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十二章

謝爾登從塞巴斯蒂安那裡什麼都沒問出來。他所了解到的那點情況是聽克萊爾本人說的，沒有多少價值。塞巴斯蒂安回倫敦後，一直收到俄文信件，是他在布洛貝爾時遇見的一個女人寄來的。她曾住在他下榻的那個旅館。其他情況就不得而知了。 六個星期之後（在一九二九年九月）塞巴斯蒂安又離開了英格蘭，直到第二年一月才回來。誰都不知道他去了哪兒。謝爾登猜他可能去了意大利，“因為戀人們通常去那裡。”他並沒有堅持自己的猜想。 塞巴斯蒂安是否對克萊爾做過最後的解釋，他走時是否給克萊爾留下了信，這都不清楚。克萊爾走了，就像來的時候那樣無聲無息。她換了住處，因為原來的住處離塞巴斯蒂安的公寓太近了。十一月裡一個陰鬱的日子，普拉特小姐從一個人壽保險營業廳出來往家走，在大霧迷漫的路上碰見了克萊爾。從那以後，這兩個姑娘時常相聚，可是很少提塞巴斯蒂安的名字。五年之後，克萊爾結婚了。

塞巴斯蒂安從那時就開始寫《丟失的財物》了。這本書似乎是他的文學發現旅程中的一種暫停：做一下總結，數一數人生道路上丟失的東西和失去的人，確定一下方位；無鞍套的群馬在黑暗中吃草發出的咀嚼聲；一堆營火的閃光；抬頭可見的星星。這本書裡有很短的一章描寫一次空難（只有一個乘客倖存，飛行員和其他所有乘客都遇難了）；倖存者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英國人，在離事故現場較遠的地方被一個農夫發現了，當時他坐在一塊石頭上。他蜷起身子坐在那裡——簡直就是一幅悲慘痛苦的畫面。 “你傷得重嗎？”農夫問。 “不重，”英國人回答，“就是牙疼。一路上牙都疼。”他們在農田裡找到了六封散落的信，都是航空郵件袋的殘存物。其中有兩封是非常重要的公務信件；第三封信從地址上看是寫給一個女人的，可是開頭卻寫著：“親愛的莫蒂默先生：現回答您關於第六批……”說的是下訂單的事；第四封是生日祝賀信；第五封是一個間諜的信，在猶如亂草的閒話裡藏有冷酷的秘密信息；最後一封的信封上寫的是給一家商貿公司的，但信紙裝錯了，是一封情書。 “我可憐的愛人，這封信會讓你痛苦。我們的野餐結束了；黑暗的道路坑洼不平，汽車裡最小的孩子要嘔吐了。一個討厭的傻瓜會告訴你：你必須勇敢。可是，我能對你說的表示支持或安慰的話，肯定都會像奶油布丁一樣——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你一向明白我的意思。有你在身邊，生活是可愛的——我說可愛，指的是鴿子和百合花，還有天鵝絨，以及中間那個柔軟的粉紅色字母'v'，和你的舌頭捲起來發出的拉長的［l］音。我們在一起的生活是富有詩意的，當我想到所有的小事因為我們不能再分享而將要死去的時候，我覺得我們彷彿也死了。也許我們是死了。你明白嗎，我們的幸福越大，它的邊緣就越模糊，它的輪廓似乎在融化，現在已經完全消解了。我並沒有停止愛你；但是我心中有什麼東西已經死了，我在霧中看不見你……這些都是詩歌。我在對你撒謊。我缺乏勇氣。一個詩人繞著彎子說話，沒有什麼比這更怯懦了。我想你已經猜到是怎麼回事了：該死的老一套——出了'另一個女人'。我跟她在一起非常不快活——這可是句真話。我想關於這件事的另一面我沒有更多的話要說了。

“我情不自禁地覺得，愛情有本質上的錯誤之處。朋友之間可以吵架或者逐漸疏遠，近親之間也可以這樣，可是沒有這種痛苦、這種感染力、這種與愛情緊緊相連的瀕死狀態。友誼從來沒有那種垂死的樣子。哎，這是怎麼回事？我並沒有停止愛你，可是因為我不能繼續親吻你那朦朧親愛的臉，所以我們必須分開，我們必須分開。為什麼這樣？這種神秘的排他性是怎麼回事？你可以有一千個朋友，但只有一個愛侶。成群的妻妾跟這事毫不相干：我說的是舞蹈，而不是體操。或者，你能想像一個高大的土耳其人像我愛你這樣愛他四百個妻子中的每個人嗎？因為如果我說'二'，我就已經開始計數了，那就會沒完沒了。世上只有一個真正的數字，那就是'一'。很明顯，愛情是這一奇特性的倡導者。

