。如果斯塔洛夫確知我來不及見到他的話，他電報上的措辭就不會是那樣的了。那封電報是中午到的。我的上帝啊，電報是中午到的！已經過去十六個小時了，我什麼時候才能到Mar……Mat……Ram……Rat……不對，不是“R”——它是以一個“M”開頭的。一剎那間，我看見了那個名字的模糊形狀，可是我還沒把握住，它就消逝了。還有一個障礙，那就是錢。我應該從車站馬上回我的辦公室去拿錢。辦公室離得很近。銀行要更遠些。我的朋友裡有誰離車站近嗎？沒有，他們都住在帕西或者聖克魯德門一帶——巴黎的兩個俄國人居住區。我掐滅了第三支煙卷，去找一個不太擠的隔間。感謝上帝，我沒有行李留在剛才的隔間，用不著回那裡。可是整個車廂都塞滿了人，我心裡太難受了，無法走到火車的那一頭。我甚至不敢肯定我摸索著走進去的究竟是別的隔間還是原來的隔間，因為我看到的也全是膝蓋、大腿和胳膊肘——儘管裡面的空氣大概不那麼壞。我以前為什麼一直沒去倫敦看過塞巴斯蒂安呢？他曾經邀請過我一兩次的。當時他是我最崇敬的人，可我為什麼那麼固執地避開他呢？嘲笑他的天才的那些蠢驢們……特別是有那麼一個老傻瓜，我真想擰他的瘦脖子——使勁地擰。啊，在我左邊滾動的那個巨大魔鬼原來是個女人；花露水和汗水激烈地競爭著支配地位，最後還是花露水敗下陣來。那整節車廂裡沒有一個人知道塞巴斯蒂安是誰。 《丟失的財物》中的那一章翻譯得那麼差，刊登在Cadran雜誌上，要不就是La Vie Litteraire吧？或者我是不是太晚了，太晚了——塞巴斯蒂安是不是已經死了，而我還坐在這個受到魔法詛咒的座椅上，雖然座椅上墊了一層薄皮墊，但它騙不了我那疼痛的屁股。開快點，請開快點！你們為什麼認為值得在這個車站停下？為什麼要停那麼長時間？走吧，接著走吧。啊——這就好點了。

黑暗逐漸消退，成了一片灰色的朦朧，車窗外白雪皚皚的世界依稀可見。我穿著很薄的雨衣，感到冷得可怕。我的旅伴們的面部逐漸顯露出來，彷彿遮蓋他們的層層蜘蛛網和塵土被慢慢地掃掉了。我旁邊的那個女人有一小暖瓶咖啡，她擺弄著它，表現出一種母愛。我覺得全身黏糊糊的，臉沒有刮，很難受。我想，如果當時我那鬍子拉碴的臉觸到綢緞，我一定會暈過去。在單調的雲彩之中，有一塊肉色的雲，一種暗淡的粉紅色使悲傷孤獨的貧瘠田野上一片片正在融化的積雪現出紅暈。一條大路越伸越長，與我們的火車並行滑動了片刻，就在它即將拐向別處時，一個男人騎著自行車在積雪、雪泥和水窪裡搖搖晃晃地前行。他到哪裡去？他是誰？沒有人會知道。 我想我當時一定是睡了一個小時左右——或者說我至少設法讓自己內在的視野保持黯淡。我睜開眼的時候，我的旅伴們正在聊天，吃東西。我突然感到一陣噁心，於是趕緊出去，坐到一個折疊座上，一直坐到旅途結束，我的心就像那悲慘的早晨一樣空蕩蕩的。我了解到，這列火車由於夜間的暴風雪或什麼原因晚點了很長時間，因此我們在下午四點差一刻時才到達巴黎。我走出站台時凍得上下牙直打架，一剎那間我產生了一種愚蠢的衝動，想花掉口袋裡叮噹作響的兩三個法郎硬幣，買點烈酒喝。可我還是走向了電話亭。我翻著那本軟塌塌、油呼呼的電話簿，查找斯塔洛夫醫生的電話號碼，我竭力不去想我很快就會知道塞巴斯蒂安是否還活著了。 Starkaus，cuirs，peaux; Starley，jongleur，humoriste; Starov……啊，找到了：Jasmin 61-93。我用手指頭笨拙地撥了幾下，可是忘了中間的數字，又拿起簿子查找。我重新撥號，聽了一會兒，只聽見預兆不祥的嗡嗡聲。我一動不動地坐了片刻：有一個人猛地打開門，然後生氣地咕噥著退了出去。號碼盤又轉動了，並“啪”的一聲轉了回去，五次、六次、七次，還是傳來那種帶有鼻音的單調聲音：咚、咚、咚……我為什麼這麼不走運呢?“你打完了嗎？”問話的是剛才那個人——一個惱怒的老人，他的臉很像牛頭犬的臉。我神經緊張，激動不安，和那個討厭的老傢伙吵了起來。幸運的是，旁邊的電話亭這時已空了；他走了進去，“嘭”的一聲關了門。我繼續打電話。最後我打通了。一個女聲回答說，斯塔洛夫醫生出去了，但五點半能找到他——她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我到達我的辦公室時，不由自主地註意到，同事們對我的到來感到驚奇。我給上司看了我收到的那封電報，他並不像我有理由期待的那樣同情我。他問了我幾個尷尬的問題，關於在馬賽的生意。最後我得到了我想要的錢，給等在門口的出租車司機付了費。那時是四點四十分，我還有差不多一個小時。

