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十三章

第一件事是要弄清楚那個女人的身份。我怎麼開始找呢？我掌握了哪些材料呢？一九二九年六月，塞巴斯蒂安在布洛貝爾鎮的博蒙旅館下榻，就是在那裡遇見了她。她是個俄國人。別的線索就沒有了。 我和塞巴斯蒂安一樣，十分討厭郵政系統。在我看來，寫一封最短的信，再找信封，找到正確的地址，買麵值合適的郵票，然後寄信（還要絞盡腦汁去回想自己是否在信上簽了名），並不省事，還不如千里迢迢地跑一趟呢。再說，我要處理的是一件微妙的事，靠通信是不可能辦成的。一九三六年三月，在英格蘭住了一個月以後，我諮詢了一家旅行社，然後就出發去布洛貝爾了。 我的面前是一片潮濕的農田，上空飄著一縷縷綿長的薄霧，一棵棵直挺的白楊樹似乎飄浮在霧中，影影綽綽的。我看著這景像想，塞巴斯蒂安曾經路過這裡。一個有許多紅瓦房的小鎮蹲伏在輪廓柔和的灰色大山腳下。我來到一個淒涼的小車站，那裡有看不見的群牛在某輛已轉了軌的火車車廂裡悲哀地哞哞叫。我把旅行包存放在車站的衣帽間裡，走上一個平緩的山坡，朝著坐落在散發潮氣的公園後面的一片旅館和療養院區域走去。周圍沒有什麼人，現在不是“旅遊高峰期”；我突然痛苦地意識到，那個旅館可能會關閉。

可是它沒關閉；到目前為止，運氣還是給我幫忙的。 那所房子前面有精心維護的花園，有長出花蕾的栗子樹，顯得清新宜人。看起來這房子頂多能住大約五十人——這讓我精神振奮：我希望我的選擇範圍有所限制。旅館的經理是一個頭髮花白的男人，留著修剪整齊的絡腮鬍子，有一雙天鵝絨般的黑眼睛。我小心謹慎地進行探訪。 起先，我說我已故的哥哥塞巴斯蒂安·奈特是著名的英國作家，他來這裡住過，很喜歡這裡，所以我也想來這個旅館消夏。也許我本應先租一個房間，悄悄地住進去，以此討好經理（可以這樣說吧），等待一個更有利的時機，然後再提出我的特殊要求；可是我不知為什麼以為這件事也許當場就能解決。他說是啊，他還記得那個英國人，一九二九年在這裡住過，每天早晨都要洗澡。

“他不喜歡交朋友吧，是嗎？”我問，裝出很隨便的樣子，“他總是一個人嗎？” “哦，我想他是和他的父親在一起吧，”旅館經理含混地說。 我們兩人費了半天勁才把近十年間在博蒙旅館住過的三四個英國人的情況梳理清楚。我明白他並不怎麼記得塞巴斯蒂安。 “坦率地講，”我漫不經心地說，“我是在找一個女士的地址，她是我哥哥的朋友，也在那個時候住在這裡。” 旅館經理抬了一下眼眉，我感到很不自在，覺得自己犯了個小錯。 “為什麼？”他問。 （我馬上想：“我是不是應該賄賂他？”） 我說：“哦，我願意付給你報酬，你費心給我找找我想要的信息吧。” “什麼信息？”他問。 （他是個愚蠢而多疑的老傢伙——但願他永遠不會讀到這幾行文字。）

我繼續耐心地說：“不知道您能不能行行好，幫我找到一九二九年六月與奈特先生同時住在這裡的那個女士的地址？” “什麼女士？”他用劉易斯·卡羅爾筆下的毛毛蟲的間接反駁語氣問道。 “我不清楚她的名字。”我緊張地說。 “那你讓我怎麼找啊？”他聳了聳肩膀說。 “她是個俄國人，”我說，“也許你記得一個俄國女人——一個年輕的女士——還有，呃……長得很好看？” “Nous avons eu beaucoup de jolies dames，”他回答，態度越來越冷淡，“我怎麼能記得呢？” “那麼，”我說，“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看一看你的登記簿，找出一九二九年六月登記的俄國人的名字。” “確實有幾個俄國人名，”他說，“你怎麼挑出你需要的名字呢，如果你不知道那個名字？”

