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每次青樓覓宿之後，我就感到非常噁心。我很後悔，於是我就趕走這後悔：太讓人噁心了。但是慢慢慢慢地我也就對此習慣了。我對一切都會習慣起來，就是說，也談不上習慣，而是有點自覺自願地甘心同流合污。但是我有個解脫一切的辦法，那就是（當然是在幻想中）遁入“一切美與崇高”之中。我龜縮進我那角落裡想入非非，連續三個月不停地幻想，請諸位相信，在這樣的時刻我就不像個心慌意亂、小肚雞腸、給自己的大衣領縫上德國栽絨的先生了。我突然變成了英雄。即使那位人高馬大的中尉想來拜訪我，我也不接見。當時我甚至想像不出他的模樣。當時我到底幻想了什麼，我怎麼會因此而感到滿足——這事現在就很難說清了，但當時我卻對此心滿意足。不過，即使現在，我也會對此感到某種程度的滿足。在青樓夜宿之後，我的幻想就變得尤為甜蜜和強烈，它與懺悔和眼淚，詛咒和狂喜一起來到我的心頭。常有這樣的時刻，我簡直興高采烈到極點，幸福極了，真的，甚至在我心中都感覺不出絲毫的嘲笑。有信，有望，有愛。正是這樣，當時我盲目地相信，一定會出現某種奇蹟，一定會出現某種外來的情況，使這一切豁然開朗；會突然出現某種相應活動的廣闊天地，而這活動是有益的、美好的，而主要是完全現成的（究竟怎樣——我也說不清，但主要應當是完全現成的），於是我突然下凡，降臨人間，就差沒有騎白馬和戴桂冠了。次要的角色我是不屑做的，正由於此我在現實中才甘當最末，而且處之泰然。要么做英雄，要么做狗熊，中庸之道是沒有的。正是這點害了我，因為在當狗熊的時候我還可以聊以自慰，在其他時候我當過英雄，而英雄則可以用自己的身影擋住狗熊：據說，普通人變成狗熊是可恥的，而英雄因為太高大了，不可能完全變成狗熊，因此有時候變成狗熊也無所謂。有意思的是“一切美與崇高”向我湧來的時候，有時也正是我夜宿青樓的時候，也正是我處在社會最底層的時候，它們就像零零星星的閃光一樣不時出現，似乎在提醒人們它們的存在，然而它們並不是用自己的出現來掃蕩這嫖娼與賣淫；相反卻以二者的反差來使這嫖娼與賣淫顯得更加有滋有味，而且出現得不多不少，恰到好處，形成一種好的調味汁。這調味汁是由矛盾、痛苦和痛苦的內心分析調製出來的。所有這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痛苦也就賦予我的尋花問柳以一種辛辣的味道，甚至意義——一句話，它們完全起到了好的調味的作用。這一切甚至不無某種深度。再說不這樣我能同意去幹這種簡單的、下流的、直截了當的、引車賣漿之流才去幹的宿妓嫖娼嗎！我能把屎盆子往自己頭上扣嗎！再說在這種烏七八糟的事情中有什麼能夠吸引我，使我夜半外出呢？不，您哪，我對這一切自有高尚的解脫法……
然而，在我的所有這些幻想中，在這些“躲進一切美與崇高以求解脫”中，我傾注了多少愛。主啊，我傾注了多少愛啊：雖然這是一種幻想的愛，雖然這愛從來沒有實際運用於任何一件與人有關事情上，但是這愛還是很多很多，以至後來，在付諸行動的時候，倒覺得沒有應用它的必要了：這簡直成了多餘的奢侈。然而，到頭來，這一切又總是極其順利地轉變成藝術（懶洋洋地而又令人陶醉地轉變成了藝術），即轉變成存在的美的形式，而這些形式是完全現成的，是硬從詩人和小說家那裡偷來的，並利用它們來為一切公用事業和要求服務。比如說，我戰勝了所有的人；不用說，大家在被粉碎後才無奈的、自覺自願地承認我的所有優良品德，而我則寬恕了他們大家。我成了著名的詩人和宮廷高級侍從，我戀愛了；我擁有數不清的財富，並立刻把這些財富捐獻給人類，又立即向我國人民懺悔自己受過的恥辱，當然，這不是一般的恥辱，而是在自身中包含有許許多多“美與崇高”，許許多多曼弗雷德精神。