我去刮了臉，然後倉促地吃了早餐。五點二十分，我按照那個女人給我的號碼撥了電話，接電話的人告訴我斯塔洛夫醫生已經回了家，過一刻鐘會回來。我極不耐煩，不能再等了，於是我撥了他家的電話號碼。我先前聽過的那個女聲回答說他剛走。我靠在牆上（這個電話亭是在一個餐館裡），用鉛筆敲著牆。我會永遠到不了塞巴斯蒂安那裡嗎？那些在牆上寫下“處死猶太人”或“Vive le front populaire”或留下淫穢圖畫的無事可干的白痴們都是些什麼人呢？一個無名畫家已經開始塗黑了一些方格——一個棋盤，ein Schachbrett，un damier——達姆耶……我的腦中突然閃過一道亮光，我脫口說出：聖達姆耶！我立刻跑出去，大聲招呼一輛過路的出租車。他能送我去聖達姆耶嗎，無論那個地方在哪裡？他慢條斯理地打開一張地圖，仔細看了半天。然後回答，到那里至少要走兩個鐘頭——還得根據路況。我問他是不是認為我最好是坐火車。他說不知道。

“那麼，盡量開快一點吧，”我說，我一骨碌坐進汽車時把帽子都碰掉了。 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才駛出巴黎市。一路上遇到了人所共知的各種障礙，我恨透了警察在十字路口伸出的胳膊，我想我從來沒有那麼恨過任何東西。我們蜿蜒前行，終於擺脫了交通擁堵，駛進一條昏暗的長街。可是我們還是不夠快。我推開玻璃窗，請求司機加速。他回答說，路太滑了——確實如此，我們的車側滑了一兩次。行駛一小時後，他停下來，向一個騎著自行車的警察問路。他們兩人對著警察的地圖看了半天，然後司機拿出自己的地圖，他們把兩張地圖做了比較。我們先前在什麼地方轉錯了彎，現在不得不返回至少幾英里。我又拍了拍車窗：我們的出租車肯定是在爬行。司機搖了搖頭，沒顧得上回頭。我看看手錶，快七點了。我們在一個加油站前停下，司機和汽車修理商竊竊私語。我雖然猜不出我們是在什麼地方，可是由於公路現在是沿著一片遼闊的田野伸展開去的，我希望我們正在接近我的目的地。雨水沖擊著車窗玻璃，發出刷刷的聲響。當我請求司機再開快點兒時，他發了脾氣，說了很多粗話。我坐回到座位上，感到無奈和麻木。許多亮著燈的窗戶一晃而過。我能趕到塞巴斯蒂安那裡嗎？如果我最後能到聖達姆耶，我能看見他活著嗎？有一兩次，別的汽車超越了我們，我讓司機注意他們的速度。他沒有回答，但是突然停下車，用誇張的動作猛地打開他那張可笑的地圖。我問他是否又迷了路。他一直不說話，但是他那胖脖子的樣子給人以邪惡的感覺。我們繼續往前開。我滿意地註意到他現在開得快多了。我們從一座鐵路橋下通過，停在一個車站前。我正納悶是不是到了聖達姆耶，司機從座位上走出來，猛地拉開車門。 “哎，”我問，“現在怎麼啦？”