“再見了，我可憐的愛人。我永遠不會忘記你，也永遠不會讓別人取代你在我心中的位置。如果我試圖讓你相信，你才是純真的愛人，而我對那個女人的激情只不過是肉體的喜劇，那我就太荒唐了。一切都是肉體，一切都是純真的。可是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和你在一起很幸福，現在我和另一個人在一起很傷心。生活仍將這樣繼續下去。我將和辦公室裡的小伙子們開玩笑，享用我的大餐（直到我消化不良為止），閱讀小說，寫詩歌，留心股票的行情——總的來說，我將按照我一貫的行為方式去做事。可是那並不意味著沒有你我會幸福……每一件會讓我想起你的小事——你對屋子裡（你曾在那裡拍打過靠墊，跟撥爐火的人說過話）的家具表示不滿的眼神，我們一起看見過的每一件小事——對我來說將永遠像半個貝殼、半個一便士硬幣，它們的另一半由你保存著。再見吧。你走吧，走吧。不要寫信。跟查理或者別的叼著煙斗的好男人結婚吧。現在把我忘掉，可是以後你要記住我，在你忘掉我們戀情的這段苦澀部分之後。這信紙上的污漬不是眼淚造成的。我的自來水筆壞了，我用的是這個骯髒旅館裡的一支骯髒的筆。天實在太熱了，我還沒做成我應該'令人滿意地結束'（莫蒂默那傢伙常這樣說）的那樁生意。我想你那裡有我寫的一兩本書——可是那並不很重要。請你不要寫信了。L”

如果我們從這封虛構的信裡把所有關於那位假設作者的私生活信息都抽取出來，我相信其中有很多是塞巴斯蒂安所感受到的，或甚至是寫過的，寫給克萊爾的。他有一個奇怪的習慣，總愛給他筆下的人物，甚至是最怪異的人物，加上他本人有過的這種那種思想或印像或願望。他的主人公的信很可能是一種密碼，他用這種密碼表達了他與克萊爾關係中的一些真實情況。可是我說不出來除他之外還有哪個作家在展現自己的藝術時用過如此令人困惑的方式——在我看來是令人困惑的，因為我很想看一看藏在作者背後的那個真實的人。在一片具有想像性質的微光之中，很難看出個人真實情況的光芒，可是更難理解的是這樣一個令人驚訝的事實：一個寫出自己創作時真實感受的作家，竟能利用那些使他內心痛苦的東西，同時創造出一個虛構的、有些荒唐的人物形象。

塞巴斯蒂安在一九三〇年初回到倫敦，心髒病嚴重發作後就躺倒了。不知怎麼回事，他還能繼續創作《丟失的財物》，我想這要算他最容易寫的一本書了。當時只有克萊爾一個人負責處理他的文學事務，我們應該把這一點與後來發生的事聯繫起來理解。克萊爾走了以後，這些事務很快便亂成一團。在很多情況下，塞巴斯蒂安根本不知道事情是如何進展的，不知道自己與這個或那個出版商的具體關係。他是那麼糊塗，那麼無能，那麼健忘和無奈，他想不起人名或地址，想不起東西放在哪裡，現在他陷入了最荒謬的困境。奇怪的是，克萊爾在處理塞巴斯蒂安的事務期間，她那少女般的健忘竟被完全清晰穩定的目的性取代了；可是現在一切都失控了。塞巴斯蒂安從來沒學過使用打字機，現在神經太緊張又沒法學。 《有趣的山》在兩家美國雜誌同時發表了，而塞巴斯蒂安卻不知所措，記不清他是怎麼把這部小說賣給兩撥人的。然後又出了一樁複雜的事，有一個人想把拍成電影，已給塞巴斯蒂安預付了定金（塞巴斯蒂安卻不知道，因為他讀信的時候總是心不在焉），要拍一個縮短的“加強”版本，而塞巴斯蒂安從來沒想過要拍這樣的版本。 《棱鏡的斜面》又上市了，但塞巴斯蒂安卻不知道這回事。他甚至對任何邀請函都不予回复。電話號碼成了讓他難以把握的東西，他常常要東翻西翻，尋找記有這個或那個電話號碼的信封，這讓他筋疲力盡，比寫一章小說還要累。後來——他的心又開了小差，跟踪著一個不在身邊的情人，等著她來電話，——電話很快就會來了，否則他本人再也無法忍受這種懸著心的狀態；這時就會出現羅伊·卡斯韋爾有一次見到的情景：一個瘦削憔悴的男人，穿著寬上衣和臥室的拖鞋，登上了一節普爾曼車廂。

