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五章
塞巴斯蒂安·奈特上大學的那幾年並不快樂。肯定地說，他很喜歡自己在劍橋大學發現的很多東西——事實上他見到這個夢寐以求的國家，聞到它的氣息，觸摸到它的脈搏，起初是非常激動的。一輛真正的雙輪雙座馬車從火車站拉著他去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這輛馬車先前似乎特意在那裡等著他，拼命堅持著不肯消亡，直等到那個時刻；過後它才快樂地消逝，與不再時興時的連鬢鬍子和不再使用的大銅分幣為伍去了。街上的融雪濕漉漉的，在薄霧般朦朧的黑暗中閃亮；它讓旅人期待一杯濃茶和一爐旺火，因此融雪與濃茶旺火形成了對照，構成了一種和諧，不知怎的它對這種和諧已心領神會。幾個鐘樓大鐘發出清脆的聲音，一會兒響徹小城上空，一會兒又此起彼伏迴盪在遠方，鐘聲以一種奇特的、非常熟悉的方式與報販的高調叫賣聲混合在一起。他走進“大庭院”莊嚴的幽暗之中，看見許多穿長袍的人影在霧中穿行，看見走在他前面的搬運工的禮帽上下扇動，此時他覺得自己不知為什麼體察出了每一種感覺，他聞到了潮濕的草皮發出的有益健康的難聞氣味，聽到了腳踏石板時響起的古老渾厚的聲音，抬頭看見了深色牆壁的模糊輪廓——他感受到了一切。這種興高采烈的特殊感覺大概延續了很長時間，但是也有一種東西摻雜在裡面，後來甚至成了主宰。塞巴斯蒂安大概是懷著一種無奈的驚詫（因為他先前對英格蘭期望過高）下意識地認識到，無論這新環境如何以聰明的、令人愉快的方式來支持他的舊夢，他本人，或者說他身上最寶貴的部分，仍會像以往那樣感到孤獨無望。塞巴斯蒂安生活的基調是獨處，命運越是仁慈地用令人讚嘆的手段仿造出他想要的事物，力圖讓他感覺舒適自在，他就越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能適應這種情勢——不能適應任何一種情勢。他終於徹底明白了這一點，並開始嚴格地培養自我意識，彷彿自我意識一直是某種罕見的天才或激情；只是在這時候，塞巴斯蒂安才從自我意識的巨大增長中得到了滿足，他不必再為自己不善交際的尷尬性格而擔心——但那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顯然，他起初很緊張，害怕自己做了不應該做的事，或者更糟糕，害怕自己在做應該做的事時方法笨拙。有人告訴他，應該把學術帽的四個硬角折斷，或乾脆撕掉，只留下柔軟的黑布。他剛這樣做了就發現自己陷入了最糟糕的“本科生”的庸俗境地，並發現最完美的情趣是：對自己戴著的學術帽和穿著的長袍採取毫不在意的態度，讓它們顯得無足輕重，否則它們就敢對你施加影響。人家還告訴他，無論天氣怎樣都忌諱使用大檐帽和雨傘，因此塞巴斯蒂安虔誠地讓雨水淋濕自己，並患上感冒，直到有一天他認識了一個叫D·W·戈吉特的人才不這麼做了。戈吉特是個快樂、輕率、懶惰、隨和的人，以愛吵鬧、穿戴雅緻和說話風趣著稱，他冷靜地戴著寬邊帽拿著雨傘到處轉。十五年後我訪問劍橋大學時，塞巴斯蒂安在三一學院時最好的朋友（現在是著名學者）告訴了我這些事，我說：大家好像都帶著——“對呀，”他說，“戈吉特的雨傘已經繁育了後代。”
“請告訴我，”我說，“球類運動怎麼樣？塞巴斯蒂安擅長打球嗎？”
我的信息提供人笑了。
