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第十四章

你看，我就是用這種方法得到了一份有四十二個人姓名的名單，塞巴斯蒂安的名字也在其中（塞·奈特，倫敦西南區橡樹園公園路三十六號），他的名字似乎出奇的可愛，又讓人感到失落。我突然（高興地）注意到，所有這些人的地址都有，附在名字後面；西爾伯曼匆匆解釋說，經常有人死在布洛貝爾。在四十一個我不認識的人當中，有三十七個人“用不著懷疑”，這是小個子男人的原話。的確是這樣，這些人中有三個人（未婚婦女）有俄文名字，可是其中一人是德國人，一人是阿爾薩斯人：她們常常下榻這家旅館。還有一個姑娘叫薇拉·拉辛，有點讓人難以捉摸；然而西爾伯曼肯定地說她是法國人，還知道她實際上是個舞蹈演員，是斯特拉斯堡一個銀行家的情人。還有一對波蘭老夫婦，我們毫無疑慮地把她們排除了。這組“用不著懷疑”的人裡剩下的，也有三十一人，包括二十個成年男人；這二十人中只有八人已婚，或者說至少是帶來了妻子（埃瑪、希爾德加德、波琳等等），西爾伯曼敢發誓，這些都是年紀大點的人，都很有身份，顯然都不是俄國人。

這樣一來，我們還剩下四個名字： 莉吉雅·博希姆斯基小姐，地址是巴黎的。她在博蒙旅館住了九天，那是在塞巴斯蒂安下榻的初期；旅館經理已不記得她了。 德列齊諾伊夫人。她在塞巴斯蒂安去巴黎的前一天離開了旅館，也去了巴黎。經理還記得，她是個穿著非常講究的年輕女人，付小費很大方。我知道她姓氏中的“德”說明她是那種喜歡突出高貴身份的俄國人，儘管在俄國姓氏前加上法語的particule不僅是荒唐的，也是不合法的。她很可能是個愛冒險的女人，很可能是一個自視甚高的人的妻子。 海蓮娜·格里恩斯坦。這是個猶太人名，可是儘管有“斯坦”，絕不是德裔猶太人的姓氏。在“格里恩（grin）”裡，用字母“i”取代了自然的“u”，說明這個姓氏是在俄國發展起來的。這個女人是在塞巴斯蒂安離開前的一個星期住進旅館的，後來又多住了三天。經理說她是個漂亮的女人，以前到他的旅館來過一次，她家住在柏林。

海倫·馮·格勞恩。這是個地道的德文名字。可是經理肯定地說，那個女人住在這兒的時候，曾多次唱過俄文歌。他說，她有優美的女低音嗓音，而且長得非常漂亮。她總共住了一個月，比塞巴斯蒂安早五天離開，去了巴黎。 我非常詳細地記錄了所有這些細節，以及這四個人的地址。四個人中的任何一個都有可能是我要找的人。我熱情地感謝西爾伯曼先生，當時他坐在我面前，帽子放在雙腿的膝部。他嘆了口氣，低頭看著小黑靴子的前部，上面有鼠灰色的鞋罩。 “我弄來這個，”他說，“是因為我覺得你有同情心。可是……［他看著我，發亮的棕色眼睛透出些許請求的目光］可是請注意，我認為它沒有用。你不可能看見月亮的另一面。你別去找那個女人。過去的事就過去了。她不會記得你的哥哥。”

“我當然會提醒她的。”我嚴肅地說。 “隨你的便吧，”他咕噥著，同時聳了聳肩，並系上外衣的鈕扣。他站了起來。 “旅途愉快，”他說，臉上沒有了平時的微笑。 “哎，等一會兒，西爾伯曼先生，咱們得算算賬。我該付你多少錢？” “是啊，這就對了，”他說著坐回到座位上，“等一等。”他擰開自來水筆，匆匆寫下幾個數字，一邊端詳著它們，一邊用筆桿敲著牙，“對，六十八法郎。” “啊，那可不多，”我說，“也許你願意……” “等一等，”他喊道，“那是假的。我忘了……你還保管著我給你的，我上次給你的通告本嗎？” “怎麼，是呀，”我說，“事實上，我已經開始用它了。你明白嗎……我以為……” “那就不是六十八法郎了，”他說，一面很快地修正他的加法，“那……那就只有十八法郎了，因為買那個本子花了五十法郎。總共十八法郎。旅行的花銷……”