就是在這個階段的初期，古德曼先生出現了。塞巴斯蒂安漸漸地把自己的文學事務全都交給了他，並為遇見這樣能幹的秘書而感到非常鬆心。古德曼寫道：“我平時發現他躺在床上，像一隻面帶怒氣的豹子（這在某種程度上讓人想起《小紅帽》裡那隻戴著睡帽的狼）……”古德曼先生在另一段裡接著說：“我一生中從來沒見過看上去如此沮喪的人……我聽說，奈特有意無意模仿的那個法國作家馬·普魯斯特也很喜歡做出某種無精打采的'有趣的'姿態……”他還說，“奈特很瘦，面色蒼白，手很敏感，他喜歡像女人賣弄風情那樣給人看他的手。有一次他對我承認他早晨洗澡時喜歡往澡盆裡倒半瓶法國香水，可是儘管他做了這些，看起來還是打扮得很怪，很不得體……奈特非常自負，跟多數現代派作家一樣。有一兩次，我碰巧看見他往一個漂亮昂貴的簿子上粘貼剪報，肯定大多數都是關於他的作品的評論。他把這本剪報簿子鎖在書桌的抽屜裡，也許他感到有些羞恥，不願意讓我的批判目光看到他的人性弱點所產生的結果……他常常出國，一年兩次，我敢說他大概是去了Gay Paree……但是他對此秘而不宣，還故意表現出拜倫式的倦怠。我不禁感到他去歐洲大陸的多次旅行構成了他的藝術項目的一部分……他是個十足的'poseur'。”

古德曼先生開始論述較有深度的事情時，變得非常雄辯。他的想法是展現並解釋“藝術家奈特與他周圍的繁榮世界之間的致命的分裂”。 （顯然是道圓形裂縫。）“奈特不善於與人相處，這是他失敗的原因，”古德曼解釋說，並且在打字機上敲出三個圓點，“冷漠是這個時代最主要的罪孽，因為困惑的人類向作家和思想家緊急求助，要求他們即使不能醫治人類的痛苦和創傷也要關注它們……人們不能忍受'象牙塔'了，除非它被改造成燈塔或者廣播電台……在這樣一個時代……充滿亟待解決的問題當……經濟蕭條……拋棄了……欺騙了……無家可歸的人……極權主義的增長……失業……下一次超級戰爭……家庭生活的新特點……性……宇宙的結構。”正如我們所見，古德曼先生的興趣還挺廣泛。他接著說：“請注意，奈特絕對不肯關注當代的問題……有人讓他加入這個或那個運動，讓他參加某個重要會議，或者只是讓他在眾多名人已簽名的某個揭示重要真理或譴責不公正行為的宣言上補簽名字……他都斷然拒絕，不顧我多次的勸說，甚至不顧我多次的請求……的確，他在最後的（也是最鮮為人知的）一本書裡確實審視了這個世界……可是他選取的角度和他注意到的方面卻與嚴肅的讀者對嚴肅的作者所必然期待的大相徑庭……這就好比一個認真調查某大企業的運作和機械裝置的人，被別人花言巧語地領著去看窗台上的一隻死蜜蜂……我有時會叫他注意這本或那本剛出版的書，我因為它有普遍的或重要的意義而著迷，這時他總是孩子氣地回答：那本書是'毫無價值的蠢話'，要不然就是說些完全不著邊際的話……他常把'solitude'與'altitude'和拉丁文的'太陽'混為一談。他沒有認識到那不過是個陰暗的角落……然而，由於他極度敏感（我記得過去我抻手指頭抻得關節咔嚓作響時——這是我想事時的壞習慣，他會馬上皺起眉頭），他不由自主地感覺有什麼事出了錯……感覺他正在逐漸斬斷與'生活'的聯繫……感覺他的日光浴室的開關不起作用了。塞巴斯蒂安起初是個真誠的年輕人，他因自己易激怒的青春被拋進了粗野的世界而對世界做出了反應，開始感到痛苦。後來他成了作家，取得了成功，他的痛苦仍在繼續，作為一種時髦的假面具表現出來，現在這種痛苦已經成了新的醜陋的現實。他佩戴在胸前作為裝飾的牌子上，已不見了'我是孤獨的藝術家'的字樣；無形的手指頭已將它改成了'我是盲人'。”

