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十一章

我正在很快地接近塞巴斯蒂安感情生活的關鍵時刻。我想了想我仍面臨的任務，當我根據它來考察已完成的工作時，深感忐忑不安。到目前為止，我對塞巴斯蒂安生活的描述公正嗎？是否像我先前所希望做到的那樣？是否像我現在描述他最後階段生活時所希望做到的那樣？使用外語慣用語的困難和文學創作經驗的缺乏，都不會讓人感到過分自信。可是儘管我在寫前幾章的過程中可能犯過錯誤，我還是決心寫下去，支持我的是一種隱密的認識：塞巴斯蒂安的幽靈正用某種循循善誘的方式努力給我提供幫助。 再有，我現在已得不到那麼多精神上的幫助了。詩人P·G·謝爾登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〇年間曾與克萊爾和塞巴斯蒂安交往甚密。我那次與克萊爾倉促相遇後不久便去拜訪了謝爾登，他很和善，願意把知道的情況都告訴我。兩個月之後（當時我已開始寫這本書了），又是謝爾登告訴了我克萊爾的死訊。克萊爾看起來是那麼正常、那麼健康的年輕女人，她怎麼會因大出血而死在空空的搖籃旁邊呢？謝爾登告訴我，在證明了它的標題名副其實的時候，她有多麼高興。因為這次確實成功了。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這本優秀的書會失敗，而那本同樣優秀的書卻會得到應有的承認，其原因將永遠是個謎。與塞巴斯蒂安的第一本小說的情況一樣，塞巴斯蒂安並沒有為了讓受到熱情的宣傳和熱烈的讚揚而動一根手指頭，也沒有拉關係走後門。當一家剪報社開始不斷地給他寄來讚揚他的書評樣張時，他拒絕訂購那些剪報，也絕不感謝那些好心的評論家。在塞巴斯蒂安看來，一個評論家說出自己對一本書的看法不過是履行職責，對這樣的人表示感謝是不恰當的，甚至是侮辱，因為評論家做出的評判本來不帶任何感情色彩，如果感謝他，就意味著對他那冷若冰霜的平靜態度報以溫暖的感情。再說，塞巴斯蒂安一旦開始感謝某個評論家，就不得不對其以後的每一行評論文字感謝來感謝去，唯恐突然停止感謝會傷害人家；最後，這種潮濕眩暈的溫暖會發展下去，因此，無論這位或那位評論家多麼以講實話著稱，心存感激的作家可能永遠無法確知評論的字裡行間是否悄悄摻雜了個人的同情。

在我們的時代，名望太平常了，不能與始終環繞著一本值得稱讚的書的光環混為一談。可是不管是什麼樣的名望，克萊爾都願意享受它。她想見一見那些想見塞巴斯蒂安的人，而塞巴斯蒂安卻絕對不想見他們。她想听聽陌生人談論，可是塞巴斯蒂安卻說對那本書已經不感興趣了。她想讓塞巴斯蒂安參加一個文學俱樂部，與其他作家交往。有一兩次，塞巴斯蒂安穿上漿洗過的襯衫去了，在專門為他安排的正餐會上連一句話都沒說，回來就把襯衫脫了。他感覺很不自在。他睡不著覺。他一陣陣地發脾氣——對克萊爾來說這可是個新添的毛病。一天下午，塞巴斯蒂安在書房裡寫《有趣的山》，試圖在“神經痛”的黑暗岩石之間走一條滑溜溜的陡峭小路，這時克萊爾進來了，她用最柔和的聲音問他是否願意會見一位訪客。

