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第十八章

我先前想問尼娜的那個問題始終沒問。我本來想問她是否意識到那個讓她如此厭煩的蒼白憔悴的男人是當時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問這個有什麼用！對她這樣的女人來說，書籍沒有任何意義；在她看來，她自己的生活已包含了一百部小說所給人的激動和興奮。假如罰她在圖書館裡待一整天，不許出去，她到中午就會死的。我敢說塞巴斯蒂安在她面前從來不提自己的作品：如果談的話，就像跟一隻蝙蝠討論日晷一樣。所以咱們就讓那隻蝙蝠在逐漸加深的暮色中顫抖吧，讓它轉著圈地飛吧：它是在笨拙地模仿燕子。 塞巴斯蒂安在生命中最後的也是最傷心的日子裡寫下了《可疑的常春花》，這本書無疑是他的傑作。他是在什麼地方寫的這本書，又是如何寫的呢？在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裡（遠離古德曼先生警惕的目光）。在巴黎的一個“酒吧間”（不是他的情人有可能光顧的那種地方）靠裡邊牆角的一張普通桌子旁邊。在戛納或瑞昂某處罩在橘黃色太陽傘下的帆布椅子上，當時他的情人和她那幫朋友拋開他到別處縱情玩樂去了。在一個不知名的火車站的候車室裡，在兩次心髒病發作的間隔當中。在一個旅館裡，伴隨著院子裡洗盤子的叮噹聲。在我只能大致猜測的很多別的地方。這部書的主題很簡單：一個男人即將死去：你能感覺到他在書中每況愈下；他的想法和回憶充滿全書，有時清晰，有時模糊（就像不均勻的呼吸，時起時伏），一會兒翻捲起這個意象，一會兒又翻捲起那個意象，讓意像在風中飄浮，或者甚至把它甩到岸邊，它似乎在那裡移動，並自主生存了一會兒，很快又被灰色的海浪捲了回去，沉入海中或奇怪地變了形。一個男人即將死去，他就是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可是儘管書中其他人物的生活似乎完全是現實主義的（或至少在塞巴斯蒂安的意義上是現實主義的），讀者卻無法得知這個即將死去的人是誰，他的臨終床擺在哪里或漂浮在哪裡，或那是否真是床。這個男人等同於這本書；這書本身就在喘著大氣，奄奄一息，並曲起一隻嚇人的膝蓋。一個又一個思想意象衝擊著意識的海岸，於是我們追溯著來到心間的事或者人：一條被毀的生命的零星殘餘；先是爬行而後展開帶眼睛的翅膀的怠惰想像的人物。它們，也就是這些生命，不過是對主要題材的詮釋。我們追溯那個和氣的國際象棋選手施瓦茲老人，他在一幢房子的一個房間裡，坐在一把椅子上，教一個孤兒如何運作“騎士”這枚棋子；我們見到那個肥胖的波西米亞婦人，她那用廉價染髮劑染過的不褪色的頭髮中有一縷灰髮；我們傾聽那個面色蒼白的不幸的人在一間臭名昭著的酒館裡對著一個專注的便衣警察大聲譴責壓迫政策。那個身材修長的可愛的歌劇女主演在匆忙之中踩進了水窪，銀鞋子也毀了。一個老人在啜泣，一個穿著喪服的嘴唇柔軟的姑娘在勸慰他。瑞士科學家努斯鮑姆教授於凌晨三點半在一家旅館的房間裡槍殺了他的年輕情婦，並開槍自殺。這些人和其他人來來去去，開門關門，只要他們走的路上有光亮，他們就活著，他們繼而會被小說的首要主題——一個男人即將死去——的人浪花所淹沒。這個男人在一個可能是枕頭的東西上動了動胳膊或轉了轉頭；在他動的時候，我們一直注視著的這個或那個生命淡出了或變化了。在短暫的瞬間，這個男人的人性逐漸意識到自身的存在，於是我們感到自己正順著這本書的主動脈流淌。 “現在已經太晚了，'生命'的店鋪已經關閉了，這時他感到很遺憾：他還沒去買自己一直想買的某本書；他從未經歷過地震、火災、火車車禍；他從未到過西藏的打箭爐，也從未聽過藍喜鵲在中國垂柳上嘰嘰喳喳；他還沒跟他在寥寂的林中空地裡遇見的那個眼無羞色、行為出格的女中學生說過話；他還沒有因為一個羞澀醜陋的女人所開的無聊小玩笑而大笑過，因為那間屋子裡沒有人大笑；他曾經誤過火車，誤讀過暗示，錯過了許多機會；他還沒有把口袋裡的分幣遞給那個在街頭顫抖著給他拉小提琴的老人，那老人是他在陰冷的一天在某個被遺忘的小鎮遇見的。”