如果我對古德曼先生的聰明而膚淺的措辭妄加評論，就會褻瀆讀者的理解判斷能力。假如塞巴斯蒂安是個盲人，那麼他的秘書無論如何會懷著強烈的慾望扮演起吠叫著拉著他走的導盲犬角色。羅伊·卡斯韋爾在一九三三年曾為塞巴斯蒂安畫過像，他告訴我，他還記得聽塞巴斯蒂安講過與古德曼先生的關係，還記得自己曾哈哈大笑。如果古德曼先生沒有變得有點過於雄心勃勃的話，塞巴斯蒂安大概永遠不會打起精神甩掉這個自負的人。一九三四年，塞巴斯蒂安從戛納給羅伊·卡斯韋爾寫信，說他偶然發現（他很少重讀自己的著作）古德曼更改了“天鵝”版《有趣的山》中的一個修飾語。 “我把他解雇了，”塞巴斯蒂安補充道。古德曼先生謹慎地避免談及這個次要細節。他把多年積累的各種印像都說盡之後，得出結論說，塞巴斯蒂安的真正死因是：他最後認識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是失敗的，因此在藝術方面也是失敗的”。然後，古德曼快樂地提到，他結束秘書工作是因為他轉入了別的行業。我將不再提古德曼的書了。那書已經作廢了。

可是當我觀看羅伊·卡斯韋爾創作的那幅肖像畫的時候，似乎看見塞巴斯蒂安的眼睛裡有一絲閃光，儘管其眼神流露出悲傷。畫家神奇地畫出了眼睛的深灰綠色虹膜，給人以潮濕的感覺；眼球周邊一圈顏色更深，並且似有金屑裝點其間。眼皮較厚，也許有點紅腫，發亮的眼球上似乎有一兩條血絲。這樣畫眼睛和臉是為了給人以清水中的倒影的印象，宛如那喀索斯的倒影一般——還有，在面頰較癟的地方有一個小小的漣漪，那是因為一隻水蜘蛛剛剛停在上面並向後漂浮。一片枯葉落在倒影的額頭上，額頭上有皺紋，就像一個人聚精會神地看東西時皺眉頭的樣子。額頭上凌亂的深褐色頭髮有一部分被另一個漣漪散開，而太陽穴處的一綹頭髮在發潮的陽光下發出一絲暗光。在兩條平直的眉毛之間有一條深溝，另一條深溝則從鼻子延伸到顏色暗淡的、緊閉的嘴唇。畫面上只有頭部。脖子的部位被貓眼石色的陰影遮掩著，彷彿身體的上半部分在逐漸消失。總的背景是一種神秘的藍顏色，一個角落裡有一個用樹枝做的精美的植物攀緣支架。塞巴斯蒂安就是這樣端詳著水潭中自己的倒影。

“我本來想在他的身後或頭頂上方畫點什麼，暗示有個女人，——也許是一個手影，也許是……什麼東西……可是後來我想那就成了講故事，而不是畫畫了。” “唉，好像沒有一個人知道那個女人。連謝爾登都不知道。” “她毀了他的生活，這一句話就總結了她起的作用，對不對？” “這還不夠，我想知道得更多。我想知道所有的情況。否則的話，塞巴斯蒂安的形象永遠不會完整，就像你的畫像那樣。啊，你畫得非常好，簡直像極了，我喜歡那隻飄浮在水面的蜘蛛。特別是它的畸形足在水下的影子，可是那張面孔只不過是偶然的倒影。任何人都可能往水里看。” “可是你不認為他看得特別仔細嗎？” “是啊，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不管怎麼樣，我必須找到那個女人。她是塞巴斯蒂安發展過程中一個失去的環節，我必須找到她——這是科學研究必不可少的。” “我拿這張畫和你打賭，你找不著她。”羅伊·卡斯韋爾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