“你怎麼著也得坐火車，”司機說，“我不願意為了你而毀了我的車。這是去聖達姆耶的支線，我把你送到這兒，你就夠幸運的了。” 我比他想的還要幸運，因為幾分鐘後就有一趟火車。車站的警衛信誓旦旦地說，我九點以前就能到聖達姆耶。這最後一段旅途是最黑暗的一段。我一個人坐在車廂裡，一陣奇怪的困倦襲擊了我：儘管我忍耐不住，但還是生怕睡著了會坐過站。火車時常停下，每一次找站牌並辨認上面的站名都是讓人煩惱的任務。有一段時間，我經歷了可怕的感覺：我在沉睡之中被火車猛地搖醒，不知自己睡了多長時間——當我看手錶時，是九點一刻。我坐過站了嗎？我都有點想拉警報信號了，可是我感覺火車慢了下來，我趴在窗旁往外看，看見一個被燈光照亮的站牌飄了過去並停住了：聖達姆耶。

我磕磕絆絆地走了一刻鐘，穿過幾條陰暗的小巷，穿過一個有颯颯聲的地方，估計是松樹林，最後來到聖達姆耶醫院。我聽見門後傳來拖著腳走路的聲音和喘息的聲音，一個胖老頭把我讓了進去，他沒穿外衣，而是穿著一件灰色厚毛衣，還穿著一雙毛氈拖鞋。我走進一間像辦公室的屋子，裡面光線暗淡，只有一盞沒有燈罩的小功率電燈，燈泡的一面似乎沾著厚厚的塵土。那個男人眨著眼睛看著我，臃腫的臉上有一點睡覺時分泌出的黏粘液，有些發亮，很奇怪，不知是什麼原因，我起初說話近乎耳語。 “我到這兒來，”我說，“是為了看望塞巴斯蒂安·奈特先生，奈特——K、n、i、g、h、t 。Knight。Night。” 那男人嘟囔著重重地坐到書桌旁邊的吊燈底下。

“天太晚了，不接待客人。”他咕噥著，似乎在對自己說話。 “我收到了一封電報，”我說，“我哥哥病很重。”——我說話的時候覺得自己在努力暗示塞巴斯蒂安毫無疑問還活著。 “叫什麼名字來著？”他嘆著氣說。 “奈特，”我說，“是'K'開頭的。這是個英國人的名字。” “外國人的名字應該用數字代替，”那個人咕噥道，“那要簡單得多。昨天夜裡死了一個病人，他的名字是……” 我突然產生了一個可怕的想法，他說的可能是塞巴斯蒂安吧……我還是來晚了嗎？ “你是不是說……”我問，可是他搖了搖頭，並翻著書桌上的一本賬簿。 “不是，”他惱怒地喊，“那個英國先生沒死。K、K、K……”

“K、n、i、g……”我又說。 “C'est bon，c'est bon，”他打斷了我的話，“K、n、K、g……n……你要知道，我不是白痴。三十六號。” 他按了電鈴，又打著哈欠坐回自己的沙發。我在屋子裡踱來踱去，由於無法控制的煩躁而微微顫抖。最後，一個護士進來了，那個值夜班的門衛指了指我。 “三十六號，”他對護士說。 我跟著護士沿著一條白色通道往前走，登上一截不長的樓梯。 “他身體怎麼樣？”我禁不住問。 “我不知道。”她說。她把我領到另一個護士那裡，那個護士坐在另一條白色通道的盡頭，她簡直就是第一個護士的翻版，正在一張小桌子旁邊看書。 “看望三十六號的。”我的嚮導說，然後悄悄地走了。

