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九章

塞巴斯蒂安和克萊爾之間的關係持續了六年。在此期間，塞巴斯蒂安寫出了他的頭兩部長篇小說：《棱鏡的斜面》和。他創作第一部用了七個多月（一九二四年四月至十月），創作第二部用了二十二個月（一九二五年七月至一九二七年四月）。在一九二七年秋季和一九二九年夏季之間，他寫了三篇短篇小說，後來（在一九三二年）把它們結集再版，書名為《有趣的山》。換句話說，克萊爾親眼見證了他總共五部作品中前三部的創作過程（我省略了他年輕時的作品——例如在劍橋時寫的詩歌——已被他本人銷毀）。在創作上述作品的間隙裡，塞巴斯蒂安一直在策劃這個或那個創新項目，有時加以變動，有時擱置一邊，有時再做變動，因此我們有把握認為，在這六年當中他一直很忙。而克萊爾就喜歡他的職業。

克萊爾沒有敲門就闖入了塞巴斯蒂安的生活，這就如同一個人會因為一個房間與自己的房間有點相像便走了進去。她待在這個房間裡，忘記了出去的路，於是默默地習慣了裡面的奇怪生靈，並且撫摸它們，儘管它們的形體令她驚訝。克萊爾沒有特殊的意圖，沒想過讓自己幸福或讓塞巴斯蒂安幸福，對於以後會發生什麼事也沒有一絲擔憂；這只是個自然地接受與塞巴斯蒂安共同生活的問題，因為沒有他的生活是難以想像的，比地球人在月球的山上搭野營帳篷還難以想像。如果當初她給塞巴斯蒂安生下一個孩子的話，他們兩人很可能會悄悄地結婚，因為那對他們和孩子來說是最簡便的解決辦法；但由於沒出現那種情況，他們根本沒想過要順從習俗，舉行符合道德的白色結婚儀式；如果他們做過必要的考慮的話，兩人大概都會欣賞那種儀式的。塞巴斯蒂安身上沒有你們的那種先進的“讓偏見見鬼去吧”的東西。他知道得很清楚，故意顯示自己對道德準則的蔑視，無異於表現自己自命不凡，無異於亮出自己的偏見。他通常選擇最容易走的倫理道路（正如他選擇荊棘最多的美學道路），只是因為那是通向他既定目標的最好捷徑；在日常生活中他過於懶惰（正如他在藝術生活中過於勤奮一樣），不願意為別人提出並解決了的問題而煩惱。

克萊爾遇見塞巴斯蒂安的時候是二十二歲。她不記得她的父親；她的母親也去世了，她的繼父又結了婚，因此，她的繼父及其再婚妻子給予她的“家”的模糊概念，可以用古老的智者派辯論術的說法來比喻，是“更換過的刀柄和更換過的刀片”，儘管她顯然不能指望找回原來的刀柄和刀片並把它們安裝在一起——至少今生今世不可能。她獨自住在倫敦，好像是上了一所美術學校，還學習了東方語言課程，還做了很多別的事。人們喜歡她，因為她文靜漂亮，面部雖不顯聰慧但有魅力，聲音柔和沙啞，不知怎的讓人忘不掉，好像上蒼用微妙的方法賦予了她一種天才，可以讓人記住她：她來到你的心中，形象非常清晰，讓人永遠忘不掉。就連她那雙指關節突出的大手也有一種特殊的魅力，而且她擅長跳舞，是個輕盈沉默的舞者。可是她的最優秀之處在於，她屬於那種非常非常罕見的女人；這種女人對這個世界不是採取習以為常、麻木不仁的態度，也不把日常事物僅僅看成反映自己女性特質的熟悉的鏡子。她具有想像力——靈魂的影響力——而且她的想像力具有特別強的、幾乎是男性的特質。她還有真正的美感。這種美感與藝術沒有多大關係，而是與她樂於觀察的習慣有關，她樂於看到煎鍋周圍有神聖光環，樂於看到垂柳和斯凱㹴之間有相似之處。最後一條，她有上蒼賦予的敏銳的幽默感。難怪她能那麼好地適應塞巴斯蒂安的生活。

