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七章

古德曼先生的書《塞巴斯蒂安·奈特的悲劇》得到了報刊的好評。多家主要日報和周刊都發了長篇評論。有評論說這本書“給人印像很深，很有說服力”。也有評論讚揚作者有“深刻的洞察力”，能看清一個“本質上是現代的”人物。有的評論還引用了他書中的許多片斷，說明他能有效地使用簡明的話語。一位評論家甚至向古德曼先生脫帽致敬——讓我補充一句，古德曼先生已經把自己的帽子當成了胡說八道的話筒。簡而言之，人們本應敲古德曼先生的指關節教訓他的，卻拍著他的後背表揚了他 就我而言，如果《塞巴斯蒂安·奈特的悲劇》只不過是另一本糟糕的書，到第二年春天就注定要和同類的書一起被遺忘的話，我根本不會理睬它。我知道“忘川文庫”裡雖然收入了不計其數的書籍，可要是缺了古德曼先生的書就不夠完整，就太可惜了。可是這本書雖然寫得不好，還有別的意義。由於它的題材特點，它肯定會自動地變成炫耀另一個人長盛不衰美名的衛星。只要人們記得塞巴斯蒂安的名字，總會有博學的研究者勤快地爬上梯子，去尋找在書架上半睡半醒的《塞巴斯蒂安·奈特的悲劇》，這本書被排在戈弗雷·古德曼的《人類的墮落》和塞繆爾·古德里奇的《生平回憶錄》中間。所以，如果我繼續喋喋不休地談論這個題材，那完全是為了塞巴斯蒂安·奈特。

古德曼先生的方法和他的哲學一樣簡單。他的主要目標是說明，“可憐的奈特”是他所謂的“我們的時代”的產物和受害者——儘管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有些人那麼熱衷於和別人分享他們的精密計時器般的概念。對古德曼先生來說，“戰後的動盪”、“戰後一代人”是開啟每一道門的神奇詞彙。然而有一種“芝麻開門”似乎不如萬能鑰匙魔力大，這恐怕就是古德曼先生的那種。可是他認為一旦撞開門鎖就能找到東西，那是錯誤的。我並不是想說古德曼先生善於思考。他即使努力也思考不了。他的書只關注那些為了（在商業上）吸引平庸的讀者而展示的觀念。 在古德曼先生看來，“剛從劍橋大學那雕刻的蛹殼裡脫穎而出的”年輕的塞巴斯蒂安·奈特，是一個具有敏銳感受力的青年，生活在一個殘酷冰冷的世界裡。在這個世界，“種種外部現實如此粗野地侵入人最私密的夢幻之中”，因此年輕人的靈魂被逼入一種被圍攻的狀態，最後被徹底粉碎。 “那場戰爭，”古德曼先生毫不臉紅地說，“改變了世界的面貌。”接著，他興致勃勃地描述了一個年輕人在“職業生涯的多事之晨”所遇到的戰後生活的許多特殊層面：嚴重受騙的感覺、靈魂的疲憊和狂熱的肉體刺激（例如“狐步舞的愚蠢淫蕩姿勢”）、徒勞無功的感覺——及其後果：過多的自由。此外還有殘酷的行為、仍在空氣中瀰漫的血腥味、炫目的電影院、昏暗的海德公園裡輪廓模糊的一對對男女、標準化的榮耀、機器崇拜，以及美、愛情、榮譽、藝術等的墮落，等等。堪稱神奇的是，古德曼先生本人（據我所知，他是塞巴斯蒂安的同齡人）竟然設法度過了那些可怕的年月並倖存下來。