他回答：“很遺憾，我和塞巴斯蒂安都不大喜歡那類運動，我們只是打一點網球，不太激烈，是在濕軟的綠草場上打，最差的地塊上還長著一兩朵雛菊呢。我記得他的網球拍是價格非常貴的那種，他的法蘭絨球衣很合身——他看上去總是很整齊，很帥氣；可是他發球卻像女人那樣輕輕地拍，而且他滿場子跑但一個球都打不著。我比他也好不了多少，所以我們兩人打球其實主要是把潮濕的綠球拾回來，或者是扔回給旁邊場地上的球員——這些都是在連綿細雨裡做的。是啊，他在球類方面絕對差。”
“他覺得沮喪嗎？”
“在某種程度上是的。事實上，第一個學期他總為自己在這些方面不行而感到自卑，整個學期都沒過好。可憐的塞巴斯蒂安第一次遇見戈吉特——那是在我的房間裡——就大談網球，最後戈吉特問他網球是不是用棒子打的。這倒讓塞巴斯蒂安鬆了一口氣，因為他認為戈吉特（他一開始就喜歡他）也不大會打球。”
“戈吉特不會嗎？”
“哎呀，他可是橄欖球隊的藍色榮譽隊員，可是，他也許不大喜歡草地網球。不管怎麼說，塞巴斯蒂安很快擺脫了打球情結。總的來說——”
我們坐在燈光暗淡、有橡木護牆板的房間裡，沙發很矮，我們能輕易地拿到那些謙恭地立在地毯上的茶具；塞巴斯蒂安的幽靈似乎在我們周圍盤旋，閃爍的火光映在壁爐的黃銅圓球上。這位信息提供人對塞巴斯蒂安了解得那麼深，因此我認為他說得很對，塞巴斯蒂安有自卑感是因為他總要表現得比英國人還像英國人，雖然從未成功，但仍不斷努力，直到最後才認識到，讓他誤入歧途的不是這些外部的東西，也不是使用時髦俚語的言談習慣，而是這樣一個事實：他總要成為別的人，努力像別的人那樣行事，而他的天性卻注定他要孤獨地固守自我。
儘管如此，塞巴斯蒂安還是盡了最大的努力做一個合格的本科生。冬天的早晨，他穿著棕色晨衣和輕便舊帆布鞋，拿著肥皂盒和盥洗用品袋，悠閒地走到拐角處的“洗浴室”去。他在餐廳裡吃早飯，那裡的稀飯就像“大庭院”上方的天空那樣灰白單調，橘子醬的顏色跟“大庭院”牆上蔓生植物的顏色一模一樣。他騎上他的“手推自行車”（信息提供人是這樣叫的），把長袍往肩上一撩，蹬著車去這個教室或那個教室。他在“皮特樓”吃午飯（據我所知，那是個類似俱樂部的地方，牆上大概掛著與馬有關的照片，年紀很老的侍者們總是給客人說同一個謎語：濃湯還是清湯？）。他常常玩牆手球（不管那是什麼），或者另一種乏味的遊戲，然後和兩三個朋友一起喝茶；他們吃著小圓烤餅，抽著煙斗，談著話，每個人都小心翼翼地避開別人沒說過的話題，因此談得很不順利。正餐之前可能還有一兩節課，然後又去餐廳。那是一個非常優雅的地方，我的信息提供人帶我去看了一下。當時有服務員在裡面掃地，那掃帚好像就要撓著亨利八世那又白又胖的腿肚子了。
“塞巴斯蒂安坐在哪裡？”
“在那頭，靠著牆。”
“可是怎麼到那兒去呢？這些桌子好像有幾英里長。”
“他總是先登上外側的長椅，從桌子上走到另一邊。雖然有時會踩著盤子，可這是常用的方法。”
塞巴斯蒂安吃過正餐之後，通常要回自己的房間，或者和幾個不愛說話的伙伴一起去市場裡的小電影院，那裡會上演美國西部片，或者演查理·卓別林兩腿僵直快步離開大個子壞人並在街角滑倒。
塞巴斯蒂安這樣過了三四個學期之後，突然發生了令人驚奇的變化。他不再去享受那些他認為應該享受的東西，而是不動聲色地轉向了他真正關注的事情。從表面看，這一變化的結果是，他逐漸脫離了學院生活的節奏。他不見任何人，除了我的信息提供人以外。這位朋友大概是塞巴斯蒂安一生中唯一能與之坦誠相見、自然交往的人——這是一種美好的友誼，我很理解塞巴斯蒂安，因為這位安靜的學者給了我很好的印象，他是我想像中最優秀、最和善的人。他們兩人對英國文學都很感興趣，而且這位朋友那時已在計劃他的第一部作品《文學想像的法則》了。兩三年之後，他因這部作品獲得了蒙哥馬利獎。