“把那些名字和地址都給我，”我絕望地說，“剩下的事我來處理。” 他深深地嘆了口氣，又搖了搖頭。 “不行。”他說。 “你的意思是說你不保存登記簿嗎？”我盡量心平氣和地問。 “啊，我當然保存登記簿，”他說，“我的生意要求這些事情井然有序。啊，是啊，我當然有客人的姓名……” 他溜達到房間後部，拿出一個大黑本子。 “在這兒呢，”他說，“一九三五年七月的第一個星期……奧特教授和夫人、薩曼上校……” “餵，你聽著，”我說，“我對一九三五年七月不感興趣。我想要的是……”他合上本子，把它拿走了。 “我只不過是想向你說明，”他背對著我說，“向你說明［一個鎖喀噠響了一下］我保存著登記簿，很有秩序。”

他回到辦公桌前，把放在吸墨紙簿上的一封信折疊起來。 “一九二九年夏天的，”我乞求道，“你為什麼不願意給我看我想要的記錄呢？” “唔，”他說，“這事行不通。第一，因為我不想讓一個我完全不了解的陌生人去麻煩我的老顧客，他們將來還會是我的顧客。第二，因為我不明白你為什麼那麼急著要找一個你不願意說出名字的女人。第三——我不想惹任何麻煩。我現在的麻煩已經夠多了。一九二九年就有一對瑞士夫婦在街角的那家旅館自殺了。”他前言不搭後語地補充道。 “這是你的最後決定嗎？”我問。 他點了點頭，看了看手錶。我轉身出去，使勁摔了一下門——至少我是盡力摔了門——那是個氣動門，碰不著門框。 我慢慢地走回火車站。那個公園。也許塞巴斯蒂安在彌留之際想起了那棵雪松下的那張石長椅。遠處大山的輪廓可能是某個難忘的夜晚有人用花式筆法揮就的。在我看來，整個地方像是大垃圾堆，我知道有一顆黯淡的珠寶就丟失在那裡。我的失敗是荒唐的，可怕的，極其痛苦的。追逐夢想的努力帶來的沉重遲緩的感覺。在逐漸消解的事物中進行的無望的摸索。 “過去”為什麼如此桀驁不馴？

“現在怎麼辦呢？”我那麼渴望開始寫的傳記的思緒流到了最後一個轉彎處就被白霧遮蔽了，就像我正在註視的山谷的狀況。我能撇開它不管，照樣寫我的書嗎？一本帶盲點的書。一幅未完成的畫——殉道者的四肢沒塗顏色，他的身邊放著箭。 我感覺很迷惘，覺得無路可走。我已經花了很長時間來考慮用什麼方法能找到塞巴斯蒂安的最後一個情人，因此知道幾乎沒有別的方法能找到她的名字。她的名字啊！如果我能看到那些油跡斑斑的黑本子，我覺得我會馬上認出她的名字的。我是不是應該放棄這條路子，轉而蒐集其他幾個有關塞巴斯蒂安的次要細節呢？那些細節我仍然需要，也知道到哪裡去獲取。 我就是懷著這種困惑的心態上了區間慢車，它將把我帶回斯特拉斯堡，然後我會繼續旅行，也許去瑞士……可是不行，我無法從失敗的刺痛中解脫出來；儘管我千方百計埋頭閱讀手中那張英文報紙：可以說我在進行訓練，只讀英文，因為我考慮到了即將開始的工作……可是你能開始做你缺乏全面了解的事嗎？