可是古德曼先生能忍受的事，他筆下的塞巴斯蒂安卻似乎不能忍受。作者給我們描繪了這樣一幅圖畫：一九二三年，塞巴斯蒂安結束短暫旅行從歐洲大陸回來之後，在他的倫敦公寓裡忐忑不安地從這間屋子踱到那間屋子。歐洲大陸“'賭博地獄'的庸俗誘惑力使他不可名狀地感到震驚”。是的，他“踱來踱去……突然抓太陽穴……表達不安的情緒……對這個世界表示憤慨……獨自一人……急著要做點什麼，可是太軟弱，太軟弱……”這些小圓點並不代表古德曼先生唱歌發出的顫音，而是代表我好心地省略掉的句子。 “不對，”古德曼先生接著寫道，“這不是一個適於藝術家生活的世界。你固然可以裝出勇敢的表情，極力表現出奈特作品中那種玩世不恭的態度（在他的早期作品中那種態度令人惱火，在他最後兩部作品中那種態度又使人痛苦）……你固然可以表現出鄙視和飽經世故的樣子，但荊棘還存在，那尖銳有毒的荊棘。”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這樣說，可是這根（完全神話般的）荊棘的存在似乎讓古德曼先生得到了很大的滿足。

如果我的話給人的印像是，上述《塞巴斯蒂安·奈特的悲劇》的第一章裡僅僅包括源源流出的黏稠的哲學糖漿，那我就有失公正了。第一章裡也有構成這本書主體的那種文字畫面和趣聞軼事（當古德曼先生寫到塞巴斯蒂安與他相識後的那個階段的生活時），作為點綴糖漿的岩皮餅。古德曼先生不是鮑斯威爾；但毫無疑問，他還是保存了一個筆記本，上面有他草草記錄的他雇主的話——其中有一些顯然是關於他雇主過去的生活。換句話說，我們必須想像塞巴斯蒂安在工作間歇中會說：你知道嗎，我親愛的古德曼，這讓我想起了我生活中的某一天，多年之前，當……故事就講起來了。在古德曼看來，有六七件這樣的事就足以填補他所謂的空白——塞巴斯蒂安在英格蘭度過的青年時代。

這些故事中的第一個（古德曼先生認為它特別典型，表現了“戰後大學本科生的生活”）描述塞巴斯蒂安領著一個從倫敦來的女友參觀劍橋大學。 “這是院長的窗戶，”他說，然後他拿一塊石頭砸破窗玻璃，並說，“這就是院長。”不用說，塞巴斯蒂安一直在和古德曼先生開玩笑：這個故事和劍橋大學的歷史一樣悠久。 讓我們來看第二個故事。塞巴斯蒂安去德國短期度假期間（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一天夜裡，他被街上傳來的尖叫聲惹惱了，於是開始向吵鬧的人扔東西，包括一個雞蛋。很快就有一個警察來敲他的門，把他扔下去的東西都帶來了，除了那個雞蛋以外。 這個故事來自杰羅姆·K·杰羅姆的一部舊作（或用古德曼先生的話來說是“戰前的”作品）。這又是開玩笑。

第三個故事：塞巴斯蒂安談到他的第一部（沒有發表便銷毀的）小說時解釋說，它講的是一個年輕的胖學生的故事，那學生旅行回到家時發現他的母親嫁給了他的叔叔；這位當耳科醫生的頻頻謀殺了他的父親。 古德曼先生竟沒看出這裡邊的笑料。 第四個故事：一九二二年夏天，塞巴斯蒂安工作過累，出現了幻視，他常看見一個光影般的鬼魂——一個身穿黑色長袍的修士從天上朝他快速飄來。 這個故事有點難懂：它是契訶夫寫的短篇小說。 第五個故事： 可是我想咱們還是打住吧，要不然古德曼先生就有變成蜈蚣的危險了。咱們還是讓他繼續當四足動物吧。我為他感到遺憾，但是沒有辦法。要是他沒有那麼認真地給那些“奇怪的事件和遐想”添枝加葉，發表評論，沒有做出那麼多的推論就好了！壞脾氣的、多變的、瘋狂的塞巴斯蒂安掙扎在一個粗俗的世界裡，那裡充滿世界主宰者、飛機駕駛者、卑微委瑣者、不可描述者……唔，唔，也許這裡面有點什麼意思。

