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第十九章

我已經成功地勾勒出塞巴斯蒂安在生命最後一年——一九三五年中的大致生活情況。他逝世於一九三六年初，當我看著“1936”這個數字的時候，不禁想到，在一個人與他的去世日期之間有一種神秘的相似之處。塞巴斯蒂安·奈特，卒於一九三六年……在我看來，這個日期似乎是他名字的倒影，映在泛著微波的水潭之中。後三個數字“936”的弧線裡有什麼東西讓我想起塞巴斯蒂安人格的彎曲有致的輪廓……正如我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經常努力做的那樣，我在努力表達一個可能讓他感興趣的想法……如果我在書中有的地方沒抓住哪怕是他思想的影子，或者說，如果我在無意識的精神活動支配下在他的私人迷宮裡有時拐錯了彎，那麼我的書就是笨拙的，就是失敗的。

《可疑的常春花》於一九三五年春天問世，與塞巴斯蒂安最後一次要見尼娜的努力恰逢同時。當尼娜派來的一個油頭粉面的惡棍告訴他尼娜想徹底甩掉他時，他回了倫敦，在那裡待了兩個月；在此期間，他盡可能多地在公眾場合露面，用這種可憐的方法來排解孤獨。人們看見他那瘦削、悲傷、沉默的身影出現在這個地方或那個地方，脖子上總是圍著一條圍巾，就是在最暖和的餐廳裡也如此。他總是心不在焉，總是委婉地拒絕與別人談心；他常在聚會中溜達到別處，或是被人發現在兒童房裡聚精會神地玩拼圖遊戲，這些都使女主人們惱怒。有一天，在查令十字街附近，海倫·普拉特看見克萊爾走進一家書店，幾秒鐘之後，她繼續前行時碰見了塞巴斯蒂安。塞巴斯蒂安與普拉特小姐握手時，臉微微地紅了，然後陪著她到了地鐵車站。海倫·普拉特慶幸塞巴斯蒂安沒有早一分鐘出現，更慶幸的是，他並沒有提過去的事。他反倒給她講了一個複雜的故事，說到了前一天夜裡兩個男人如何在撲克牌桌上敲詐他的事。

“很高興見到了你，”塞巴斯蒂安與她分手時說，“我想我就在這兒買吧。” “買什麼？”普拉特小姐問。 “我本來要去［他說了書店名］的，可是我知道在這個售貨亭可以買到我想要的東西。” 塞巴斯蒂安常常去聽音樂會，看話劇，並且常在半夜里和出租車司機一起在小咖啡亭裡喝熱牛奶。據說有一個電影他看了三遍——一個完全枯燥乏味的電影，名叫《被施了魔法的花園》。他去世兩個月後，也就是我弄清了勒塞爾夫太太的真實面目後過了幾天，我發現一家法國電影院放映那部電影，我坐在那裡一直看到結束，唯一的目的是了解這部電影為什麼那麼吸引他。當電影演到一半的時候，故事背景轉移到了里維埃拉，銀幕上閃現出游泳者曬太陽的鏡頭，他們中間有尼娜嗎？那裸露的肩膀是不是她的呢？我覺得里面有一個回頭看攝影機的姑娘看上去很像她，可是防曬油、被曬黑的皮膚還有眼影，都是很好的偽裝，可以讓人認不出一張轉瞬即逝的臉。八月份，塞巴斯蒂安病了一個星期，病得很重，但是他不肯按照奧茨醫生的囑咐臥床休息。九月份，他到鄉下去看望一些人：他和他們並不太熟；他們只是出於禮貌才邀請他的，因為他無意中說過他在《閒談者》雜誌上見過他們房子的照片。他整個星期都在那所有點冷的房子裡閒逛，其他的客人都相互認識，關係親密。後來，在一天早上，他步行了十英里路去火車站，悄悄地回到城裡，連晚禮服和盥洗用品袋都沒拿。十一月初，他在謝爾頓的俱樂部里和謝爾頓一起吃午飯，他是那麼少言寡語，他的朋友簡直不明白他為什麼要來。然後是一段空白。塞巴斯蒂安顯然去了國外，可是我不相信他有明確的計劃要再見尼娜，儘管他的不安情緒也許出於想見她的朦朧願望。