大家都在哭泣和親吻我（要不然，他們怎麼是笨蛋呢），而我則光著腳、餓著肚子去宣傳新思想，並在奧斯特里茨大敗頑固派。接著是高奏凱歌，頒布大赦令，羅馬教皇同意離開羅馬去巴西；接著在科摩湖畔的鮑爾格斯別墅為全意大利人舉行舞會，因為科摩湖為了舉行這次盛會特意搬到了羅馬；接著是樹叢中插曲，等等——你們好像不知道似的？你們一定會說，我自己也承認，經過那麼多的陶醉和眼淚之後，現在又把這一切拿到市場上兜售，豈不卑鄙和下流。為什麼卑鄙呢，您哪？難道你們以為我對這一切感到羞恥嗎，你們以為這一切肯定就比你們生活中的隨便什麼事情更愚蠢嗎，諸位？再說，請你們相信，我的有些主意還是想得很不錯的……並不是所有的事都發生在科摩湖呀。不過，你們說得也對：的確既卑鄙又下流。可是最下流的還是我現在居然在你們面前為自己辯護。而更下流的則是我現在還敢這麼說。不過，夠啦，要不然就永遠沒完啦：反正一個比一個更卑鄙……
在長達三個多月的時間中，我怎麼也無法連續進行幻想，我開始感到一種遏制不住的需要，急切地想投身社會。急切地投身社會也就是我想去拜訪我的股長安東·安東內奇·謝托奇金。他是我畢生惟一與之常來常往的人，對這個情況現在我自己也覺得奇怪。但是也只有在我心情特別好，我的幻想達到了這樣幸福的境界，以至於我一定想而且立刻就想與人們擁抱，與全人類擁抱的時候；而為了做到這點，就必須至少擁有一個人，一個真實存在的人——除非在這時候，我才能去看他。但是要去看安東·安東內奇必須在星期二（他規定的日子）去，因此，必須永遠把同全人類擁抱的需求趕在星期二之前使之達到高潮。這位安東·安東內奇住在五角地，住在四層樓上，有四個小房間，房間矮矮的，而且一個比一個小，一副十分經濟拮据和十分寒酸的樣子。他有兩個女兒和她們的一位姑媽，她負責給大家斟茶。兩個女兒——一個十三歲，一個十四歲，兩人都是翹鼻子，在她們面前我感到非常尷尬，因為她倆老竊竊私語和嘿嘿嘿笑。主人通常坐在書房裡的一張皮沙發上。沙發前擺著一張小桌，跟一位白髮蒼蒼的客人坐在一起，這人或是本部門的一名官員，或者甚至是外單位的一個什麼人。除了兩三位客人，而且總是同樣的一些人以外，我從來沒有見過其他人。他們在談論消費稅，談論樞密院的拍賣會，談論薪俸，談論職務升遷，談論司長大人，談論取悅上峰的手段，等等，等等。我耐著性子，像個傻瓜似的坐在這些人身旁，而且一坐就是三四個鐘頭，聽他們說話，至於我自己，既不敢也不會與他們交談，連一句話也插不上。我坐在那裡發呆，每次都要出好幾回汗，我處於一種麻痺狀態，但是這很好而且很有益。回到家後，在若干時間內，我就不再想與全人類擁抱了。
話又說回來，我似乎還有個朋友，他叫西蒙諾夫，是我的中學同學。我的中學同學在彼得堡大概很多，但是我從來不同他們來往，甚至在街上見到也不打招呼。說不定，我之所以要調到另一個部門去工作，為的就是不跟他們在一起，為了與我整個可憎的童年從此一刀兩斷。我詛咒這中學，詛咒這可怕的艱難歲月！總之，我一出學校就立刻與同學們分道揚鑣。只有兩三個人，我見了面還打聲招呼。其中包括西蒙諾夫，他在我們學校毫無出色之處，為人穩重而又文靜，但是我卻很欣賞他的性格的某種獨立性，甚至是正直無欺。我甚至不認為他的腦子很笨。曾經跟他相當要好，但為時不長，不知怎麼突然罩上了一層迷霧。他明顯為這些回憶感到苦惱，似乎一直在擔心我會回到從前對他的態度。我疑心他十分討厭我，但我還是常常去看他，因為我還拿不准他是否真的討厭我。
於是有一回，星期四，我受不了孤獨，同時也知道，星期四安東·安東內奇家的門是關著的，因此就想起了西蒙諾夫。我爬上四樓找他的時候，正是想到這位先生討厭我，我不應該去找他。但是因為事情到頭來常常是這樣：儘管考慮到了這些，可是好像跟我存心作對似的，偏偏變本加厲地促使我鑽進這種曖昧境地，於是我就推門進去了。我在此以前最後一次見到西蒙諾夫幾乎已經過去了一年。