他們在初識階段經常會面；秋天時克萊爾去了巴黎，我猜想塞巴斯蒂安不止一次去巴黎看她。那時塞巴斯蒂安的第一本書已構思好了。克萊爾已學會了打字，因此對她來講，一九二四年夏天的夜晚就是進入打字機送紙縫的一頁頁紙，帶著黑色、紫色的鮮活詞語又捲了出來。我可以想像克萊爾輕輕地敲擊著閃亮的鍵盤，伴隨著窗外溫暖陣雨滴落黝黑榆樹的沙沙聲，伴隨著屋子里里不時響起的塞巴斯蒂安的緩慢、嚴肅的聲音（普拉特小姐說，他並非僅僅口述，簡直就是發號施令）。塞巴斯蒂安一天當中要花大部分時間寫作，可是進展非常艱難，因此每天晚上克萊爾打字記錄下來的新內容不過十一二頁，就是這些還常常要返工，因為塞巴斯蒂安常隨心所欲地修改；我敢說，有時他會做任何作者都不會做的事——用歪歪斜斜非英語字體來抄寫已打好的一頁，然後再口述一遍。他在使用詞語方面煞費苦心，分外痛苦，這有兩個原因。一個是這類作家都會遇到的情況：他們必須跨越橫亙在“表達方法”和“思想”之間的深淵；你會感覺恰當的詞語、唯一可用的詞語就在遠處霧濛濛的對岸等著你，這種感覺令人發瘋；而尚未裹上衣服的“思想”則在深淵這一邊吵著要那些詞語，這讓人顫栗。塞巴斯蒂安不用現成的短語，因為他想說的事情都有特殊的身材，他更知道真正的概念如果沒有量身定做的詞語來表達就不能算存在。所以（用一個更近似的比喻），表面赤裸的“思想”要求穿上衣服，好讓人們看見它；而躲得很遠的詞語並不是表面上的空殼，它們只不過等著已被它們遮蔽的“思想”來點燃它們，啟動它們。塞巴斯蒂安有時感到自己像個孩子，別人給了他一大團亂七八糟的電線，命令他創造發光的奇蹟。他確實創造出來了；有時他根本意識不到自己做成這件事用的是什麼方法，有時他又用看似非常理性的方法花幾小時不斷撕扯電線——而什麼都沒做成。克萊爾一生中沒有創作過一行富於想像的散文或詩歌，但她對塞巴斯蒂安煞費苦心搞創作的每個細節都了解得那麼清楚（那是她個人的奇蹟），因此對她來說，她用打字機打出的字與其說是傳達其自然意義的載體，不如說是顯示塞巴斯蒂安沿著理想的表達路線摸索著走過的環路、鴻溝和彎路。

然而我要說的還不止這些。我知道，就像知道我和塞巴斯蒂安有共同的父親那樣肯定地知道，塞巴斯蒂安的俄語比他的英語好，而且更自然。我相信他可能是用五年不說俄語的方法來強迫自己認為已忘掉了俄語。可是語言是活生生的客觀存在的東西，不可能輕易地摒除。還有，應該記住的是，他出版第一本書的五年之前——也就是說，他離開俄國的時候，他的英語和我的英語一樣差。幾年之後，我靠人為的方法（通過在國外努力學習）提高了英語；他則試圖在說英語的環境裡自然而然地提高英語。他的英語確實有了驚人的進步，可我還是要說，如果他一開始就用俄語寫作，在使用語言上就不會有那麼多痛苦了。讓我再說一句，我保存著一封他去世前不久寫給我的信。那封短信是用更純粹和更豐富的俄語寫的，他的英語從來沒有達到那樣的程度，無論他在作品中使用的表達方式有多麼美。

我也知道，當克萊爾記下塞巴斯蒂安從亂麻般的手稿裡擇出的詞語的時候，她有時會停止擊鍵，輕輕地拉出夾在打字機裡的紙頁的外緣，重新閱讀那一行，然後微微皺起眉頭說：“不行，我親愛的，這話英語不能這麼說。”塞巴斯蒂安會瞪她兩眼，然後繼續在屋裡踱步，很不情願地考慮著她的意見，而她則輕輕疊起雙手，放在膝上，靜靜地等待。最後塞巴斯蒂安會嘟囔著說：“這個意思沒有別的辦法表達。” “嗯，如果，比如說，”克萊爾會這樣說——然後提一個具體建議。 “啊，好吧，如果你喜歡的話。”塞巴斯蒂安會這樣回答。 “我不是非要堅持我的意見，我親愛的，就按你的想法辦吧，如果你認為語法差也無傷大雅的話……” “啊，接著打字吧，”他會喊道，“你完全正確，接著打吧……”

