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八章

我媽媽去世後過了兩年，我又見到了塞巴斯蒂安。在那兩年期間，我除了收到他執意寄來的支票外，只收到過他的一張帶有圖片的明信片。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或十二月，一個天色灰濛蒙的下午，我正在香榭麗舍大街上向星形廣場走去，突然間，透過一家大眾餐館的玻璃門臉，我看見了塞巴斯蒂安。我記得我最初的衝動是繼續往前走，因為我突然意識到他來到巴黎卻沒和我聯繫，感到很痛心。我想了一下，還是進了餐館。我看見塞巴斯蒂安那光亮的深褐色的後腦勺，和坐在他對面的一個戴眼鏡的姑娘的低下的臉。那姑娘正在看一封信，我走近的時候，她淡淡一笑，把信遞給了塞巴斯蒂安，又摘下有角質鏡架的眼鏡。 “內容不豐富嗎？”塞巴斯蒂安問，就在這會兒我把手搭在他削瘦的肩膀上。

“啊，V.，你好，”他抬起頭來說，“這是我弟弟，這是畢曉普小姐。坐下吧，坐舒服點兒。”畢曉普小姐很好看，很文靜；面龐白皙，稍有雀斑，面頰有些凹陷；眼睛藍灰色，有點近視；嘴唇很薄。她穿著裁剪得體的灰衣服，戴著藍圍巾和一頂三角小帽。我相信她是留著短頭髮。 “我正要給你打電話呢，”塞巴斯蒂安說。我想這恐怕不是真話。 “你知道嗎，我在這裡只待一天，明天就要回倫敦。你想喝點什麼？” 他們兩人正在喝咖啡。克萊爾·畢曉普在她的手包裡摸索著什麼，她的眼睫毛上下顫動。她找出一塊手絹，輕擦粉紅色的鼻孔，先擦一個，再擦另一個。 “感冒加重了，”她說，並“啪”的一聲關上了手包。 “啊，很不錯。”塞巴斯蒂安說，他是在回答一個很明顯的問題，“事實上，我剛剛寫完一部長篇小說。我選定的那家出版商給我寄來一封鼓勵信，從這封信判斷，他好像很喜歡這本書。看起來，他甚至對小說的標題《知更鳥反擊》表示贊同，儘管克萊爾不同意。”

“我覺得這標題聽著就傻，”克萊爾說，“再說一隻鳥也不會反擊啊。” “這是從一首有名的童謠來的。”塞巴斯蒂安說，他是解釋給我聽的。 “愚蠢的典故，”克萊爾說，“你的第一個標題比這要好得多。” “我不知道……棱鏡……棱鏡的……”塞巴斯蒂安低聲說，“那不是我想要的標題……可惜'知更鳥'那麼不讓人喜歡……” “一個標題，”克萊爾說，“必須傳達書的色彩，——而不是它的題材。” 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聽到塞巴斯蒂安在我面前討論文學上的事。我也很少看見他如此輕鬆愉快。他顯得乾淨利索，身體健康。他那輪廓優美的白皙面孔，以及面頰上的一點陰影——他是那種為了去外面吃飯不得不每天刮兩次臉的不幸的人——沒有顯出一絲往常的不健康的灰暗顏色。他那對有點尖的大耳朵顏色火紅，就像他快樂得激動時的樣子。而我卻一句話都說不出來，而且有些僵硬。不知怎的，我覺得自己介入了不該介入的談話。

“咱們去看個電影，或者乾點什麼，好嗎？”塞巴斯蒂安問，同時把兩個手指頭伸進西裝背心的口袋裡。 “隨你吧。”克萊爾說。 “Gah-song。”塞巴斯蒂安說。在這之前我就注意到，他努力像一個真正健康的英國人那樣念法語詞。 我們花了一些時間在桌子底下和長毛絨座位底下找尋克萊爾的一隻手套。她抹了一種清涼味的好香水。最後我找到了手套，是灰色仿鹿麂的，有白色襯里和帶流甦的喇叭形護腕。我們通過旋轉門時，她慢慢地戴上了手套。她個子很高，後背挺得很直，腳腕很漂亮，穿著平跟鞋。 “哎呀，”我說，“我不能和你們一起去看電影了。很抱歉，我有別的事要處理。也許……可是你具體什麼時間走？” “啊。今天晚上，”塞巴斯蒂安回答，“可是我很快還要來的……我真笨，沒有早點告訴你。不管怎麼說，我們可以陪你走一小段路……”