“可是，”我說，我目瞪口呆，不明白他的算法…… “別說話，現在對了，”西爾伯曼先生說。 我找出來一枚面值二十法郎的硬幣。儘管我願意高興地付給他比這高一百倍的報酬，假如他允許的話。 “好了，”他說，“現在我該找給你……對了，這就對了，十八加二等於二十。”他皺緊眉頭，“對，二十。這是找給你的。”他把我的那枚硬幣放在桌上就走了。 我真不知道寫完這本書以後怎麼寄給他：這個有趣的小個子男人沒給我留地址，我當時腦子裡想的都是別的事，沒想到問他要地址。但是如果他有一天真的看到了《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實生活》，我想讓他知道我多麼感謝他的幫助。還感謝他送給我筆記本。現在這個本子已經記了很多東西，等到我把它寫滿的時候，我會買一套新的紙頁裝進去。

西爾伯曼先生走後，我仔細地研究了他用那麼神奇的方法給我搞到的四個地址，我決定從那個柏林的地址開始走訪。如果這次走訪的結果讓我失望，那麼我就能從其他三個巴黎的地址中尋求解決問題的可能性，用不著再做一次長途的、會讓我更感乏力的旅行；我說“會讓我更感乏力”，是因為那時我會清楚我是在打最後一張王牌。與此相反，如果我第一次走訪就有好運，那麼……可是沒關係……命運因為我的決定已經給了我慷慨的回報。 濕漉漉的大雪片紛紛揚揚地斜著飄落在西柏林的帕騷爾大街上，我走近一所難看的舊房子，它的前臉有一半隱藏在腳手架後面，好似做了偽裝。我輕輕地拍了拍看門人小屋的玻璃，一個薄布窗簾猛地拉到一邊，一扇小窗啪地開了，一個肥碩邋遢的老婦人態度生硬地告訴我，海蓮娜·格里恩斯坦夫人確實住在這所房子麵。我感覺自己高興得輕輕顫抖，隨即上了樓梯。公寓門的黃銅牌子上寫著：“格里恩斯坦”。

一個面色蒼白、臉龐腫脹、打著黑領結的少年讓我進了屋，他一言不發，甚至沒有問我的姓名；他轉過身便沿著走廊離去了。在很小的門廳裡，衣架上掛著許多上衣。桌子上有一束被雪打濕的菊花，放在兩頂莊重的高禮帽之間。我看好像沒有人會過來，便輕輕地拍了拍一個房門，把門推開，然後又關上。在那一瞬間我看見一個深色頭髮的小姑娘躺在一個沒有靠背的長沙發上睡覺，身上蓋著一件仿鼴鼠皮上衣。我在門廳中央站了一會兒。我擦了擦被雪打濕的臉，擤了擤鼻涕。然後我冒昧地沿著走廊往裡走。有一扇門開著，我聽到很低的說話聲，講的是俄語。兩間大屋子是用一種拱形結構連接在一起的，裡面有很多人。我慢慢走進去的時候，有一兩個人把臉轉向我，茫然地看著，可是除此之外，我的出現並沒有引起注意。桌子上有一些玻璃杯，裡面有沒喝完的茶水，還有一碟麵包渣。一個男人在角落裡看報紙。一個身披灰色披肩的女人坐在桌子旁邊，用手托著腮，手腕上有淚珠。還有兩三個人坐在沙發上一動不動。一個小姑娘撫摸著一隻蜷縮在椅子上的老狗，她長得很像我剛才看見的那個睡覺的小姑娘。在旁邊那間屋子裡，有人開始笑或者是喘氣什麼的，那里人更多，有的坐著，有的四處轉悠。剛才在門廳迎接我的那位少年端著一杯水從我身邊走過，我用俄語問他我是否能和海蓮娜·格里恩斯坦太太說句話。

“葉蓮娜姑媽，”他衝著一個背對著我們的女人說。那女人身材苗條，穿著黑衣服，正彎著腰看著一個躬身坐在單人沙發上的老人。她走到我跟前，請我去走廊另一邊的小客廳。她很年輕，姿態優雅，較小的臉上抹了粉，溫柔的長眼睛好像被吊到了太陽穴。她穿著一件黑色套頭毛衣，兩隻手像她的脖子一樣小巧精美。 “Kahk eto oojahsno……天氣真是太糟糕了，是吧？”她小聲說。 我愚蠢地回應說，很抱歉，我來得不是時候。 “啊，”她說，“我以為……”她看著我。 “請坐吧，”她說，“我以為我剛才在葬禮上見過你一面……沒有嗎？那麼，你知道嗎，我的姐夫死了，而且……啊，不要緊，不要緊，請坐。今天一天都亂糟糟的。”