“可是那位英國先生正在睡覺，”那個護士說，她是一個圓臉的年輕女人，鼻子很小，冒著亮光。 “他好點了嗎？”我問，“你知道嗎，我是他的弟弟，我收到了電報……” “我想，他好點兒了，”那個護士笑著說，在我看來，她的微笑是我能想像出的最可愛的微笑。 “昨天早晨他的心髒病發作，很嚴重，很嚴重的。他現在睡著了。” “嘿，”我邊說邊遞給她一個十法郎或二十法郎的硬幣，“我明天會再來的，可是現在我想進他的病房陪他待一會兒。” “呃，可是你不要叫醒他，”她又笑著說。 “我不會吵醒他的。我只在他身邊坐一分鐘。” “啊，是嗎？”她說，“當然，你可以從這兒往裡看，不過你必須非常小心。”

她領著我走到門前，三十六號。我們走進一間很小的房間或者說是儲藏室，裡面有一張長沙發；她把裡邊一道半開的門推開一點兒，我費力地往黑屋子裡看了片刻。起先我只能聽見自己的心在撲通、撲通地跳，可是後來我看出了一種急促而又柔和的呼吸動作。我睜大了眼睛；床的周圍有一半被簾子或什麼東西遮著，反正光線太暗，無法辨認是不是塞巴斯蒂安。 “哎，”護士小聲說，“我把門稍微留點縫，你可以坐在這兒，在沙發上，就一分鐘。” 她打開一盞有藍色燈罩的燈就走了，把我一個人留在那裡。我有一種愚蠢的衝動，想從口袋裡拿出煙盒。我的手仍在抖，可是我感覺很快樂。他活著。他在平靜地睡覺。這麼說是他的心臟——是吧？ ——不給他作勁了……跟他母親的情況一樣。他好點兒了，還有希望。我要把全世界的心臟科專家都找來，讓他們挽救他的生命。他就在隔壁房間的事實，他輕微的呼吸聲，都讓我感到安全、平和，讓我感到特別鬆心。當我坐在那裡握著手傾聽的時候，我想起了所有已消逝的歲月，想起我們倆難得的幾次短暫會面，我現在知道，一旦他能聽我說話，我就會告訴他：不管他喜歡不喜歡，我都不會再遠離他了。我做過的那個奇怪的夢，也就是我對他在臨終前會向我披露的某種重要真相的信念——現在似乎很模糊、很抽象了，彷彿它被淹沒在更純樸、更人道的感情的暖流之中，被淹沒在我對那個在半開著的門裡睡覺的人的愛意的浪潮之中。我們是怎麼彼此疏遠的呢？我們在巴黎短暫交談時，我為什麼總是那麼愚蠢和郁悶，總是那麼羞澀呢？我要馬上走開，到一個旅館過夜，或許他們能在醫院裡給我找個房間——只待到我能見他的時候？我坐在那裡傾聽著，一剎那間我似乎覺得那個睡覺的人的微弱呼吸節奏停了一下，我似乎覺得他醒了，發出輕微的咬牙聲音，然後又沉睡了：現在那個微弱的節奏又繼續下去，聲音是那麼小，我很難把它與我自己的呼吸聲分辨開來。啊，我要告訴他幾千件事——我要和他談談關於《棱鏡的斜面》和，關於《有趣的山》、《穿黑衣的白化病患者》、《月亮的背面》、《丟失的財物》、《可疑的常春花》——所有這些我非常了解的書，我對它們太了解了，彷彿它們是我自己寫的。他也會談的。我對他的生活多麼缺乏了解啊！可是現在我每時每刻都在了解到一些事。那扇半開的門就是我能想像出來的最好的聯繫。那柔和的呼吸聲在給我講述塞巴斯蒂安的事，比我以前知道的還要多。如果我當時能抽煙，那我的快樂就完美無缺了。我稍微換了個坐姿，長沙發上的一根彈簧響了一下，我害怕它會打擾他的睡眠。可是沒有：那柔和的呼吸聲仍然在響，它沿著一條像是繞著時間的邊緣延伸的細細的小徑往前走，一會兒跌進空洞，一會兒又出現了——穩步地穿過一片由寂靜的象徵物——黑暗、窗簾和我身旁的藍色燈光組成的風景。