“不見，”他說，一面對著剛寫下的字呲牙咧嘴。 “可是，你叫他五點來的，而且……” “你把事搞糟了……”塞巴斯蒂安喊道，並把自來水筆甩向受到驚擾的白牆，“你就不能讓我安安靜靜地干活嗎？”他喊道，聲音越來越大，就連剛才一直在隔壁房間和克萊爾下棋的P·G·謝爾登都站了起來，關上了通向大廳的門。大廳裡，一個謙恭的小個子男人正在等候。 有的時候，塞巴斯蒂安會有一種瘋狂嬉鬧的心緒。一天下午，他和克萊爾以及幾個朋友在一起，他發明了一個絕妙的捉弄人的把戲，準備和一個他們將在正餐後會見的朋友開玩笑。奇怪的是，謝爾登忘記了那個計謀具體是什麼了。塞巴斯蒂安哈哈大笑，轉過身去，兩個拳頭一起敲，他由衷地感到高興的時候總會那樣。他們就要出發了，大家都迫不及待，而且克萊爾事先已用電話訂了一輛出租車，她的新銀絲鞋閃閃發光，她已找到了她的手包，可是突然間，塞巴斯蒂安似乎對這些失去了興趣。他看上去很厭煩，幾乎沒張嘴就打了個哈欠，一副很惱火的樣子，他當即說要出去遛狗，然後上床睡覺。在那些日子裡，他有一條黑色的小鬥牛㹴；最後那狗病了，不得不被消滅掉。

《有趣的山》寫完了，然後是《穿黑衣的白化病患者》，然後是他的第三篇、也是最後一篇短篇小說《月亮的背面》。你還記得《月亮的背面》裡那個令人快樂的人物吧——那個等火車的謙恭的小個子男人，他用三種不同的方式幫助了三個可憐的旅行者。這位西勒先生大概是塞巴斯蒂安筆下的眾多人物中最鮮活的一個，而且也恰好是他的“研究主題”的最後一個代表人物，這個主題我在評介《棱鏡的斜面》和時已談過了。在那兩本書裡逐漸發展起來的某種思想，似乎突然間成了真正存在的具體東西，因此西勒先生鞠躬的每個細節都符合習俗和禮儀的規範，引人注目，獨具特色——他那濃密的眉毛和較稀疏的鬍子，他那柔軟的衣領和“像帷幕後的偷聽者的凸出身形那樣移動”的喉結，他那雙棕色的眼睛，他那顯露出酒紅色靜脈的肥碩鼻子，“其形狀讓人懷疑他是不是把自己的肉瘤丟在了什麼地方”；他的黑色小領結和舊雨傘（“一隻悲痛服喪的鴨子”）；他鼻孔裡濃密的黑鼻毛；他摘帽子時光鮮而完美的動作給人帶來的美好驚喜。可是塞巴斯蒂安的作品越好，他自己的感覺卻越壞——特別是在創作兩部作品的間歇裡。謝爾登認為，塞巴斯蒂安幾年之後才寫的最後一本書（《可疑的常春花》）中所反映的世界，早在那個時候已經把陰影投射到他周圍的一切事物上了，他的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不過是光亮的假面具，是狡猾的誘惑物，借藝術探險之名引領他準確無誤地達到某個近期的目標。他可能仍像以往那樣喜歡克萊爾，但是人必有一死的強烈感覺開始困擾他，使他與克萊爾的關係看起來比實際上還要脆弱。至於克萊爾，她出於好心和天真，不經意間已在塞巴斯蒂安生活中某個陽光照耀的宜人角落裡消磨時光，而塞巴斯蒂安則從未在那裡停留；現在她被甩在了後面，不知道是應該努力追上他呢，還是試圖叫他回來。塞巴斯蒂安一直讓她快樂地忙碌，讓她替他打理文學事務，幫他把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她肯定感覺到什麼地方出了問題，感覺到自己與塞巴斯蒂安那具有想像力的生命失去接觸是危險的，但她很可能主觀地認為這只是一時的不安情緒，認為“一切都會慢慢回歸常態的”，並以此來安慰自己。我自然不能觸及他們關係的私密的一面，首先是因為討論一件誰都不能斷言的事是很可笑的。第二是因為“性”（sex）一詞的發音，包括粗俗的嘶嘶聲和“［ks］、［ks］”的噓聲，在我看來是那麼荒唐，我不禁懷疑這個詞是否真的代表什麼概念。說實在的，我相信我們在處理人性問題時，給予“性”一種特殊的情境，讓“性的概念”流傳（如果這種東西存在的話），並用它“解釋”其他的一切，是一個嚴重的推理錯誤。 “一朵浪花的激盪不能解釋整個大海，包括從海上明月到海蛇在內的整個大海；但是岩石臼裡的積水與通往中國的波光粼粼的航路同樣都是水。”（見《月亮的背面》）