到了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棱鏡的斜面》已經完成。小說於第二年三月出版，完全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我查閱了那個時期的報紙，就我所知，這本書只被提到過一次。那是在一家每逢星期天出版的報紙上，只有五行半，而且是夾雜在評論其他書的文字中間。 “《棱鏡的斜面》顯然是一部長篇小說處女作，因此評論時不應像對（前面提到的某某人的書）那樣嚴厲。在我看來，這本書的有趣之處在於它的晦澀，而它的晦澀之處又很有趣，但是也可能存在一種小說，其細枝末節我永遠捉摸不透。然而為了幫助那些喜歡這類東西的讀者，我可以多說一句：奈特先生善於描述繁瑣細節，正如他善於在動詞不定式中間插入副詞那樣。” 那年春天可能是塞巴斯蒂安一生中最快樂的時期。他剛從一本書裡解放出來，就感覺到下一本書的顫動。他的身體狀況好極了。他有一個令人愉快的伴侶。過去常有許多令人擔憂的小事困擾他，就像一大群螞蟻堅持不懈地爬滿整個莊園；現在他再也不受那些小事的困擾了。克萊爾替他寄信，替他核查洗衣店送回的衣服，確保他有足夠的刮臉刀片、煙草和鹹杏仁，要知道吃鹹杏仁是他的一大嗜好。他很喜歡和克萊爾一起去外面吃飯，然後去看話劇。話劇幾乎總是讓他渾身不舒服，回去之後還要抱怨，可是他逐漸通過剖析陳詞濫調找到了病態的快樂。他會因為一個表達貪婪的詞語、一個表達邪惡熱望的詞語而張大鼻孔，而當他抓住了一個小錯時，會突然厭惡得直咬後牙。普拉特小姐記得，有一次她那位對投資電影工業有興趣的父親邀請塞巴斯蒂安和克萊爾去看一場內部放映的耗資巨大、氣勢恢宏的影片。男主角是一個圍著豪華包頭巾的非常英俊的小伙子，劇情極富戲劇性。讓普拉特小姐最為驚訝和惱火的是，在劇情最緊張的時刻，塞巴斯蒂安竟哈哈大笑起來，笑得全身發抖，克萊爾也很激動，但是她不斷扯他的袖子，無奈地試圖制止他。塞巴斯蒂安和克萊爾兩人在一起一定度過了非常快樂的時光。很難相信，這段溫馨、親切和美好的時光竟然沒有被某個見證俗人生活的神仙用某種方式收集起來，珍藏起來。神仙一定看見過塞巴斯蒂安和克萊爾在丘園或里士滿公園裡散步（我從來沒去過那兩個公園，但覺得它們的名字很吸引人）；或者看見過他們夏天在鄉下漫遊途中坐在某個漂亮的小旅店裡吃火腿雞蛋；或者看見過他們在塞巴斯蒂安書房的寬大長沙發上看書，壁爐裡的火焰歡快地跳動，空氣裡已充滿一種英國聖誕節的氣息，因為在薰衣草和皮革的氣味中又增添了淡淡的香料味。神仙一定偶然聽到過塞巴斯蒂安給克萊爾講述自己在下一本書裡將要描寫哪些不同尋常的事情。