我立刻站起來，躡手躡腳地走進走廊。 護士說：“我希望你沒有打擾他吧？他能睡覺是件好事。” “請告訴我，”我問，“斯塔洛夫醫生什麼時候來？” “誰？哪個醫生？”她說，“啊，那個俄國醫生。Non，c'est le docteur Guinet qui le soigne你明天早上會見到他的。” “你看，”我說，“我想在這兒找個地方過夜。你認為也許……” “你現在也可以見基內醫生，”護士用她那平靜的令人愉快的聲音繼續說，“他就住在隔壁的房間。這麼說你是病人的弟弟，是吧？明天他的母親要從英格蘭來，n'est ce pas？” “啊，不對，”我說，“他的母親幾年前就死了。請告訴我，他白天怎麼樣，說話嗎？他很難受嗎？” 護士皺起眉頭看著我，樣子怪怪的。 “可是……”她說，“我不明白……你叫什麼名字啊？” “對了，”我說，“我還沒解釋呢。實際上，我們是同父異母兄弟。我的名字叫［我說了我的名字］。” “哎呀呀！”她喊道，臉漲得緋紅，“Mon Dieu！那個俄國先生昨天就死了，你剛才看的是基根先生……” 情況就是這樣，我還是沒見到塞巴斯蒂安，或者至少沒在他活著的時候見到他。可是我傾聽了我以為是他的呼吸聲，那幾分鐘完全改變了我的生活；若是塞巴斯蒂安在臨終前跟我說了話，同樣會完全改變我的生活。不管他的秘密是什麼，我也了解到了一個秘密，那就是：靈魂不過是存在的一種方式——不是一種恆久的狀態，因此任何靈魂都可能是你的靈魂，如果你發現了它的波動並進行仿效的話。 “來世”可能是一種有意識地生活在任何選中的靈魂或任何數量的靈魂裡的完全的能力，所有這些靈魂都沒有意識到它們的可以互換的負擔。因此——我就是塞巴斯蒂安·奈特。我感覺自己彷彿站在一個燈光明亮的舞台上扮演他，還有他的熟人來來去去——他為數不多的幾個朋友的模糊身影：那個學者、那個詩人和那個畫家——以優雅的姿態平靜地默默悼念他；古德曼來了，那個平足的小丑，他的假襯衫前襟從西裝背心下面耷拉下來；看哪——克萊爾低著的頭上閃著白光，她正哭著被一個好心的女僕帶走。大家都圍著塞巴斯蒂安轉——圍著扮演塞巴斯蒂安的我轉——那位老魔術師懷裡揣著兔子在舞台側面候場；尼娜坐在舞台最明亮的角落裡的一張桌子上，她那塗過脂粉的手掌朝下，攥著一個玻璃酒杯，裡面盛著洋紅色的水。然後假面舞會結束了。當燈光漸漸暗下去的時候，禿頭的小個子提詞人合上了他的本子。劇終，劇終。他們都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了（克萊爾則回到她的墳墓去了）——可是主角還留在舞台上，因為我無論怎麼努力都無法擺脫我扮演的角色：塞巴斯蒂安的面具緊緊地貼在我的臉上，我們兩人的相像之處是洗不掉的。我就是塞巴斯蒂安，或者說塞巴斯蒂安就是我，或許我們兩人是我們都不認識的某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