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六章

說這話的陌生人現在走近了——啊，有時我多麼渴望看到行雲流水般的長篇小說裡描述的那種輕而易舉的變化啊！我會多麼舒心啊，如果這說話聲音屬於某個快活的老教師，他的長耳垂上長著細絨毛，眼角上的皺紋代表智慧和幽默……一個信手拈來的人物，一個受歡迎的過路人，他也了解我的主人公，但了解的角度不同。 “現在，”他會說，“我要給你講一講塞巴斯蒂安·奈特大學生活的真實故事。”然後他就講了起來。可是，唉，這類事情並沒有發生。那個薄霧中的聲音在我心中最黯淡的通道裡清脆地震響。它不過是某種可能的真實情況的迴響，一種及時的提醒：不要過於相信你可以從“現在”口中了解“過去”。要小心那最誠實的中介人。要記住，別人給你講的故事實際上是由三部分組成的：講故事的人整理成型的部分、聽故事的人再整理成型的部分、故事中已死去的人對前兩種人所隱瞞的部分。 “誰在談論塞巴斯蒂安·奈特？”我意識裡的那個聲音又說。是誰在談論呢？是塞巴斯蒂安的朋友和他的同父異母弟弟，是一個遠離生活的文雅學者和一個正在遙遠國度訪問的困窘的遊客。那麼第三方在哪裡呢？他在聖達姆耶鎮的公墓里平靜地腐爛。他笑著活在他的五卷著作裡。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他無影無形，正在我肩膀後面窺視（儘管我敢說，他十分懷疑“死後永生”的老生常談，就是現在他也不相信自己有鬼魂）。

不管怎麼說，我得到了友誼所能產生的成果。我還了解到塞巴斯蒂安那個時期的短信中幾個隨便提到的事實，以及他的幾本書裡偶然提到的大學生活情況。然後我就回了倫敦，先前我已在那裡簡略地計劃了下一步的行動。 我與塞巴斯蒂安最後一次會面時，他無意中提到，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間他有時僱傭一個助手，類似秘書。像過去很多作家一樣，也像現在很少作家一樣（也許我們只是不知道那些沒能用明智的勸說方式來處理自己事務的人），塞巴斯蒂安在處理事務方面出奇地笨，常常束手無策，因此他一旦找到一個顧問（此人說不定是個騙子或傻瓜——或兩者兼備），就十分放心地把一切全交給他。如果我問塞巴斯蒂安，他是否能肯定那個替他處理事務的某某人不是個愛惹麻煩的老無賴，他會匆忙改變話題，因為他生怕發現了別人的惡意之後自己就不能偷懶了，就不得不親自乾事了。簡而言之，他認為有個最差的助手也比沒有助手強，他會讓自己和別人相信他很滿意自己的選擇。我說這些是想盡可能強調這樣一個事實：從法律觀點看，我的話沒有一句是誹謗，而且我馬上就要提到的人名並沒有出現在這一段裡。

我想從古德曼先生那裡得到的，與其說是對塞巴斯蒂安最後幾年情況的描述——這我還不需要（因為我想按階段逐步追溯塞巴斯蒂安的生活，而不是超前），不如說是幾條建議，希望他告訴我什麼人可能了解塞巴斯蒂安離開劍橋大學以後的情況，我應該去訪問誰。 於是，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我去艦隊街古德曼先生的辦公室訪問了他。在我描述這次會面的情況之前，請允許我說一點題外的話。 如前所述，我找到了塞巴斯蒂安的一些信件，其中有些是他與出版商之間的通信，商討某部小說的出版事宜。事情看起來是這樣的：塞巴斯蒂安的第一部作品《棱鏡的斜面》中有一個次要人物，是對一個塞巴斯蒂安認為必須批評的仍健在的作家的諷刺，極其滑稽，極其無情。那個出版商自然馬上就明白這個人物影射的是誰，他覺得很不自在，就勸塞巴斯蒂安把整段修改一下，塞巴斯蒂安直截了當地拒絕了，最後還說要到別處去印行這部書——後來他確實這樣做了。