我獨自坐在車廂的隔間裡（正如你平時獨自坐在那類火車的二等車廂裡），可是後來，到了下一個車站，一個長著濃密眉毛的小個子男人上來了，他按歐洲大陸人的習慣和我打招呼，說的是法語，喉音很重，然後在我對面坐了下來。火車繼續奔馳，直駛進夕陽之中。突然間，我注意到對面的這位乘客衝著我笑。 “天氣太好了，”他說，並摘下禮帽，露出了粉紅色的禿頭，“你是英國人嗎？”他點著頭笑著問。 “唔，是吧，暫時是。”我回答。 “我看見，剛才看見你在讀英語雜誌，”他說，一面用手指頭指了指——然後匆忙地摘下淺黃褐色的手套又指了一下（大概有人告訴過他，戴著手套時用食指去指東西是不禮貌的）。我喃喃地說了點什麼就往別處看：我不喜歡在火車上聊天，而且這會兒我特別不想聊天。他隨著我注視的方向看過去。低低的夕陽點燃了一幢大樓的許多窗戶，當火車哐當哐當地駛過時，大樓慢慢地旋轉，展示出一個煙囪，又一個煙囪。

小個子男人說：“那是'弗蘭伯姆和羅斯'，上等的織物，工廠。紙張。” 他停了一會兒，然後撓了撓發亮的大鼻子，朝我探過身來。 他說：“我去過倫敦、曼徹斯特、設菲爾德、紐卡斯爾。”他看了看還沒數到的大拇指。 “對，”他說。 “玩俱生意。大戰以前。我以前踢點兒足球，”他又說，大概是因為他注意到我對一片坑洼不平的場地掃了一眼，場地上有兩個球門，垂頭喪氣地立在那裡——其中一個的橫梁沒有了。 他眨了眨眼；他的小八字鬍鬚翹了翹。 “有一次，你知道嗎，”他一面說著一面暗笑，身子直顫，“有一次，你知道嗎，我拋，拋球，從'外場'直接拋進了球門。” “啊，”我不耐煩地說，“你得分了嗎？”