“你熟悉巴黎嗎？”我問克萊爾…… “我的包裹。”她突然停下來說。 “呃，好吧，我去拿。”塞巴斯蒂安說。他走回餐館。 我和克萊爾兩人沿著寬闊的人行道慢慢地往前走。我怯生生地重複了剛才的問題。 “是的，比較熟悉，”她說，“我在這裡有些朋友——我要和他們一起待一段時間，直到聖誕節。” “塞巴斯蒂安看著身體挺好的。”我說。 “是啊，我想他的身體是不錯，”克萊爾說，一邊回過頭張望，然後朝我眨了眨眼，“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看上去一副窮愁潦倒的樣子。” “那是什麼時候？”我大概是這樣問的，因為我現在還記得她的回答：“今年春天在倫敦，在一個很糟糕的聚會上，可是那個時候他在聚會上總是顯得窮愁潦倒的。”

“你的bongs-bongs在這兒，”我們背後響起了塞巴斯蒂安的聲音。我告訴他們，我要去星形廣場地鐵站，於是我們從左邊沿著廣場的邊緣走。我們正要穿過克萊貝爾大街時，克萊爾差點讓一輛自行車撞倒。 “你這個小傻瓜，”塞巴斯蒂安說，一面拽住了她的胳膊肘。 “鴿子太多了。”克萊爾說，這時我們走到了人行道的邊緣。 “是啊，太多了，它們還有一股味。”塞巴斯蒂安補充說。 “什麼味？我的鼻子堵了，”她問道，同時吸吸鼻子，仔細端詳著在我們腳邊大搖大擺走著的一大群肥鴿子。 “鳶尾花和橡膠味。”塞巴斯蒂安說。 一輛大卡車在避讓一輛運家具的小貨車時發出低沉的長音，嚇得那些鴿子飛了起來，在空中打轉。它們落在凱旋門的珍珠灰色和黑色的雕帶上。當一些鴿子撲打著翅膀再飛起來的時候，帶浮雕的柱頂部有些地方似乎變活了，像雪片紛飛。幾年之後，我在塞巴斯蒂安的第三本書裡找到了描繪這種情景的畫面：“那石頭化成了翅膀。”

我們又穿過了幾條大街，來到地鐵站的白色扶梯前。我們在那里分了手，大家情緒都很愉快……我還記得塞巴斯蒂安的向後傾斜的雨衣和克萊爾的藍灰色身形。她挽起他的手臂，調整了步伐，跟上他那搖搖晃晃的大步。 現在，我從普拉特小姐那裡了解到很多事，這讓我渴望了解得更多。她要求和我談話的目的在於弄清楚塞巴斯蒂安的遺物裡是否還有克萊爾·畢曉普寫的信。她強調這不是克萊爾·畢曉普讓她打聽的；事實上克萊爾·畢曉普並不知道我們兩人的談話。克萊爾現在已經結婚三四年了，她過於高傲，不願意談論往事。普拉特小姐是在塞巴斯蒂安的死訊見報後過了約一星期才見到克萊爾的，可是這兩個女人雖說是老朋友（也就是說，她們相互知道對方的很多事，多得超出對方的想像），克萊爾都沒有詳談這件事。

“我希望他沒有太不快活，”克萊爾平靜地說，然後又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還保存著我的信。” 克萊爾說這話時的姿態、她瞇眼睛的樣子、她改換話題前的一聲嘆息，使她的朋友相信，如果她知道自己的信已被銷毀會大大地鬆一口氣。我問普拉特小姐，我能不能和克萊爾取得聯繫，我能不能說服克萊爾給我講塞巴斯蒂安的事。普拉特小姐回答說，她了解克萊爾，她甚至不敢把我的要求轉達給克萊爾。 “沒希望，”這是她的回答。一剎那間我產生了一個不道德的想法，我很想暗示：那些信都在我手裡，我願意把它們交給克萊爾，條件是允許我去訪問她；我是那麼強烈地渴望見到她，只是為了看到我要提的那個名字的陰影怎樣從她臉上掠過。可是不行——我不能用塞巴斯蒂安的往事進行敲詐。絕對不能。