“你似乎不明白，”塞巴斯蒂安在一封信中寫道，“究竟是什麼能讓我這樣一個含苞待放的作者（這是你的話——可是這個詞用錯了，因為你所謂的真正含苞待放的作者一輩子都含苞待放；而其他作者，比如我，則一下子就綻放了），你似乎不明白，讓我重複一遍（這並不意味著我為上面那個普魯斯特式的插入語道歉），你似乎不明白我為什麼要舉起一個像精美陶瓷似的憂鬱的當代作家（X確實讓我想起集市上的廉價瓷器，它們是那麼誘人，讓你欣喜若狂，最後會啪的一聲掉到地上碎掉），又讓他從我的散文體作品的高塔上跌進下面的陰溝裡。你告訴我這位作家備受尊敬；他的書在德國和在這裡幾乎同樣暢銷；他過去寫的一個短篇小說剛剛入選《現代傑作》；他與Y和Z一起被看做'戰後'一代作家的領軍人物；最後的（但並非最不重要的）一點，他作為評論家是個危險人物。你似乎暗示，我們大家都應該替他保守不可告人的成功秘訣，那就是，用三等艙的票坐二等艙旅行——或者說是，如果我剛才的比喻不夠清楚的話——迎合讀者群中最差的一類人的欣賞情趣——不是指那些酷愛偵探故事的人，上帝保佑他們純潔的靈魂吧——而是指那些被一點弗洛伊德學說或'意識流'或別的什麼思想以現代方式所震驚，而購買了充滿陳詞濫調的最糟糕的書的人們——而且他們不明白，也永遠不會明白，今天勇敢的玩世不恭者都是瑪麗·科里利的侄女和格倫迪太太的侄子。我們為什麼要保守那個可恥的秘密呢？這種共濟會式的約束，或者說三神論的約束，算個什麼東西？打倒這些假冒的神祇！後來你來告訴我說，如果我攻擊一個有影響、受尊敬的作家，我的'文學生涯'從一開始就要受阻，是沒有希望的。可是即使確實存在'文學生涯'這樣的事，而且我僅僅因為騎自己的馬走自己的路而不符合作家標準的話，我還是拒絕修改我的作品，一個字都不改。因為，請相信我，任何即將實施的懲罰都沒有那麼大的力量能讓我放棄對快樂的追求，特別是當這種快樂意味著真理的年輕堅實的懷抱之時更不能放棄追求。事實上，生活中沒有多少東西能與諷刺的快樂媲美，我常想像，那個虛偽的人讀到（他會讀到的）那一段並且像我們一樣知道那說的是事實的時候，他會有什麼樣的表情；每當我想到這裡，總是高興極了。讓我再說幾句，如果我不僅忠實地展現了X的內心世界（那不過像交通高峰時段的地鐵車站），還展現了他講話的技巧和姿態的話，那麼我敢說，無論是他本人還是其他讀者，都不會從那段讓你感到如此驚恐的文字中發現一絲庸俗的痕跡。所以就別讓這事再困擾你了。你還要記住，如果你真的因為我這本並無惡意的小書而'惹上麻煩'，我會承擔一切責任的，無論是道義責任還是商業責任。 ”

我引用這封信的目的（除了因為它自身的價值——表現塞巴斯蒂安那種快樂的大男孩般的情緒，這種情緒後來一直是他最陰鬱的故事裡劃破暴風雨昏暗的一道彩虹）是為了解決一個微妙的問題。一兩分鐘之後，有血有肉的古德曼先生就要出現了。讀者已經知道我多麼不贊成那位先生寫的書。然而在我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訪談的時候，我並不知道他的作品（權且把快速編纂的東西也稱為作品吧）。我是懷著毫無成見之心去找他的；不過現在我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很自然，這肯定會影響到我的描述。同時我又想不清楚，我怎麼才能既談我對古德曼先生的訪問，又不涉及古德曼先生的舉止（也不涉及），就像我審慎地談論塞巴斯蒂安的那位大學朋友那樣。我能就此打住嗎？當古德曼先生讀到這幾行文字的時候，他會不會因為理所當然的懊惱而突然臉色大變呢？我研究了塞巴斯蒂安的信，得出的結論是：塞巴斯蒂安·奈特可以允許自己對X先生做那樣的事，但不允許我對古德曼先生那樣做。塞巴斯蒂安的天才中有一種率真，而我卻不可能有；他能做得很巧妙的事，我卻只會表現得很粗魯。因此，我走進古德曼先生的書房時如履薄冰，必須小心翼翼地邁好每一步。

“請坐，”他說，一面客氣地招手，示意我坐到他書桌旁的單人皮沙發上。他衣冠楚楚，儘管絕對帶有一種城市人的情趣。他的臉上戴著黑面罩。 “你有什麼事嗎？”他仍然透過面罩上的眼洞窺視著我，手上仍拿著我的名片。 我突然意識到我的名字沒有傳達給他任何信息。塞巴斯蒂安早已改用了他母親的姓氏。 我回答：“我是塞巴斯蒂安的同父異母弟弟。”一陣短暫的沉默。 “讓我想一想，”古德曼先生說，“我是不是應該這樣理解，你指的是已故的塞巴斯蒂安·奈特，那位著名作家吧？” “對呀。”我說。 古德曼先生用食指和拇指摸著臉……我是說他摸著面罩底下的臉……若有所思地從上往下摸。 “對不起，”他說，“可是你能肯定沒弄錯嗎？”