一九二六年的一個夏日，塞巴斯蒂安煞費苦心地寫完了特別難寫的一章之後，感覺乾渴難耐，頭昏腦脹，他想去國外度假一個月。克萊爾當時還要在倫敦處理事務，她說一兩個星期以後會去找他。當克萊爾終於到達塞巴斯蒂安先前決定要去的那個德國海濱度假地時，出乎她的意料，賓館的人告訴她塞巴斯蒂安已經走了，不知去了什麼地方，但他過兩天還會回來。克萊爾對此大惑不解；她後來告訴普拉特小姐，當時她並沒有覺得太著急或太難過。我們可以想像克萊爾當時的境遇：她又高又瘦，穿著藍色雨衣（天空佈滿陰雲，很不友善），毫無目的地在海濱小道上散步；沙灘上沒有什麼人，只有幾個對天氣並不感到失望的孩子；幾面三色國旗在衰敗的微風中哀傷地飄揚，獵獵作響；鋼灰色的海水擊打著這邊或那邊的海灘，波峰變成了一團團泡沫。在遠處的海岸上有一片山毛櫸樹林，幽深且昏暗，林中沒有其他灌木，只有一小片一小片的旋花屬蔓生植物點綴著起伏不平的褐色土壤；一種奇怪的褐色的寂靜在那些直挺平滑的樹乾之間等待著什麼：她想，她隨時可能發現一個德國童話裡戴紅帽子的矮個土地神在山谷的落葉間目光炯炯地窺視她。她拿出游泳用的衣物，躺在柔軟的白色沙灘上度過了快樂但倦怠的一天。第二天早上又下起雨來，午飯前她一直待在屋子裡閱讀約翰·多恩的作品，對於她來說，多恩從那時起便與那個雨濛蒙日子的灰白光線永遠聯繫在一起了，與一個鬧著要去走廊玩耍的孩子的哭喊聲永遠聯繫在一起了。塞巴斯蒂安很快就來了。他見到克萊爾時肯定是很高興的，可是他的舉止有些不自然。他好像很緊張，很不安，每次克萊爾要直視他的眼睛時，他總是把臉扭向別處。他說他遇到了一個多年前在俄國認識的男人，他們坐著那人的汽車去了——他說了一個地名，那地方在幾英里外的海岸邊。 “可是，我親愛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她問道，同時仔細端詳著他板著的臉。

“啊，沒什麼，沒什麼，”他慍怒地說，“我不能坐在這裡什麼都不干，我想干我的活。”他又說，並往別處看。 “我想知道你說的是不是實話。”她說。 他聳了聳肩，並用手掌邊緣觸摸他拿著的帽子的帽槽。 “走吧，”他說，“咱們去吃午飯，然後回倫敦。” 可是那天下午沒有方便的火車，要到晚上才有。由於天已放晴，他們就去外面散步。塞巴斯蒂安有一兩次盡量表現得像往常跟她在一起時那樣高興，但是很快就不行了，兩人都不說話了。他們來到山毛櫸樹林。樹林仍是那樣神秘，充滿單調的懸念；儘管克萊爾並沒告訴塞巴斯蒂安自己前一天來過這裡，但塞巴斯蒂安說：“這地方多有意思，多安靜啊。令人恐怖，是不是？你多半可以指望在那些落葉和旋花屬植物當中看見一個褐色小精靈。”

“你聽著，塞巴斯蒂安，”她突然喊道，並把雙手搭在他的肩上，“我想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大概不愛我了吧。是嗎？” “啊，我親愛的，別胡說。”他十分真誠地說，“可是……如果你一定要知道……你明白……我不善於騙人，唉，我本來就想讓你知道。事實是，我那天感覺胸口疼、胳膊疼，所以我想最好是趕緊去柏林看醫生。那個醫生當時就讓我住了院……嚴重嗎？……我希望不嚴重。我們討論了冠狀動脈、血液供應、主動脈竇等問題，總的看來他是個博學的老傢伙。我要去倫敦看另一個醫生，聽聽第二個人的意見，儘管我今天感覺身體好極了……” 我想塞巴斯蒂安已經知道自己得的是什麼病了。他的母親就死於同樣的疾病，是一種罕見的心絞痛，有的醫生叫做“勒曼氏症”。然而從表面上看，他在第一次發作之後至少間隔了一年，儘管在此期間他不時感到左胳膊有奇怪的刺痛，彷彿裡面癢癢的。

他又坐下來工作了，整個秋天、冬天、春天都在不停地工作。事實證明，他創作比創作第一部小說更艱難，花費的時間更長，儘管兩本書的篇幅差不多。我有幸了解到了塞巴斯蒂安寫完那天的情景。這得益於我後來遇見的一個人——說實在的，我在這章裡講的許多印象，都是在我用塞巴斯蒂安另一朋友的話印證普拉特小姐的話之後形成的，儘管引發這一切的火花來自我在倫敦大街上對步履沉重的克萊爾·畢曉普的瞬間印象，這真有點神秘莫測。 門開了。可以看見塞巴斯蒂安·奈特四肢攤開平躺在書房的地板上。克萊爾正把書桌上已打好字的紙頁捆成整齊的一捆。走進屋的那個人突然停了下來。 “沒事的，萊斯莉，”塞巴斯蒂安躺在地板上說，“我沒死。我已經建成了一個世界，今天是我的安息日，我在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