“肉體的愛不過是表達同一件事物的另一種方式，而不是一種由'性管'奏出的特殊音符，你一旦聽到那種音符，它就會迴響在你靈魂的所有其他區間。”（見《丟失的財物》第八十二頁）“一切事物同屬於天地萬物的秩序，因為這就是人類感知方式的一致性；是個性的一致性；是物質的一致性，無論物質可能是什麼。唯一真正的數字是'一'，其他數字無非是'一'的重複。”（見《丟失的財物》第八十三頁）即便我從某個可靠的來源得知克萊爾不大符合塞巴斯蒂安做愛的標準，我也不想把塞巴斯蒂安經常發生的焦慮和緊張歸咎於他對性生活的不滿意。可是由於他經常對什麼事都不滿意，他也可能不滿意這段浪漫愛情的色彩。請注意，我用“不滿意”這個詞是廣義的，因為塞巴斯蒂安在生活中的那個階段情緒很複雜，比Weltschmerz或者說憂鬱情緒要復雜得多。這一點我們只能通過他的最後一部作品《可疑的常春花》來理解。在那個時候，《可疑的常春花》還只是遠方的濃霧。它很快就要變成海岸的輪廓線了。一九二九年，一位有名的心臟科專家奧茨醫生勸塞巴斯蒂安去阿爾薩斯大區的布洛貝爾住上一個月，那裡有一種療法證明很有效，已治好了幾個與他情況相似的病人。當時似乎有個默契，塞巴斯蒂安將獨自去那裡。動身之前，塞巴斯蒂安和普拉特小姐、謝爾登、克萊爾一起在他的公寓裡喝茶，他很快活，很善談，還取笑克萊爾，說她幫他收拾行李時，不顧他愛挑剔，竟當著他的面把自己皺皺巴巴的手絹掉在他的衣物裡。然後他猛地抓住謝爾登的袖口（他自己從來不戴手錶），瞇著眼睛看了看時間，突然往外跑，儘管離開車還有大約一個小時。克萊爾並沒表示要送他去車站——她知道他不喜歡那樣。塞巴斯蒂安吻了她的額頭，謝爾登幫塞巴斯蒂安把旅行包提了出去（我剛才說了嗎？塞巴斯蒂安一般不僱用僕人，除了一個心不在焉的女清潔工和一個附近飯店送飯的侍者以外）。他走後，那三個人默默地坐了一會兒。

突然間，克萊爾放下茶壺說：“我想，那塊手絹想和他一起去，我非常能領會那個暗示。” “你別傻了，”謝爾登先生說。 “為什麼不行？” “如果你的意思是說，你也想去趕那趟火車，”普拉特小姐說…… “為什麼不行？”克萊爾又說一遍，“我還有四十分鐘，可以趕上那趟火車。我現在就跑回住處，帶上一兩件東西，跳上出租車……” 她確實這樣做了。在維多利亞車站發生了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一個多小時以後，她給已回到家的謝爾登打了電話，苦笑著告訴他塞巴斯蒂安甚至不願意讓她待在站台上等火車開走。不知怎的，我的腦海裡出現了一個非常清晰的幻象：克萊爾到了車站，帶著手提包，就要張開嘴幽默地一笑，她那雙朦朧的眼睛費力地盯著車窗搜尋塞巴斯蒂安，最後找到了，或許是塞巴斯蒂安先看見了她……“你好，我來了。”克萊爾一定是很快活地說，也許有點過於快活……

幾天之後，塞巴斯蒂安給克萊爾來了信，告訴她布洛貝爾非常宜人，自己的身體特別好。然後就沒有音信了，只是在克萊爾給他發了一封表示擔憂的電報以後，他才寄來一張明信片，說他要縮短在布洛貝爾的日程，要去巴黎住一個星期，然後回家。 就是在那個週末，塞巴斯蒂安給我打來電話，我們兩人一起到一家俄國飯店去吃飯。我從一九二四年就沒再見過他，現在已經是一九二九年了。他看上去很疲憊，像是有病，由於他面色蒼白，給人的印像是沒刮鬍子，儘管他剛去過理髮店。他的脖子後面長了一個癤子，上面貼著粉紅色的護創膠布。 他問了我幾個問題，了解了我的情況，然後我們兩人都覺得繼續談話很不自在。我問他我上次見過的、和他在一起的那個姑娘怎麼樣了。 “哪個姑娘？”他問，“哦，克萊爾呀。是啊，她挺好的。我們就算結婚了吧。”