“絕對沒有。”我回答，並用幾句話簡要地解釋了我與塞巴斯蒂安的關係。 “啊，是嗎？”古德曼先生說，他陷入了沉思，“真是的，真是的，我從來沒想過有這事。我當然清楚塞巴斯蒂安是在俄國出生長大的。可是不知為什麼我忽略了他的姓氏。是啊，現在我明白了……是啊，他的姓應該是俄國人的姓……他的母親……” 古德曼先生用好看的白皙手指頭敲著吸墨紙簿，然後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唉，事情已經做了，”他說，“我是說，現在想加上一個……已經太晚了，”他匆忙地接著說，“我很抱歉事先沒有調查這件事。這麼說你就是他的同父異母弟弟啦？哎呀，很高興見到你。” 我說：“首先，我想解決一個商務方面的問題。奈特先生的文件，至少是那些關於他的文學職業的文件，非常之亂，我又不太了解具體情況。我還沒去見他的出版商，可是我估計其中至少有一個出版社——出版《有趣的山》的那個——已經不存在了。我想，在進一步調查這件事之前，最好先和你談談。”

“的確是這樣，”古德曼先生說，“事實上，你可能不知道我對奈特的兩本書感興趣，一本是《有趣的山》，另一本是《丟失的財物》。在目前情況下，我最好是告訴你一些細節，我可以寫在信裡，明天早上派人給你送去，連同我和奈特先生的合同副本。或者我應該稱呼他……”，古德曼先生在面罩下笑著，並試著念我們那發著簡單的俄語姓氏。 “我還有一件事，”我接著說，“我決定寫一本關於他的生活和工作的書，急需一些信息。也許，你能不能……” 在我看來，古德曼先生似乎變得僵硬了。然後他咳嗽了一兩聲，甚至從他那顯得很有特色的書桌上的一個小盒子裡選出一塊黑醋栗潤喉止咳糖。 “我親愛的先生，”他說著突然連人帶座轉了方向，還甩著拴在帶子上的眼鏡，“咱們開誠佈公地談談吧。我肯定比任何人都了解可憐的塞巴斯蒂安，可是……哎，你開始寫那本書了嗎？”

“沒有，”我說。 “那你就別寫了。你必須原諒我說話這麼直截了當。這是老習慣了——也許是壞習慣。你不介意吧？唔，我的意思是……我該怎麼說呢？……你明白嗎，塞巴斯蒂安·奈特不是一個可以稱作偉大作家的人……啊，是啊，我知道——一個優秀的藝術家，等等——可是對一般公眾沒有吸引力。我不想說你不能寫關於他的書。可以寫。但是應該從一個特殊的視角寫，讓題材有吸引力。否則的話，作品肯定會流於平庸，因為，你要明白，我確實認為塞巴斯蒂安的名氣不夠大，不能給你想寫的這種書提供有力的支持。” 我被他脫口說出的這一連串話嚇了一跳，我沒有說話。古德曼先生接著說： “我相信我這樣直截了當沒有冒犯你。我和你的同父異母哥哥是那麼好的哥們儿，你會理解我對這事的感受。我親愛的先生，你最好是別寫，最好是別寫。把它留給哪個專業作家去寫吧，留給一個了解圖書市場的專業作家——他會告訴你，任何人想完成對塞巴斯蒂安的生活和工作的詳盡研究（如你所說的），都是在浪費自己和讀者的時間。哎，就連某某人寫的關於已故的……［他說了一個名人的名字］的那本書，包括那麼多照片和復制資料，還賣不出去呢。”

我謝謝古德曼先生給我提出的勸告，並伸出手去拿帽子。我感到事實證明他是個一事無成的人，我跟踪了虛假的線索。不知為什麼，我並沒有讓他詳細講述他和塞巴斯蒂安是“那麼好的哥們儿”時的情況。我現在想，如果我當時請求他講講他給塞巴斯蒂安當秘書的事，不知他會如何回答。他很有禮貌地和我握了握手，然後把黑面罩交給我，我把麵罩放進了口袋，因為我想在別的場合它可能會派上用場。古德曼先生送我到最近的一個玻璃門，我們就在那里分手。我正要下樓的時候，一個看起來精力很充沛的姑娘從後面跑了過來，我先前就注意到她在一間屋子裡不緊不慢地打字。她叫我停一下（真奇怪，塞巴斯蒂安那個劍橋大學的朋友也是這樣叫我回去的）。 她說：“我叫海倫·普拉特。你們剛才的談話我聽見了一些，聽見了我能聽得下去的部分，我有一件小事想問你。克萊爾·畢曉普是我的一個好朋友。她想弄清楚一些情況。最近幾天我能和你談談嗎？”

我肯定地說：可以。於是我們約定了時間。 “我和奈特先生很熟，”她又說，一面用明亮的圓眼睛看著我。 “啊，是嗎？”我回答，真不知道還有什麼可說的。 “是啊，”她接著說，“他是個讓人驚奇的人物，我不妨告訴你，我討厭古德曼寫的關於他的書。” “你是什麼意思？”我問，“哪本書呀？” “啊，他剛寫完的那本。上星期我一直和他一起看校樣。哎呀，我得走啦。太謝謝你啦。” 她一溜煙跑了，而我則慢騰騰地走下樓梯。古德曼先生那又大又軟的粉紅臉龐活像母牛的乳房，現在還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