一九三五年的冬天，我大部分時間在馬賽打理我們公司的業務。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我收到了一封塞巴斯蒂安的信。很奇怪，信是用俄文寫的。 “你知道嗎，現在我在巴黎，估計將滯留［zasstrianoo］一段時間。你如果能來，就到這兒來；如果不能來，我也不會生氣；可是也許你來會更好。現在我感到很厭煩［osskomina］，因為幾件棘手的事，特別是因為我蛻下的蛇皮［vypolziny ］的圖案，因此我現在從那些明顯的和普通的事物當中找到了富有詩意的慰籍，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我在生活歷程中曾忽視了它們。比如說，我想問問你這些年來都在做什麼，也想給你講講我自己的情況：我希望你幹得比我好。最近我常去看斯塔洛夫老醫生，他曾經給maman［塞巴斯蒂安如此稱呼我媽媽］治過病。一天夜裡我在街上碰見了他，當時我不得不坐在一輛停在街邊的小汽車的腳踏板上休息一會兒。他似乎認為我自從maman去世之後就一直在巴黎無所事事，我對他這樣概括我的僑居情況表示同意，因為［eeboh］在我看來，做任何解釋都太複雜了。有一天你會偶然發現一些文件，你必須馬上把它們燒掉；誠然，它們聽見過［有一兩個字看不清，是Dot chetu嗎？］的說話聲，可是現在它們必須被處以火刑。我把它們保留下來，給它們提供了過夜的地方［notchleg］，因為讓這樣的東西睡覺比較安全，以免它們被殺後變成鬼魂來騷擾我們。一天夜裡，我感覺自己命在旦夕，就給它們簽發了死亡執行令，你看到這個命令，就可以認出它們。我本來一直住在常住的那個旅館，可是現在已搬到城外一個類似療養院的地方了，注意這個地址。這封信我是差不多一個星期以前開始寫的，“生活歷程中”之前的部分，其用途是［prednaznachalos］給另一個人的。然後不知怎的又寫給你了，就像一個羞澀的客人到了陌生的房子裡會跟帶他來參加聚會的親戚說個沒完。所以，如果我讓你厭煩［dokoochayou］的話，請原諒我，可是不知怎麼回事，我不大喜歡我從窗口看見的那些光禿禿的樹枝。”

當然啦，這封信使我心煩，但是並沒有讓我過分憂慮，如果我當時知道塞巴斯蒂安從一九二六年以來一直患有無法治癒的病，並且在最近五年裡病情不斷惡化的話，我本來會更憂慮的。我必須慚愧地承認，我的自然警覺能力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一個想法的製約，這個想法是：塞巴斯蒂安平時就愛精神緊張，身體出毛病時總容易過分悲觀。我再說一遍，我一點兒都不知道他有心髒病，所以我總是勸慰自己，他身體不舒服是因為工作過累了。然而，他確實病了，並且央求我到他那裡去，他的語氣對我來說很新鮮。他似乎從來不需要我和他在一起，可是現在卻主動請求我到他跟前去。這使我感動，也使我困惑，假如我了解全部真相的話，我肯定會跳上第一趟火車去找他的。我是星期四接到的信，當即決定星期六去巴黎，這樣我星期日夜裡就能回來，因為我覺得我的公司不想讓我在處理業務的關鍵時刻休假。我決定先不寫信解釋，等到星期六早晨再給他發電報，那時我也許就知道是否能坐上早一點的火車了。