我要像科學家那樣精確。我不喜歡僅僅因為在研究的某個時刻盲目地被毫無價值的拼湊東西激怒而受阻，得不到哪怕一丁點兒真理……誰在談論塞巴斯蒂安·奈特？是他以前的秘書。他們兩人是朋友嗎？不是——等一下我們會看到這一點的。一個脆弱的、熱切的塞巴斯蒂安與一個邪惡的、厭煩的世界，兩者形成的對照有真實性和可能性嗎？一點都沒有。兩者之間有沒有另一種鴻溝、缺口、裂縫呢？肯定有。 你只要讀一讀《丟失的財物》的前三十頁，就能明白古德曼先生（順便提一下，他從來不引用任何可能與他那充滿繆見的著作的主題相悖的材料）是如何無動於衷地誤解了塞巴斯蒂安深藏於內心的對於外部世界的態度。對於塞巴斯蒂安來說，“時間”從來都不是具體的一九一四、一九二〇或一九三六年，而總是“第一年”。在他看來，報紙的大標題、政治理論、流行的觀念不過是印在某種肥皂包裝紙或牙膏包裝紙上的喋喋不休的說明書（用三種語言寫成，至少兩種裡有錯誤）。肥皂或牙膏的泡沫很多，說明書也很令人信服——可是僅此而已。他完全可以理解那些敏感而聰明的思想家因為中國發生地震而睡不著覺；可是，以他的性格，他不能理解那些人想起許多年前（年數與距離中國的英里數一樣多）發生的類似天災時為什麼全然感覺不到同樣的反感和痛苦。對他來說，時間和空間都是測量同一種永恆未來的尺度，因此，如果有人認為他是以任何特殊的、“現代的”方式對古德曼先生所謂的“戰後歐洲的氛圍”做出反應，這種想法是荒謬絕倫的。塞巴斯蒂安來到這個世界，有時感到快樂，有時感到不自在，就像一個旅遊者可能因看到海上的景象而激動萬分，而幾乎同時又暈船。無論塞巴斯蒂安可能生在什麼時代，他都會既驚喜又難過，既高興又恐懼，就像一個看啞劇表演的小孩子不時想著明天不得不去看的牙科醫生。塞巴斯蒂安感到不自在，不是因為他在一個不道德的時代裡講究道德，也不是因為他在一個道德的時代裡不講究道德，更不是因為他的青春在一個充斥著過分迅速產生的一系列葬禮和焰火的世界上沒有充分自然迸發而產生壓抑感，而是因為他逐漸認識到自己內心的節奏比其他人的要豐富得多。就是在那時候，在他的劍橋大學階段行將結束的時候，也許再早一點，他就知道自己最細微的想法或感覺總是比鄰室學友的想法和感覺多出至少一個維度。如果他生性愛故弄玄虛的話，他很可能會炫耀這一點。可是他的本性並非如此，所以他只因為自己是玻璃當中的水晶、圓圈當中的球體而感到尷尬（但是與他最後安下心來從事文學創作時的經歷相比，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

塞巴斯蒂安在《丟失的財物》中寫道：“我是那麼羞澀，不知怎麼總是犯我最不想犯的錯誤。我極力去適應周圍的環境，與其保持顏色一致；在這災難性的努力中，我只能被比作一條患色盲症的變色龍。對我和對別人來說，我的羞澀本來更容易忍受，如果它是正常的、黏黏糊糊、疙疙瘩瘩的那種：很多年輕人都經歷過這個階段，而且誰都不會真正介意；可是在我身上，羞澀以一種病態的隱秘形式表現出來，這與青春期的痛苦沒有任何關係。酷刑房裡最陳腐的發明中，有一項是不讓犯人睡覺。大部分人度過一天時，大腦的這部分或那部分會處於昏昏欲睡的快樂狀態：一個正在吃牛排的飢餓的人只對自己的食物感興趣，而不會有興趣，比如說，去回憶一個他七年前做過的關於戴高禮帽的天使的夢。但我的情況是，我大腦裡所有的百葉窗、蓋子和門全天候同時打開。大多數人的腦子星期天都休息，而我的腦子卻連半天休假都得不到。這種全天清醒的狀態特別痛苦，而且它的直接後果也是痛苦的。我理所當然必須做的每一個普通動作都顯得那麼複雜，在我的腦中引起了那麼多的聯想，而且這些聯想是那麼微妙和費解，對於實際生活毫無用處，因此我要么放下手頭的事不做，要么因為神經緊張而把事情做得一塌糊塗。一天上午，我去見一家評論雜誌的編輯，我想他有可能刊登我在劍橋時寫的詩。我聽著他結結巴巴的說話聲，看著外面由房頂和煙囪構成的圖案中的多個斜角組合，它們由於窗玻璃的瑕疵而顯得有些扭曲，再聞到房間裡一股發霉的怪味（是玫瑰花在字紙簍裡腐爛的氣味嗎？），我的思想開了小差，去執行費時間的複雜任務去了，所以我沒有說出原來想說的話，而是突然對這個初次見面的人談起了我們兩人都認識的一個朋友的文學創作計劃；那個朋友曾叫我替他保密，可是等我想起來的時候已經太晚了……