塞巴斯蒂安·奈特一向喜歡同時表現多個主題，讓它們碰撞，或者狡黠地把它們摻和在一起，讓它們去表達那層暗含的意義，這層暗含的意義只能用一系列波浪來表達，正如要讓一個中國浮標發出樂音只能靠海浪的汲動一樣。在《可疑的常春花》裡，他的創作方法已經達到了完美程度。重要的不是各個部分，而是所有部分的總和。 塞巴斯蒂安似乎還有一種方法表達人體逐漸死亡的過程：幾個步驟引入黑暗；大腦、肌肉和肺輪番行動。首先，大腦繼續思考不同層次的思想——關於死亡的思想：在一本借來的書（關於哲學家的故事）的邊緣潦草記下的看似聰明的想法：“死亡的吸引力：人體的生長被認為是倒掛式的，猶如一滴懸垂的水珠，逐漸拉長，最後跌落，完全消失。”還有許多詩學、宗教的想法：“……極端的物質主義的沼澤，以及迪恩·帕克所謂的樂觀神秘主義者所崇尚的金色樂園……”“可是這個垂死的人知道，這些都不是真正的思想；在關於死亡的概念當中只有一半可以說是真實存在的：問題的這一方面——那痛苦、那訣別、那生命的碼頭連同晃動的手帕一起緩緩離去：啊！如果他能看見沙灘消失的話，他就到達了彼岸；不，他還沒到達彼岸——如果他仍在思考的話。”（因此，一個來送別朋友的人可能在甲板上待得太晚，但仍沒成為旅行者。）

然後，疾病的魔鬼們用巨大的疼痛窒息了各種思想、哲學、推測、回憶、希望、悔恨。我們踉蹌著，爬行著，通過許多令人厭惡的風景，我們也不在乎去哪裡——因為到處都是痛苦，只有痛苦。現在前面的方法被顛倒過來了。當我們跟著那些日趨暗淡的思想意像走進死胡同的時候，那些思想意象越來越淡，取而代之的是慢慢襲來並包圍我們的可怕粗魯的幻象：一個小孩受折磨的故事，一個逃離殘酷國度的流亡者對先前生活的講述，一個被打得鼻青臉腫的溫順的瘋人，一個農夫使勁踢他的狗——實在是邪惡。然後疼痛也逐漸消失了。 “現在他只覺得精疲力竭，對死亡不再感興趣。”於是，“大汗淋漓的男人們在一個擁擠的三等車廂裡打呼嚕；於是一個學童趴在未完成的算術作業上睡著了。”