那天夜裡，我做了一個很不愉快的夢。我夢見自己坐在一間光線暗淡的大屋子裡，我的夢幻已經匆忙地給屋子配備了零碎物件，那些東西都是來自我模糊地見過的不同房子，但是與原物有差別，或者是奇怪的替代物，例如那個書架同時又是一條滿是塵土的道路。我有一種朦朧的感覺，那間屋子是在一個農舍里或鄉下的小酒館裡——總的印像是木牆壁和木地板。我們在等塞巴斯蒂安——他在長途旅行後那天應該回來。我坐在一個大木箱子還是什麼東西上，我媽媽也在屋裡，在我們坐的桌子旁邊還有兩個人在喝茶——是我的辦公室裡的一個男人和他的妻子，這兩人塞巴斯蒂安都不認識，他們是被夢想管理者安排在那裡的——只是因為誰都可以上舞台充個數。 我們忐忑不安地在那裡等待，有一種說不清的不祥預感使我們心情沉重，我覺得他們比我更知情，可是我不敢問我媽媽她看見一輛沾滿污泥的自行車塞不進櫃櫥為什麼會如此擔心，那自行車似乎拒絕被塞進去，而櫥櫃的門總是打開。牆上掛著一幅輪船的圖畫，畫上的波浪一直在動，就像毛毛蟲一條接著一條地爬行，輪船搖來晃去，讓我十分惱火——直到我記起人們等待旅行者歸來時總要掛那樣的畫，那是古老的風俗。塞巴斯蒂安隨時有可能到達，靠近門口的地板上已經撒了沙子，以免他滑倒。我媽媽拿著她無處藏匿的帶泥的馬刺和腳蹬走開了，那對面目不清的夫婦也悄然而逝，因為屋子裡只有我一個人了。這時樓上一間狹長房間的門突然打開，塞巴斯蒂安出現了，他慢慢地走下一截直通這間屋子的搖搖欲墜的樓梯。他頭髮很亂，沒穿外衣：我明白，他旅行歸來後剛剛睡了一會兒。他下樓的時候，每走一步都要歇一會兒，總是抬起同一隻腳準備邁下一級樓梯，並把胳膊搭在木製扶手上。當他被絆倒並仰面朝天溜下來的時候，我媽媽又回來幫他站起來。他走到我跟前時哈哈大笑，可是我感覺他在為什麼事感到羞愧。他臉色蒼白，沒有刮臉，可是看起來還是比較快樂的。我媽媽手裡拿著一個銀杯，在什麼東西上坐下，原來她坐的是一副擔架，因為她很快就被兩個男人抬走了，這兩個人每星期六都來這裡住，這是塞巴斯蒂安笑著告訴我的。我突然注意到，塞巴斯蒂安的左手戴著黑手套，手指頭一動不動，而且他從來不用那隻手——我非常害怕，心煩意亂，到了噁心的程度。我怕他在無意中會用那隻手碰我，因為我明白那是裝在手腕上的假手——我還注意到他做過手術，或是出過什麼可怕的事故。我也明白他的外表和他到達時的總的氣氛為什麼那麼怪異，可是，儘管他也許注意到了我在微微顫抖，可他還是繼續喝茶。我媽媽回來取她先前忘記拿走的頂針，然後很快走開，因為那兩個男人急著要走。塞巴斯蒂安問我他的美甲師來了沒有，因為他急著做準備，好參加宴會。我試圖迴避這個話題，因為我一想起他那隻傷殘的手就受不了。可是很快我看見整個屋子都成了鋸齒狀的手指甲，一個我過去認識的姑娘（但她奇怪地淡出了我的記憶）帶著修指甲的小包來了，並在塞巴斯蒂安面前的凳子上坐下。塞巴斯蒂安叫我別看，但我不由自主地要看。我看見他解開手套，慢慢地往下拉；手套脫下來時，裡面的東西灑了出來——許多只很小的手，像老鼠的前爪，發淡紫的粉紅色，很柔軟——有許多許多——都掉到地上；那個穿黑衣的姑娘跪到地上。我彎腰去看她在桌子底下乾什麼，只見她撿起那些小手放在碟子裡——我抬起頭，塞巴斯蒂安已經消失了，等我再彎腰的時候，那個姑娘也消失了。我覺得不能在那間屋子待下去了。可是當我轉過身來去摸碰簧鎖的時候，我聽見身後傳來塞巴斯蒂安的聲音；他的聲音似乎來自這間成了巨大穀倉的屋子的最黑最遠的角落，穀物從一個有破洞的袋子裡流出來，堆在我的腳邊。我看不見他，我是那麼著急要逃跑，我內心湧動的不耐煩情緒似乎淹沒了他的話。我知道他在叫我，並說了很重要的事——還答應告訴我更重要的事，只要我去他坐著或躺著的那個屋角，因為他被落到腳上的沉重麻袋壓得無法動彈。我向前挪動，然後傳來了他最後一次執著的高聲請求，他還說了一個短語，我夢醒後想一想，這個短語沒有什麼意義，但是在睡夢中它卻鏗鏘作響，帶著這種絕對瞬間的重負，帶著給我破譯一個巨大謎語的如此明顯的動機，因此，如果我當時不是已從夢境中半醒的話，我肯定會跑到塞巴斯蒂安那裡去的。

我知道，當你把整個胳膊伸進水中，伸到似乎有一個珠寶在白色的沙子裡閃爍的地方時，你抓出來攥在拳頭里的普通鵝卵石實際上是暗藏的寶石，儘管它看上去更像被每天的陽光曬乾的鵝卵石。因此，我感到我夢醒時頭腦裡迴響的那個無意義的句子，實際上是披露一個引人注目的秘聞的混亂不清的譯文；當我躺著，聽著熟悉的街市聲音，聽著從我頭頂上的房間傳來的不知給什麼人用得過早的早餐助興的無聊廣播音樂時，某種可怕的恐懼用刺骨的寒冷使我幾乎全身顫抖，於是我決定發一封電報，告訴塞巴斯蒂安我當天就去。出於對人情事理的某種愚蠢的判斷力（在其他情況下，這種判斷力並不是我的專長），我想我最好還是問一問我的辦公室在馬賽的分部，看我離開幾天行不行。我發現不但不行，而且週末是否能離開還是個疑問。那個星期五，我忙碌了一天后回家非常晚。有一封電報在等著我，它中午就來了——可是很奇怪，日常的陳詞濫調總是佔統治地位，壓制了夢幻給人的微妙啟示，我竟然忘掉了那個夢在我耳邊的忠告。因此我撕開電報時只是期待看到業務上的信息。

“塞瓦斯蒂安病情無望速來斯塔洛夫。”電文是用法語寫的，塞巴斯蒂安名字裡的“v”是其俄語拼寫的標音；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我走進盥洗室，在穿衣鏡前站了片刻。然後我抓起帽子，跑下樓去。我到火車站時，是夜裡差一刻十二點，零點零二分有一趟火車，第二天下午兩點半到巴黎。 這時我發現沒帶多少現金，不夠買二等車廂的票，一剎那間我跟自己爭辯起來，如果我回去多拿些錢，然後趕最早的航班去巴黎不是更好嗎？可是火車很快就要來了，這太有誘惑力了。我利用了這個最便宜的機會，正如我一生中常做的那樣。火車剛開動我就震驚地意識到，我把塞巴斯蒂安的信忘在書桌上了，而且也沒記住他給我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