“我不想打擾你，”我說，“我最好還是走吧……我本來只是想和你談談我的一個親人……我想你認識他……在布洛貝爾……可是沒關係……” “布洛貝爾？我去過兩次，”她說。不知哪兒響起了電話鈴聲，她的臉抽動了一下。 “他叫塞巴斯蒂安·奈特，”我說，一面看著她那沒塗口紅的鮮嫩微顫的嘴唇。 “我從來沒聽過這個名字，”她說，“沒聽過。” “他是半個英國人，”我說，“他是寫書的。” 她搖了搖頭，然後轉向屋門，那門已被他的外甥、那個鬱鬱寡歡的少年推開了。 “索尼婭過半小時就來，”他說。年輕女子點了點頭，少年退出了屋子。 “事實上那個旅館裡的人我一個都不認識，”年輕女子接著說。我有禮貌地對她點了點頭，再次道歉。

“可是你叫什麼名字呢？”她問道，一面用黯然的溫柔的眼睛端詳著我，不知為什麼這雙眼睛使我想起了克萊爾。 “我想你說了你的名字，可是今天我的腦子好像很糊塗……噢，”她聽我說了名字以後說，“可是這個姓聽著很耳熟。以前在聖彼得堡不就有姓這個姓的男人在決鬥中被殺了嗎？啊，你的父親？我明白了。等一等。有一個人……就在前兩天……有一個人還回憶起這件事呢。多奇怪啊……總發生這樣的事，都成堆了。對了……是羅薩諾夫夫婦……他們認識你們家的人，知道所有的事……” “我哥哥有個學友叫羅薩諾夫。”我說。 “你可以查電話簿找他，”她馬上說，“你明白嗎，我不太了解他們，這會兒我也沒法查找什麼東西。” 她被叫走了，我一個人走向門廳。我發現那裡有一位年長的男士憂傷地坐著抽雪茄煙，他正坐在我的大衣上。起先他不明白我要什麼，後來就衝動地一再道歉。