“我很累，很累……一個輪胎自動地轉呀，轉呀，一會兒搖晃，一會兒慢下來，一會兒……” 現在到了一汲光線突然完全照亮這本書的時刻：“……彷彿有人猛地打開了房門，屋裡的人嚇得站了起來，他們眨著眼睛，慌亂地抓起包裹。”我們覺得，我們處在某種絕對真理的邊緣，那真理光彩奪目，同時又幾乎樸素無華。作者使用了暗示性詞語，用這個不可思議的技法讓我們相信，他了解關於死亡的真理，並準備告訴我們。過了一會兒，我們將從這個句子的結尾、下個句子的中間，或再下面的句子裡，了解到會改變我們一切概念的東西，彷彿我們發現用某種無人試過的簡單方式動一動胳膊就可以飛翔。 “最難解的死結不過是一條彎彎曲曲的繩子；那繩子對手指甲來說是粗糙的，可實際上不過是許多粗糙而優美的圓環。我們憑目光就能解開它，而用笨拙的手指頭只會流血。他（那個即將死去的男人）就是那個死結，他馬上就會被解開，如果他能設法看見並用目光追隨那根繩子的話。不僅僅是他自己會被解開，一切——他按照我們幼稚的空間和時間觀念可能想像出的一切都會被解開；由於空間和時間都是人類發明出來作為謎語的謎語，因此它們會回到我們身邊：傳播無稽之談的迴力鏢……現在他已經捕捉到了某種真正的東西，這種東西與他在生活的幼兒園裡所學到的任何思想或情感或經驗沒有任何關係……”

所有生死問題的答案，即“毋庸置疑的謎底”，寫在他所了解的世界各地：就像一個旅行者認識到他所俯瞰的鄉野並不是各種自然現象的偶然集成，而是一本書中的一頁；在這一頁裡，這些山脈和森林，還有田野，還有河流，都被上蒼按照特殊的方式加以安排，構成了一句連貫的話；湖泊的元音與山坡的破擦輔音結合在一起；一條大路的諸多曲折路段用圓形字體寫下它的信息，與你父親寫的字體一樣清晰；樹木通過啞劇表演來交談，學過它們的語言姿勢的人能夠明白其中的含意……因此，那個旅行者只要拼讀風景的詞語就能揭示出風景的意義；同樣，人類生活的錯綜複雜模式終歸是字母組合圖案，現在我們用心靈之眼去拆解這些交織的字母，圖案就變得很清晰了。至於詞語，它顯示出的意義簡單得讓人吃驚：也許最令人驚奇的是，一個人在他的世俗生命過程中，由於大腦被一個鐵環緊緊圍繞，被他自身的夢想緊緊圍繞，他竟沒有體驗過簡單的智力反射，這種智力反射本來會解放被囚禁的思想並給予它偉大的理解力。現在這個字謎解開了。 “由於一切事物的意義照透了它們的形體，許多曾經顯得萬分重要的思想和事件逐漸縮小，但並未縮小到毫無意義的程度，因為現在什麼東西都不可能毫無意義，而是縮小到與那些以往不受重視的、現在又變得重要的其他思想和事件同等的程度。”因此，像科學、藝術或宗教這些由我們的大腦產生出的光輝的巨人離開了我們熟悉的分類體系，它們聯起手來，混合在一起，快樂地變得平等了。因此，放在一張疲勞的長椅那油漆木板上的一個櫻桃核及其小小的陰影，或一片碎紙，或幾百萬件其他瑣事中任何一件這樣的瑣事，都變大了，大得驚人。這個世界經過重新塑造和重新組合之後，很自然地向靈魂顯示了它的意義，就像它們兩者的呼吸那麼自然。

現在我們將要知道這個意義到底是什麼；那個詞語將要被說出來——而你，還有我，以及世上的每一個人將要拍自己的前額：我們真是傻瓜！作者似乎在他書中的最後一個轉折處停了片刻，好像在思考講出這個真理是否明智。他似乎抬起了頭，離開了那個他一直跟踪其思想的垂死的人，並轉向別處去思考：我們要跟踪他到底嗎？我們要小聲說出那個會粉碎我們大腦的舒適和寧靜的詞語嗎？我們要這樣做。我們目前已經走得太遠了，那個詞語已經在形成，就要出來了。我們轉過身，朝那張模糊的床，朝那個漂浮的灰色身形彎下腰——低一點，再低一點……可是那一分鐘的疑慮是致命的：那個男人死了。 那個男人死了，可我們還不知道。河對岸的常春花仍像以往那樣可疑。我們手裡拿著一本死書。或者我們錯了嗎？我有時感覺，當我一頁頁地翻著塞巴斯蒂安的傑作時，那個“毋庸置疑的謎底”就藏在裡面什麼地方，就藏在我讀得太匆忙的某個段落裡，或者它與那些用熟悉的假象欺騙了我的其他詞語糾纏在一起。我不知道有什麼別的書能給我這樣特殊的感覺，也許這就是作者的特殊意圖吧。