“我必須承認，”塞巴斯蒂安的這位朋友說，一面撫摸著一隻皮毛柔軟、眼睛灰綠色的藍貓，那貓不知是從哪裡來的，現在舒服地躺在他的大腿上，“我必須承認，在我們友誼的那個特殊階段裡，塞巴斯蒂安讓我痛苦。我在教室裡見不到他，就會去他的房間，發現他還沒起床，像一個熟睡的孩子蜷縮在床上，可他是在鬱悶地抽煙，他那皺巴巴的枕頭上全是煙灰，垂到地板的床單上全是墨水點。我歡快地和他打招呼，他只是哼一聲，甚至不屑於變換一下躺的位置；我在他周圍轉了轉，確定他沒有病，就去吃午飯了。等我再回去看他時，我驚奇地發現他側身朝著另一邊躺著，還用一隻拖鞋當煙灰缸。我提議給他弄點吃的來，因為他的食櫥總是空的。我很快給他拿來一把香蕉，他就像猴子一樣歡呼起來，馬上說出一連串關於人生、死亡和上帝的晦澀惡語，以此來惹我生氣；他特別喜歡說這樣的話，因為他知道我會因此而惱火——儘管我從來不相信他真是那樣想的。
“大約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他終於穿上晨衣，趿拉著鞋走進起居室，蜷縮在壁爐前撓頭皮，我會厭惡地離開他。第二天我坐在租住的房子里工作時，會突然聽見嗵嗵嗵踩踏樓梯的聲音，塞巴斯蒂安會蹦著跳著進屋來，非常乾淨，神清氣爽，激動無比，手裡拿著剛寫完的詩稿。”
我相信，所有這些都很符合塞巴斯蒂安這類人的特點，而有一個小細節讓我特別覺得惋惜。看來塞巴斯蒂安的英語雖然很流利，很地道，但絕對是外國人說的英語。遇上以字母“r”開頭的詞，他發的［r］音成了刺耳的打嘟嚕聲；他還常犯一些奇怪的錯誤，例如：“我抓住了感冒”，又如：“那傢伙是有同情心的”——其實他的意思無非是：他是個不錯的小伙子。塞巴斯蒂安讀“interesting”或“laboratory”這樣的詞時常讀錯重音。他念錯“Socrates”或“Desdemona”這樣的人名。雖然經人糾正後他絕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但他確實因為自己對某些字的讀音沒把握而感到非常沮喪；當他偶然念錯了字，以至於說的話讓理解力差的人聽不懂時，他的臉會漲得通紅。在那些日子裡，他寫英語的能力比說英語的能力好得多，但是他寫的詩裡仍然有些不大明顯的非英語成分。這些詩我沒有一首能讀懂。的確，他的這位朋友認為也許有一兩首……
塞巴斯蒂安的朋友把小貓放到地上，然後開始在一個抽屜裡翻找文件，找了一會兒，什麼也沒拿出來。 “也許在我姐姐家的哪個箱子裡吧，”他含混地說，“可是我甚至不能肯定……像那樣的小東西最容易被忘掉，再說啦，我知道塞巴斯蒂安會因為它們找不到而拍手稱快的。”
“順便問一句，”我說，“從氣象學的角度講，你所講的過去那個時候好像氣候很潮濕，讓人憂傷——事實上就像今天的天氣一樣（那是個陰冷的二月天）。告訴我，難道這裡就沒有暖和晴朗的時候嗎？塞巴斯蒂安本人不是在哪本書裡提到過一條美麗的小河沿岸那些'像粉紅色蠟燭架一樣的高大栗子樹'嗎？”