“你顯得有點病態。”我說。 “就是有病我也不在乎。你願意吃'佩爾米尼餃子'嗎？” “真想不到你還記得那東西的滋味。”我說。 “我為什麼不應該記得呢？”他冷淡地說。 我們吃著飯，有幾分鐘沒說話。然後我們喝咖啡。 “剛才你說那個地方叫什麼名字來著？布洛貝爾？” “是啊，布洛貝爾。” “那兒好嗎？” “這要看你認為什麼叫好，”他說，他下巴的肌肉動了動，咬了一下牙，把要打的哈欠憋了回去，“對不起，”他說，“我希望在火車上能睡點覺。” 他突然抓我的手腕。 “八點半。”我回答。 “我得打個電話，”他咕噥著說，並邁開大步穿過飯店的店堂，手裡還拿著餐巾。五分鐘後，他回來了，上衣口袋露出一半餐巾。我把它揪了出來。

“你看，”他說，“非常抱歉，我得走啦。我忘了還有個約會。” “我總感到沮喪，”塞巴斯蒂安·奈特在《丟失的財物》中寫道，“人們在飯店裡從來不注意那些給他們端飯、存大衣、推門的活躍的神秘人物。幾個星期前，我曾提醒一位剛和我一起吃過午飯的商人說，剛才那個遞給我們帽子的女人耳朵裡塞著棉花。他顯得很困惑，並說他根本就沒注意到那裡有女人……在我看來，因為忙著趕路而注意不到出租車司機有兔唇的人，是個偏執狂。當我想到一群人裡只有我一人關注那個賣巧克力糖的女孩的輕微的、非常輕微的跛足的時候，我常感覺自己就像坐在許多盲人和瘋子中間。” 就在我們離開飯店走向出租車車站的時候，一個眼睛昏花的老人舔了舔大拇指，遞給塞巴斯蒂安，或者我，或者我們兩人，一張他在散發的廣告。我們兩人都沒有接，都直視前方；我們是面色陰鬱的夢想者，無視他的贈予。塞巴斯蒂安對一輛出租車打手勢時，我對他說：“那就再見吧。”

“哪天到倫敦來看我吧，”他說，並向後掃了一眼，“等一等，”他又說，“這不行。我傷害了一個乞丐的感情……”他離開了我，很快又回來了，手裡拿著一張小紙片。他仔細地讀了上面的內容後才把它扔掉。 “你想搭一段車嗎？”他問。 我感覺他恨不得快點甩掉我。 “不用了，謝謝。”我說。我沒聽清楚他對司機說的地址，可是我記得他叫司機開快點。 當他回到倫敦時……不，這段故事的線索斷了，我又得求別的人把線索接上。 克萊爾馬上註意到有什麼事發生了嗎？她馬上猜疑發生的是什麼事了嗎？我們要不要猜想一下她都問了塞巴斯蒂安什麼，塞巴斯蒂安是如何回答的，她又說了些什麼？我想不必了……謝爾登在塞巴斯蒂安回來後不久就見到了他們兩人，發現塞巴斯蒂安顯得很怪。可是他以前也顯得很怪呀……

“我很快就開始擔心了。”謝爾登說。他單獨約見了克萊爾，問她是否認為塞巴斯蒂安還正常。 “塞巴斯蒂安？”克萊爾說，臉上慢慢顯現出可怕的微笑，“塞巴斯蒂安瘋了，瘋得厲害。”她睜大淺色的眼睛重複道。 “他不跟我說話了。”她又小聲說了一句。 然後謝爾登約見了塞巴斯蒂安，問他有什麼事不對頭。 “這跟你有關係嗎？”塞巴斯蒂安厭惡而又冷靜地問。 “我喜歡克萊爾，”謝爾登說，“所以想知道她為什麼整天像丟了魂似的。”（她每天都去塞巴斯蒂安那裡，坐在她過去從來不坐的角落裡。她有時給塞巴斯蒂安帶去糖果或者一條領帶。糖果還放在那裡沒有動，領帶還半死不活地掛在椅背上。她就像幽靈一樣穿過塞巴斯蒂安的身體。然後她會默默地消失，就像來的時候那樣悄無聲息。） “唔，”謝爾登說，“伙計，你說吧，你都對她乾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