“……我知道我的意識經常開小差，很危險，因此我害怕見人，害怕傷害他們的感情，害怕自己在他們眼裡會顯得可笑。但是這個如此折磨我的特性或者說缺點，在遭遇所謂'生活的實際方面'的挑戰時（雖然你我都知道，記賬和賣書在月光下都顯得那麼怪，那麼不真實），卻變成了一種產生極大快樂的手段，每當我向孤獨讓步的時候都是如此。我深深地愛著這個國家，它是我的家園（只要我的本性能夠承受“家園”的概念）；我有吉卜林那樣的心境，有魯珀特·布魯克那樣的心境，有豪斯曼那樣的心境。無論是哈羅德百貨公司附近一個盲人的狗還是一個街頭畫家的彩色粉筆，無論是去新福里斯特乘車遊覽時見到的棕色樹葉還是貧民區黑磚牆上掛著的一個錫製澡盆，無論是《笨拙》周刊上的一幅畫還是《哈姆雷特》中的一個華麗段落，所有這些都構成了一種明顯的和諧，在這和諧之中，我也佔有一席之地。對於我在倫敦度過的青年時代，我記得那些次無休止的、漫無目的的遊逛，記得一扇被陽光照耀得晃眼的窗戶突然刺穿藍色晨霧的情景，記得一根根黑色電線上雨珠流動的美麗景象。我似乎邁著縹緲的腳步越過一片片鬼影綽綽的草坪，穿過一個個充斥著夏威夷音樂刺耳音響的舞廳，經過一條條名字好聽但毫無生氣的小街，最後來到一個溫暖的山谷，那裡有一個與我的自我最相像的東西蜷縮在黑暗之中。”

可惜古德曼先生事先沒有閒空仔細閱讀這一段；即使他讀了，他是否能抓住其中的含義還值得懷疑。 古德曼先生很大方，給我寄來一本他的書。在附帶的信函裡，他用極其詼諧的口吻（以及讓人從字裡行間能體會出的和善的一眨眼）解釋道：如果我們那次訪談時他沒提這本書，那是因為他想讓這本書給我極度的驚喜。他的口氣、他的大笑、他的言辭浮誇的妙語——這一切都暗示：一個聲音粗啞的老世交出現了，並且給最小的孩子帶來了珍貴的禮物。可是古德曼先生不是一個好演員。他也根本不是真的認為我見到他寫的書會高興，不是真的認為我會因為他特意給我家的一個成員揚了名而高興。他一直都知道他的書是垃圾，他知道這本書從封皮、護封，到護封上的簡介都騙不了我，報刊上的任何評論和短評也都騙不了我。我不太清楚他當時為什麼認為不讓我知道這事更為明智。也許他以為我會調皮地坐下來以飛快的速度寫我的書，好趕上與他那本書同時出版。

可他並不只是給我寄來了書。他還按照承諾給我寫了細節說明。這裡不是討論那些事情的地方。我把那些材料交給了我的律師，他已經告訴了我他的結論。在這裡我只能說，塞巴斯蒂安在實際事務方面的真誠態度被人以最粗暴的方式利用了。古德曼先生從來就不是一個正規的文學代理人。他只是在書籍上下賭注。他當然不屬於那種智慧的、誠實的、努力工作的職業人士。這事我們就說到這裡；但是對於《塞巴斯蒂安·奈特的悲劇》，或者不如說是《古德曼先生的鬧劇》，我的話還沒說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