“那些信都燒了，”我說。然後我繼續請求，一遍又一遍地說，試一試總不會有什麼壞處吧；當她告訴克萊爾我們的談話情況時，難道不能讓克萊爾相信我的訪問會很短，並無惡意嗎？ “你到底想知道什麼？”普拉特小姐問，“因為，你要知道，我本人就可以告訴你很多事情。” 她給我講了很長時間，都是關於克萊爾和塞巴斯蒂安的事。她講得非常好，儘管她像大多數女人一樣，在回顧往事時總想進行道德說教。 當她的故事講到某一點的時候，我打斷了她：“你的意思是，誰都沒有發現另一個女人叫什麼名字嗎？” “沒有，”普拉特小姐說。 “可是我怎麼找她呢？”我喊道。 “你永遠找不到她。” 她談到塞巴斯蒂安的病情時，我又打斷了她：“你說他是什麼時候得的病？”

“哎呀，”她說，“我不大清楚。我看見他發病的那次已經不是第一次了。當時我們從一個飯店出來。天很冷，他找不到出租車。他很緊張，很生氣。他朝著一輛停得遠一點的出租車跑過去。然後他停下來，說覺得不好受。我記得他從一個小盒子裡拿出一個藥丸或什麼東西，包在他的白絲圍巾裡用力捏，好像還把它往臉上摁。那一定是一九二七年或二八年的事。” 我又問了幾個問題。她仍然是那麼認真地逐個回答，然後繼續講她那憂傷的故事。 她走了以後，我把這些都記錄下來——可那是死的故事，死的故事。我必須見到克萊爾！只要看上她一眼，和她說上一個字，只要聽見她說話的聲音，就足以讓往事鮮活起來（而且必須這樣，絕對有必要）。我為什麼會這麼想，自己也不明白；正如我總也弄不明白，在幾個星期之前的難忘的一天，我為什麼那麼相信，如果能找到一個垂死的但還有意識的人，就能了解到迄今為止沒有人了解的事情。