“是風得了分。那是個robinsonnada！” “是什麼？” “是robinsonnada——妙招。是啊……你要去很遠的地方嗎？”他用哄誘人的口氣特別客氣地問。 我說：“怎麼，這趟火車最遠不就到斯特拉斯堡嗎？” “是啊。我的意思是，我剛才的意思是說一般情況。你常旅行吧？” 我說，是啊。 “從哪方面來說？”他抬起頭問。 “啊，我想是在以前吧，”我回答。 他點了點頭，似乎明白我的意思。然後，他又沖我探出身子，摸著我的膝蓋說：“我現在賣皮貨——你知道嗎——皮球，給別人玩的。老啦！沒力氣啦！還賣獵狗口套和類似的東西。” 他又輕拍我的膝蓋，“可是早些時候，”他說，“去年，四個去年，我在警察局——不對，不對，不止一次，不太對……便衣。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看了看他，突然對他有了興趣。 “讓我想想，”我說，“這讓我有了一個想法……” “是啊，”他說，“如果你需要幫助，需要好皮貨，cigarette-etuis、皮帶、忠告、拳擊手套……” “我需要第五個，可能也要第一個。”我說。 他拿起放在他座位旁邊的禮帽，小心地戴上（他的喉結上下滾動），然後歡快地笑了，對著我輕快地摘下帽子。 “我叫西爾伯曼，”他說著伸出手來。我握了握他的手，也通報了自己的姓名。 “可那不是英語名字，”他拍著自己的膝蓋喊道，“那是俄語名字！Gavrit parussky？我還知道幾個別的詞……等一等！對了！Cookolkah——小娃娃。” 他沉默了片刻。我腦子裡反复思考他讓我產生的想法。我是不是應該去找一個私人偵探機構諮詢呢？這個小個子男人會不會派上用場呢？ “Rebah！”他喊道，“我又想起一個詞。魚，是吧？還有……對了。Braht，millee braht——親愛的哥哥。” “我正在想，”我說，“如果我告訴你我目前的困境，也許……” “可是我就會那麼多，”他嘆著氣說，“我會說（他又數著手指頭）立陶宛語、德語、英語、法語（他的大拇指又沒數上）。俄語忘了。曾經會！還不錯呢！” “也許你能……”我開始說。 “任何事情，”他說，“皮腰帶、錢包、筆記本、建議。” “建議，”我說，“你看啊，我正在想法追踪一個人……一個俄國女人，我從來沒見過她，也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我只知道她在某一段時間裡住在某個旅館，在布洛貝爾鎮。” “啊，那是個好地方，”西爾伯曼先生說，“好極了，”——他抿了抿嘴唇，鄭重地表示認可。 “水好，散步道好，賭場好。你想讓我做什麼？” “唔，”我說，“首先我想知道，像這樣的情況一般能做什麼？” “最好是別打擾她，”西爾伯曼先生立刻說。 然後他突然往前探了探頭，濃密的眉毛動了動。 “忘了她吧，”他說，“把她從你的腦子裡甩出去。那很危險，也沒有用。”他從我的膝部撣掉了點什麼，點了點頭，又坐了回去。 “別顧忌那個，”我說，“問題是怎樣做，而不是為什麼要做。” “每一個'怎樣'都有它的'為什麼'，”西爾伯曼先生說，“你找，找到了她的身材、她的照片，現在想找她本人了吧？那不是愛情。哼！膚淺！” “啊，不對，”我喊道，“不是那回事。我根本不知道她長什麼樣。可是，你明白嗎，我那故去的哥哥愛過她，我想听她講我哥哥的事。這確實很簡單。” “太慘了！”西爾伯曼先生說，並搖了搖頭。 “我想寫一本關於哥哥的書，”我接著說，“而且我對他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都感興趣。” “他得的是什麼病？”西爾伯曼先生聲音低沉地說。 “心髒病。”我回答。 “心臟——真糟糕。太多的警告，太多的……一般的……一般的……” “死亡的彩排。對極了。” “是啊。他多大年紀？” “三十六歲。他寫書，用的是他母親的姓。奈特。塞巴斯蒂安·奈特。” “寫在這兒吧，”西爾伯曼先生說，同時遞給我一個特別精緻的新筆記本，裡面還有一支賞心悅目的銀鉛筆。隨著嚓嚓嚓的聲音，他整齊地撕下那一頁，放進口袋，又把本子遞回給我。 “你喜歡它嗎，不喜歡？”他說，臉上帶著急切的微笑，“請允許我送你一個小禮物。” “真的嗎，”我說，“太謝謝……” “沒什麼，沒什麼，”他擺著手說，“現在，你想要什麼?” “我想要，”我回答，“一份完整的名單，包括一九二九年六月間在博蒙旅館住過的所有的人。我還想知道一些具體情況：他們是誰，至少那些女人是誰。我想要他們的地址。我想確保沒有一個俄國女人能用外國名字隱身。然後我會挑出最有可能的一個人或幾個人，並且……” “並且想法和她們聯繫，”西爾伯曼先生點著頭說，“好啊！很好！所有開旅館的先生都在這兒呢［他給我看他的手掌］，這很簡單。請給我你的地址。” 他拿出另一個筆記本，這次是個很破舊的本子，幾張寫滿潦草字蹟的頁面掉了下來，像秋天的落葉一般。我又說，我會一直待在斯特拉斯堡，等他打來電話再走。 “星期五，”他說，“六點，準時。” 然後這個不尋常的小個子男人坐回他的座位，抱起胳膊，閉上眼睛，好像這樁成交的買賣在某種程度上給我們的談話畫了個句號。一隻蒼蠅飛過去審視他的禿額頭，但他一動不動。他打起盹來，直到火車到達斯特拉斯堡。我們就在那里分手。 我和他握手時說：“嘿，你必須告訴我收多少費……我的意思是，你認為收多少合適，我都願意付給你……也許你願意讓我預付定金……” “給我寄一本你寫的書，”他豎起一個又短又粗的手指頭說，“還要支付可能的花銷，”他輕聲補充說，“說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