對啊，我說得對，劍橋幾乎每年都有春天和夏天（那神秘的'幾乎'兩字特別讓人高興）。是啊，塞巴斯蒂安很喜歡懶洋洋地躺在一艘方頭平底船上，在劍河裡漂蕩。可是他最喜歡的活動還是在黃昏時分沿著一條小路繞著草地騎自行車。在草地上，他會坐在一個柵欄上，看著一縷縷淺紅鮭魚色的雲彩在灰白的晚空中變成單調的黃銅色，同時進行思考。思考什麼呢？他是在想那個仍然把柔軟的頭髮編成辮子的倫敦東區姑娘嗎？他有一次曾跟著她穿過公地，冒昧地接近她，親吻了她，以後再沒見過她。他是在想某一塊雲朵的形狀嗎？他是在想黝黑的俄國樅樹林後面的朦朧落日嗎（啊，我要是能了解他回想起的這類事，花多大的代價都願意！）？他是在思考草葉和星星的內涵嗎？是在思考“沉默”這種鮮為人知的語言嗎？是在思考一顆露珠的巨大影響力嗎？是在思考上萬億鵝卵石當中的一塊鵝卵石那令人心碎的美嗎？所有的鵝卵石都有含意，可究竟是什麼含意呢？他是在思考“你是誰”這個古老而又古老的問題嗎？這問題是針對在朦朧暮色中奇怪地躲閃的自我而提出的，是對從來沒有人真正領你進入的上帝的世界提出的。也許我們可以假設：塞巴斯蒂安坐在柵欄上的時候，心中翻騰著許多話語和幻象，不完整的幻象和不充分的話語；可是他已經知道，這種情況，也只有這種情況才是他生活的現實，而且自己的使命存在於他將要適時穿越的那個鬼影縈繞的戰場之外。我們這樣假設會更接近真實情況。
“我喜歡他的書嗎？啊，太喜歡了。他離開劍橋以後，我沒見過他幾次，他從來沒有給我寄過他的著作。你知道，作家們是很健忘的。可是有一天我在圖書館裡借到了三本他的書，用了三個晚上的時間讀完了。我一向相信他會寫出優秀的作品，可是從來沒想到他的作品會那麼優秀。他在這兒的最後一年裡——我不知道這隻貓怎麼啦，好像突然不認牛奶了。”
在劍橋大學的最後一年裡，塞巴斯蒂安學習非常勤奮；他的主課——英國文學——範圍很廣，也很複雜；可是在這期間他常常突然去倫敦，一般情況下沒有得到校方允許。我聽說，他的導師、已故的杰弗遜先生是個缺乏情趣的老紳士，但是個優秀的語言學家，他一直認為塞巴斯蒂安是俄國人。換句話說，他讓塞巴斯蒂安惱怒到了極點，因為他對塞巴斯蒂安說了他會的所有俄語單詞——那是多年前他去莫斯科旅行時一路上收集到的，足有一大口袋之多——並讓塞巴斯蒂安再教他一些。有一天塞巴斯蒂安終於脫口說出這是個誤會——他實際上不是出生在俄國，而是在索非亞。一聽這話，那位興高采烈的老人馬上說起了保加利亞語。塞巴斯蒂安尷尬地說老人講的不是他會的方言；當老人要求他舉個例子時，他情急之下胡編了一個習慣用語，這可讓老語言學家犯了難，最後老人突然明白，塞巴斯蒂安——
“唉，我想你已經把我榨乾了，”我的信息提供人微笑著說，“我回憶起來的事越來越膚淺，越來越沒意思——而且我覺得不值得花時間補充說：塞巴斯蒂安考了第一，我們一起去照了一張神采飛揚的照片——哪天我找出來給你寄去，如果你喜歡的話。你現在真得走嗎？你不想去'後園'看看嗎？跟我去看看番紅花吧，塞巴斯蒂安把它們叫做'詩人的蘑菇'，如果你能明白他的意思的話。”
可是雨下得太大了。我們在門廊下站了一兩分鐘，然後我說，我還是走吧。
我已經踏上滿是水窪的小路，小心翼翼地擇路而行。 “哎，你聽著，”塞巴斯蒂安的朋友在我身後喊道，“我忘記告訴你了。那天院長告訴我有人給他寫信，問他塞巴斯蒂安是否真是三一學院的學生。哎呀，那個傢伙叫什麼名字來著？啊，糟糕……我的記憶力已經縮了水。不過我們剛才確實把它好好清洗了一遍，對不對？不管怎麼說，我估計那個人正在蒐集資料，要寫一本關於塞巴斯蒂安·奈特的書。真有意思，你好像沒有——”
“塞巴斯蒂安·奈特？”薄霧中一個聲音突然說，“誰在談論塞巴斯蒂安·奈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