後來，在一個星期一的早晨，我去了克萊爾的家。 女僕把我領進一間小客廳。克萊爾在家裡，我至少從那個臉色紅潤而且處事自然的年輕女僕那裡了解到這一點。 （塞巴斯蒂安在什麼地方提到過，英國小說家們在描寫家庭女僕的時候總是用某種一成不變的口氣。）另一方面，先前我從普拉特小姐那裡得知，畢曉普先生每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在倫敦城裡忙公務；奇怪——克萊爾·畢曉普嫁給了一個和她同姓的男人，而且還沒有親戚關係，完全是巧合。她不願意見我嗎？我應該說，他們的家境比較富裕，但不是很……也許二樓有一間L形客廳，對面有幾間臥室。整條街上都是這種結構緊湊的狹窄房子。她下個決心花的時間可真夠長的……我來之前是不是應該壯著膽子先打個電話呢？普拉特小姐是不是已經把那些信的事告訴她了？突然我聽見有人下樓梯的輕柔腳步聲，一個高大的男人邁著輕快的步子走進了房間，他穿著一件鑲有紫色帖邊的黑色晨衣。 “很抱歉，我穿著這樣的衣服，”他說，“可是我得了重感冒。我叫畢曉普，我想你要見我的太太。” 我突發奇想，把感冒傳染給他的是不是我十二年前見過的那個鼻子粉紅、聲音沙啞的克萊爾呢？ “啊，對，”我說，“如果她沒忘記我的話。我們在巴黎見過一次。” “哦，她倒是記得你的名字，”畢曉普先生說，並直視著我，“可是我很抱歉，她不能見你。” “我晚點再來行嗎？” 片刻的沉默過後，畢曉普先生問： “我猜你的來訪跟你哥哥的死有些什麼關係吧，我說得對嗎？”他站在我面前，兩手插在晨衣口袋裡看著我，他的淺黃色頭髮像是用一把憤怒的刷子往後刷的——一個好人，一個體面的傢伙，我希望他不介意我在這裡這麼說。我要補充一句，最近在很悲傷的情況下我和他通了幾封信，這些信消除了我們第一次談話時可能產生的任何不好的感覺。 “她會因為這事不見我嗎？”這回是我發問了。我承認，那是句蠢話。 “你無論如何不能見她，”畢曉普先生說，“對不起，”他又說，語氣變得緩和了一些，因為他感覺我正在安全地退出。 “我相信在別的情況下……可是你要明白，我的太太對回憶過去的友誼過於敏感，而且恕我直言，我認為你就不應該來。” 我步行回去，一路上懊悔自己把事情搞糟了。我想像著如果我發現克萊爾獨自在家我會對她說什麼。不知怎的，我這時竭力說服自己，如果她是獨自一人的話，她會見我的：看來一個沒有預見到的障礙會使你事先設想的那些障礙變得微不足道。我本來會說：“咱們不談塞巴斯蒂安。咱們談談巴黎吧。你對巴黎很熟悉嗎？你還記得那些鴿子嗎？告訴我你最近在讀什麼書？……談談電影怎麼樣？你現在還丟手套、丟包裹嗎？”或者我可以用一個更大膽的方法，直接發起攻擊。 “是啊，我知道你對這事的感受，可是請你給我講一點他的事，我求你啦。為了他的形象。為了那些小事，如果你不讓我把它們寫進關於他的書裡，它們就會溜走，就會消逝了。”哎，我相信她永遠不會拒絕的。 兩天之後，我堅定地懷著這最後的意圖又做了一次努力。這一次我決心要更加慎重。那是一個晴朗的早晨，天色還早，我能肯定她不會總待在屋裡。我會在她那條街的拐角處佔一個不起眼的位置，等著她的丈夫出發去倫敦城，等著她出來，然後上前和她搭話。可是事情並沒有完全像我期待的那樣發展。 我離預定的地點還有一小段距離，克萊爾·畢曉普就突然出現了。她剛剛從我這邊穿過馬路，到了另一邊的人行道上。我馬上就認出了她，儘管我是多年前見的她，而且只和她一起待了短短的半小時。她的臉現在蒼白清癯，身體圓鼓鼓的，樣子很怪，可我還是認出了她。她走得很慢，腳步沉重。當我過了馬路朝她走去的時候才意識到，她已經懷孕好幾個月了。由於我生性好衝動（這常讓我誤入歧途），我不自覺地朝她走過去，臉上帶著歡迎的微笑，可就是在那幾分鐘裡，我那十分清醒的意識佔了上風，我認識到無論用什麼方法我都無法和她談話，無法和她打招呼。這跟塞巴斯蒂安沒有關係，跟我的書沒有關係，跟我對畢曉普先生說的話也沒有關係，完全是因為她莊重的聚精會神的樣子。我知道我甚至不應該讓她認出我來，可是正如我剛才說的，我的衝動本性驅使我過了馬路，讓我在走上人行道的時候差一點撞上她。她腳步沉重地往邊上躲閃，並睜大了患近視的眼睛。感謝上帝，她沒有認出我來。她的面孔蒼白，上面有鋸末似的斑點，表情肅穆，有些令人痛心。我們兩個人都停下腳步。我出於一種可笑的心境從衣服口袋裡拿出我摸到的第一件東西，並說：“對不起，這是你掉的嗎？” “不是，”她說，並冷漠地笑了笑。她把那東西拿到眼前看了看，“不是，”她又說，一面把它還給我，然後繼續往前走。我站在那裡，手裡拿著一把鑰匙，好像我剛從人行道上撿起來似的。那是塞巴斯蒂安的公寓的碰簧鎖鑰匙，我感到一陣奇怪的心痛，我認識到，她剛才是用自己無辜的、沒有知覺的手指頭去觸摸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