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在一張英國報紙上看到《可疑的常春花》的宣傳廣告的那一天。我是在巴黎一家旅館的前廳裡偶然看到那份報紙的。當時我在等一個人，我的公司想說服他做一樁買賣。我不善於說服人，總的來說，我並不看好那樁買賣，覺得它並不像我的老闆想的那麼有前景。我獨自坐在那個陰鬱而舒適的大廳裡，讀著那家出版商的廣告和用黑體字印的漂亮的塞巴斯蒂安的名字，此時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羨慕他的命運。那時我不知道他在哪裡，我至少有六年沒見到他了，我也不知道他當時病得如此嚴重，生活如此潦倒。與此相反，他的書問世的廣告在我看來是幸福的象徵——我想像他站在某個俱樂部一間溫暖的、令人愉快的屋子裡，兩手插進口袋，他耳朵發亮，眼睛濕潤發光，嘴唇上不時浮現一絲微笑——屋子裡的其他人都站在他的周圍，拿著盛滿波爾圖葡萄酒的玻璃杯，聽著他的笑話並哈哈大笑。這雖然是個荒唐的畫面，但是它那由襯衫的硬前胸、黑色晚禮服、顏色柔和的葡萄酒、輪廓明晰的面孔組成的顫動的圖案一直在發光，就像你在雜誌背面看到的那種彩色照片裡的一張。我決定，等《可疑的常春花》一出版就去買一本，我過去總是馬上買他的書的，可是不知為什麼我特別急不可待地要買這本書。過了一會兒，我等的那個人很快就下樓來了。他是個英國人，也讀過不少書。我們在談那樁生意之前，談了幾分鐘一般的事，我很隨便地指了指報上的那則廣告，問他是否讀過塞巴斯蒂安寫的書。他說讀過一兩本——《棱鏡的什麼東西》和《丟失的財物》。我問他是否喜歡那兩本書。他說在某種程度上喜歡，可是在他看來，那位作者是個可怕的自負的人，至少在才智方面。我請他解釋時，他又說，在他看來奈特一直在玩自己發明的遊戲，卻不肯把遊戲規則告訴他的同伴。他說他喜歡能讓人思考的書，而奈特的書不能讓人思考——它們讓你困惑，讓你發火。然後他談起另一位健在的作家，他認為那個作家比奈特要好得多。我利用談話的間歇適時地和他談起了生意。結果證明，這次談話並沒有像我的公司所期望的那樣成功。

《可疑的常春花》得到了許多評論，大多數都是冗長的，不乏恭維之詞。可是字裡行間不時暗示，這本書的作者是個疲憊的作者，這似乎是說，他不過是個令人厭煩的人，只是換了說法而已。我甚至覺察出一絲同情的意味，好像他們知道作者的某些悲傷沮喪的事情，這些事情書裡雖然沒有寫，但影響到他們對這本書的態度。有一個評論家甚至走了極端，他說他讀這本書時，“感情是複雜的，因為對讀者來說，坐在臨終床邊卻弄不清作者究竟是那個醫生還是那個病人，是很不愉快的經歷”。幾乎所有的評論都讓讀者明白，這本書篇幅有點過長，很多段落令人費解，而且無緣無故地讓人惱火。所有的評論都稱讚塞巴斯蒂安的“真誠”——無論這個詞指什麼。我常想，塞巴斯蒂安對這些評論是怎麼想的呢？

我把自己那本《可疑的常春花》借給了一個朋友，他拿去了幾個星期也沒讀，最後還丟在了火車上。我又買了一本，沒再藉給任何人。是啊，這本書是塞巴斯蒂安所有著作中我最喜歡的一本。我不知道它是否能讓人“思考”，即使能的話我也不大在乎。我喜歡它是因為它本身的原因。我喜歡它表現的社會習俗。有時我告訴自己，要把它翻譯成俄文不會太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