我多少感到遺憾，海蓮娜·格里恩斯坦不是我要找的人。當然啦，她不可能是那個把塞巴斯蒂安害得那麼慘的女人。她這種類型的姑娘不會毀掉一個男人的生活——而會建設他的生活。她在這裡有條不紊地管理著這個突然充滿痛苦的家庭，但還能關註一個完全無關的陌生人的荒謬事務。她不僅傾聽我講述，而且給我提了建議。我當時就接受了這個建議，並馬上去尋訪。雖然我訪問的那些人與布洛貝爾鎮和那個未知的女人沒有任何關係，但我還是蒐集到了有關塞巴斯蒂安生活的最寶貴的幾頁記載中的一頁。一個比我思想更有條理的人會把這幾頁的內容放在這本書的開頭，可是我的探索已經生髮出了自身的魔法和邏輯；雖然我有時不禁相信，我的探索已逐漸發展成了夢想，用“現實”的圖案來編織它自身的幻想，可是我不得不承認，我正在被引向正確的方向，為了努力再現塞巴斯蒂安的生活，我現在必須遵循具有同樣節奏的編織模式。 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種規律，支配著某種奇怪的和諧，它把關於塞巴斯蒂安青春期的初戀的訪談，與關於他最後的隱秘戀情的啟示，安排在如此之近的地方。他生活的兩種模式相互質疑，其答案就是他的生活本身，這就是你探索人間真理所能達到的最接近的程度。他那時十六歲，女孩子也是十六歲。燈光熄滅了，大幕升起來，展現出俄國的夏日風景：一條河的轉彎處被樹蔭籠罩了一半，因為墨綠的樅樹長在河流一側的陡峭泥岸上，它們的枝葉連同深黑色的倒影快要伸展到河對岸了；對岸地勢較低，陽光充足，長著濕地花卉和銀色叢生草，散發著芳香。塞巴斯蒂安頭髮剪得很短，沒戴帽子，穿著寬鬆的綢襯衫，在起勁地劃著一條漆成鮮綠色的小船；他的襯衫一會兒貼著肩胛骨，一會兒貼著前胸，這取決於他的身子是往前彎，還是向後仰。一個女孩子坐在舵手座上，可是我們姑且讓她停留在沒有顏色的狀態：只有輪廓，是畫家沒有塗色的一個白色形體。深藍色的蜻蜓快速低飛，從這裡飛到那裡，落到睡蓮的扁平葉子上。許多人名、日期，甚至面孔被鑿在較陡峭的河岸那邊的紅土上，雨燕飛快地穿梭於那裡的洞穴之間。塞巴斯蒂安的牙齒閃著亮光。後來，當他暫停划槳向後看的時候，小船繼續滑行，伴隨著柔和的刷刷聲，進入燈芯草叢之中。 “你這個舵手可不怎麼樣，”他說。 畫面換了：那條河的另一個轉彎處。一條小路通向水邊，停住了，猶豫了一下，轉了彎，繞著一張做工粗糙的長椅轉了一圈。天色還不晚，可空氣是金黃色的，許多蠓蟲在山楊樹葉中間的一束陽光裡表演著原始的本族舞蹈；那些山楊樹葉終於靜止不動了，它們已經把猶大忘掉了。 塞巴斯蒂安坐在那張長椅上，看著一個黑封皮抄寫本，大聲朗誦著上面的英語詩歌。後來他突然停了下來：在靠左邊一點的地方，可以看見水面上露出一個女游泳者的頭部，有紅褐色頭髮，漸漸地遠去，長髮飄浮在後面。過了一會兒，那個裸泳者從河對岸冒了出來，用大拇指擤著鼻涕；原來那是村里留長發的牧師。塞巴斯蒂安繼續給身邊的姑娘朗讀詩歌。畫家還沒有把那個女孩子的白色形體塗滿顏色，只塗了那隻曬得黝黑的細胳膊，從手腕到胳膊肘的外邊緣都畫上了閃著暗光的絨毛。 正如在拜倫的夢幻中那樣，畫面又換了。這是個黑夜。天上佈滿星星，充滿生氣。幾年之後，塞巴斯蒂安寫道：凝望星星使他感到難受、噁心，打個比方，就像你看見一隻開了膛的野獸露出的腸子時那樣難受。可是在那個時候，塞巴斯蒂安還沒有把這個想法表達出來。天非常之黑。看不出公園裡什麼地方可能有小路。一片昏暗連著一片昏暗，不知從哪里傳來了貓頭鷹的叫聲。這是一個黑暗的深淵，突然間，一個發綠的小圓圈越移越近：那是一個手錶的發光錶盤（塞巴斯蒂安成年以後不贊成戴手錶）。 “你一定要走嗎？”他的聲音在發問。 畫面最後一次轉換：遷徙的仙鶴排成人字形從這裡飛過；它們發出的柔和呻吟聲逐漸消逝在黃褐色樺樹林之上的藍綠色高空中。塞巴斯蒂安坐在一棵被砍倒的大樹的白灰兩色樹幹上，仍然不是一個人。他的自行車放在一邊，車輪的輻條在歐洲蕨叢中閃著光。一隻黃緣蛺蝶從眼前掠過，停在大樹的截面上，搧著天鵝絨似的翅膀。他明天要回城了，星期一開學。 “這就完了嗎？你為什麼說咱們今年冬天不見面了？”他已經是第二次或第三次這樣問了。沒有回答。 “你真的認為你愛上那個學生小伙子了嗎？——vetovo studenta？”藝術家仍然沒給那位坐著的女孩的身形塗顏色，除了那隻胳膊和玩弄著自行車打氣筒的一隻削瘦的棕色的手。這隻手拿著打氣筒手柄的頂端在鬆軟的地上慢慢地寫出英語字“是”，目的是使這個回答和緩一些。 大幕隨著鈴聲降了下來。是的，就這麼多。故事就是這麼簡單，但令人心碎。塞巴斯蒂安在學校裡可能再也不會詢問每天坐在臨桌的男孩子：“你姐姐身體好嗎？”他也不應該再向仍來串門的老福布斯女士打聽她先前也教過的那個小姑娘。明年夏天他將如何走那同一條小路，如何觀賞夕陽，如何騎自行車去河邊呢？ （可是他第二年夏天的時間主要花在陪同未來主義詩人帕恩旅行了。） 事也湊巧，正是娜塔莎·羅薩諾夫的弟弟開車送我到夏洛滕堡車站乘巴黎快車的。我說，我剛才和他的姐姐（現在體態豐滿，已是兩個男孩的母親了）談起了一個遠去的夏天裡發生在俄國夢幻之鄉的事情，這有多怪呀。他回答說，他非常滿意自己在柏林的工作。我想方設法（我先前也想過辦法，但沒有成功）讓他談談塞巴斯蒂安的學校生活。 “我的記性特別不好，”他回答道，“不管怎麼說，我太忙了，對這種普通的事不會動感情的。” “啊，可是，”我說，“你肯定能，肯定能想起某件很突出的小事，什麼都行……”他哈哈大笑。他說：“唔，你剛才不是和我姐姐談了好幾個鐘頭嗎？她崇拜過去，是不是？她說，你要把她寫進書裡，再現她當年的樣子，事實上，這正是她夢寐以求的。” “請你回憶一下，想出點什麼來。”我固執地說。 “我告訴你我想不起來，你這個怪人。沒用，沒有一點用。除了抄襲作業、臨陣磨槍和給老師取外號等一般的廢話以外，沒有什麼好講的。我想，我們過了一段快樂的時光……可是你知道嗎，你的哥哥……我該怎麼說呢？……你的哥哥在學校裡不太招人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